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贡献与当代价值

今年是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一书写作完成110周年。1916年，列宁在批判吸收古典帝国主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了《帝国主义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值此经典著作撰写110周年之际，重新审视其理论贡献与时代价值，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从帝国主义理论发展史来看，列宁通过对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性重构，实现了帝国主义研究范式的革新，为帝国主义理论的百年演进奠定了基本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原则。

在对古典帝国主义理论进行综合创新的基础上，构建帝国主义论的科学体系，为科学认识帝国主义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提供基本理论原则

20世纪初，在针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中，形成了以霍布森、希法亭、卢森堡和考茨基为代表的四种古典帝国主义分析模式。霍布森以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为切入点，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对外政策；希法亭以货币为逻辑起点，强调金融资本和流通的决定性作用；卢森堡以资本积累为研究路径，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资本积累的世界竞争阶段”和“最后阶段”；考茨基着重考察工业资本和国际分工，提出了“超帝国主义”的设想。这些古典帝国主义理论虽触及帝国主义的诸多现象，却未能把握其本质规定。其分析往往侧重于某一重要维度，如生产过剩、金融资本、资本积累等，却难以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部分理论还将帝国主义定义为一种政策选择，带有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色彩。

关于列宁帝国主义论与古典帝国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学界存在两种代表性观点。批评者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内容是微不足道的，且来源于希法亭、布哈林和霍布森”（安东尼·布鲁厄）。支持者则认为，“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分析虽然源于希法亭、霍布森等人的理论，但从把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体系加以分析的角度来看，显然具有原创性”（詹姆斯·布劳特）。事实上，列宁在综合吸收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积极因素的同时，在多个方面实现了创新性发展。

首先，列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出发，揭示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的客观规律，将垄断确立为帝国主义最根本的经济属性，明确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一核心论断。由此，列宁将垄断确立为帝国主义本质属性，为整个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石。其次，列宁全面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建构起经典帝国主义论的科学体系。列宁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系统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形成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二是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在金融资本基础上形成金融寡头；三是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四是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五是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这一分析框架涵盖经济、政治、世界体系等多重维度，有机整合了古典帝国主义理论家们关于帝国主义特征的碎片化解释，使帝国主义理论成为具备严密逻辑的科学体系。最后，列宁科学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发展趋势。他将帝国主义界定为垄断的、寄生的或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由此构建起从经济本质到政治社会特征再到历史趋势的完整理论链条。列宁以垄断为理论基石，以五大特征为理论逻辑链，建立起的经典帝国主义论科学体系，是对古典帝国主义论的综合创新，为科学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趋势提供了有力工具。

当今时代，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相较列宁所处的时代发生了显著变化：垄断组织从卡特尔、托拉斯发展为大型跨国公司；垄断形态从工业垄断扩展为金融资本垄断，金融资本呈现出外延扩大化和内涵虚拟化等新特点；帝国主义的扩张方式从军事殖民转变为经济控制与价值渗透等多种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时代少数科技巨头通过掌握核心算法与数据资源，构建起新型垄断壁垒，进一步巩固垄断资本的统治地位。

面对这些新变化，一些论者认为“列宁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得出的简单的未来预见，在二战以后变得越来越没有用处”（约翰·威洛比）。然而，当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新变化，实质上只是垄断形式的变化与升级，并未改变帝国主义的本质属性，并没有超出列宁所揭示的垄断资本逻辑。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基本原理并未过时，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解释力。曼德尔、哈贝马斯等曾用“晚期资本主义”概括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有论者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只是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并不意味着其本质发生变化。总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的论述，对于研究晚期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新变化仍然适用。

在帝国主义论系列文本群中构建帝国主义论的拓展形态，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

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科学体系和理论贡献的认识，不能局限于《帝国主义论》这一篇文献中，而应置于更广泛的著作和文献中加以考察。从广义上讲，列宁帝国主义论是一个系列文本群，具体包括四大类别的文献：《哲学笔记》、《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在伯尔尼、苏黎世等地根据查阅的148部书籍和49种期刊上的232篇文章所做的笔记及札记）、《帝国主义论》以及其他相关著述。这四大文本群，共同构成关于帝国主义论的拓展形态的有机整体：《哲学笔记》提供哲学方法论前提；《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汇集了相关研究资料与思想理论素材；《帝国主义论》作为理论主体，建构了帝国主义论的科学体系；其他相关著述，如《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等，构成了帝国主义论的理论拓展。基于此，列宁从更宏阔的世界历史视野，将对帝国主义问题的分析拓展至帝国主义与殖民地民族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关系问题之中。

在上述系列文本群中，列宁将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拓展至对世界体系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总体考察，形成了一个更为宏阔的理论体系。该体系涵盖对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民族国家之间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四大矛盾冲突的分析揭示。在此基础上，列宁构建起包括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三个层次在内的系统理论。这一囊括四大矛盾和三大理论的帝国主义理论拓展形态，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理论体系之一。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拓展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的重要体现。

当今时代，帝国主义基本矛盾以新的形式持续深化。列宁所揭示的帝国主义四大矛盾并未消解，反而以更加复杂的形式不断加剧。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财富向少数金融寡头与垄断资产阶级集中，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撕裂严重。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源于法国并蔓延至英国、加拿大等国的“黄背心”运动，正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激化的集中反映。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单极霸权与多极化趋势的冲突不断加剧。在帝国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旧的殖民体系瓦解后，随着生态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等新形态的涌现，帝国主义的扩张手段更加隐蔽化、多元化。

如何把握当代帝国主义矛盾的实质并寻求解决方案？列宁帝国主义论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在与各种后帝国主义理论的论争中，斯拉沃热·齐泽克认为，要真正解决问题，就必须“回到列宁”，回到列宁的行动式革命中去寻找对抗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主体力量和出路。总体来看，在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科学体系中，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支点。列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寻找帝国主义替代方案、推动世界文明新发展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在对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中实现方法论创新，提供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

在列宁帝国主义论系列文本群中，《哲学笔记》特别是对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摘要具有特殊地位和重要意义，它奠定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列宁曾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同样我们可以说，不研究《哲学笔记》，就读不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留下的宝贵思想方法一样，列宁帝国主义论实现了逻辑学、辩证法与认识论的有机统一。

在《帝国主义论》的序言中，列宁指出：“我希望我这本小册子能有助于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经济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这意味着，必须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从经济关系入手，才能准确把握帝国主义的实质。当然，列宁的分析方法不是经济还原论，他多次批评希法亭、考茨基等人机械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简单化倾向，强调不能割裂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来研究帝国主义。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方法论创新，还体现在对矛盾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上。卢森堡曾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战争视为乌托邦，列宁以辩证法观点进行了评析。列宁一方面肯定卢森堡对社会民主党关于“民族战争的幽灵”这一观点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批评卢森堡的论断缺少“对立面的转化”的辩证法。列宁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原理，“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能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

列宁帝国主义论蕴含的方法论原则，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是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一方面，列宁坚持从经济基础出发把握上层建筑，这一方法对后续一百多年来不同阶段的帝国主义理论形态，如斯威齐、巴兰、哈维等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论，以及一些后帝国主义理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方法有助于我们透过当代资本主义的民主、人权等政治表象，认清其受垄断资本控制的实质。另一方面，列宁所坚持的理论批判与实践建构相统一的方法论品格，启示我们不仅要在理论上深入批判帝国主义，更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帝国主义的替代方案。列宁帝国主义论中关于世界体系、民族平等、国际联合的思想，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理论参照。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超越帝国主义的霸权逻辑，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带来的全球性危机，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

（作者：刘军，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梓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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