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何以陷入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困境

近年来，印度随着“数字印度”战略的深入推进，智能手机、移动网络与数字支付既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也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实施低成本、高效率犯罪的土壤。2025年，印度民众因网络诈骗遭受的损失总计约达2万亿卢比，折合美元约238亿。其中，仅“数字逮捕”这一骗局所造成的损失便占比8%，约为1585亿卢比，叠加针对欧美国家的跨境呼叫中心诈骗活动，印度电诈已从单一零散作案，演变为集团化、产业化、跨境化的复合型犯罪形态，形成覆盖全球的灰色产业链，不仅破坏社会信任、扰乱数字经济秩序，更对印度国家治理能力构成严峻挑战。

印度电诈的典型特征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犯罪范围覆盖全域。印度境内电诈以WhatsApp、Telegram等具备加密隐私属性的即时通讯平台，正逐步取代传统渠道，成为新型诈骗的主要载体，诈骗场景延伸至网络社交、电商交易、金融借贷、求职招聘等各类民生与经济领域，受害群体从普通民众扩散至中小企业乃至政府机构。就跨境诈骗而言，一方面大量印度籍诈骗人员窜至东南亚搭建境外窝点，借助VOIP、GOIP等虚拟拨号设备对印度国内民众实施跨境诈骗，借此规避国内监管与执法打击；另一方面依托国内成熟的英语呼叫中心产业，针对欧美英语国家用户实施精准化、规模化诈骗。第二，犯罪手段迭代升级。随着数字支付的快速普及，诈骗分子利用金融监管漏洞，针对统一支付接口（UPI）、网上银行等服务设计新型诈骗套路，通过伪造支付链接、冒充金融客服诱导用户转账，甚至与内部人员勾结盗取用户账户信息。人工智能技术的低成本应用让诈骗分子能够快速生成深度伪造音视频、伪造官方身份文书，精准模仿亲友、公职人员的声音与形象，降低受害者的警惕性。同时，诈骗人员通过多层级“钱骡”个人账户分流赃款，联合地下钱庄、虚拟货币交易渠道快速拆分、转移、洗白涉案资金，实现赃款极速跨境流转，极大加大了资金溯源与追缴难度。第三，犯罪体系成熟完备。印度电诈集团已形成架构完善、分工精细、运营规范的企业化运行模式，受社会结构性因素影响，印度高技能人才正规就业渠道狭窄、就业质量偏低，而电诈产业门槛低、收益高，吸引力极强，可持续为电诈黑色产业链输送稳定人力。集团普遍采用金字塔层级管理架构：顶层人员统筹把控资金渠道、跨境业务与整体运营节奏；中层人员专职负责人员招募、话术培训、设备运维等配套保障工作；底层人员通过外呼引流、心理施压、精准诱导等环节分设专项岗位，各司其职、协同作案。内部实行单线联络、分区运营模式，一旦遭遇执法查处，可快速销毁作案数据、切断犯罪链路、转移作案阵地，具备极强的抗风险能力与快速复原能力。

印度电诈为何久治不决？究其根源，在于印度自身结构性矛盾叠加，导致治理举措难以落地见效。第一，法治体系建设滞后。印度《信息技术法》的条款内容滞后，针对人工智能深度伪造、虚拟货币洗钱、GOIP设备非法使用等新型犯罪行为，缺乏清晰的定罪标准与足够严厉的惩戒力度，不少诈骗人员落案后仅能以轻罪处罚，难以形成有效威慑。同时，印度不同邦和直辖区在电信犯罪立法上存在标准差异，跨邦案件办理经常面临法律适用冲突，为诈骗人员留下钻法律空子的余地。第二，执法资源配置短缺。印度总人口约14亿，但具备网络犯罪专业侦查资质的警务人员仅2.9万余名，专业警力缺口巨大。印度财政在反诈领域投入严重不足，基层警局缺乏专业侦查设备与技术系统支持，难以完成复杂电诈案件的侦查工作。各行政、司法部门之间存在严重数据壁垒，信息共享不畅、业务协同脱节，极易错失资金冻结、线索溯源的黄金处置窗口期，大幅降低案件侦破率与民众财产挽损率。政企反诈协同同样陷入僵局，加密社交平台以保护用户隐私为借口，拒绝全面披露诈骗账号主体信息、交易轨迹等重要线索，给案件侦查取证造成极大阻碍。第三，数字发展与安全治理失衡。印度国内电信运营商为抢占市场份额，对用户身份审核流程一再简化，大量虚假身份开办的电话卡流入电诈市场。监管部门对虚拟拨号技术、改号软件等涉诈技术工具的管控长期缺位，未能建立有效的技术溯源拦截体系，无法从传输端及时阻断诈骗信息流。呼叫中心产业吸纳超120万就业人口，是地方就业保障与财税收入的重要支柱，地方政府为稳定民生就业、保障地方财政，对依托呼叫中心开展的非法跨境诈骗刻意放松监管约束。此外，国内金融科技企业为压缩运营成本、抢占市场份额，主动弱化交易风控体系，对小额高频异常转账、可疑涉案账户的监测管控标准宽松，为电诈资金流转提供了可乘之机。

印度深陷电诈治理的困境，为探索数字治理路径的国家敲响了警钟。第一，破除产业利益捆绑，筑牢制度监管防线。开展数字反诈治理，需通过立法明确各类经营主体在风险交易拦截、涉案线索上报、诈骗行为管控等环节的法定责任，建立健全企业追责与惩戒机制，严厉打击刻意放松风控、规避监管、纵容诈骗资金流转的逐利行为，杜绝行业私利消解公共安全防线。搭建政府主导、多部门联动、政企深度协同的实时数据共享与风险预警体系，打通跨行业、跨平台、跨区域数据壁垒，实现诈骗线索快速识别、风险毫秒级拦截，破解协同治理碎片化难题。第二，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补齐数字治理短板。在推进数字经济创新、深化数字普惠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发展和安全同步规划、同步推进、同步完善。一方面，持续迭代网络安全与反诈法治体系，细化数字交易风控规则、涉案资金溯源机制、跨境数据协作制度，填补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漏洞；另一方面，同步推进全民数字安全素养提升工程，重点覆盖农村、老龄群体，弥合数字认知鸿沟，从源头降低特殊群体受骗风险。第三，化解社会深层矛盾，压缩犯罪空间。通过产业升级、业态创新、扩容提质，拓宽青年群体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的正规就业渠道，弱化电诈低门槛、高收益的犯罪经济诱因，挤压黑产人力生存空间。针对高危群体开展常态化、场景化科普教育，全面提升全民风险识别与抵御能力。持续补强基层执法的人力、技术、资源短板，健全跨境司法协作、涉案资金追缴、受害者赔付等配套机制，从犯罪供给、受众防御、案件处置多方面发力，全面压缩电诈生存空间，筑牢数字经济安全稳定发展的底层根基。

责任编辑：韩秋源（实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0814/129952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