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红色音乐的创作与传播

抗战时期，红色音乐深度嵌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救亡实践。从《义勇军进行曲》的铿锵呼号，到《游击队歌》对敌后战场的生动书写，歌声既传递党的抗战主张，又将分散的社会情感凝聚为共同意志，并进一步转化为救亡图存的行动力量。其广泛传唱不只是因为音乐传播的特点，更在于中国共产党将制度组织、人民创造和实践功能贯通起来，形成一条“以乐传声、以声聚力、以力兴邦”的文化动员路径。

一

红色音乐的广泛传播，首先源于文艺工作被纳入党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体系。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视为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强调通过切合群众生活的方式扩大政治影响。这就使红军区别于单纯军事组织，并确立了政治工作必须面向基层、发动群众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音乐因其可以跨越识字门槛、便于集体参与，成为这一原则的重要实践载体。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则对这一实践作出更为系统的概括。毛泽东指出，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页）。

有效的组织机构有利于把这些要求落到实处。例如，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集创作、教学和干部培养于一体，使专业音乐工作者获得稳定的创作与研究阵地（参见《延安鲁艺回忆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宣传队、剧团、学校及群众团体等，则构成向基层延伸的传播节点。专业机构负责创作与培训，宣传骨干负责教唱与演出，部队、学校和乡村社会负责反复传唱与再创造。1939年3月，鲁艺音乐系教员树连、椰波、王莘等发起成立民歌研究会，将零散的个人采录转化为有组织的文化工作。1942年2月，鲁艺河防将士慰问团在绥德、米脂等地边演出、边采风，采编近百首民歌。1943年下半年，鲁艺工作团在绥德分区同乡亲们同吃同住，调查采风66次，收集民歌400余首。其采录并非书斋式的单向记录：音乐工作者往往先演唱已掌握的民歌，调动乡民情绪，再由乡民接唱、对唱，新的歌调就在互动中被记录下来（杨进：《延安时期陕北民歌采集实录》，《语言与文化论丛》第7辑，第264~267页）。这种将演出与调查相结合，通过采录、整理进行再创作的模式，把文艺机构、民间艺人和基层群众都纳入了红色音乐的创作与传播中。

二

如果说组织体系解决了“由谁传、如何传”的问题，人民性创作则回答了“传什么、何以入心”的问题。首先，创作主体从书斋和专业舞台走向战斗生活。专业音乐家、部队文艺工作者、民间艺人等在共同实践中形成复合型创作群体。创作者不仅“为群众写”，还在采集民歌、参加劳动、随军宣传中“向群众学”。群众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会在传唱中修改歌词、语音和节奏，使作品适应地方语境。创作与传播因此不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专业创作与群众再创造相互激发的循环。

其次，歌词将政治主张转化为可感知的日常语言和典型形象。面对民族危亡，红色音乐将山河破碎的痛感、家园沦陷的忧愤和团结御侮的决心凝结为简洁意象。例如，《在太行山上》将山地、密林、游击健儿融为敌后根据地的集体画像；《新编九一八小调》借熟悉曲调叙述东北沦陷后的苦难，使历史记忆通过具体人生体验进入大众心理，使全体民众得以共情。

再次，曲调改造在民族化与时代化之间建立张力平衡。作品广泛吸收民歌、小调、戏曲、劳动号子等传统资源，运用旧曲填新词、民间音调重构等方式降低接受门槛；同时，吸纳进行曲、多声部合唱等现代音乐语汇，提升艺术张力。内容上的现实性、语言上的大众性与形式上的艺术性彼此支撑，说明“普及”并非降低艺术品质，“提高”也不意味着脱离群众。

通过采录，艺术工作者把民间资源再度转化为创作与传播的材料。鲁艺工作团于1943年12月起深入延安城乡，不仅演出专场73次，还创作大小剧本16个、歌曲7首，调查66次，收集民间歌曲和剧本400件、民间剪纸160幅，观众约13万人（孙国林、曹桂芳：《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文艺》，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30页）。“采”与“演”、“学”与“创”在下乡过程中同时发生，文艺工作者从群众那里获得语言、曲调和生活经验，又用新的艺术作品回应群众的现实关切。这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到大鲁艺去”的实践形态，把整个社会生活视为文艺的课堂，在服务群众中提高艺术表达。

三

红色音乐的传播不以单向发布为终点，而在群体参与中完成从文化认同到行动能力的转化。教唱、合唱、行军歌唱、街头演出以及歌舞戏剧等多种形式，将部队、学校、乡村和城镇的日常空间转化为公共传播场域。“唱”本身就是一种参与：共同的节拍协调个体行动，反复的歌词稳定价值认知，公开的表演强化群体归属。于是，听众在开口歌唱时就转化为传播者和行动主体。

抗战时期，苏鲁豫支队宣传队的实践生动展示了歌声如何从文艺节目转化为群众工作。他们除演唱《大刀进行曲》《延安颂》等歌曲外，还针对驻地人和事随时编唱。为动员群众参军，队员编了小调《不要打呼噜》，1940年在驻地军民联欢会上演唱后，一位老人联想到女儿遭日军残害身亡的经历，当场送子参军。此外，宣传队员某次下连教唱自编《平原战歌》时，遭遇敌军奔袭，在边战边撤的过程中仍坚持择机教唱。这些细节说明，战地传播不是一套预制节目的机械搬运，而是一种通过现场编唱来触发行动的即时动员。而歌曲之所以能激发行动，正是因为它把个体伤痛、地方经验与民族大义联结在一起（苗干：《回忆苏鲁豫支队宣传队》，参见《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20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0~143页）。

这些广泛传播在抗战一线的歌声通过共同记忆、共同情感和共同节律，将地域、阶层和经验各异的个体纳入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对部队而言，行军、宿营和训练中的歌唱可缓解情绪、振奋士气并强化纪律；对普通民众而言，歌咏把个体的悲愤导向公共责任，使“救亡”从抽象口号转化为可参与的集体实践。这种凝聚力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深层的情感基础。同时，红色音乐构成精神斗争和政治动员的阵地。它揭露侵略者的暴行，塑造坚持抗战的英勇形象，以公开的集体发声打破恐惧与沉默。在东北抗联的斗争中，杨靖宇将军曾经亲自挑选战士在阵前高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别给日本人当开路先锋，我们要为民族解放斗争！”这既是一种政治战术，又传递了联络信息，最终杨靖宇率领部队胜利突出重围（刘贤：《阵地上的歌声——抗联歌曲歌谣采访手记》，《黑龙江史志》2020年第6期）这类作品向敌人展示了不可征服、不可战胜的顽强战斗意志，不仅表达情感，也增强战斗力量。

抗战时期红色音乐创作与传播的经验表明，文化传播只有进入人民的实际生活，才能从信息传达走向意义生成，其关键在于内容、主体、渠道与场景的系统协同。应将价值引领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和社会参与，用可感的形象、可信的故事和可参与的形式承载重大主题，坚持继承传统与创新表达相统一，使红色文化既传得开、又扎得深，在凝聚民族复兴精神力量中焕发持久生命力。

（作者：廖熹晨，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韩秋源（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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