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俭：中国古代贤臣良吏的为政智慧与新时代的政绩观

 

李俭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政研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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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古代贤臣良吏的为政智慧，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有益滋养。本文系统梳理了古代贤臣良吏在民本、治理、用人、教化、廉洁、潜绩、修身七个维度的思想精髓，从狄仁杰、范仲淹的民本情怀，到包拯、海瑞的铁面无私；从诸葛亮、于谦的清廉自守，到李冰、孙叔敖的久久为功，深刻揭示了古代为政智慧与新时代正确政绩观的内在契合。文章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厚重的历史镜鉴，对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守为民初心、弘扬务实作风、严守廉洁底线，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积淀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这一文化体系既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传承性，又彰显着鲜明的民族独特性，同时蕴含着与时俱进的强大生命力；既体现为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也蕴含于无形的精神理念、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之中，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核心支撑。

在中华文明赓续演进的历史长河中，一代代贤臣良吏以修身立德为本、勤政为民为要、担当实干为责，积淀形成博大精深的治国理政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的宝贵结晶。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到“清、慎、勤”的为官箴言；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胸襟，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情怀，这些跨越千年的为政智慧，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正确政绩观古今贯通、内在契合。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汲取古代为政智慧的精华，摒弃其历史局限，对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爱民如子、为民请命的民本智慧

这类贤臣良吏的核心追求是：仁政爱民，体恤民之疾苦、怜悯民之所难，把民之所求、民之所盼、民之所愿作为自己政绩的追求。这类贤臣良吏的典型代表有唐代的狄仁杰、北宋的范仲淹和胡则。

1.唐代狄仁杰

他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以明察秋毫、公正爱民著称，任大理寺丞时一年时间审理积压案件涉及一万七千人，且无一人喊冤上诉，成为民间文学中的“国民神探”。他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地方治理，惠及民生；谏言为民，抑制权贵。他反对武则天建造大佛像，减轻百姓赋税负担；晚年举荐张柬之等贤臣，为恢复李唐天下、终结酷吏政治奠定基础，间接避免百姓再受动荡之苦。

2.北宋范仲淹

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范仲淹爱民情怀的真实写照。他的政绩主要体现在：地方施政，救荒抚民；推行新政，革除积弊；兴教养士，为民育才。他推行“庆历新政”，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十项改革，力图减轻百姓负担，虽失败，但开宋代改革先声；主张“厚农桑”，鼓励垦荒、减免苛税，强调藏富于民；执掌应天书院时，推广教育，认为“育才造士，为国之本”，而且在各地任职时兴办学校，提升百姓文化素质。

3.北宋胡则

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主要体现在：在为民减负方面，于古稀之年接连上书，奏请永久免除衢州、婺州（今浙江衢州、金华）百姓的“身丁钱”（人头税）；在兴修水利方面，在到任杭州知州的第三天便勘查江堤海塘，之后主持修筑钱塘江海塘，治理潮患；在保护民产方面，任福州知州时，三次犯颜直谏，成功阻止了朝廷收回百姓耕种的“官庄田”……因此，胡则深受百姓尊崇，被尊为“胡公大帝”，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精神也被后世传承。

上述三人虽属不同朝代，但从政精神内核高度一致：都是以民为本，将百姓疾苦放在首位；都能无畏担当，敢于为民直谏；都有实干精神，以实事造福于民；都有清正品格，清廉自持，家教严苛。这些古代贤臣良吏为民所想、为民担当，深受百姓爱戴。今天，作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应答好“我是谁”“我为谁”的根本问题。为了谁而生，是为人民还是为自己，这是区别一个组织、一个政党根本性质的分水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既精准揭示出中国共产党的“根”与“魂”，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和“行”。广大党员干部都要常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的自觉，时常检视群众急难愁盼解决了多少，民生福祉增进了几许，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得到持续提升，真正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

二、铁面无私、宽严有度的治理智慧

这类贤臣良吏的核心追求是：绝不畏惧权贵权势，也不唯上唯书，审时度势，对贪恶之徒刚正不阿、执法必严，对百姓与过失者宽仁体恤、教化先行，不搞“一刀切”的治理。这类贤臣良吏的典型代表有东汉的董宣、北宋的包拯、明代的海瑞和清代的于成龙。

1.东汉董宣

董宣以其不徇私情、不避权贵，赢得了“强项令”的美称，他刚正不阿的执法风格震动朝野，流传后世。他任洛阳令时，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的家奴，白日杀人后躲进公主府，官吏无法抓捕。于是，在该家奴作为陪乘随公主外出时，董宣率衙役在夏门亭守候，拦住公主车驾，当众斥责公主包庇凶犯，格杀家奴。公主进宫哭诉，刘秀大怒，召董宣欲杖杀。董宣以头撞柱，血流满面，直言：“陛下圣德中兴，而从奴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刘秀为给公主台阶，命董宣叩头谢罪。董宣两手撑地、梗着脖子，死活不肯低头。刘秀叹服，称他为“强项令”，赏三十万钱，董宣全部分给下属。“强项”，本义是硬脖子、不肯低头，引申为不畏权势、宁死不屈。董宣被称为“强项令”，核心就是不向皇亲国戚、豪强恶霸低头，坚守国法、为民除害。

2.北宋包拯

民间称其为“包公”。他以刚正不阿、铁面无私著称，被后世尊称为“包青天”。他的事迹在正史、民间传说和文学戏剧中广为流传，其形象成为正义的象征。《宋史》记载：“拯性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欧阳修称赞，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民间谚语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拯的真实政绩与文学形象共同塑造了一个跨越千年的文化符号。他不仅代表古代士大夫的法治理想，更承载了民众对司法公平、社会正义的永恒期待。

3.明代海瑞

他以刚正不阿、直言敢谏、清廉到近乎严苛著称，被誉为“海青天”“南包公”。明代嘉靖皇帝长年沉迷道教，不理朝政，官员阿谀成风。公元1565年，海瑞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时，备棺木、遣散家仆，冒死进谏上奏《治安疏》，激烈批评嘉靖皇帝昏聩多疑、滥用民力，直言“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嘉靖震怒，将其下狱“论死”，但因奏疏内容震动天下，且嘉靖不久病逝，海瑞获释复官。此事奠定其“直言赴死”的千古诤臣形象。海瑞清廉至苛，个人生活极度俭朴，穿布袍、种菜自给，母亲过寿时也仅“市肉二斤”成一时新闻。去世时遗产仅剩俸银十余两、旧袍数件，由同僚凑钱办理丧事。他与包拯被视为儒家“道德治国”的实践者，至今仍是中国文化中“清廉刚正”的重要精神符号。

4.清代于成龙

他是一个著名清官，以廉洁奉公、勤政爱民著称，被康熙赞誉为“天下廉吏第一”。他践行儒家“民本”思想，其名言“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朴”概括了他的为官哲学。他生活俭朴，身无长物，日常只食青菜，少见荤腥，故得“于青菜”之雅号。死后也仅剩一套官服和少许盐米，遗产几乎为零。康熙帝盛赞其“清官第一”，并亲自撰写碑文表彰。民间百姓为其立祠祭祀，事迹载于《清史稿》及地方志，成为清官文化符号之一。后世以其为原型创作戏曲、小说，现代亦有影视作品，如电视剧《于成龙》，传扬其精神。

总而言之，治理是为官者的本职，但治理的政绩可是大有讲究。像上述几位古代贤臣良吏的作为，足可供今天领导干部所借鉴。

 

三、知人善任、举贤任能的用人智慧

这类贤臣良吏的核心追求是：既不嫉贤妒能、专权独断，又能为国举才、任人唯贤，让贤才各尽其能，实现“群贤毕至”，“政通人和”。这类贤臣良吏的典型代表有唐代的房玄龄和卢怀慎、西汉的萧何。

1.唐代房玄龄

他是一位“知人善任”的标杆。比如，力保杜如晦，成就“房谋杜断”。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听信谗言，欲调杜如晦出秦王府。李世民本不在意，后经房玄龄急谏“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才意识到杜如晦的重要性，上奏李渊，力保杜如晦，使其重回秦王府，最终成就“房谋杜断”。再比如，征战中广揽英才，先识人、后取宝。每攻下一城，诸将抢珍宝，房玄龄却独揽人才，倾心结交谋臣猛将，潜相申结，人人都愿尽死效力，为秦王府攒下核心班底。他的用人原则为，“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所用官员才称其职、能符其位，为贞观之治筑牢吏治基础。房玄龄深谙“为官择人，唯才是与”之道，知人善任，量才授官，推贤让能，留给后人以效法。

2.唐代卢怀慎

他让贤姚崇，甘当“伴食宰相”。支持姚崇整肃吏治，推功于人、担责于己。凡军国大事、政务决策，均推姚崇决断，他全力配合、不掣肘、不争功。

3.西汉萧何

我们知道，“萧何月下追韩信”正是一段关于识才与用才的佳话。举贤不避亲仇，为国选才。早年在沛县，萧何就认识刘邦、曹参、樊哙等，为起义军储备核心班底。入关中后，先收秦户籍、律令、地图，为治国与选才奠基。萧何坚持用人以公、能、忠为标准，不计私怨，确保汉初政治稳定。同时，包容贤才的小缺点，不求全责备，让各类人才各尽其用，成为“开国相才”的典范。

总的来讲，用人乃为官员之本分。但如何用人，用什么样的人，在政绩追求上具有决定性意义。任人唯亲、近亲繁殖，买官卖官、封官许愿，奉行“圈子文化”，“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这样选人用人，其政绩定会大打折扣，甚至还会栽大跟头。

四、兴文重教、以教化人的治本智慧

这类贤臣良吏的核心追求是：治民先治心，安民先教民，摒弃“仅靠刑罚治民”的短视做法，通过周游讲学、兴学办学、移风易俗，教化民众，培育百姓德行，形成良善风气，实现长治久安。这类贤臣良吏的典型代表有春秋战国的孔子和孟子、西汉的文翁、唐代的韩愈、南宋的朱熹。

1.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孟子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又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孔孟之道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纲目，贯穿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以至天下，构建起完整而严密的价值体系。这一思想以道德为根基、以实践为路径，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追求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也为解决当代诸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世界华人社会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影响极其深远。截至2025年10月，全球已有16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10所孔子学院。

2.西汉文翁

文翁首开我国古代地方官办教育之先河。他在治蜀期间推行教育激励举措，招收属县子弟入官学修习儒业，免除学子徭役负担；依学业等次量才授任，成绩优异者补任郡县官吏，等次稍次者委任为掌乡里教化的“孝悌力田”乡官，由此构建起“学而优则仕”的地方人才培养与选用路径。《汉书・循吏传》评价其教化功绩：“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3.唐代韩愈

韩愈有句名言，“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贬谪潮州期间，他致力振兴地方文教，主持兴办州学，延聘儒师讲授《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传播中原文化，使当地由“素不闻诗书”的文教荒僻之地，变为弦歌不绝、文风渐兴的州郡，开启了岭南边地崇文重教的风气。与此同时，韩愈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核心倡导者，力纠六朝以来浮华骈俪的文风积弊，提出“文以明道”的核心主张。其散文创作雄浑雅健、说理明彻，确立了古文创作的核心范式，对宋代古文运动的兴盛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奠基性影响。

4.南宋朱熹

朱熹是推动南宋书院复兴的核心人物，构建起体系完备的书院教育制度。他一生兴建多所书院，特别是复建白鹿洞书院、扩建岳麓书院，使它们跻身南宋四大书院之列；制定系统学规，明确“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提出“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宋理宗亲书该学规，并颁行天下，立石于各级官学与书院，使之成为元明清三代书院教育的通行范式，其影响还远播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成为中华文教向外传播的重要载体。

这几位贤臣良吏虽身处不同时代，却都以实际行动践行“兴文重教”，或以兴办官学推行教化，或以倡明师道匡正文风，抑或以建制立规兴盛书院，躬身践行育人大任，不仅深刻塑造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制度形态与发展脉络，更潜移默化地涵养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其政绩与文教贡献历来为后世所尊崇。以孔孟之道为宗祧的儒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主干，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与价值体系，既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思想根基，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思想遗产；文翁秉持“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治理理念，将教化作为理政施治的根本之策，推动蜀地文教日兴、民风向善，礼仪之风吹遍乡野；韩愈作《师说》系统阐扬师道本义，力倡文以明道；朱熹作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影响深远。兴文重教、以教化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也是古代贤臣良吏追求善政、彰显政绩的重要维度，也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着力点。

 

五、淡泊明志、廉洁自持的立身智慧

这类贤臣良吏的核心追求是：为官先立身，以清廉节俭自守，不营私产、不贪私利，以自身的品行树立官风，带动民风，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这类贤臣良吏的典型代表有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唐代的白居易、明代的于谦。

1.三国时期诸葛亮

诸葛亮，自省自励，淡泊明志，在《出师表》中自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正是其淡泊心境的真实写照。这种“隐居求志”的背后，是对天下大势的冷静观察与对明主的选择性等待。清廉治国，家无余财。诸葛亮出仕蜀汉后，官至丞相，总揽军政大权，却终生恪守清廉。他曾在《自表后主》中公开家产：“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作为一国丞相，其财产仅能维持家人温饱，与当时豪强权臣的奢靡形成鲜明对比。北伐途中，他“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临终时仍要求“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丧葬之简堪比平民。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背后，是对权力的高度自律——他将治国视为道义责任，而非谋私之阶。教子以俭，遗训传世。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告诫子孙：“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不仅是对家族的要求，更是其一生践行的价值观。

2.唐代白居易

白居易，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廉洁自持的贤臣良吏。据史料记载，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成德军叛乱，叛将王廷凑杀害节度使田弘正。朝廷任命田布为魏博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加宁远将军衔，统率大军出兵讨伐。时任主客郎中知制诰的白居易奉诏持节宣谕制命。事毕，田布赠绢五百匹以表谢意。按当时市价，三十余匹绢即可兑换一匹良马，五百匹绢属数额不菲的财产。白居易当即婉言谢绝，田布以为其有所顾忌，托人再三劝说，白居易始终坚辞不受。田布又亲自登门送上，仍被退回。其后田布奏请唐穆宗出面劝谕，穆宗认为此为正常馈赠、不涉私弊，遂下旨令其收下。白居易斟酌再三，仍决意辞谢，随即上《让绢状》陈明心迹，始终未收此绢。他在《让绢状》中说道：“臣家素贫，非不要物”。但是，他宁愿固守清贫，也不能接受田布的五百匹绢。为什么？白居易认为，这首先是违反制命的：“‘制中诫云：一饭之饱，必均于士卒，一毫之费，必用于戈矛。’今以五百匹绢与臣，臣若便受，则是有违制命，不副天心”；其次，“臣食国家之厚禄，居陛下之清官，每月俸钱尚惭尸素，无名之货岂合苟求”？“取其材，有所不忍”。最后这五百匹绢，田布捐作军饷。白居易之所以执意“让绢”，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收下此绢是“有违制命”，而且自己每月有官俸，“无名之货岂合苟求”？由此，白居易以“每月俸钱尚惭尸素”自勉，留下世代佳话。

3.明代于谦

“两袖清风”的成语，就出自于谦的事迹。于谦年少时便以文天祥为楷模，将其画像悬于座侧以自勉。据传在于谦十几岁时创作了一首七言绝句《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此诗成为他一生的人格预言。即便后来官至兵部侍郎、加少保衔，他始终将“清白”二字作为从政做人的精神底色。明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官场贿赂成风，地方官进京必带地方特产、金银财物巴结权贵。然而，时任河南、山西巡抚的于谦，每次进京却两袖空空、不带一物。同僚劝其带些绢帕、蘑菇、线香之类的地方特产应酬，他笑答“唯有清风而已”，并作《入京》一诗明志：“绢帕麻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于谦以清风自喻，彰显不贪不占、清白为官的操守。自此，他身后便留下清廉的美名，“两袖清风”也便成为流传最广的典故之一。

诸葛亮的“淡泊明志”，白居易的廉洁自持，于谦的“要留清白在人间”，本质上都是对价值取向的清醒抉择。虽相隔千年，却共同映照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图谱。他们的清贫，是不为物役的主动坚守，背后是充盈的精神境界；他们的淡泊，是不谋私利的格局担当，核心是对家国大义的矢志不渝。这种将个人修养与天下责任紧密联结的品格，穿越时空仍具警醒力量，为党员干部校准权力观、利益观提供了厚重的历史镜鉴。受封建制度的本质局限，古代官场贪腐积弊难除，民间流传的“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正是对旧时吏治歪风的针砭。在贿赂公行的封建官场中，清正自持的清官廉吏实属凤毛麟角，其操守与风骨愈显难能可贵，也为今天的党员干部留下了深刻启示。进入新时代，“窑洞之问”犹在耳畔，“赶考之卷”仍然在答，能否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是对每一名党员干部的永恒考验。唯有筑牢“不想腐”的思想堤坝，始终以清白立身、以清廉为政，方能赢得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而那些突破底线、以权谋私的贪腐分子，终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教训十分深刻。

六、看重潜绩、久久为功的远虑智慧

这类贤臣良吏的核心追求是：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不贪求立竿见影的显绩，甘愿深耕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这类贤臣良吏的典型代表有战国时期的李冰、春秋时期的孙叔敖、东汉的张堪。

1.战国时期的李冰

秦昭襄王末年，李冰任蜀郡太守，面对岷江水患，他率当地民众主持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铸就了世界水利史上的不朽奇迹。作为世界现存年代最久远、唯一仍在持续发挥效益的无坝引水水利工程，都江堰至今仍灌溉着成都、绵阳等8市41个县的1100多万亩农田，惠及3000万人口，并于2000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春秋时期孙叔敖

春秋楚庄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依托大别山北麓三面高、一面低的地形特点，因势利导筑堤蓄水，建成周长约120里的大型陂塘——芍陂。工程设置水门调控水量，实现“灌田万顷”的灌溉效益，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陂塘灌溉工程，历经2600余年，仍持续发挥灌溉、防洪等综合作用，有“天下第一塘”之称。

3.东汉张堪

东汉建武十五年，张堪出任渔阳太守，任内保境安民、劝课农桑，政绩卓著，素有“渔阳惠政”之誉。他最具长远价值的政绩，是在辖内开稻田八千余顷，大规模推广水稻种植，推动北方农耕生产实现突破性发展，是我国历史上北方地区规模化种植水稻的重要先行者。

上述三位贤臣良吏的共同特点为：因地制宜、系统规划、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他们的施政举措从不追逐短期显绩，而是立足对自然规律与治理规律的深刻把握，构建起可长效运行、持续惠民的治理体系。李冰修筑都江堰秉持道法自然、因势利导，孙叔敖营建芍陂坚持依形筑堰、顺势而为，张堪推广水稻种植注重水利兴农、政农协同——三者所处时代不同、施治领域各异，却共同诠释了中国古代“谋利长远”的治理内核。这份跨越千年的治理智慧，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党员干部要始终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发扬“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精神，保持历史耐心与战略定力，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实事，让各项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在时代发展进程中持续释放正向价值，真正留下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坚实业绩。

 

七、忠贞不渝、终生无憾的人生智慧

这类贤臣良吏的核心追求是：一生自醒自励、自省自律、善始善终，最终实现政治生涯的完美收官。这类贤臣良吏的典型代表有明代的徐溥、北宋的赵抃和清代的陈鹏年。

1.明代徐溥

我们都知道“徐溥储豆”的典故。明代首辅大臣徐溥，年少时便以“储豆律己”之法砥砺修身。他在书案上放置两个瓶子，分别贮藏黑豆和黄豆：每当产生善念、说出善言或做善事，就投一粒黄豆；若言行有失，则投一粒黑豆。开始时瓶中黑豆居多，徐溥反躬内省、克己精进，久而久之黄豆日渐充盈，黑豆寥寥无几。这一修身习惯他一直坚持至入仕之后，凭借持之以恒的自我约束与道德淬炼，终成德高望重的一代名臣。徐溥的“慎独”境界，体现了自律的最高标准。

2.北宋赵抃

赵抃是焚香告天的“铁面御史”。他坚持以自省砥砺操守，每日政务完毕，必于夜静之时正冠整衣、焚香告天，将当日所言所行逐一扪心自察，以天地为鉴省察得失。他坚持若有不可告天之举，必定即刻纠改、绝不复犯。他廉政实践坚持“三廉”，即廉于自身，廉于职守，廉于社会。他一生不蓄家资，任内严纠贪弊、扶正风气，还主动抚恤孤幼，助嫁孤女数十人。这种防微杜渐、朝夕惕厉的修身自觉，让他历任官职皆以清白干练著称，所至之处民心归附，赢得百姓赞誉。

3.清代陈鹏年

陈鹏年，被康熙皇帝誉为“第一能臣”，为官刚正廉明、实心任事，素有“陈青天”之称。他初入仕途、任浙江西安知县时，便手书“清、慎、勤”三字张贴于书房，作为终身恪守的为政座右铭。“清”即持身清正、廉洁自守，“慎”即处事审慎、秉公不私，“勤”即勤政恤民、恪尽职守。这三字既是古代为官理政的经典官箴，也是他修身律己、施政行事的行为标尺。

上述三位贤臣良吏的共同点在于：一是始终坚持自省自律。他们将修身克己融入日常，把自省自律从一时的自我要求转化为贯穿从政生涯乃至整个人生的行为自觉。二是守正持节，善始善终。三人皆以清廉立身、勤政行事、爱民为本，毕生坚守为官底线，最终既获朝廷嘉许，亦得百姓拥戴，赢得政声与人格的双重赞誉。他们的事迹深刻昭示：唯有常怀自省之心、恪守自律之则，方能在复杂的从政环境中不移其志、不改其节，始终守住为官做人的根本操守。这也为新时代党员干部修身从政提供了厚重的历史镜鉴。党员干部要始终洁身自好、坚守底线，扛得住艰难险阻、经得住风险考验，尤其要守好从政生涯的“最后一公里”。由此可见，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做到慎终如始、善作善成，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恪守的立身正道与从政准则。唯有如此，方能为民族复兴尽责担当，为人民福祉不懈奋斗。

综上而言，古代贤臣良吏为政智慧的现代启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古代贤臣良吏的为政智慧，核心在于以民为本、心怀苍生，这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深厚的历史根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古往今来，凡青史留名的贤臣良吏，无不把百姓安危冷暖系于心头，把为民造福作为从政根本。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将忧民之心贯穿施政全程；包拯以铁面无私、秉公持正守护百姓切身利益；于成龙清廉自持、实心为民，被康熙帝赞为“天下廉吏第一”；李冰因势利导兴修都江堰，泽被千秋、惠及万民，以长远实绩诠释为民担当。他们用一生的践行印证了朴素的为政之道：为官一任的核心价值，从来不在职级高低、权柄轻重，而在于是否真正为百姓谋福祉、为民众谋实惠。这种以民为本的为政理念，跨越历史时空仍具时代价值，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厚重的历史镜鉴。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正确政绩观本质上就是坚持以民为本的政绩观。党员干部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需求作为干事创业的出发点，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尺，坚决摒弃“唯GDP论英雄”、重显绩轻潜绩等错误导向，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第二，古代贤臣良吏的为政智慧，关键在于勤勉务实、久久为功，这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方法。“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务实笃行、不务虚功，是古代贤臣良吏身上鲜明的为政特质。他们摒弃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浮躁心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倾心办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实事。北宋胡则力推惠民举措，减轻民众负担、护佑百姓产业，让当地百姓安居乐业，留下良吏治世的佳话；明代海瑞清廉刚正，整治贪腐、疏浚河渠，一心为民办实事，不慕虚誉、务求实效。这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务实担当与长远格局，正是新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反观当下，少数干部热衷于打造“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追逐“短平快”的表面成效，漠视长远发展与民生根基。究其根本，是背离了务实为民的从政初心。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古之贤臣为镜鉴，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多做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张蓝图绘到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第三，古代贤臣良吏的为政智慧，底线在于清正廉洁、修身立德，这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保障。“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洁奉公是为官从政的立身之本，也是古代贤臣良吏共同的政治品格。东汉杨震以“四知拒金”坚守底线，秉持“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清醒，不为私利所惑；北宋司马光一生勤俭自持、秉公持政，留下“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警世家训；明代于谦以“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誓言，用一生践行清白刚正的为官操守。他们的事迹深刻印证：为官者唯有修身正己、清廉自守，方能秉公处事、赢得民心，切实担起治国安民的职责使命。进入新时代，面对各类风险考验与利益诱惑，党员干部更要汲取古代廉洁为政的历史智慧，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坚决抵制贪腐堕落、以权谋私等歪风邪气，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以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坚守为民初心、践行正确政绩观。无数正反事例深刻昭示：政德是从政的基石，唯有筑牢政德根基，方能创造出经得起检验的扎实政绩。

第四，古代贤臣良吏的为政智慧，精髓在于担当尽责、心怀家国，这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精神动力。“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古代贤臣良吏始终将国家利益、社稷安危置于个人得失之上，危难之际挺身而出，重任面前敢于担当。诸葛亮为兴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竭尽毕生心力辅佐朝政；南宋名将岳飞精忠报国、矢志抗金，以满腔热血诠释了舍身为国的家国大义；清代名臣林则徐虎门销烟、力抗外侮，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铮铮誓言，彰显了为国尽责的赤诚情怀。这种心怀家国、勇担使命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民族绵延赓续的精神基因，也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心怀“国之大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滋养。

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古代贤臣良吏的为政理念，不可避免地受到封建制度与时代条件的局限。我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秉持辩证取舍、推陈出新的态度，摒弃封建官僚制度的糟粕，传承弘扬其中为民、务实、清廉、担当的治理智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征程要有新作为。广大党员干部要从古代贤臣良吏的为政智慧中汲取滋养，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弘扬务实作风、严守廉洁底线、强化担当精神，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把心思用到干事创业上，把精力投入到为民造福上，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回应群众期盼，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报告人 | 李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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