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理论和国家学说的重要文献，是唯物史观丰富和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这篇文献里，恩格斯以史诗般的恢宏视野，研究了人类社会的早期历史和家庭的发展演化，再现了所有制形式的历史演变和氏族制度的解体过程，分析了阶级的形成和国家的本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趋势。这部著作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历史确证，也是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人类历史的光辉典范。列宁称赞说，《起源》“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

一、《起源》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历史确证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尽管这一历史观的创立是基于对人类历史的深刻洞察和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严谨审视，但其论证主要还是基于对唯心史观的批判而作的哲学抽象，还需要历史事实和社会现实进一步确证。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其手稿时，发现了马克思对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详细摘要和批语。说明马克思曾打算用他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来阐释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但未能完成。恩格斯敏锐意识到，摩尔根以自己的方式再度印证了40年前他和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证实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因此有必要写部专门著作来完成马克思的遗愿，于是撰写了《起源》一文。

《起源》包括2篇序言和9个章节，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家庭形式和氏族制度。恩格斯把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等3个阶段，并分析了不同阶段的家庭形式。蒙昧时代实行群婚制，包括血缘家庭和普那路亚家庭，属于母权制社会；野蛮时代是对偶婚制家庭，没有血缘关系的一对男女组成暂时、松散的家庭；文明时代演变为专偶制，一对男女结成稳定的家庭，母权制被父权制取代。在文明时代以前，由有血缘关系的群体构成氏族。氏族制度的特点是：酋长（首脑）和酋帅（军事领袖）由选举产生并可以罢免；在议事会里，全体成年男女享有平等表决权。几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若干胞族组成一个部落，多个部落构成部落联盟。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家庭的形式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改变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家庭血缘关系曾对社会制度起过重要作用。

（2）原始共产制的解体和私有制的出现。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实行共产制家户经济，即原始共产制。随着生产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家畜驯养和畜群繁殖，有了更多财富来源。起初这些财富归氏族所有，随着男性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家庭首领，形成了家长制社会。于是这些原本属于氏族共有的财富，便逐步成为家庭首领的私有财产，原始共产制被私有制所取代，个体家庭也相应取代传统共产制家庭公社，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进而，随着产品交换和商品贸易的发展，私有制逐渐成为社会的普遍经济形态，而财产继承制度的确立进一步巩固了私有制，成为延续至今的基本社会制度。

（3）阶级的产生和对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私有制、商品交换、贫富差距、雇佣劳动等经济成分发展起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发展为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结构。私有制的出现则导致剥削制度的产生和对立阶级的形成，阶级和阶级对立自此贯穿整部历史。具体说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表现为游牧部落同其他部落分离，造成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对立；第二次大分工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形成了富人和穷人的阶级对立；第三次大分工形成了不从事生产但对生产者进行剥削的商人阶层。恩格斯指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由此造成了阶级的对立、对抗和斗争。

（4）国家的形成和本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仅体现在国家性质上，也体现在国家形成上。在氏族制后期，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航海业等的分工发展，居民依其职业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这就需要创设不同于氏族制度的新公职来处理这种利益，而这些公职都是由特权阶级来担任的。于是，国家逐步取代氏族而发展起来。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财产等级的分化，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阶级对立日益尖锐。国家诞生的初衷，根本上是为了调和阶级矛盾、管控阶级冲突，避免社会在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中走向崩溃。所以，“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

恩格斯通过对家庭、氏族、私有制、阶级、国家形成过程科学而严密地分析，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客观、全景式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从而从人类学的角度、实证的角度，进一步阐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光辉文献。

二、《起源》对唯物史观的丰富与发展

恩格斯的研究，不仅确立了用唯物史观解读人类历史的经典范例，而且提出了一系列鲜明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第一，物质生产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这一生产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恩格斯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这就是“两种生产理论”。恩格斯以这一理论为框架，分析了从蒙昧时期到文明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过程和人自身生产从血缘家庭到专偶制家庭的演变过程，从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两个角度阐释了物质资料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丰富了唯物主义的生产理论。

第二，家庭形式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改变。恩格斯指出：“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在人类社会早期，个人无力对抗自然的威胁，为了获取食物，需要人们协作。协作首先是基于血族关系的合作，由此形成家庭。同时，家庭关系又受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从而形成从群婚家庭到专偶制家庭的演化。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的财产继承，使氏族制度逐步解体，发展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制度。这些观点发展了唯物主义的家庭理论。

第三，私有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造成了剥削制度和阶级对立。早期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是共产制的原始家户经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财产剩余和财产私人占有，私有制的产生形成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阶级产生的经济根源，是对唯物主义阶级理论的重要发展。

第四，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本质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它表示社会陷入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为了使这些阶级不至于在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毁灭，就需要有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这些观点是对唯物主义国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五，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必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必然被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所取代。恩格斯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氏族制度就是这样的社会。事实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存在阶级和国家的时间是很短的历史阶段。只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才产生了阶级和国家。而随着生产的高度发展，“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所有制必将取代私有制，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和国家也必将被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这一思想发展了基于唯物史观的未来社会理论。

三、学习《起源》，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发展观、政绩观

学习经典从来都是为了观照现实。《起源》为我们正确认识当代现实问题提供了深刻启示和科学方法。

一是坚持正确国家观，科学认识资本主义国家极化现象。正如《起源》中所揭示的，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也就是说，表面上国家属于每个人，但实质上它不过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化现象深刻证明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一方面，经济上的两极分化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实质上是资本剥夺劳动的机器。正如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标语所揭示的，“我们是美国99%的民众，但是国家却被那1%的人所控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与“民有、民治、民享”口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有、资本治、资本享”的现实。另一方面，持续深化的政治撕裂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是统治阶级的国家。美国学者基思·普尔等对美国收入不平等与政治极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长期的跟踪研究，得出结论：反映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基尼系数和政治极化指数之间高度关联。也就是说，政治极化和贫富分化相互强化，资产阶级国家是富人的国家，是资本统治的工具。

二是坚持正确历史观，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在《起源》中，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科学预测未来社会必将是“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但作为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和人类社会新的文明形态，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是毫无疑问的。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却已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起源》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要求我们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深刻认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历史结论，进一步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三是坚持正确发展观，实现物质投入和人的发展紧密结合。恩格斯在《起源》中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认为，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是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在今天仍然有重要指导意义。“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强化对基础设施、机器设备等的投资和技术改造，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人的能力提升和潜力开发的投入，全面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国民素质基础，顺应全球产业发展从“资本密集”转向“人才密集”的大势，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推动人力资本积累，形成人力资本红利。要求我们牢固树立人才强国理念，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坚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坚持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环境，坚持弘扬科学家精神，全方位培养用好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持久动力。

四是坚持正确政绩观，坚守“人民至上”发展理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这深刻揭示了唯物史观的一条基本原理，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正是基于对唯物史观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要求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就要求我们，做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把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尺度。这既是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广大领导干部学习《起源》应有的思想自觉。

[作者分别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进修一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海淀区党支部书记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韩秋源（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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