不是对标西方——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学

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是主场区域国别学

近年来，所谓区域国别学乃“大国之学”的说法较流行，但易造成中国要成西方列强的误解。其实，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不是对标西方，而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主导的主场区域国别学、互联互通学（“一带一路”学）、人类命运共同体学。

先说主场区域国别学。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有别于西方区域国别研究潜藏的基督教思维、殖民主义心态、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使命，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的主场区域国别研究，超越了主客体思维、二元对立世界观以及中心—边缘体系，服务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开创的主场全球化。主场区域国别研究的区域观是整体世界观下普遍联系的区域，是自在的国别，而非分割的、异化的区域国别。通过主场区域国别研究，打造互联互通的全球伙伴网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区域国别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

再说互联互通学（“一带一路”学）。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跟西方类似倡议最大的不同，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世界共同现代化，也就是在主场现代化基础上立己达人，推动主场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主场区域国别研究”。不同于西方将区域国别作为客体的西方中心论研究范式，“主场区域国别研究”是尊重区域国别的主体性，超越主客体、超越二元对立世界观、超越中心—边缘体系，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世界观基础上的区域国别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升级为国家一级学科，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区域国别学。这也是构建自主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的必然逻辑。

最后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正如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我体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活的灵魂。要以整体观、系统论、主客体互动论来看待区域国别研究，而不是简单地要更加精细地研究区域国别。

真正世界历史视域下的区域国别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就是真正的世界历史观的时代表达，既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又倡导整体史观、大历史观和共同体史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的区域国别研究，要实现三合一：

术与道的合一：区域国别研究既要综合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学科的术，更应树立天下大同的人间正道，不能沉迷于分的逻辑和先进性的执着，造成研究的异化。

局部与整体的合一：区域国别研究既要用显微镜观察局部，又要用望远镜观测整体。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治理与自在的合一：西方中心论的区域国别研究总抱着治理对方的意图，高高在上、自以为是，不自觉流露出基督教思维与种族主义色彩。主场区域国别研究倡导治理与自在的合一。治理的前提是在尊重国情和主权、区域特色的情形下共商共治，牢记“为谁治理”的根本；自在是以彰显区域国别的自主性为前提，不干涉内政，而秉承命运与共观念，构建区域与国别的命运共同体。

区域国别学的价值旨归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倡导古今中外东西南北之集，以世界历史地理学、世界历史政治学、人类风俗学、世界政治学，构建自主的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真正的世界历史来临，真正的区域国别研究要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观、非二元对立方法论：去殖民化+去霸权（中心）化，以及主场区域，研究独立自主国家，互联互通体系。区域与国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分众化表达。

话语本身就是一种革命，就像“三个世界”理论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在极大助力中国外交强国建设。区域国别学的价值旨归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以巴尔干地区研究为例。把巴尔干地区简单地当成一个欧洲地区，把中国—巴尔干关系当作中欧关系的一个分支，中国—中东合作往往陷入了叙事困境——欧盟要中国像支持一个中国原则一样支持一个欧洲原则。我们必须要超越这种趋势，回到我们的主体性叙事，尊重巴尔干的主体性。但更重要的是要体现中国的主体性，超越原来的中欧关系、中西关系的研究和区域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国—巴尔干关系和巴尔干研究有别于传统国际关系范式，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具有人类情怀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区域国别学就是要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大学问。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梓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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