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江南地区的开发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大分裂、大动荡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仍，政权更迭急促，社会生产屡遭摧残，经济文化急剧衰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南方太湖平原周边先后出现的吴、南唐、吴越等割据政权，大多采取保境安民、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兴修水利、鼓励通商的治国方略，使得江南地区在长期相对安定的环境下，全域都实现了人口增长，农业稳定，手工业勃兴，商业繁盛，城市崛起。

经过持续近百年的区域深度开发，在江南平原区域的开发水平已领先全国的基础上，周边山区也大都融入了江南区域，全域几乎都摆脱了蛮荒状态，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基本完成了由附属性经济区向核心经济区的历史性转变，为北宋统一后“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经济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北方战乱与人口南迁：江南开发的人力和技术基础

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已遭重创，而唐末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持续的混战，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北人南迁浪潮。政权交替之际，兵戈不息，徭役繁重，赋税苛暴，大量流民为避战乱，举族南迁，涌入太湖平原周边。

这批南迁人口主要包含三类：一是普通农民与手工业者，带来了耕作技术、纺织技艺、陶瓷烧制与金属冶炼经验。二是士人官僚与宗族豪强，带来了组织管理能力、文化礼俗与资金积累。三是溃兵与流民，转化为垦荒拓殖的重要劳动力。当然，也丝毫不能忽视江南本地人的重要作用，南迁人口也恰恰是融入了江南环境，才焕发出勃勃生机。

人口持续流入，直接改变了江南地区人地比例。唐代江南虽已逐步开发，但不少地区特别是山区仍属于蛮荒区域，劳动力不足长期制约开发深度。至五代后期，吴越、南唐等地户口数较唐代中后期显著增长，两浙、江西等地“生齿益繁，田野日辟”。人口增长带来了劳动力充裕供给，使得大规模垦荒、围湖造田、修堤筑塘、精耕细作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众多南迁人口因为已不能在平原立足，大规模向皖南、江西等山地发展。

可见，五代十国时期北方人口持续南迁，既是江南快速开发的前提条件，也是技术传播与生产力跃升的核心动力。

农业与水利开发：圩田拓殖和作物结构革新

在充足人力与先进技术支撑下，江南诸国普遍将垦田殖谷、劝课农桑作为立国之本，农业开发由唐代浅度开发转向深度精耕，加强水利保障成为重点，初步开启集约化种植阶段，核心成就集中体现为圩田大规模推广与经济作物广泛种植。

江南地势低洼，河湖密布，水高地低，易涝易旱，传统农业长期受水患制约。五代时期，以吴越、南唐为代表的江南政权，大规模推广圩田。范仲淹曾提到过，五代江南圩田，每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吴越在太湖流域构建起横塘纵浦的水利圩田网络，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阡陌纵横，塘浦相连，将昔日沼泽荒滩改造为岁获丰稔的粮仓。南唐在皖南、苏南亦大规模修复与兴筑圩田，江淮之间，庐舍相望，桑麻遍野。圩田普及，极大地拓展了耕地面积，提升了土地利用率，使江南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区。

吴越国水利成就突出，专设人员统管水利，并组建撩清军，专以浚湖、筑堤、疏浦、修闸为务，维护水利设施。其最具代表性的工程为钱塘江捍海石塘，动员大量民夫，采用竹笼装石、木桩固岸的先进技术，修筑起长达百里的捍海石塘，有效抵御海潮侵袭，大片沿海滩涂变为良田。南唐继承唐代水利基础，大规模修复扩建陂塘渠堰。昇元年间重修丹阳练湖，灌溉丹阳、金坛、延陵万顷农田；修复寿州芍陂，扩大灌溉面积，使淮南成为南唐粮食基地；在武进修复孟渎，置水门，利灌溉。

在耕作制度上，稻麦轮作复种制在江南全面推广，土地利用率与粮食产量成倍提高。同时，统治者普遍鼓励种植桑、麻、茶、棉、果、蔬等经济作物，形成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并重的农业结构。南唐劝农桑、广耕植，推动了桑蚕业的迅速繁荣。吴越广植柑橘，商品化程度极高。

农业开发另一重要表现是梯田在皖南丘陵山区开始兴起，依山势修筑阶梯式农田，引山泉灌溉，江南农业开发逐步向丘陵山区纵深拓展，土地利用空间空前扩大。五代后期，江南诸国普遍富庶，农业生产水平全面超越北方。

手工业与商业全面勃兴：技术精进和区域市场形成

农业繁荣与人口增长，推动江南手工业进入全面兴盛新阶段，技术精进、分工细密、商品化程度高成为显著特点，丝织、制瓷、制茶、造船、矿冶、造纸、印刷等行业均取得突破性成就，形成鲜明区域特色与产业优势，并开启了海外贸易。

丝织业居诸业之首，吴越、南唐皆是丝织中心，吴绫、越罗工艺精湛，为宫廷御用与外销珍品，南唐在金陵、扬州设官营织室，锦绮精美，冠绝天下。丝织品不仅是赋税、贡品，更是重要出口商品。制瓷业进入鼎盛，越窑秘色瓷代表当时制瓷最高水平，传闻钱氏当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随后吴越、南唐瓷器远销日本、高丽等地，成为对外贸易大宗商品。制茶业为新兴支柱产业，茶叶成为江南财政支柱；吴越、南唐广植茶树，产茶量大质优，茶叶生产行销较唐代更为扩展。江南诸国为漕运、通商、海防需求，大规模建造漕船、商船、海船、战船。杭州、明州都可以造较大规模船只，可远航日本、朝鲜、南洋，直接推动了海内外贸易繁荣。至五代末期，江南手工业已在规模、技术、质量、市场上全面领先北方，成为全国手工业中心。

农业与手工业爆发式增长，带动江南商业空前活跃，形成区域市场整合、城乡商贸互通，海内外贸易并举格局，一批商业大都会迅速崛起，彻底改变了古代中国城市与经济地理格局。南唐、吴越普遍实行轻关税、利通商政策。吴越关市无苛税，南唐弛盐禁、便商民，尽力激发商业活力。商品流通突破区域界限，大宗商品开始跨区域贩运，形成以杭州、金陵、扬州、明州为中心的区域性市场网络。吴越、南唐等政权积极拓展海上通商，明州、杭州成为国际性港口。海外商品输入与江南商品输出，推动沿海城市走向国际化。这些城市功能也在转变，传统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的城市，转变为工商业中心、消费中心、交通枢纽。杭州为吴越都城，邑屋繁茂；金陵为南唐都城，工商聚集，是江南首屈一指大都市；苏州、扬州、越州、明州等一批城市继续呈现繁盛状况，人口密集，形成城市群雏形。

五代后期，江南已形成商品化、市场化、外向化经济形态，商业税收成为各国财政重要来源。

保境安民与轻徭薄赋：江南快速开发的制度保障

江南经济之所以能在乱世中逆势崛起，根本在于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与务实利民的经济政策。与中原征战不息、赋役繁苛的生存环境不同，南唐、吴越都奉行保境安民，尽量不主动征伐，强调与民休息。吴越国国王钱镠尊崇中原，但是自己保境安民，避免参与大规模战争。南唐皇帝李昪休兵息民，推崇轻徭薄赋。

南唐、吴越政权深知国之富强，本在民力，普遍招抚流民，鼓励垦荒。轻徭薄赋，尽量降低田租、户税、商税，保持一个正常的生产生活环境。在官僚激励机制上，以农桑政绩考核官吏，尽量减少扰民。同时，尽可能兴水利、修道路、通漕运，改善生产与交通条件。虽然到各个政权后期，苛政频发，社会治理也常常失效，但总体上长期保持社会安定，有着鼓励生产的政策环境，为经济持续开发提供了最可靠的制度保障。

总之，五代十国时期江南的快速开发，在中国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基本转移至太湖平原流域，也就是所谓江南区域，甚至到了江南内部山地区域，完成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长期酝酿的历史性大转折。江南全面取代北方，成为全国粮食、财赋、手工业基地，后来成为北宋中央财政与全国供给的重要来源。江南开发逐步由平原扩展至丘陵、沿海、山区，土地利用与农业技术达到新高度，精耕细作模式定型。农商并举，海外贸易成为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商品化、市场化程度领先全国，为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奠定根基。城市文化兴盛、人才荟萃，江南成为后世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区域。

唐末五代十国虽然是乱世，却是江南全域崛起的关键百年。在北方持续动荡背景下，江南实现了全方位、跨越式发展，基本确立了全国经济重心地位，为此后千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

（作者系河南省宋文化研究院院长、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梓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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