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昊：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活发展新动能

 

冉昊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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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更好践行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活力、厚植发展优势，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本文立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从战略意义、目标要求、内涵特点、路径方法四个维度，系统阐释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为以改革激活发展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此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列为“十五五”时期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并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写入主要目标。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的接续战略安排。

一、全面深化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

（一）新时代的基础是生产力质变

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怎么理解“根本动力”？这就要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中加以理解。我们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原理适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进程。

从世界历史看，15世纪之前，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同属农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近，生产关系同属西欧封建制度。1640年，英国较早开启资产阶级革命，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破除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生产力快速发展。相比之下，欧洲大陆国家的制度变革更为滞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比英国晚了一个半世纪，俄国、普鲁士等国家则更晚。经过数百年的历史演进，到19世纪中叶，英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已远超欧洲大陆，成为当时的“世界工厂”。这一历史对比直观地说明，生产关系的调整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对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改革同样遵循这一基本原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全会公报明确提出，“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提出“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从“相适应”到“更好相适应”，表述的深化背后，是我们党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新时代的基础正是生产力的质变。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足2%提升至超过18%；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71元增长到2022年的3.6万余元；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升至2022年的65.22%。这些都是生产力质变的直观体现。

（二）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到改革不平衡不充分

新时代的生产力质变必然导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2017年，党的十九大在时隔36年后再次作出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大政治判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判断，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东部与中西部发展差距仍较显著；二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一段时期曾有所扩大，但通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收入分配调节等举措逐步缩小；三是群体发展不平衡，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仍然较大。与此同时，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背后，是体制机制不健全；体制机制不健全的背后，是改革还不够系统深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要知道，有时候，影响改革的很多思想障碍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尤其是来自各种既得利益的羁绊。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从历史经验看，凝聚共识对改革能否成功至关重要。历史上，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变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改革触动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的变法都遭遇了强大阻力，甚至弄得自己身败名裂”。历史上改革成功者少、失败者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内部利益集团的阻碍。今天，我们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能够最大范围凝聚改革共识，这是改革得以成功推进的根本政治保证。

以上论述构成一条清晰的逻辑链条：新时代生产力的质变，导致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背后，是体制机制还不健全；体制机制不健全的背后，是改革还不够系统深入。因此，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知道，这一总目标并非首次提出。早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照两次全会的表述可以发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增加了“继续”二字，体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的继承和延续。

对于这一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那么，为什么要确立这样的总目标？这需要追溯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当时，邓小平同志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习近平总书记看到这段论述后一直思考这三个问题：为什么邓小平同志要强调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什么是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为什么邓小平同志要强调“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才行？对于这三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回顾历史进行分析，他指出：“从世界历史角度看，经过长期剧烈的社会变革之后，一个政权要稳定下来，一个社会要稳定下来，必须加强制度建设，而形成比较完备的一套制度往往需要较长甚至很长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一）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制度，明确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这正是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制度建设框架的继承和发展。

从根本制度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把党的领导制度明确为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明确为一项根本制度，都是将长期坚持的重要制度上升为根本制度的高度。从基本制度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政党制度，实行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多党制，也不同于两党制下的轮流执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

此外，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才能牢牢把握改革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从领导机构的沿革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改革开放初期，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的机构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隶属于国务院；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总书记任组长；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升格”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习近平总书记任主任。从国务院内设机构到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名称变化的背后体现的是党对全面深化改革集中统一领导的加强。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原理看，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实质是生产力的现代化；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实质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即制度现代化。只有既实现生产力现代化，又实现制度现代化，才是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实现经济硬实力的跃升，也要实现制度现代化软实力的崛起。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完善权力监督体制机制是重要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根本的、第一位的”，并反复强调，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着力破解对“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向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派驻纪检监察组，增强监督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重要举措。

（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从路线图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六个紧紧围绕”，并单独部署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为“七个聚焦”，即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其中，“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是新增内容，涵盖矛盾调处、反恐维稳、基层治理等方面，体现了党中央对平安中国建设的高度重视。

从时间表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与我国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相衔接。比如，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应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2035年目标就是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应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本世纪中叶目标就是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种对应关系，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同步，从根本上反映了制度现代化与生产力现代化的统一。

三、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内涵新特点

我们要打破两种误区：一是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全面”。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历来是全面改革。”而“全面深化改革”这一重要概念，早在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就已正式提出。二是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深化”。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届三中全会都聚焦深化改革这一问题。因此，如何理解全面深化改革？

（一）全面深化改革之“全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就需要有管总的目标，也要回答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结果这个问题。”

经过30多年发展，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我国改革由此进入新的阶段。那么，这一阶段的改革与此前有何不同？过去的改革是分领域单兵突进、各自见效，而进入新阶段，这种单兵突进的方式遭遇了瓶颈，只有各领域改革协同联动、整体推进，才能将改革进行到底。由此可见，过去改革强调的“全面”，主要体现在“各领域都要改”，而全面深化改革强调的“全面”，则集中体现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我们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加以说明。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改革通常被视为典型的经济体制改革。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重点逐步从农村转向城市，聚焦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放权让利”。而这无疑是典型的经济体制改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整体快速增长，国有经济也获得了较快发展。但是，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没有得到同步提高，普遍面临经营困难。对此，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脱困”目标，并推行了一项重要战略——“抓大放小”，就是做大做强大型国有企业，放开搞活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中小国有企业，如日用化工、纺织服装等，使其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在这一过程中，为解决国有企业长期积累的冗员过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等问题，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分流”。对此，如果不能解决好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很有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要知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办社会职能，从职工住房、子女教育到医疗养老，几乎包揽职工“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保障。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如果不能剥离国有企业的办社会职能，就会进一步加重企业负担，持续降低生产经营效率。因此，面对这场空前规模的下岗潮，我国加速构建起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国企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更体现为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协同联动。总的来讲，从传统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改革也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协同联动，这凸显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化”

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深化”，并非由浅入深的“深入”，而是体现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也就是说，如果改革只顾解决问题，就有可能偏离方向，但如果设定一个总目标，就能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就是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而这种“统一”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把握。

第一，在解决问题中设定目标。比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改革开放真正的起点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粮食短缺的问题，我国逐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入新时代，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问题，其中一点就是一段时间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偏低。比如，城市居民的房产可以通过出租、买卖获得财产性收入，而农民虽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却难以将其转化为可变现、可增值的财产性收益。因此，要促进农民增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增加其财产性收入，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的改革方向与目标。2014年以来，我国推进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通过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依法确认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据此，农民可以通过出租、入股、融资担保等方式盘活土地经营权，增加财产性收入。2018年，我国进一步推进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推动因农村人口外流而大量闲置的宅基地资源有序盘活利用。需要强调的是，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适度放活要严守法律政策底线红线。中央明确规定，严禁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和住房。这条很重要，如果放开城镇居民购置农村宅基地，短时间内就可能造成农村耕地和宅基地迅速向少数人集中，动摇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社会稳定根基。总之，通过农村土地、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可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第二，在设定目标后解决问题。比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这一部署的背后，是对财税体制改革进程的深刻把握。回溯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其目标十分明确，就是按照税种划分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在改革过程中，中央财政收入大幅提高，而支出安排却往往通过部委项目立项下达，与地方事前协商不足。同时，为减少改革阻力，中央允许地方将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由此开启了地方长达数十年的土地财政模式。然而，原有问题解决后，新的矛盾逐步显现。一方面，地方财政收入相对减少，但承担的支出责任并未相应减轻，因此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中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的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地方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针对这些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出新的部署。其中“深化”就意味着我们要设定新的目标，即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而围绕这一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具体举措，即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以及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等。值得注意的是，消费税作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新设税种，当时全部划归中央；而现在将其逐步下划地方、由中央和地方共享，这也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根据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设定不同改革目标、采取不同改革举措的辩证过程。

（三）全面深化改革之“改革”

什么是改革开放？先看改革。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三个进一步解放”的基本判定标准，即“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就是说，只有符合“三个进一步解放”要求的政策，才是搞活的政策，而只有搞活的政策，才是真正意义上改革的政策。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改变等同于改革。再看开放。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开放也是改革，要寓改革于开放之中。”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都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系统部署。那么，如何理解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是以深层次改革推动制度型开放。我们知道，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要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所谓要素流动型开放，就是以资金、技术、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境流动为特征的开放。所谓制度型开放，就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逐步建立起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框架和监管体系，营造竞争力更强的制度环境。比如，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融入国际通行规则体系的重要实践。此外，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自贸试验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先行先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之后向全国推广。比如，实施货物贸易外汇收支实时汇兑，大幅缩短外贸企业的资金周转时间；建立便利外资金融机构落户的新机制，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医院，推动医疗领域有序扩大开放。这些举措都是以深层次改革推动制度型开放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二是重塑内陆开放格局。在开放布局上，不仅沿海要扩大开放，内陆也要进一步打开大门。特别是要把新疆从西北一隅变为欧亚中枢、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历史上看，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将欧亚大陆两端连接起来；15世纪大航海时代，海洋文明崛起，沿海港口城市取代内陆商道成为开放前沿。工业革命以来，铁路、公路、航空等现代物流方式的快速发展，为重塑内陆开放格局提供了技术条件。中欧班列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那么，中欧班列的优势在哪？在运输方式上，与空运相比，其运费较低；与海运相比，其运输时间大幅缩短，在两者之间取得了较好平衡。更重要的是，在制度衔接上，一方面，沿线各国协商确立了中欧班列优先通行等级，改变了过去“货车让慢车、慢车让普快、普快让特快”的通行规则，大幅压缩了运输时间。另一方面，沿线各国协商统一运输收费标准，降低了全程物流成本。中欧班列深入欧亚大陆腹地，推动形成欧亚大陆运输体系新格局，使内陆城市从开放后方变为开放前沿，对于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明确提出“六个坚持”的重大原则，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这六大原则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遵循。

这里着重探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比如，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问题，党中央把促进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202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支持浙江在共同富裕道路上先行探路，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浙江围绕这一目标制定了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万至50万元的群体比例达到80%等量化指标。如果以中位数30万元、四口之家粗略匡算，人均年收入约7.5万元、月均约6000元，可见推动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按照党中央部署，浙江先行探索，全国稳步跟进，这体现的正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价值导向。

 

四、推进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与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

第一，党的领导是将改革进行到底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我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说到这里，我们就会想到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历史教训。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苏共早年在有二十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二百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二千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这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开启所谓“新思维”改革，提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注意，这一提法与我们所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本质区别。西方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主张多党制，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这一错误导向下，苏联改革逐步偏离社会主义航向。1990年，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宪法，废除第六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这就意味着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法理上被否定，进而加速了苏联亡党亡国的进程。回顾这段历史，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是多重的，而意识形态领域失守、内部逐步弱化、放弃党的领导，造成改革偏离航向，最终酿成亡党亡国悲剧，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以史为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第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从生动鲜活的基层实践中汲取智慧。”比如，“枫桥经验”。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核心就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1963年，毛泽东同志批示要总结和推广“枫桥经验”。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大会上进一步作出重要批示。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推动这一源自基层群众创造的治理经验在全国推广，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宝贵财富。

（二）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

第一，顶层设计。我们要破除两种片面认识：顶层设计不全是“顶层的设计”，也不全是“顶层指令计划”。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中央设计、地方执行”。科学的理解是：事关全国的重大改革由中央进行顶层设计，涉及地方或者部门改革发展的问题由地方或部门负责顶层设计。

第二，摸着石头过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摸着石头过河“要按照已经认识到的规律来办，在实践中再加深对规律的认识，而不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

总之，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

（三）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

推进改革开放，并不是各方面各领域都需要先行试点。实践中，对于一时还不那么有把握的改革、认识还不够深入但又必须推进的改革、涉及深层次制度因素和复杂利益关系的改革，要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取得经验、看得很准了再推开。比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2016年11月，按照党中央部署，北京、山西、浙江率先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2017年1月，山西省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成为全国第一家挂牌成立的省级监察委员会。同年4月，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就对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郭海（副厅级）采取留置措施，对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调查。由此，郭海案很快成为“山西留置第一案”，这个3年未决的贪腐案，在试点改革后4个月办结。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为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举措，作出再动员再部署，明确要求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监察法，国家监察委员会正式设立，改革由地方试点全面推向全国。

（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在确保社会稳定中推进。”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辩证地认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内在逻辑，同时立足不同地区实际采取针对性的举措。

综上而言，我国历史上的诸多改革，比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等，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大都以失败收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少改革虽标榜强国富民，实践中却演变为与民争利，加重盘剥的工具。这种“弱民以强国”的改革模式，注定难以长久维系，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刻镜鉴。而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根本在于这一伟大社会革命始终立足人民立场，通过搞活与开放，走出一条民富而后国强的道路。面向未来，我们要汲取历史上“弱民以强国”的深刻教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搞活，将新时代改革事业持续推向前进。

报告人 | 冉昊

责编 | 赵苇

校对 | 王瑱

审核 | 张一博、孙楠、叶其英

监审 | 李文鼐、刘斌

责任编辑：赵苇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0928/130371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