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兴：理论、文化、文明 ——“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互动

 

赵大兴 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形势与政策教研室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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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根植于各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土壤，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中孕育而生。本文紧扣“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系统阐释了其形成的理论优势、生成的文化形态以及对中华文明的重塑意义。文章以理论与实践相贯通的视角，剖析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局限性，凸显了中国道路的自主性与创新性，并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融合、文明转型等深层议题进行了具有历史纵深与现实关照的探讨。这些论述为新征程上坚定不移走好中国道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与实践参照。

党的二十大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反响。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那么，我们如何实现这一中心任务？简而言之，通过“两个结合”来达成。这里所说的“两个结合”，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把握“两个结合”与其之间深刻的互动关系。

一、“两个结合”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优势

何为理论优势？理论优势的本质在于通过系统性框架揭示事物的底层逻辑。简单地说，理论优势就是理论的说服力，就是理论征服人心的力量。这种优势既体现在对现实的解释力上，也反映在推动创新的指导价值中。

任何伟大事业的实现，都不可能依靠个人或少数人之力完成，它必须动员千百万人共同投身其中。人的行为受思想支配，有怎样的思想，就会产生怎样的行动。要让千百万人在一项伟大事业中协调行动，就必须使千百万人在思想上达成共识、形成共同的理念，也就是要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一共同理念，就是理论。当一种理论真正成为千百万人的坚定信念，就能汇聚成强大的实践力量，推动伟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反之，如果错误的理论为许多人接受并奉为信念，就可能导致千百万人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引发巨大灾难。二十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曾给世界带来深重苦难，便是深刻教训。因此，理论是否具有说服力、能否赢得人心，是关乎事业方向与成败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曾总结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所形成的五个方面的独特优势：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其中，摆在首位的就是巨大的理论优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理论优势是我们党保持旺盛活力、站在时代前沿的根本保证。说白了，共产党得天下，首先得人心，有了人心，就能产生巨大的现实力量，实现政治上的“改天换地”。

王震将军在回忆贺龙元帅时，曾提及这样一段往事：南昌起义前，贺龙邀请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党员一同参加宴会，意在倾听两党对时局的主张与看法。当时，贺龙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在政治上属于无党无派，因而成为各方争取的对象——共产党希望争取他，蒋介石试图拉拢他，汪精卫也意图收买他。

当时，国民党党员号称有四十万之众，而共产党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仅有党员约五万人，且因遭受蒋介石残酷镇压，力量受损严重。在军队方面，共产党当时没有自己掌握的武装；在经济上，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也缺乏充裕的经费。可以说，国民党要人有人、要兵有兵、要钱有钱，但贺龙在听取国共两党的政策阐述后，毅然选择了共产党。南昌起义爆发时，他受命担任起义总指挥，而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此后，他一生追随党、忠于党，投身革命事业。

是什么促使贺龙这样一位手握重兵的将领，选择跟随既无军队又缺经费的共产党？答案就在“共产党的道理讲得对”这句话中。什么是理论优势？这就是理论优势。理论优势是共产党员甘于奉献、不怕牺牲的重要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二十八年的奋斗历程中，无数共产党员献出生命，他们所依靠的正是对党的坚定信念，而这一信念的根基，正是党的理论——不是钱财，不是实力，也不是荣华富贵。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个理论课题，更是一个实践命题，其实质与核心，就是推动人们从传统农业社会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考方式、行为方式，转化到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乃至未来智能社会人类所共享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上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宏大而长期的事业。说它宏大，是因为它关乎整个中国的发展，也影响着世界格局；说它长期，是因为它并非一两年就能实现，而是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懈地奋斗。完成这样一项事业，离不开千千万万人的投入，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努力。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深入人心、凝聚全党全国全社会共识的理论作为支撑，这样的事业是无法推进的。因此，理论必须凝聚人心。

然而，如何推进现代化，对我们来说曾是一个崭新而陌生的课题。应当坦率地承认，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国家和民族曾是后来者。西方国家作为先行者，现代化起步比我们早，形成了一套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而我们作为后来者，自然需要向先行者学习，因为先行者的理论框架与范式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样的学习与借鉴，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

因此，当我们开始探索现代化道路时，许多人的目光很自然地投向了西方，甚至将西方的现代化视为唯一样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上除了西方的现代化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成功模式。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因而对我们产生了深刻影响。部分人甚至被这种影响所折服、所“收编”，以致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出现了“全盘西化”的主张。更早在中国引入现代工业时，类似声音就已出现——原因不难理解：在不少人看来，“现代化就等同于西方化”。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面临一个重大课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潜在陷阱，即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的双重脱节。这种脱节对我们认识和探索现代化道路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第一重脱节，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与其自身的现代化历史实践相脱节。换言之，西方所鼓吹的现代化理论，与其自身实现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并不一致。西方声称现代化必须首先实现民主化、政治多元化、私有化和建立独立的法治体系等，但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走的并非这条路。

现代化初期需要集中资源，而资源集中往往离不开政治上的集权。纵观西方各国，其现代化进程中都经历了一个政治权力集中的阶段：英国有克伦威尔时期的专政，法国在大革命后出现了拿破仑帝制，沙皇俄国更是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推动现代化改革。然而，这些历史事实在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中却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或回避了。他们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的，始终是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等主张，强调“先民主化，后现代化”。许多发展中国家照此实践，结果往往陷入混乱——在国家最需要凝聚资源、整合力量的关键阶段，政治多元化反而分散了国力，导致社会失序，现代化进程举步维艰。由此可见，西方现代化理论与真实历史之间的脱节，误导了许多人，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陷阱。

再例如，工业化和现代化需要解决资本原始积累的问题。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外掠夺完成的。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主要工业国，几乎都有对外侵略、殖民扩张的历史。然而，在西方的现代化叙事中，这段历史要么被轻描淡写，要么被美化修饰。因此，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对我们而言，实际上构成了一种认知上的陷阱，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清醒认识到：他们所说的和历史上所做的，并不相同。

第二重脱节，是国内部分学术文化界的观念与中国具体实践之间的脱节。我国的现代化，是在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深厚、具有长期大一统传统，同时生产力曾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展开的。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西方现代化的具体做法很多在我国行不通，西方曾走过的某些道路我们也无法重复。

仍以资本原始积累为例。西方通过殖民掠夺获得了启动资金，但中国能走这条路吗？不能。首先，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对外侵略扩张；其次，我国在历史上曾长期是遭受侵略的一方，也不具备那样的条件和意愿。这就注定了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全盘西化”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行的。在这方面，我们曾付出不少代价。回顾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我们走过弯路，也经历过挫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理论上对“如何在中国搞现代化”这一问题，一度缺乏清醒、正确和规律性的认识。

“两个结合”的提出，就是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结合”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扎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使其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针对性。‌“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相贯通，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使其更容易被中国人民接受和认同。“两个结合”既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纲领。它回答了一个“怎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问题。

“两个结合”体现了创新与传承的统一。如果说“第一个结合”体现了创新，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现代化，那么“第二个结合”则体现了传承，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之文化模式与结构系统所引导的现代化，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两个结合”的创新性表现在：“两个结合”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统一的原理性成果，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拓展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这种创新性的最新体现。这种“结合”不是“混合”，不是“拼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这种“结合”，离不开通过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所实现的深度融合。因为“结合”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各个环节中，持续回答时代课题、破解现实难题的过程。“结合”不是凭空设想，也不是机械叠加，而是运用科学原理不断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形成一系列具有操作性的理论成果和政策安排，从而实现真正的融合。解决问题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纽带——“两个结合”本身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展开的，没有问题的驱动和解决，也就谈不上真正的结合。

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时代课题，“两个结合”正是在回答这一课题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和展现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的具体任务，“两个结合”都有着相应的、生动的体现。例如，当民族独立成为最紧迫的时代任务时，旧中国积贫积弱、面临存亡危机，救亡图存压倒一切。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被赋予鲜明的革命内涵，形成了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理论，即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取得革命胜利，转向现代化建设时，这种融合就体现在通过改革开放、推动工业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等一系列创造性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新结合。而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时，“两个结合”进一步体现为在文化建设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支撑。因此，“结合”的过程，始终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

这就构成了一个逻辑闭环：“两个结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条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来实现，而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通过“两个结合”来完成。这个逻辑闭环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两个结合”在这个逻辑闭环中恰恰是最关键的头尾交合点，这正是“两个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中的优势所在。

 

二、“两个结合”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庄严宣告：“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概念。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战略部署。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文化始终成为民族生存发展和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何为文化？所谓文化，从广义来说，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这就是说，文化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其具体体现在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制度构建与运行方式上。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和化人”，即“使人之为人”的全部要素、过程和成果。

在“两个结合”中，“第二个结合”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了更深层次、更为重要的作用，既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根基，又厚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还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

所谓“契合”，是指思想观念之间的内在对接，这种对接具有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相互融通，正是因为两者在许多核心理念上“对脾气”、相呼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二者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阶梯式衔接关系——从朴素唯物主义向前发展提升，便能通向辩证唯物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宇宙、天下、社会、道德的根本看法，具有诸多相通之处。

因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其主张与价值理念之所以被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并在较短时间内，从一种外来思想迅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进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并非偶然。近代以来，各种西方思潮陆续传入中国，但唯有马克思主义扎根成长并指导中国实践，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正是这种契合，为二者的结合奠定了起点，也最终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鲜明特点。

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厚积薄发的。中华文明曾经引领过世界，但近代化滞后，自晚清以降，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才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到民族国家的艰难转型。辩证地看，滞后也为我们兼收并蓄提供了条件，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广泛吸收世界文化的丰富营养以及西方现代化的文明成果，使中华文明成为融汇东西、综合创新、后来居上的文化形态。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具有现代性的。她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新民主主义革命锤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熔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淬火，秉持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不断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使中华文明结构具有了超稳定性、极大的结构弹性、时空包容性和立体开放性，呈现出中华文明“再度青春化”的崭新面貌，已转型成一种适合现代化需要的文明新形态。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与其他文明和谐共生的。她既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文明新形态，也能够抗击和化解来自不同层面外来文明的冲击和负面影响，包容和融合不同层面的外来文明，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构成体系的。她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相协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文明。这一体系，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赋能，也必将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三、“两个结合”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中华文明的重塑

（一）“两个结合”实现了中华文明的重塑

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进步状态。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类文明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我们深知，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然而，近代以来，由于工业化进程滞后，中国逐渐陷入发展落后的局面。这种落后状态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近代中国在文化意义上遭遇了外来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冲击。

西方侵略者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在军事上击败中国，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主权沦丧，国家尊严遭受沉重打击；国门被迫打开后，西方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在封建剥削之上叠加了帝国主义的掠夺，使中国人民承受双重苦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导致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落千丈，遭受轻视、蔑视乃至践踏。只要走进西方各大博物馆，看到那些被掠夺的中国文物，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痛心疾首。就连日本靖国神社前的石狮，也被证实是从中国辽宁海城抢掠而去——这正是文明蒙尘的缩影。

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遇了空前的劫难。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其初心正是要将中国从这深重苦难中拯救出来。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人民经历了百余年的奋斗、探索与牺牲，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革命胜利，完成了历史使命。解放战争的胜利与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独立与人民解放，使国家走出困境、人民摆脱苦难。然而，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落后，中华文化的复兴、国际地位的重塑、民族尊严的重新确立，仍需要持续奋斗——这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展开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最终以社会主义的路径推动现代化，也以社会主义的方法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类挑战。通过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当代重塑，从而突破了近代以来文明发展的历史困境。

中国共产党坚持通过“两个结合”，以理论创新激活中华文明。在党的创新理论引领下，中华文明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以崭新姿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焕发出强大生机与活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相互契合的基础上，实现了深度融合。这一融合是双向互动、创造性转化的过程，遵循严谨的内在逻辑，体现为前提、过程、方式、原则与结果的辩证统一，共同塑造了既具有社会主义底色又富有民族文化特质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这一过程首先以相互契合为前提。所谓契合，是指双方存在内在的一致性与共通点。例如，中华文化倡导的“天下为公”与科学社会主义追求“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高度共鸣；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宇宙观，也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深度相通。这种精神层面的契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生态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两个结合”是以相互融合的方式实现的。融合不是简单混合或机械拼贴，也不是抽象的理论推演，而是始终立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导向，在回应时代课题、破解现实挑战的过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对话、交汇与交融。这一过程集中体现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并非单向的“谁改造谁”或“谁依附谁”，而是在双向互动中实现彼此的丰富与提升。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中华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深厚的思想智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提供了文化土壤与表现形式。也就是说，我们以中国的传统观念与思维方式来阐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其真正成为扎根中国、具有中国气派的理论，这就是二者相互作用的生动体现。

这一“结合”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相互尊重。相互尊重，意味着摒弃“谁取代谁”的单向思维，秉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相处之道。在实践层面，既反对固守传统的文化复古倾向，也抵制否定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从而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交汇、深度融合。

最终，这一“结合”取得的成果是相互成就。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与升华；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引下，中华文明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焕新。

 

（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走得通、行得稳，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5000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文明重塑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开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崭新发展道路。西方现代文明的崛起过程充满血腥、掠夺与杀戮，给广大落后民族带来深重苦难；而中国是唯一以和平方式实现崛起的大国，未曾依靠侵略战争。因此从道德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不像西方国家那样背负沉重的“道德欠账”。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积累的诸多道德赤字，在其今日发展中日益显现，当前西方面临的不少困境正源于此。

例如西方内部的种族矛盾，如美国黑人与白人、黑人与拉美裔之间的冲突，其根源便来自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负债：美国黑人经由奴隶贸易被强行带入，遭受数百年压迫；拉美裔因文化传统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主流，长期遭受歧视与排斥。这种种族主义的历史遗产，至今仍在撕裂美国社会，制约其发展。中国则不存在此类问题，因为我们的发展不是建立在掠夺他国的基础上，我们从未发动侵略战争，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实现崛起，从而打破了西方国家“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

我们积极谋求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一条全新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共享发展成果的机遇，以及可资借鉴的路径。我们摒弃了西方那种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以中国的实践成就证明：人类文明本就丰富多彩，现代化模式也绝非只有一种。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长期存在的“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由于西方国家率先实现现代化，其模式曾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为唯一范本，致使许多人误以为现代化就必须“全盘西化”。而中国式现代化向世界表明：现代化道路多种多样，一个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世界是可能的，另一种文明形态是存在的。通过“两个结合”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也是我们民族和国家未来最直接的奋斗目标。

报告人 | 赵大兴

责编 | 王瑱

校对 | 赵苇

审核 | 张一博、孙楠、叶其英

监审 | 李文鼐、刘斌

责任编辑：王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0903/130149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