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把中国经验转化为全球对话的知识资源 “坐标重排”：中国青年研究新视角

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汇的节点上，青年不只是未来社会的“主力军”，更是当下社会情绪的“放大器”，以高分辨率反映着国家脉动与制度轨迹。如果说青年群体是一面折射社会全景的棱镜，青年研究的理论体系则是解析棱镜光谱的刻度尺。国内学界多以“宏观-微观”二分法、身份承认框架和单轴比较范式来考察青年问题；然而，数字资本浪潮、风险链全球化与身份多样性正在撬动这些旧坐标。要真正把中国经验转化为全球对话的知识资源，必须在理论层面完成一次系统的“坐标重排”。

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到“中观机制”

在中国青年研究的知识谱系中，沿袭“宏观-微观”二分范式已显露“解释天花板”：单靠宏观指标（如城镇化率、GDP增幅、教育经费占比等）描摹机会结构，已难以呈现制度运行的真实逻辑；而将分析重心完全下沉至个体行动或生活策略，又难以为公共政策提供可落地的调节“螺栓”。青年的处境恰恰处于两者之间的中观层——家庭的经济和精力投入、学校的学业和就业评价、社区的资源和人力分配、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互联网平台算法等，多元机制织就的“机会脚手架”持续被重写。

中观机制论主张不拘泥于单向的上下传导，转而捕捉纵向层级-横向协商-斜向嵌入之间的关系，比如同一项全国性就业扶持政策，东部地区或许以“产业升级+税收减免”快速对接地方产业链，而中西部地区则借助大众创业推动非正规就业形态的扩展。相对于政策文本，青年个体的获得感还受限于家庭文化资本、迁徙成本与数字技能门槛。唯有把行政等级的垂直权威与平台自治、组织协商的水平动力，以及家庭、社群等斜向嵌入机制置入同一分析框架，方能勾勒出国家-市场-社会在青年议题上的“套嵌协商”格局。

身份和福祉并行——青年政治关注的双轴转向

后疫情时代的风险叠加，让各国青年更直接地面临发展困境——高房价加剧了代际资产传承、灵活就业削弱了劳动收益稳定性、心理健康危机和生态失衡侵入日常生活。在这样的境遇下，青年群体的核心关切逐渐从“谁的声音得以表达”转向“谁能分得有限的福祉资源”。基于芝加哥大学努斯鲍姆的“能力-福祉”框架，可将青年基本福祉分解为四项关键能力：可负担且安全的居住能力、有尊严且受保护的劳动能力、持续学习与创新的成长能力，以及身心与生态双重可持续的健康能力。这要求国家和市场围绕青年能力缺口重塑资源分配逻辑，如租购并举需以可支付性而非资本收益为准绳，社保体系应将平台劳动与灵活就业纳入同一安全网，公共心理服务需进入校园、社区与数字平台，绿色转型应考虑平衡未来收益和当下成本的代际正义。

此一转向对研究者提出新的挑战：在方法层面，需将主观幸福感量表与客观福祉指标（如收入中位数、租金收入比、非正式合同占比、心理压力指数、绿地可及度）交叉校正，构建多维度、长周期的福祉监测体系；在理论层面，则应探讨“能力-福利”如何在不同治理模式下相互制约或强化。

多中心比较与跨制度社会学

若用单一概念指称多样化的现代化道路，很容易遮蔽不同政体在“国家-市场-社会”布局上的差异性。多中心比较主张打破“西方=参照/其他=例外”的二元坐标，将若干制度复合体（发展型国家、福利模式、平台资本主义等）视为彼此平行、可交叉学习的“知识节点”。

跨制度社会学的第一步是以青年发展机会为轴心搜集可比性指标，如大学升学率与技能型职业赛道比例、租房市场稳定指数与住房拥有率、平台劳动渗透度与社保可及性、心理压力指数与公共医疗负担等。第二步是分析这些指标在不同政治共同体中如何相互作用，如“高税收-高福利”模式压低了青年住房成本与就业焦虑；“数字平台-灵活劳务”模式在拓宽就业入口的同时也增加了收入波动等。第三步是将比较结果反馈到理论层面，提炼出若干可跨制度解释的中层命题。

多中心比较并非构造新的宏大叙事，而是通过制度拼图方法揭示：相似的青年困境在不同治理逻辑中会催生不同的资源再分配机制；中国经验在某些维度可能更接近东亚国家，而另一些维度则与南欧或北欧国家形成对照。由此，比较社会学摆脱了“西方范式”或“东方例外”的单轴叙事，转向多节点-多轴-多层级的网络化知识结构，使青年研究真正成为连接多元制度与跨区域治理的“结构洞”。

共青团组织嵌入的研究范式

与西方“利益集团-公共部门”式的权力架构不同，中国的国家运作逻辑自革命年代即建立在群众动员的框架之上：国家通过纵深的组织体系把政策资源、意识形态与社会需求连成一体，形成一体多元的运转格局。其显著特征在于动员体系的前置性——政策制定并非等待群众自发诉求，而是依托组织触角主动下沉、预先布局。正是在这一政治安排下，共青团（包括学联、青联等）成为进行中国青年研究绕不开的制度节点：它既是国家动员体系在青年群体中的“末梢神经”，也是青年诉求向上反映的“毛细血管”。

团中央-省-市-县-乡镇（街道）的五级梯度结构，使团组织在空间上覆盖城乡所有行政区划，在功能上贯通教育-就业-文化-社会服务各领域，构成青年研究的中观场域。这意味着在中国情境下，青年与国家的互动不是西方式的主要通过社区、宗教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中介完成的间接联结，而是由共青团组织深度嵌入的“日常接触面”式联结：无论是思想教育、就业服务、志愿活动，还是心理援助和婚恋交友，团组织都以制度化载体的形式，将国家关怀具体而持续地嵌入青年生活的各个层面，构建起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青年联结机制。

共青团的存在重新标定了传统社会学认识框架（国家-市场-社会三分法）。共青团既承担国家功能又具备社会属性，它是连接党政体系与个体的节点，通过覆盖广泛的组织体系为青年提供服务，通过搜集数据和撰写报告等形式将青年的“急难愁盼”反馈给有关部门，形成国家对青年议题的政策优先级。共青团在资源分配与青年行动中的中介机制，为中国青年研究解释制度效应提供真实路径及有效改进方案。

面向未来，青年研究的学术使命将越发凸显。在宏观层面，为风险分摊、数字治理与代际公平等跨领域议程提供敏感且前瞻的指标，帮助国家治理实现动态校准；在中观层面，连接政府、学校、社区和平台，通过学术研究将社会创新转化为不断更新的治理模式；在微观层面，保存个体生命史的细致纹理，防止青年被简化为统计数字或政策客体。尤其是要将青年研究锻造为一种开放的“想象空间”，促使学界不断发掘新的研究命题，也让源自中国的概念、方法与实践经验，能够回应全球共同面临的现实挑战。

【作者为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院）长】

责任编辑：韩秋源（实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0928/130378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