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重新认识明清史，本身就是中国史学传承和创新的必然产物 大历史观与明清史研究的创新

从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的特点和规律，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任务

在20世纪后期的西方史学界，“微观史成为了史学的主流”，而“‘宏大叙事’——大框架、大过程、大比较——变得愈发不受欢迎”，有感于此，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古尔迪和哈佛大学教授阿米蒂奇于2014年发表《历史学宣言》，指出“微观史若不与更大的历史叙事相联系，不明确交代自身的研究想要推翻什么、坚持什么，那就很容易被人称为好古癖。我们希望复兴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它既要延续微观史的档案研究优势，又须将自身嵌入到更大的宏观叙事”。其实，早在一个世纪之前，王国维就已这样做了，治史“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

古尔迪和阿米蒂奇所说“宏大叙事”就是一种大历史观。在各种大历史观中，最重要的是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之所以是大历史观，是因为它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为唯物史观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就不能仅以从世界某一地区在某一时期的经验得出来的发展模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文明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和最重要的文明之一，中国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从唯物史观来研究这些特点和规律，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任务。这一点，对于明清史来说尤为重要，明清中国是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开始，而这个转变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近代社会转型，彼此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需要我们对中国、欧美以及世界其他主要地区近代社会转型的情况分别进行深入研究，对彼此的异同进行科学的比较，找出各个地区的不同发展模式，然后再确定适用于所有地区的发展模式。

“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两种理论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是一种大历史观下的研究

我国的经济史学是从西方引进的，而近代西方史学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把西方经验视为人类社会变化的共同的和必然的规律。我国史学家尽管在政治上和感情上都反对把西方视为至高无上，但是也相信中国社会经济的演变会沿着西方社会走过的道路行进。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把中国历史的真实塞进西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受到许多中国学者的质疑。我国史学界在1950年—1965年间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萌芽”两种理论，作为对西方社会经济演变模式的修正。

“中国封建社会”理论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理论创新。我国史学界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封建社会”概念，是以西欧历史演变模式为标准的，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史学家提出的“中国封建社会”理论，实际上应当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理论，是一种新的史学理论。以这种理论为指导，明清史学者开展了对中国传统社会各个方面（如家族、村社、民间组织、民间信仰等）的研究，为改革开放后明清社会史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也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重大理论创新。这个理论打破了自黑格尔以来盛行于西方的“中国停滞”论及其变种和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流行的“冲击—回应”模式的束缚，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过去的历史，并且把研究重心放到中国自身，而不是将近代中国经济的变化归之于外部因素（特别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作用）。在寻觅资本主义在何时何处“萌芽”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对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等至关重要的问题展开研究，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为改革开放后明清经济史的兴盛提供了必要的起点。

这两种理论都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并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范围，对明清历史和近代西方历史进行长时段的比较研究，因此是一种大历史观下的研究。但是，这两种理论仍然以西欧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为基础，因此近年来学界对其是否适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展开了讨论。这个讨论的核心之一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进了明清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研究的前进。

明清史研究百花齐放局面的出现

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的社会经济史学有了巨大发展。随着研究日益深入，以上述两种创新理论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史学，演化出了偏重于社会史层面和经济史层面的两个新学派，它们可以称为社会史学派和经济史学派。

社会史学派的奠基人是傅衣凌。傅先生特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了解明清基层社会的真实情况，强调地域性的细部研究、特定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把个案追索与对宏观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大势的把握有机结合起来，注意发掘传统史学所轻视的民间文献如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帐籍、碑刻等史料，倡导田野调查，以今证古，等等。在他的影响下，社会史研究的民间取向逐渐得到史学界的认同，并开始以“从下往上看”的视角和价值立场重新审视历史。在改革开放时期，明清社会史研究有了长足发展，成果丰硕，建立了一些意义重大的新研究范式，在“乡族社会”框架下对普通民众的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信仰体系、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研究，都取得了为国内外学界重视的成果。

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吴承明。吴先生本是“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研究中最有建树者，但是他的眼光却远远超越该理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国经济史学界还在生产关系研究的圈子里打转的时候，他已经着手研究市场以及其他与经济近代化有关的问题了。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自身蕴藏着众多向近代化转型的能动的积极的因素，而其市场史研究则是对这一预设的实证考察。同时，他也对经济史方法论展开了积极探索，构建起一个经济史研究的方法系统。在他的影响下，我国的经济史研究变得更为专业化和更加国际化，取得了为国际经济史学界所重视的重要研究成果。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史学会也于2002年加入了国际经济史学会，并于2004年成为该组织执委会成员之一。

这两大新学术流派的形成，是我国明清社会经济史学界在改革开放时期所取得的重大创新的产物，并且促进了这一时期明清史研究百花齐放局面的出现。

明清史学者需要将研究放在全球史这样的大历史观之下，才能更好地创新

史学工作者必须把自己的研究置于一种大历史观下，其成果才能获得更大的意义。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中国日益深入地卷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在这个进程中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因此明清史学者更需要将自己的研究放在全球史这样的大历史观之下，才能更好地创新。在近年来兴起的“丝绸之路”研究热潮中，得益于与各国学者的密切交流、大量中外文献的可获得性、各国考古的丰硕成果，明清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交流的历史的研究突飞猛进，从而使得国际学界得以进一步了解中国。近年来，在全球史观的框架中，明清史的比较研究也得以大大改进，不仅被纳入比较的地区或国家增加了，而且比较的时空范围、对象和内容也有了更加合理的界定，所用的方法也更加科学，从而使得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在国际学界中得到更大的认可。

在大历史观的指引下，近年来我国明清史学界提出了一些如“晚明社会转型”“明清农商社会”“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等新观点，把过去在“中国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更高、更深入和更全面的阶段。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下，创新总是要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只有站在巨人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从而也才能真正创新。明清史研究中“中国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萌芽”两项研究在今天的衍生物，就很好地体现了史学的传承与创新。因此，今天我们重新认识明清史，本身就是中国史学传承和创新的必然产物。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责任编辑：韩秋源（实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0803/129835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