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深化基本概念研究推进国家治理学知识体系构建

概念连着理论，是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和学科的基石，概念若不明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建设的基础就不牢。同时，概念是思维的细胞，可衍生为观念，进而塑造思维方式、社会意识和政治态度。只有打造出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概念，话语体系才能真正建起来，才能做到有理说得出、说了传得开。因此，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把学科的基本概念搞清楚、研究透。

推动构建国家治理学自主知识体系，需着力加强对两类基本概念的研究。一类是通用基础概念，如国家、治理、政治、民主、政党、人权等。这类概念虽被多学科共用，但其内涵与边界不尽相同。对它们开展再研究，旨在立足本土本源，重构叙事格局，或正本清源，或赋予新义，使之更好服务于学科发展。另一类是中国特色的概念，如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全过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群众路线、脱贫攻坚、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此类概念支撑起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对它们开展研究，旨在阐明概念形成的时代背景、核心内涵、运行逻辑、功能定位及其背后的治国理念、制度体系，以形成学理化、体系化的知识。对国家治理学基本概念的研究，应把握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把握中国和西方的关系，认清概念的本质

改革开放后，通过密集的“知识引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快速完成了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初步建构。在此过程中，基于西方国家实践提炼而成的一些概念与理论，如对国家、治理、政党、民主、政治等基本概念的定义，被广泛接受甚至奉为圭臬，用以解释、评价和指导我国实践。其中不少概念带有“西方中心论”的价值偏见和较强意识形态色彩，使我们在不自觉中陷入“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话语陷阱。推进国家治理学基本概念研究，需要以更理性、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这些西方概念。

一方面，明辨概念背后的理论预设。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内含价值关切和理论预设。例如，西方政治学视国家为“必要的恶”，主张国家与社会二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对立；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并非必然对立，而可以相互融合、增益。再如，西方公共管理中的不少理论以“政治行政二分”为前提，强调行政价值中立。这一预设，源于英美政党分肥制滋生出大量政治腐败、以权谋私、政府动荡、政策执行中断等问题，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将行政剥离政治、确立文官政治中立原则，减少政党更替对行政过程的影响。很显然，“政治行政二分”不适用于中国，由其所衍生的概念和理论亦然。若看不清这些理论预设，就无法把握概念的本质；简单移植乃至照抄照搬相关制度，势必陷入水土不服的困境。

另一方面，认清概念内涵的置换逻辑。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以“民主”为例，其原意是人民的统治，强调基于全体或多数人的意志而进行的统治。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了一种程序性的定义，将民主理解为争取选票的制度安排即竞争性选举制度。在此基础上，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进一步将民主政体的标准简化为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西方理论界据此将各国政治体制简单二分，有竞争性选举的就是民主体制，否则即为专制体制。这一概念置换，将作为民主实现方式之一的“选举”偷换为民主的“实质”乃至“唯一方式”，造成对民主本质的片面理解。可见，厘清概念内涵的逻辑演变，对于准确理解概念本身至关重要。

把握历史和当代的关系，阐明概念的本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中国悠久历史文化蕴藏着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与精神基因，今日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推进国家治理学基本概念研究，需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梳理概念的中国脉络。

以“治理”一词为例。在中文语境下，“治理”概念自古就有统治国家和处理问题两层含义，在治国理政层面，“治理”与“治道”“致治”等词相通，意为政治清明、治理得当、长治久安。英文“governance”被翻译为“治理”后，增添了多元主义、去中心化、去政府化等内涵。不同概念内涵的重叠，不仅模糊了“治理”本义，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治理观的认识论冲突。“民主”一词同样如此。周初文献中已有“民主”一词，蕴含教民、治民、保民、养民等意，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思想脉络。英文“democracy”经历了“平民政治”“暴民政治”“德谟克拉西”“平民主义”等中译变化，最终译为“民主”。此后，西方民主特别是选举民主的概念内涵，长期遮蔽民主的本土内核，使学术研究与社会意识长期受制于西方话语。

由此可见，还原概念的传统面貌、梳理其内涵演化脉络，是国家治理学基本概念研究的一个关键。我们应秉持问题意识，追问概念内涵变迁的因果机制，揭示概念的连续性和传承性。当然，概念内涵的变迁既受历史传承和当下治理实践的影响，也受外来治理理念的塑造。阐明概念本源的目的，旨在厘清传统含义、历史渊源、内涵变迁以及推动因素，并呈现概念的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为学科发展提供历史和实践支撑。

把握特殊和普遍的关系，彰显概念的世界意义

中国的治理实践与成功经验，是国家治理学的学科基础，也是其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和制度论中最重要、最鲜活的知识源泉。同时，治理问题存在于每个国家当中，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能否持续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是各国普遍关切的重大议题。因此，国家治理学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蕴含普遍意义，应致力于探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共同规律与一般性解释。

构建国家治理学自主知识体系，首要在于提炼并阐释植根中国实践、源自本土经验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围绕国家治理实践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概念和话语，它们紧扣时代关切，直面现实挑战，是对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经验总结。对此，应深化理论研究与学理阐释，厘清本土治理话语形成的时代背景与现实动因，阐明支撑其有效运转的制度体系，挖掘蕴含其中的中国立场与价值诉求，向世界展示解决普遍性治理难题的中国思路和方案。在此基础上，秉持开放视野，在比较研究中推动中国治理经验升华为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同时，注重加强国别比较，通过相关概念的对比分析，揭示不同国家在治理理念、治理过程、治理逻辑、治理方式上的异同，进而把握治理实践的本质特征与一般规律。注重与国外既有理论的学术对话，让国际同行听得见、听得懂，在尊重学术性、科学性和学科发展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形成超越特定国家和地区、具有广泛适用性和解释力的国家治理概念，彰显中国国家治理的世界意义和文明价值。

（作者：吕洪业，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治理教研部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梓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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