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摘要】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本文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要义与重大意义、指导原则与目标、重点任务、实践路径以及“十五五”时期文化经济政策的着力点等内容进行了讲解，强调党的领导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坚强保证，点明了当前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进一步推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思路和启发。

一、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要义与重大意义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要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第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置身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全新时代，这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第一个“新”，即数字技术赋予的全新语境。为何文化发展与新技术联系如此紧密？可以说，新技术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方式以及未来走向。纵观人类文明史，每一次技术的重大进步，都伴随着文化发展的全新突破与迭代。从远古先民在岩石上刻画符号、绘制岩画，到后来竹简、绢帛的出现，再到纸张的发明与普及，直至现代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无不印证着这一点。

在互联网兴起之后，原本相对独立、各具特点的文化形态（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逐渐趋于深度融合。特别是在当前信息技术、数字化以及智能化飞速发展的条件下，文化业态的跨界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因此，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这一重要特征，即它正深刻嵌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崭新时代。

第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根植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彰显文化主体性。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鲜明底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始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文化发展的根与魂所在。坚持人民立场，意味着人民既是文化发展的主体与载体，也是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为了人民。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求文化发展必须着眼于人、落脚于人。

文化主体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锚点。文化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自觉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论断，深刻阐释、高度总结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有了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坚定与自觉。

第三，新的战略目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这一战略擘画为新时代新征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国。明确了这一战略目标，我们就必须清楚文化强国的具体形态、主要目标、核心特征，以及“强”的力量源泉在哪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强国、怎样建设文化强国、文化强国究竟强在哪里”定下了基调。总体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能够更好地指引我们顺应信息技术发展的潮流。我们要积极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将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有机结合起来，催生出文化新的形态、新的业态与新的模式。可以说，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种内生的、无形的却至关重要的核心力量。这种核心力量，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提出建设文化强国，一方面是强调文化自身的强大；另一方面，还要强调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综合效益与价值，即文化赋能的强国建设。在谈到文化强国时，除了强调文化自身的传承、保护、创新与发展之外，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就是通过文化建设来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的根基。

 

二、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原则与目标

（一）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原则

第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提出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新时代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

第二，坚定不移地贯彻“两个结合”的核心原则，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二个结合”不仅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所依赖的深厚文化根基与血脉联系，同时也清晰地指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华沃土，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与精神根脉，这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三，坚持具有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文化主体性。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概念中，“新时代”与“社会主义”都是基于中国这一根本主体而存在的。如果没有中国这一根本主体，新时代便无所指、无所依托；社会主义建设也无法在中国展开。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文化独立自主发展的核心依托，也是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最鲜明的立场。在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守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掌握文化建设的主导权与话语权，推动新时代文化发展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稳步前进。

第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通常我们将文化建设归入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文化的发展必然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只有在物质层面发挥有力保障作用，文化才能实现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建设文化强国，不仅要建设强大的文化，实现精神文明领域的高水平、高质量发展，更包括如何用文化赋能经济社会的发展。综合来说，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反过来，精神文明也可以更好地促进物质文明的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赋能、相互促进的协同过程。

2026年3月13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上，我们同样要贯彻这一方法。

第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开放包容。文化虽然强调特色与主体性，但只有开放方能永葆生命力与活力。回顾历史，凡是文化开放包容之时，便是其繁荣兴盛之日。汉代、唐代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时代，正因其秉持开拓创新的姿态。但是近代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究其根本，文化丧失活力是关键因素之一。

新中国成立至今，经过探索和奋斗，我国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的文化发展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兴盛，越来越充满生机和活力。

（二）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

当前，我们明确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也是我们建设文化强国的四个目标任务。

文化的发展是动态的，具有矢量性，源自不同作用力的交织与碰撞，最终汇聚成一个总的方向与趋势。尽管在实践中，影响文化发展的因素纷繁复杂，既有外部的冲击，也有内部的演进，甚至不乏偶发的变量，但我们的核心任务，是将这些力量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洪流，坚定不移地朝着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宏伟方向前进。

第一，增强思想引领力。思想引领力包含两个维度：一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二是文化价值体系。文化价值体系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形态，无论是蓬勃兴起的国潮文化、汉服风尚，还是二次元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发展，皆是其生动体现。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是实现全党思想上统一和行动上一致的根本保证。深刻把握党的思想引领力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提升精神凝聚力。一个民族要想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真正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具备强大的精神凝聚力。否则，必将沦为一盘散沙。建设文化强国的一项核心目标，就是铸就坚不可摧的精神凝聚力。

第三，增强价值感召力。价值感召力本质上是开放包容的。回望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正是一部不断开放包容、创新突破的历史。我们通过吸纳融合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最终形成了当今人口规模巨大、精神高度凝聚，且富有合力的强大文明。因此，增强价值感召力的重要任务，就是坚持开放包容。

第四，提升国际影响力。在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宏伟进程中，我们绝不能采取闭门造车的狭隘方式，而必须秉持开放包容的全球视野，坚定不移地面向国际舞台。这就要求我们积极主动地营造一个多元、互鉴、和谐、共赢的良好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环境。在此至关重要的历史进程中，一项核心而紧迫的任务在于，我们必须着力构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能够清晰表达自身价值与立场的自主话语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有效参与全球文化对话、掌握国际传播主动权、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并最终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根本基石。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重点任务与实践路径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重点任务

第一，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不仅是增强思想引领力的核心与关键任务，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必须牢牢抓住、切实做好的一项根本性任务。通过在全社会广泛、持久、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与实践，我们才能巩固共同的思想基础，凝聚广泛的社会共识，为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

第二，大力繁荣和发展文化事业。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对文化事业的发展加大投入、完善机制，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不断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文化产品和服务。要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第三，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所谓产业，其核心特征在于更加强调多样性、个性化以及市场化的发展路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承载着不同的社会职能。文化事业主要负责保障基础性的文化需求，这既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引导，也涵盖关系到民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公共服务。而文化产业则主要针对个性化、差异化的文化需求。以阅读为例，公共图书馆提供的是基础性的图书借阅服务，满足大众的一般需求；但许多人可能有更特定的兴趣，比如喜爱漫画的读者可能发现图书馆的漫画藏书有限，这时就需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填补这一需求缺口。这正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所在，即通过市场机制，灵活、高效地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

文化产业的发展总体上遵循市场化原则，但无论是国有还是其他所有制类型的文化产业，在我国都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准则。

第四，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纵观历史，中华文明始终秉持开放包容之姿，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动态演进，正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种“化成”，既包含内部的深度融合，亦涵盖对外传播力与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传播并非侵略性的，它不同于欧洲十字军东征那般依靠武力征服的强制性输出，而是和平共生的文明对话。此外，中华文化还有一个鲜明特质：以人为本。这种立足于基本人性的价值追求，天然具备极强的包容性与人性魅力，也注定了中华文化的和平底色。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实践路径

第一，培育壮大文化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我们的文化建设与发展必须积极拥抱新兴技术，主动适应信息化技术发展的时代潮流。因此，培育壮大文化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是首要任务，也是基础所在。

第二，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是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习俗进行保护；二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融入新时代的发展。

第三，实现优质文化供给与文化消费需求之间的良好互动。要以高水平的文化供给能力，有效激发和提升文化、旅游、体育、商业等领域的消费活力。供给与需求二者必须相互匹配、协同推进。在文化领域，供给往往能创造需求，但这种供给本身也需要升级。它既要提升品质，也要更有效、更精准地对接并促进文化消费。

第四，实施“投资于人”的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在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强调的不仅是财政保障与税收激励，更要求财政与税收策略具备更强的预见性、引领性，从而激发文化领域的创新活力。

此外，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中的一个核心要素是“投资于人”。随着技术日益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重资产已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如今，许多公司尤其是涉及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领域，往往仅凭一人即可运作。以视频制作为例，过去需要庞大团队、昂贵设备和专业演播室，而现在，一名旅拍博主仅凭手机、运动相机或无人机，就能独立创作出具有大片质感的作品。人工智能的潜力更是无可限量，因此，人的创造力与能动性在此过程中显得尤为关键。

从整体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不仅意味着人民是文化发展的根本目标与服务对象，更强调通过文化发展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这种素养的提升，不仅能激发个体的文化创造力，也会增强其文化消费意愿。

第五，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以当前的汉服经济为例，这是国潮经济中一个十分突出的代表。汉服不仅以深厚的文化内涵赋能传统服装产业，还带动了纺织、设计，乃至文旅等相关行业的整体升级与转型。而汉服本身的蓬勃发展，也正是文化保护、活态传承与当代创新相结合的一个生动载体。与此同时，汉服文化对海外的影响也日益广泛和深入，成为文化交流的靓丽名片。另外，我国的诸多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构建企业文化、塑造品牌形象。这使得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持续增强，更在整体上推动了中国文化、中国元素与中国审美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欣赏与认同。

 

四、党的领导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坚强保证

（一）价值意义

坚持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因此，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另外，文化发展的质量与成效，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真正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确保每个人都能平等享有参与文化创造、享受文化成果的机会，从而推动文化的繁荣与进步，促进社会整体文明水平的提升。

（二）政策意义

在推动文化事业持续繁荣与健康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确保文化发展符合国家整体战略与核心价值导向。同时，我们也要高度重视政策的科学制定与有效实施，通过完善的文化政策体系来引导、规范和激励各类文化创造活动，确保文化发展既充满活力又秩序井然，从而在政治原则的坚定性与政策执行的灵活性之间实现有机统一与协调推进。

文化强国的核心价值包含六个特性：人民性、主体性、向心性、创造性、竞争性、稳定性。这六大特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它们分别精准对应并指导着国家文化建设的多个核心领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与普及、文化遗产与传统的系统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引领与整体建设、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及创新驱动发展、文化经济与国际贸易的繁荣拓展，以及现代化文化治理体系与能力的构建。这些领域共同构成了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矩阵。

 

五、“十五五”时期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的路径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通过有为政府配置多样政策资源，高效激活有效市场在文化与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能力，着力推进文化创新发展。为高质量推进“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高标准如期实现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具有紧迫性和深远意义。接下来的五年，是我国建成文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文化繁荣兴盛必须依靠激发内生活力。只有人民群众具备充分的文化自觉自信，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才会真正彰显；只有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才能真正实现自立自强、生生不息的中国式现代化。

保障型的文化经济政策，在支持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面向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为充分实现文化育人化人、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创新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已势在必行。其主要的实施路径总体上可以从两个维度、六个方面展开探讨。第一个维度是作为精神生活的“小文化”，侧重于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的协同融合；第二个维度是作为软实力的“大人文”，重点在于实现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本体的政策着力点主要有三个，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科技融合与培育新业态、数字文化产业与文化贸易。文化赋能的政策着力点也主要有三个，即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城市更新、产业焕新。

（一）从文化内涵价值维度看

保障和推进文化高质量发展是实施的积极文化经济政策的基础性任务，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建议》提出：“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升“四力”，关键在于增强扎根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持续、系统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进文化科技融合是文化新业态的源头活水，也是以文化力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试验场。在最大程度满足文化内需的同时，需紧紧顺应数智化新潮流，促进中国对外文化贸易提质增效。为实现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工具，需在三个重要环节积极作为。

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以往的文化经济政策实践来看，财政的绝对投入是保障文化保护与传承相关事业的主要政策手段，尤其在考古文博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相关领域，预算保障始终是关键支撑，而税收与金融相关政策工具则运用较少。随着文化领域需要保护和传承的范围持续扩大，财政支持的边际效应实际在下降。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不仅需发挥财政投入的杠杆作用，而且需借助税收减免政策，将鼓励社会力量与市场机制积极作为，设定为政策目标。对于公益类文博行业的政策性支持，现有财政投入需进一步强化预算绩效管理与过程监督考核，更加注重以有限的财政资源撬动社会力量与社会资本参与。同时，需重视完善文博文创市场化、产业化发展中的收益分配与激励机制，加强对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主体的支持和培育，调动财政、税收、教育、工商等各类政策工具，充分践行文化领域“投资于人”的积极效应。

第二，积极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大力支持培育和发展文化新业态。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不断催生新场景、新消费，也为复合型创新人才提供探索实践、施展才智的重要平台。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既是推动信息技术条件下，文化创新发展与复合创新人才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又是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断催生新业态的有效路径。从全球及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税收和金融是具有价值的政策工具。面向文化强国建设，需将保障改革的税收政策，向鼓励创新的方向做适度调整，实施更加普惠、覆盖各类各级文化科技经营主体的税收减免激励政策。对数智化水平较高的各类文化企业，需在文化与科技创新研发投入上，给予更大力度的税收抵扣与减免扶持。同时，鼓励银行创新信贷产品，为文化科技企业提供更为便利、长期稳定的金融支持，积极发展有利于孵化文化科技创业企业的投融资环境，激励耐心资本投向人工智能、虚拟科技、机器人技术、脑机技术等新兴科技，在文化领域开展试验性应用培育。积极支持文产商旅体跨界融合、跨区域整合，营造便捷工商登记、灵活消费补贴等政策环境，促进新业态、新场景、新消费蓬勃发展。

第三，积极鼓励文化数字资源资产化，促进数字文化产业与贸易加快增长。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包括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形成国家文化专网、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等8项重点任务。在该文件出台前，财政便已通过专项拨款资助新闻出版、广播电影、文物文博等文化领域，开展数字化工作。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正是顺应这一趋势，并试图进一步规范、整合文化数字化工作及其形成的数据资源，旨在实现中华文化的数字化全景呈现与全民共享。“十五五”时期，需着力推动文化建设的数智化赋能与信息化转型。文化经济政策需进一步有效整合分散资源，统筹构建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推进作为信息档案的文化数据资源，向具有内容属性的文化数字资产转换。建立文化数字资产的确权登记、评估定价、流通交易等数智化价值实现体系。在优质中华文化语料库、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等领域，需发挥积极高效作用，提升我国在全球发展的领先地位与引领能力。进一步加码文化出口“新三样”（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推动人工智能在数字文化贸易领域的应用。这方面的政策工具建议以税收和金融为主，可探索发展文化数字化、智能化建设的专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合理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战略性、长远性投资。在保障国家文化安全和数据安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积极作用。文化数字化形成的资源不仅具有大数据的要素价值，而且重要的是其包含文化特质的内容价值。文化数字资源的资产化，需在标准化数据要素价值的基础上，合理呈现并评估其非标准化的文化价值，这也是文化经济政策亟待创新作为的重要领域。

（二）从文化扩展价值的维度看

文化的力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建设文化强国，文化本身的繁荣强盛是题中之义，而以文化的价值与力量，为国家强盛与民族复兴铸魂赋能，则是文化强国建设更深刻的意义指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建设文化强国》一文中强调：“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以揭示文化对经济的引领、浸润、赋能作用及其运作机理为研究目标，以弘扬经济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一切成果由人民共享为价值指向的知识和学问。深入挖掘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精髓要义，可以为我们实施更为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提供更大的视野和空间。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也是城乡融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生动能。高水平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文化经济政策需在三个方面发挥积极效用。

第一，在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方面，积极的财政扶持机制可以作为文化经济政策的主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与推动共同富裕是有机统一、密切相关的，文化在其中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已形成充分共识。一方面，乡土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原乡，是中国特色的根脉所系。在政府主导与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之下，特色乡村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已颇见成效。另一方面，乡村文化相关产业不断发展，乡村文创、旅游、休闲、研学等业态日益丰富，但总体面临市场规模小、运营压力大等挑战。无论从公共文化维度，还是乡村人文经济维度看，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作用突出、意义深远。鉴于其显著的公益性和市场失灵问题，文化经济政策亟需推动财政机制不断创新、积极作为，重点需通过合理补贴，引导青年投身文旅乡创，借由乡村新大众文艺，带动乡村特色产品实现知识产权转化，拓宽在线销售渠道。

第二，在文化赋能城市更新方面，文化经济政策需围绕文脉传承、空间活化、产城融合等内容进行体系化设计。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积极作用，已为全球城市实践所验证，是平衡保护城市文化记忆、营造城市新地标、撬动潮流消费等综合价值的较优方案。我国在挖掘利用文化，以实现城市活化更新方面起步较晚。北京支持文创园区主要始于近二十年，体现出显著的后发优势和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这种做法很快在全国普及。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前期过快、过度开发建设所形成的文化地产、商旅街区、文商综合体等存量资源闲置浪费。城市是居民聚居生活、工作、消费、合作交流的空间，其更新要始终遵循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事实证明，那些纯粹商业飞地的古城古镇古街项目，总体上都运营惨淡，而那些拥有在地稳定居民基础的项目，具有不错综合效应。例如，西安、成都、大同、洛阳等基于老城提升的文商旅项目持续火爆。针对城市更新的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需以促进文化嵌入融合为发力点，将公共文化服务嵌入到社区、商圈、园区等城市人群积聚的各类空间，鼓励诸如小剧场、数字文娱等微小文化业态发展。

第三，在文化赋能产业焕新方面，文化经济政策需推动文化创新融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工厂的优势地位及竞争力受到挑战，这背后既有大国博弈等复杂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又源于我国劳动成本抬升、环保约束等因素叠加。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主力，推动其提质增效，需走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对于新科技、新产业，既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又需推动文化赋能、品牌赋值，这是更具内生效能的长远之道。中国汽车新势力在全球市场与产业竞争中迅速崛起，正是新质生产力与文创品牌力成功耦合的例证。以泡泡玛特为代表的中国潮玩产业风生水起，不仅在国内广受欢迎，而且国际市场业绩也强劲飙升，这体现中国制造与中国文创相互赋能的显著成就。中国玩具制造业已从低成本代工，升级为具备高文创附加值的自主智造。文化经济政策需在促进文化知识产权研发、授权等环节，给予更具吸引力的税收抵扣措施。对那些具有自主文化创意产权、有利于提升对外产品贸易、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国潮经济行业，给予倾斜性的投融资引导与支持。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李颖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0601/130026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