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对日空投原子弹的决策始末

1945年夏，经过中国军民持续14年的艰苦抗战，日本在东方战场上节节败退。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空投代号为“小男孩”和“胖子”的两颗原子弹。这场人类战争史上首次核打击，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尘封的档案与当事人回忆，揭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目前唯一一次在实战中使用核武器的决策过程。

启动曼哈顿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全面爆发后不久，由于担心纳粹德国可能率先掌握具有巨大杀伤力的核武器，在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建议下，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研制原子弹。1941年10月，美国成立由总统、副总统、陆军部长、陆军参谋长以及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等组成的“最高政策小组”，全面负责研制原子弹的工作。1942年8月，研制原子弹的工程被称为“曼哈顿计划”，美、英和欧洲其他国家流亡美国的科学家秘密参与其中。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击毁美国20多艘军舰、311架飞机，毙伤美军3600多人。12月8日，美国一改之前的绥靖政策正式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改变了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守日攻的战略态势。1943年2月结束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使日本陆军也遭遇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惨败。之后，美军在太平洋的岛屿间“跳岛”推进，一步步逼近日本本土，但每赢得一场胜利，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物资，牺牲大量士兵的生命。比如，1945年硫磺岛、冲绳岛两场战役，美军虽分别击毙日军2.1万人和9.4万人，但也伤亡2.3万人和3.91万人。太平洋战争的重大牺牲和残酷现实，进一步加速了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进程，也让美国萌生了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以尽快结束战争的想法。

1944年9月18日，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达成《海德公园备忘录》，其中第一条就写明，“在‘炸弹’最终问世后，也许会用于对付日本，并重复这种轰炸，直至其投降”。11月6日，罗斯福表示有更可怕的毁灭性武器帮助美国早日结束战争，“这些死神般的无声导弹，也许从飞机上发射，或者从海上的舰只上发射，或者从美国深井发射，任何海防工事，无论多么坚不可摧，都不能防范这些导弹于万一”。这是罗斯福唯一一次公开谈及如何使用这种炸弹，来一劳永逸地结束战乱之苦。

罗斯福将曼哈顿计划委命于陆军部，由陆军部长史汀生直接负责。早在1943年5月，史汀生就在曼哈顿计划的军事委员会上讨论了对日投掷目标。与会者认为，原子弹的最佳目标是日本京都和集结在特鲁克岛军港的日本舰艇。他们之所以选择日本作为首个投掷目标，除了在战场上的压力，还认为日本不会像德国那样能从轰炸中获取相关技术秘密。

基于长远利益支持对日使用原子弹

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此时，由于原子弹研制的极端保密，继任总统杜鲁门对原子弹的相关工作几乎一无所知。史汀生向杜鲁门提交备忘录，汇报原子弹研制工程，强调对日投掷原子弹能极大地缩短战争时间。杜鲁门很快接过了对日投弹决策的“接力棒”，他还在史汀生的建议下，成立“临时委员会”，专门研究使用核武器的相关问题。

1945年5月31日，在临时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科学顾问劳伦斯曾提议，通过引爆原子弹的演示来促使日本投降，但遭到了否定。有的反对者认为原子弹可能是哑弹会导致演示无效，有的认为日军会把美国战俘转移到爆炸区域或击落投弹飞机，还有人认为演示后新武器的震慑效果会大打折扣。之后，临时委员会围绕轰炸目标及其可能效果又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最终达成三点结论：原子弹应尽早用于对日作战；轰炸目标应选择在周围有大量工人住宅的兵工厂；轰炸前不应给日本提前警告。

临时委员会成员还商定了四个最佳轰炸目标：京都、广岛、小仓和新潟。他们认为，对这些城市发动攻击将对日方产生深刻的心理震撼，削弱其抵抗意志。史汀生否决了京都，他认为京都是日本文化中心，轰炸京都不利于战后美日关系的恢复，不利于在战后可能发生的美苏对抗中争取日本。长崎因此取代京都被列入目标名单。

在此期间，许多科学家曾阻止美国政府使用核武器，但以失败告终。6月11日，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提交《弗兰克报告》。以弗兰克为首的7位著名科学家联署，建议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要慎重考虑，认为这样的袭击“将造成全世界恐惧与憎恨，以及国内公众舆论的谴责”，他们建议把原子弹投到海岛或沙漠上做威慑演习。此外，70位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联名签署请愿书，也恳请杜鲁门不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但无论是《弗兰克报告》还是70人请愿书，都未得到临时委员会及美国高层的认可。

实际上，杜鲁门及美国高层大都支持对日使用原子弹。他们认为，从短期战争需要来看，为了减少美军的伤亡，原子弹能迫使日本早日投降。而从美国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赶在战争结束前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以表明美国已经掌握这种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能迫使苏联在战后制定国际秩序和利益分配上，对美国予以较大的让步。杜鲁门直言：“对这一类问题应该给予解决，但不能更多地拘泥于人道主义的原则，而应该更多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

原子弹试爆成功与美苏的暗中较量

随着1945年5月纳粹德国投降，如何有效遏制苏联对战后世界秩序的政治影响，保持战后对苏联的战略优势，成为美国决策对日使用原子弹的重要考量。6月6日，史汀生向杜鲁门报告临时委员会的建议：在轰炸日本前对原子弹计划保密，攻击应尽快进行，且不作任何预警。杜鲁门与史汀生达成共识：如果在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苏联问及核武器，总统将采取拖延策略；并以提供的技术信息为筹码，换取苏联的让步。

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荒漠上成功试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7月17日，美英苏3国首脑在德国波茨坦召开会议，主要目的是商讨对战后德国的处置问题和解决战后欧洲问题的安排，以及争取苏联尽早对日作战。刚到波茨坦的杜鲁门，很快收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报告，这让美国在波茨坦会议的谈判筹码极大提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鉴于日军的负隅顽抗，美国的一些高级将领早就有让苏军参战以减少美军伤亡的想法。雅尔塔会议上，美国更是不惜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换取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3个月后，对日作战。而在美国试爆成功原子弹后，史汀生告诉杜鲁门，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认为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为结束战争寻求苏联的帮助了。

在7月24日当天正式的波茨坦会议结束后，杜鲁门没带翻译径直走向斯大林，隐晦地告诉他美国已经掌握了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斯大林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只冷冷地表示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希望美国好好用它来对付日本人。其实早在1941年秋，苏联情报部门就已开始陆续获取美国原子弹计划的情报。杜鲁门说完后，斯大林立即秘密指示国内，加快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从1946年建成原子反应堆到1949年8月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苏联只用了不到3年时间。美国企图以掌握原子弹技术对苏联施压，迫使其在战后时间安排问题上让步的意图并未如愿。

作出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最终决定

7月24日，史汀生向杜鲁门汇报了轰炸事宜的最新进展：铀弹最早可能在8月1日准备就绪，最迟在8月10日肯定能完成；而钚弹将在8月6日准备就绪。当下就差杜鲁门的最终批准，以及看天气情况决定先轰炸四座目标城市中的哪一座。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落到我们肩上的，是一份极其沉重的责任。”当时面临四个方案：一是继续对日本城市进行常规轰炸；二是直接登陆攻入日本本土；三是在无人岛上进行原子弹试爆演示；四是将原子弹投向日本有人居住的城市。在以往的政策讨论中，第四方案以外的其他方式，均已被排除。7月25日，杜鲁门最后作出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决定。

随即，一份由曼哈顿计划负责人格罗夫斯起草、杜鲁门批准，并由史汀生和马歇尔具体下达的指令发出。它命令陆军航空队第509混合大队在8月3日之后，一旦天气允许，立即对广岛、小仓、新潟或长崎（按此优先顺序）发动攻击。后续的原子弹攻击无需再行授权。只要新的原子弹一造好，就立刻投放到日本目标城市。至于最终先炸哪座城市，取决于攻击当天哪座城市上空没有云层遮挡。此时，美军上校蒂贝茨率领的第509大队准备就绪，他们此前已向日本目标投掷名为“南瓜”的假炸弹，既是为了演练，也是为了让日本人习惯少量B-29轰炸机飞越日本领空。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共同发表了《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必须立即无条件投降，并警告称，若日本拒绝投降不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而且“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摧毁”。对此，日本政府采取了置之不理和公开拒绝的强硬态度。同一天，铀弹“小男孩”（不含核组件）由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运抵提尼安岛。不久，五架C-54运输机又将该炸弹的最后核组件送达。8月6日清晨，美国B-29轰炸机“艾诺拉·盖伊”号在日本广岛市上空投下了世界上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罪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吞下了自己酿造的战争苦果。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全国抗日力量发起全面反攻。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应当看到的是，日本的战败投降是中国人民团结御辱、持久抗战，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联合战斗的必然结果。美向日投掷原子弹，以及苏联的对日宣战，在客观上加速了日本的战败投降进程。但真正决定日本战败投降的是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不畏强暴、浴血奋战，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同仇敌忾、并肩战斗。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反人类、反历史潮流的侵略战争必然反噬其身，更是从根本上注定了其失败的历史宿命。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韩秋源（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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