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如何推动文艺工作

延安时期，面对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与如火如荼的根据地建设，中国共产党认清“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通过强化组织引领、锚定为民服务方向、引导文艺扎根实践，使文艺工作更好地服务于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开辟了党领导文艺发展的崭新道路，在现代文艺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

1935年10月，党中央长征抵达吴起镇。面对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党认识到“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把文艺工作放在中国革命全局中谋划，将其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今志丹）成立，把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推动戏剧、文学、音乐、美术等领域的创作活动。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指出，“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称赞“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

全面抗战爆发后，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文艺工作者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奔赴延安。党中央把吸收知识分子作为一项重要政策，在政治上信任文艺工作者，在工作上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在生活上尽力予以照顾。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有限条件下开办学校、成立团体、创办刊物，为文艺工作提供阵地。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成立两周年之时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毛泽东亲自题写校名和校训。学院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专业，坚持政治教育与艺术教学并重，培养出一批服务抗战的文艺骨干。1939年，由诗人光未然作词、鲁艺音乐系主任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唱响，成为鼓舞民族斗志的时代强音。

在党的引导支持下，先后成立西北战地服务团、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等文艺团体，创办《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以及多种文艺刊物。1937年，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以话剧、歌咏、战地通讯等方式宣传抗战。1939年2月，民众剧团带着马健翎创作的秦腔现代戏巡回陕北各县，演出4个月，步行2500里，群众评价“剧团是小长征”。随着文艺团体、艺术院校、报刊阵地逐步建立，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更加有力，延安文艺由相对分散的个人活动发展为服务革命事业的有组织行动。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改为《新民主主义论》）讲演，站在中国革命前途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高度，明确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确立了新文化建设的政治方向和领导核心。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随着大批文艺工作者涌入延安，文艺创作日趋活跃，但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凸显，“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一些文艺工作者存在小资产阶级意识，作品表达晦涩，普通群众听不懂、看不明白。还有人甚至抛出错误论调，鼓吹艺术高于政治。

为了更好地端正文艺方向，彻底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去服务的问题，1942年春，毛泽东通过个别约谈、书信往来等方式，同丁玲、萧军、艾青等交换意见，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提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建议，并且与凯丰联名向百余位作家、艺术家发出请柬。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表明文艺的中心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其中“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一论断把文艺服务对象同革命依靠力量联系起来，从根本上明确了文艺的无产阶级立场。

1943年10月19日，正值鲁迅逝世7周年纪念日，《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宣言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大突破。次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将其列为整风必读文件。11月7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中指出，讲话精神“同样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也同样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全党应该认识这个文件不但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问题的教育材料，并且也是一般的解决人生观与方法论问题的教育材料”。

“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党中央推动文艺界深入整风。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到鲁艺检查整风学习情况，并号召他们走出“小鲁艺”，到社会生活的“大鲁艺”中去。1943年，延安文艺界提出“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口号，文艺工作者同农民一起开荒种地，同战士一起行军作战，自觉地为革命服务，宣传党的路线政策，歌颂新的人物，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将艺术性和革命性有机结合，走出一条普及与提高辩证统一的大众化文艺道路，使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成为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典范。

推动文艺工作深入群众，必须解决艺术表现形式问题。党倡导文艺工作者学习秧歌、陕北说书、信天游、眉户、剪纸、年画等民间文艺，在继承中改造，在借鉴中创新。同时，强调对中外艺术经验进行创造性运用。文艺工作者在民间艺术和外来艺术之间寻找结合点，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艺术表达。

延安时期，文艺工作者对旧秧歌进行改造，注入生产劳动、拥军支前、婚姻自主等内容，兴起新秧歌运动。1943年春节，王大化和李波在延安城南门外演出《兄妹开荒》，反映边区大生产运动，掀起新秧歌剧热潮。《夫妻识字》把识字教育写进普通农民家庭生活，使群众在轻松的表演中感受到学习文化的意义。

文学创作也呈现出新面貌。诗人李季借鉴陕北信天游创作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表现青年男女反抗封建压迫、追求自由生活。赵树理开创山药蛋派，《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吸收民间说书艺术特点，用群众语言讲述群众身边故事。

木刻和年画因便于制作、传播迅速，也成为联系群众的重要艺术形式。这些作品既在报刊上刊登，也张贴在村庄、学校和机关，成为群众看得懂的墙上艺术。古元吸收中国传统绘画、民间年画和剪纸表现方法，创作《减租会》《烧毁地契》等作品，把边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民主建设和社会变革表现得真实生动。

1945年，为迎接党的七大召开，鲁艺文艺工作者集体创作新歌剧《白毛女》，作品取材于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民间传说，融合秧歌、民歌、传统戏曲与话剧元素，借鉴西方歌剧表现形式，揭露旧社会农民遭受压迫，生动展现了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翻身解放的历程。

在党的推动下，文艺不再局限于文艺家创作，人民群众也成为文艺活动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改变了文艺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李有源借用陕北民间曲调《白马调》填词创作《移民歌》，后经马可、刘炽等整理改编为《东方红》，在边区广泛传唱。劳动英雄孙万福即兴创作《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后经贺敬之整理润色，成为延安大众化革命文艺的经典作品。民间艺人韩起祥依据边区真实案件，改编创作陕北新说书《刘巧团圆》，宣扬婚姻自主、倡导勤劳生产、展现边区基层民主。

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来自各分区、部队、机关学校以及少数民族450余名代表参加，重点讨论新民主主义的群众文化运动。朱德指出：文化教育取得的巨大成绩，证明毛泽东前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产生了效果。

责任编辑：韩秋源（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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