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不能“一禁了之”

伴随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社交媒体已深度融入未成年人学习生活，成为青少年获取信息、社交互动、认知社会的重要载体。针对网络沉迷、不良信息侵蚀、网络欺凌等突出问题，社会对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呼声持续高涨。放眼全球，多国掀起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浪潮，澳大利亚率先立法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法国、英国等国家纷纷跟进，试图以刚性封禁筑牢青少年网络防护屏障。此类政策初衷是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防范网络沉迷风险，契合社会大众的朴素保护心态。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智媒研究中心调研数据显示，这类禁令治理收效甚微。一些青少年通过借用家人账号、谎报年龄、使用小众平台及虚拟专用网络（VPN）等方式规避监管。禁令并未消除网络风险，只是将显性、可监管的公开风险，转化为隐蔽性更强、管控难度更大的灰色风险。这一全球治理困境引出一个核心命题：数字时代下，对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采取“一禁了之”，是不是科学有效的治理方式？

互联网已成为如水、电般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设施，数字化素养是新时代青少年必备的核心能力，简单封禁有违数字时代发展规律和青少年成长规律。社交媒体并非单一的娱乐工具，还具备多元正向育人价值，能够拓宽青少年知识边界、弥补课堂教育短板，通过搭建多元社交平台疏导青少年心理情绪，助力其塑造健全人格，树立正确价值观。当前，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双向性。现实中也面临认知因果倒置问题，比如一些青少年因遭遇学业压力、现实社交困境，借助社交媒体自我调适、缓解焦虑，社交媒体是成长困境的外在表征，而非问题根源。适度规范使用社交媒体，有助于缓解青少年孤独感、丰富社会体验、提升综合素养，彻底封禁反而容易造成青少年“数字脱节”、能力缺失。

从治理实践来看，一刀切式的封禁模式属于粗放式治理，存在显著短板，极易引发治理失灵、风险转嫁等次生性问题。青少年求知欲、社交需求旺盛，内生使用需求无法通过行政禁令彻底消除。刚性管控只能约束自律性较强的未成年人，部分青少年可能会转向无审核、无防护的小众平台和私密社群。相较于主流平台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灰色网络空间缺乏内容过滤、风险预警和应急干预手段，更容易增加未成年人遭遇网络侵害的风险。同时，禁令易制造虚假治理安全感，让家长、学校放松日常监护和教育引导，造成政府、平台、家庭、学校多方治理责任悬空，由此陷入一出问题就封禁、封禁之后问题反弹的不良循环。

剖析多国禁令出台的深层逻辑可以发现，一刀切治理并非纯粹基于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理性选择，而是多重因素博弈下的粗放式治理手段。部分本土数字产业薄弱、网络市场被海外平台垄断的国家，缺乏精细化数字治理能力与产业协同基础，选择简单禁令既能快速回应社会舆论、安抚家长焦虑，又能对外彰显数字治理主权，是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方式。而拥有成熟本土数字产业的国家，普遍摒弃一刀切封禁，采用内容分级、场景规制、产品优化等柔性治理模式。同时，由于精准年龄核验技术存在隐私保护、成本适配、精准度平衡等难题，精细化治理对行政能力、技术储备要求极高，搭建长效协同治理体系需要较高的国家治理能力做支撑。选择“一禁了之”的粗放方式，本质上是治理能力不足的集中体现。

产生“一禁了之”粗放治理思维的核心根源，主要在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非黑即白二元认知，片面放大了社交媒体的负面效应。大众往往将青少年学业下滑、心理焦虑、网络沉迷等问题，简单归咎于社交媒体本身，忽视了问题背后可能存在的家庭教育缺位、学校数字素养教育薄弱、网络生态治理不完善等多重深层诱因。社交媒体作为数字化工具，本身无优劣之分，其影响好坏取决于使用方式、使用时长、内容选择及外部如何引导管控。将复杂的教育问题、社会治理问题简化为工具封禁问题，是一种认知误区，看似是守护未成年人成长，实则因噎废食，阻碍了青少年数字素养培育，与现代育人理念和治理现代化要求背道而驰。

对比全球青少年社交媒体封禁的治理困境，我国立足国情、遵循未成年人成长规律，走出了一条非禁而治、疏堵结合、协同赋能的科学治理路径，构建起兼顾安全保护与数字成长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我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为制度基础，推行分龄分类、精准适配的精细化保护模式，依托本土平台技术优势，将未成年人保护规则嵌入算法架构、内容分发和账号管理等全流程中，以此实现防护前置和精准管控。同时构建政府、平台、学校、家庭四方协同共治格局，政府完善监管规则、压实监管责任，平台优化青少年模式、净化内容生态，学校常态化开展媒介素养与网络安全教育，家庭履行监护引导责任。网络治理不能寄希望于单一禁令，需要多元主体共建共治，从而规避多国禁令模式下责任缺位、治理空转的困局。

我国未成年人网络治理体系需不断迭代完善，构建系统治理、精准治理、协同治理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新时代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必须摒弃隔绝式、一刀切的粗放思维，坚持以疏导代替封堵、以赋能代替约束、以协同代替单一管控的治理模式。数智化时代，家校协同推进数字素养教育是筑牢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防线、落实源头治理的基础工作。数字素养教育不仅仅是网络技能学习，更是集信息辨识、价值判断、网络伦理、风险防范与自我管理于一体的综合育人过程，要求家校打破场景边界，构建双向联动、同频共育的体系。其中，学校需把数字素养纳入常态化育人体系，将信息甄别、算法认知、网络法治融入日常课程，帮助青少年理性看待社交媒体，提升风险识别和自律能力。面向家长开展专题培训，更新家长育人理念，缩小代际数字认知鸿沟。家庭要发挥基础育人作用，家长需持续提升自身数字素养，通过协商制定家庭用网规则，在日常陪伴中引导孩子养成健康上网习惯。同时，完善协同共建机制，推动家校育人资源互通共享，搭建常态化沟通渠道，打通校内教育与家庭引导的断点，实现信息互通、风险共防，内外协同提升未成年人抵御网络风险的内生能力，夯实网络保护根基。

数字时代不可逆转，数字化生存已是青少年必然面对的成长场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不是“禁或不禁”的选择题，而是科学治理、精准赋能的实践题。单纯依靠禁令隔绝网络风险，只能获得短期防护，难以培育青少年持久的自我保护能力。与其畏惧技术，不如善用技术赋能成长。坚持科学治理，健全多元协同体系，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同时释放数字育人价值，引导青少年理性拥抱数字世界，也为全球未成年人网络治理贡献中国思路。

责任编辑：韩秋源（实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0918/130295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