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生建设

在旧中国，民生状况极度恶化，广大民众吃不饱、穿不暖，缺医少药，教育落后，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粮食供给、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的民生工作同步推进，民生状况得到逐步改善，亿万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成为民生建设的生动缩影。

迅速改善棉粮供给

粮食问题关系国计民生。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仅为11318万吨，远低于1936年的历史峰值，饥荒频繁发生。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至1952年底，约3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3000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这不仅是一场生产关系的调整，更是一次生产动力的革命性释放，农民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第一次为自身温饱而耕作，其劳动热情空前高涨。1952年粮食产量达到16392万吨，较1949年增长44.8%；到1956年更达到19275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从209公斤提高到307公斤。在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农民的主食从粗粮变成了细粮；相对贫困的地区则由过去的吃糠咽菜，变成了以玉米、高粱等粗粮为主。

土地改革解决的是“产粮”问题，统购统销解决的则是“分粮”问题。1949年前后，投机资本先后掀起四次全国性物价大涨风。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实施统一财经，“银元之战”“米棉之战”两役并举，拿出60亿斤公粮平抑市场粮价，迅速遏制了持续十余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米价、布价不再一日数涨，亿万家庭的基本生活秩序得以恢复。1954年9月，统购统销由粮食扩展至棉布，全国城乡实行凭票定量供应，党和政府注重协调农民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1955年11月，粮食及粮食制品凭票定量供应在全国城镇铺开，自此粮食和食用油脂油料的统购统销正式步入制度化轨道，使全国百姓在较低水平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保障了工业化起步阶段的粮食供应，推动广大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推广良种、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从源头上提高粮食产量。“一五”期间，纺织工业被列为轻工业建设的重点，棉纺织建设规模达300万锭左右，1957年棉纱产量达到84.8万吨、棉布50.5亿米，分别比1952年增加28.7%和31.9%，在当时居世界第三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力量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穿衣需求。自此，“吃饱”和“穿暖”两件最基本的事情，都被纳入国家统一的调配体系。民生数据是最直接的证明，全国农民消费水平以1952年为100，1956年为115，增长15%，平均每年增长3.75%，全国农村社员储蓄存款年底余额，从1953年的0.1亿元增加到1956年的4.3亿元，统购统销这项政策施行后，在保障经济建设、安定人民生活、稳定物价和社会秩序，以及灾年调粮赈灾等方面，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送瘟神”、防疫病

旧中国的卫生状况极为落后：霍乱频繁暴发、天花年年流行、血吸虫病在南方广泛蔓延，受威胁人口过亿。人均预期寿命不足35岁，人口死亡率高达25‰。1949年全国仅有医院约2600所，病床8万余张，且绝大部分集中于沿海大城市，广大农村几乎没有现代医疗机构。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立“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方针，将医疗卫生服务的重心从少数人转向了工农兵这个中国最大的人群，医疗开始成为一项面向大众的公共品。1952年，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全国范围的爱国卫生运动随即展开。广大城乡群众参与除四害、讲卫生、改善环境卫生等行动，许多城市趁势清理了旧时代积存几十年的垃圾，市区环境得到系统整治，公共卫生观念从此深入城乡各地。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同步展开。省、地、市、县各级卫生防疫站逐步建立，承担传染病防治、疫情监测、卫生监督、健康教育、科学研究和人员培训等职能，将预防和医疗的触角伸向过去从未被覆盖的城乡基层。1956年底，全国卫生防疫站由1949年的零增加到1464个；医院病床数从8.4万张增加到32.8万张，增长近3倍，县以下农村开始建立起区卫生所和乡卫生站，农村联合诊所由1950年的803个发展到1956年的5.1万个，农民们第一次在家门口有了医生看病。重视医学教育、培养卫生人才，通过中华医学会，团结卫生行业的知识分子，共同服务人民。卫生体制的铺开，在传染病防治方面，成效尤为显著：天花至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彻底灭绝，比世界范围内消灭天花早了10余年；新中国成立前经常流行的霍乱，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度得到有效控制；血吸虫病在部分流行地区基本消灭。毛泽东在《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写下“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诗句，正是对这一奇迹的由衷赞叹。

20世纪50年代末，人均寿命从不足35岁提高到57岁，是无数家庭免于丧亲之痛的真实改变，这一时期也迎来了新中国第一次婴儿潮，人口年增速为2.3%。这一时期的卫生防疫实践，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革命，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动员，讲卫生、防疾病，开始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面向工农的教育与社会风气的改善

旧中国的文化教育极端落后，文盲率高达80%。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方针，明确提出“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各地一面增设小学和中学，一面兴办工农速成中学、文化补习学校和技术专修班，采取短期速成的方式，帮助大量工农干部、产业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达到了中学文化水平。大范围的扫盲运动也在城乡广泛展开，识字班、夜校、冬学遍布工厂农村，千百年来目不识丁的劳动者第一次拿起笔来学写字。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确立了以工农为主要对象的新学制体系，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等新型学校。1950年至1956年，高等学校累计招收新生64万余人，毕业27万余人，超过旧中国1912年至1947年36年间毕业生的总和。到1956年，教育事业支出共77.25亿元，国家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将教育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大批工农子弟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堪称开天辟地。

社会风气同样发生了深刻变化。旧社会遗留的娼妓、毒品、赌博等丑恶现象被迅速取缔——各地人民政府查封妓院、收容改造妓女，帮助她们学习劳动技能获得新生；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在全国展开，危害中国百余年的鸦片烟毒被基本禁绝。旧社会的“三害”被连根铲除，新社会的风尚——劳动光荣、知识可贵、人人平等开始深入人心，营造了一个追求知识、奋发向上的社会新风尚。教育的普及与社会风气的净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造，它使亿万劳动者从旧社会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作为新社会主人的尊严与能力。

初步建立社会救济保障制度

旧中国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伤残者流落街头行乞，鳏寡孤独更是无人问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新中国成立初期就致力于建立社会救济保障制度。1951年2月，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覆盖范围较广的社会保险法规，对工伤、疾病、养老、生育等各项保险待遇作了具体规定。从1952年到1958年，国家用于增加职工收入和改善职工福利的各类费用共达141亿元。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制度化的养老保障。在城市，党领导的人民政府设立救济机构，收容安置流浪乞讨人员，发放贫民救济粮款。1956年，内务部发布《关于安置改造城市游民工作的指示》，对城市无业游民不再简单施舍，而是进行收容教育、劳动技能培训和就业安置，通过以工代赈、转业训练、还乡生产、发放救济等多种方式安置失业人员。在农村，1956年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了对缺乏劳动力的老弱孤寡残疾社员的保障，这就是后来影响深远的农村“五保”制度的雏形。

在优抚方面，党和政府通过立法建制，系统保障了革命战争中流血牺牲的将士及其家属的基本权利：烈属和军属在土地分配上享有优先权，子女入学减免费用，伤残军人按残疾等级终身领取抚恤粮，各省相继建立荣军学校，帮助退伍军人学习技能。在救灾方面，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长江、淮河、汉水流域同时暴发特大水灾，全国水灾受灾耕地达1.28亿亩，受灾群众4555万人，党和政府紧急下拨救济粮，抽调大批干部深入灾区，组织生产自救。1954年长江大洪水期间，拨付巨额救灾款物，转移安置近千万灾民，并专项发放灾民生活救济金、灾后补种贷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保障实践确立了一个根本原则：国家有责任为每一个公民编织最基本的安全网。这一原则的确立，是中国社会保障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49年至1956年的民生改善确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方向：让发展的成果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粮食供给到卫生防疫，从教育普及到社会保障，为此后数十年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石，也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何以“能”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历史注脚。

责任编辑：韩秋源（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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