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超大社区精细化治理水平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大量人口涌入、住房需求激增和传统房地产开发模式等原因，部分大城市在新建区域形成了超大社区等新空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超大社区等特殊区域治理”。在我国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解决这类超大社区治理难题，提高精细化治理水平意义重大。

超大社区主要有三方面特征。一是人口体量庞大、流动性强、人员结构复杂。很多超大社区建设初期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解决社会住房需求，建设的民生安居工程。居住规模在万人乃至10余万人，外来人口比例偏高，人口流动性强。社区居民在年龄、职业、收入及文化背景上差异显著。二是空间范围广阔、居住密度很高、治理单元体量偏大。这类超大型住宅小区多为早期集中开发模式，整体占地广、片区连片，容积率与人口居住密度普遍偏高，物理空间跨度大、管辖范围广，基层治理的服务半径远大于普通社区。三是利益主体多样、产权形态复杂、治理单元类型混杂。超大社区涵盖多种房屋产权属性与社区类型，其中既有动迁安置、公共租赁、商品房小区，也包含原有单位社区、产业园区、高档小区等不同片区，各片区权属属性、日常管理主体各不相同，形成了多主体、多类型、多权属交织的复合型社区形态。

超大社区治理面临相较于普通社区治理更为突出的结构性难题。第一，治理服务体量持续增大，基层工作力量配置适配性不足。从基层治理运行实践来看，超大社区人口基数庞大、日常治理事务繁杂，但基层工作力量配置标准未能同步匹配人口与治理体量的增长。当前，人口规模在3万人左右的超大社区，通常仅设置1——2个居委会；甚至部分超大社区涵盖5400余户、常住人口近2万人，仅配备约20位社区工作者。每名社区工作者需常态化对接服务近千名居民，同时承接各条线下沉的工作任务，日常工作负荷较重、事务压力较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区精细化、常态化、全覆盖服务的落地成效。第二，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存在短板，民生服务供需适配度有待提升。受早期开发建设标准、整体规划时序等客观因素影响，不少超大社区在交通路网、轨道交通、教育医疗、文体资源、“一老一小”配套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上相对滞后，一度存在职住失衡、通勤不畅等问题，形成典型的“堵城”等发展特征。近年来，各地持续加大投入、补齐配套短板，但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服务供给模式，难以充分适配居民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的民生需求，服务供给与群众期盼仍存在一定差距。第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尚不健全，基层治理整体效能有待提升。超大社区民生诉求类型多、覆盖面广，老旧小区改造、停车秩序管理、医养托育服务等治理事项，大多涉及多层级、多部门联动，部分还存在历史遗留因素，仅依靠基层街道社区力量难以有效统筹解决。当前，各类治理主体的权责划分、联动机制、议事渠道仍需完善，部分领域存在协同衔接不够顺畅、工作合力不足的情况，导致部分民生治理问题推进缓慢、长效化解机制不够稳固。应抓住城市更新、提质升级的窗口期，系统施策，精准修补超大社区功能短板，用绣花功夫提升社区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完善党建引领的超大社区治理体系，强化资源下沉的组织机制。应对超大社区人口密集、诉求多元、主体复杂的治理格局，须以党建引领整合各方资源，构建上下贯通、协同高效的治理体系。第一，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锚定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目标，统筹居民、物业、商户、职能部门等多方力量，把党组织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破解复杂治理难题的效能。第二，健全层级化组织治理架构。全面推广功能型片区党委建设模式，打通层级壁垒，实现治理指令贯通、资源统筹高效。第三，推动治理资源精准下沉落地。依托片区党委统筹辖区各类治理资源，推动管理重心、服务事项、执法力量全方位下沉基层，精准匹配超大社区治理需求，破解基层权责不对等、资源不匹配、治理力量薄弱的突出问题，全面提升基层共治效能。

优化超大社区的空间结构，增强网格化管理的颗粒度。针对超大社区人口集聚度高、管理体量偏大、服务半径过长的治理短板，需从空间重构与网格细化双向发力，夯实精细化治理空间基础。第一，科学优化基层治理单元边界。结合街镇行政区划优化调整工作，依据辖区空间布局、人口规模、服务承载力等实际情况，合理划定社区管辖范围，破解超大社区管辖幅度过大、管理覆盖不足的难题。第二，借鉴先进经验推进单元拆分优化。对体量超标、治理负荷过重的超大社区有序拆分，打造规模适度、服务便捷、管理高效的中小型治理单元，适配精细化服务需求。第三，细化微网格治理精准落地。对万人级超大社区全面开展治理短板排查，将公共服务补短板、公共空间微改造等工作精准落地至微网格单元，聚焦交通微循环优化、教育医疗资源扩容、停车秩序规范、应急能力提升等民生痛点，系统补齐长期积累的设施与治理历史欠账。

以群众诉求为牵引，推动政策机制创新。超大社区治理要素多元、矛盾交织、问题复杂，需坚持民生导向、聚焦群众诉求，以机制创新破解治理难点。第一，坚持民生导向精准施策。立足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大局，重点聚焦诉求集中、基础薄弱的超大社区，摒弃粗放式治理模式，针对跨领域、跨层级的复合型治理难题，建立系统化处置思维。第二，搭建多元协同议事平台。借鉴北京“吹哨报到”“接诉即办”改革经验，依托城市更新政策窗口期，搭建复杂治理问题专项议事协调平台，畅通基层诉求上报、跨部门协商、市级赋能督导的闭环渠道。第三，推行小切口机制化创新。围绕群众高频关切的民生“关键小事”，开展精准治理创新，加大超大社区治理资源投入，持续梳理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推动超大社区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治理、精细治理转变，打造城市基层有机更新治理样板。

拓展数智化应用场景，切实增强社区精准治理与精细服务效能。立足超大社区治理体量大、服务范围广、管控难度高的特点，以数字赋能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基层减负松绑。第一，搭建一体化数智治理基础平台。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搭建专属社区数智治理平台，整合人口、房屋、公共设施等核心数据，建立标准化共享数据库，开通民情诉求征集端口，实现全域态势可视化、民情诉求精准化。第二，创新智能化基层治理方式。对接城市大脑智能体系，运用远程巡检、数据预警、智能派单、模型推演等数字化手段，替代传统人工填报、逐户排查模式，有效减少基层重复性、机械性工作，降低行政运行成本。第三，构建数字化便民服务体系。依托数智平台整合社区商超、医养康养、托育托管等便民资源，打造线上便民服务综合体，以精准化数字服务赋能基层治理，实现科技助治、数字惠民，全方位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治理研究院接诉即办研究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韩秋源（实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0923/130355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