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在若干关键战略判断节点上的前瞻性供给仍显不足 战略预见力与中国高端智库建设

截至2023年12月，中国智库索引（CTTI）的来源智库数量已达988家，覆盖40个研究领域。然而数量的增长并未自动转化为预见能力的提升。在地缘政治格局加速重塑、科技创新与治理变革深度交织的当下，中国智库在若干关键战略判断节点上的前瞻性供给仍显不足。这一反差指向的是智库建设的深层逻辑问题，即哪些因素制约了中国高端智库将知识积累转化为战略洞察的能力。

战略预见力与政策咨询的本质差异

理解战略预见力与政策咨询的本质差异，需要从一个根本性的区分开始。政策咨询的核心是对已知问题提供选项，咨询者的任务是梳理方案、评估利弊。战略预见则要求在趋势尚在萌芽、问题尚未浮现之时，提前识别结构性变化并发出预警。所谓战略预见力，是指通过跨域知识整合与长周期情景推演，对结构性变化作出前置判断的系统性能力。西方主要战略机构自20世纪60年代便将情景规划方法引入国家战略研究，确立了以构建多种可能性图景来应对深度不确定性的战略研究路径，其要旨不在于预测一个确定的未来，而在于帮助决策者在不确定性中保持战略主动。从比较研究的视角看，国际主要战略研究机构的持久影响力，不仅在于对当下政策议题的精准回应，更在于对五年甚至十年后战略格局的持续推演与前置布局。

从中国历史的视角看，这种预判性的战略思维并非没有传统。宋代枢密院在边疆政策决策中承担重要的信息汇聚与参谋职能；近代张謇等人践行的经世致用之学，其要义在于将知识生产直接嵌入现实格局的演变之中。这些传统所昭示的，正是“智”的本质，不是对既有问题的回应，而是对将至之变的预见。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要求智库“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政策建议，着力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三个定语的排列顺序本身即内含一种逻辑次序，预见在先，针对其次，储备托底，而非等待问题成形再行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时亦明确指出，“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并要求“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

数量扩张背后的认知碎片化

中国智库建设十年来，在体量上的增长无可否认，但学科壁垒所造成的认知碎片化，却始终是结构性制约。大多数智库挂靠于高校或政府部门，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高度学科化。经济学家精于模型而疏于地缘政治，能源专家熟谙工程参数而对金融逻辑涉猎有限。这种碎片化的认知代价，集中体现在跨领域战略议题的研判上，研究页岩气技术路线的机构与研究国际能源市场格局的机构之间，缺乏实质性的知识对话，双方产出均因缺乏对方的维度而削弱了各自成果的整体战略解释力。

比碎片化更为深层的问题，是现行科研评价体系对长线研究的结构性约束。以论文发表、课题立项和年度成果为核心指标的评价机制，对周期长达五年至十年的战略情景研究、负面情景推演以及政策效果的长周期跟踪评估，尚未建立起充分有效的激励机制。研究者在选题阶段需要兼顾成果的应用场景与产出周期，这在客观上影响了对战略前沿议题的长线投入。推动评价机制的分类改革，为长周期战略研究提供制度保障，是当前智库建设的重要课题。此外，尚有一个有待深化认识的制度性因素，即智库与决策层之间的信息流动，仍有优化空间。研究机构对决策环境中的真实约束条件、优先级排序以及政策边界的把握，直接影响研究成果的针对性与适用性。建立更为顺畅的双向沟通机制，有助于提升战略研判的精准度。

重塑战略预见力的路径与机制

重塑战略预见力，首要在于建设跨学科整合能力。需要警惕的是，把不同学科的人放进同一课题组，与真正的跨学科整合并非同一回事。后者的关键，在于机构层面是否存在使不同知识域在同一分析框架内持续整合的常态化机制，而非各自运行后再进行拼接。《意见》明确要求“重视决策理论和跨学科研究，推进研究方法、政策分析工具和技术手段创新”，这是制度层面对跨域整合的明确背书。

情景分析方法论建设是撑起跨学科整合的工具基础。自20世纪70年代起，情景分析方法论被系统化引入战略决策领域，其核心在于通过识别变化驱动因素并构建多元图景，使决策者得以将不确定性纳入战略视野，而非将其视为干扰加以规避。情景不是对未来的预测，而是拓展决策者认知边界的结构性工具。

与此同时，战略研究成果向决策层传递的通道，需要从单向输出转变为双向互动。打破智库与决策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需要在制度层面建立系统性反馈机制，使决策层的真实需求、实际约束与优先判断，能够以结构化的方式持续传递给研究者。《意见》已前瞻性地指出了这一方向，要求“探索建立决策部门对智库咨询意见的回应和反馈机制，促进政府决策与智库建议之间良性互动”。这一制度安排的落实程度，直接决定着战略预见力能否真正转化为国家决策能力。

全球信息网络的持续建设则是延伸战略视野的外部条件。依赖国内公开数据的封闭式推演，战略视野难以突破既有信息边界。与国际学术网络和政策研究社群建立实质性的知识连接，既有助于获取中国研究体系尚未充分触及的信息维度，亦有助于在国际智识场域中确立中国战略研究的话语位置。全球知识网络的深度嵌入，是战略视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制度性前提。

从知识积累到战略洞察

智库建设本质上是国家认知能力的建设。在大国战略博弈日趋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能够在变局成形之前率先感知其轮廓，便为决策者赢得了战略主动的时间窗口。《意见》以“前瞻性”居首的政策研究定位，其意涵在于，智库的核心价值不在于诠释已然之变，而在于预判未然之势。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根本在于夯实跨学科整合的方法论基础，完善研究层与决策层之间的双向反馈机制，将对政策热点的即时回应转化为对历史走向的深刻预见。衡量一家高端智库是否名副其实，不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预见尚未发生的转变，并在转变成形之前，将判断及时传递给相关决策者。这正是战略预见力的核心要义，也是中国高端智库在当前历史节点上最根本的自我检验标准。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全球治理与创新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人文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韩秋源（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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