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百年变局下的国际安全与全球治理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点此查看完整报告

点此查看高端论述

点此浏览课件

【编者按】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变革与动乱相互交织，战争与冲突此起彼伏。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稳定发展的中国为动荡世界提供了最宝贵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本文深刻剖析了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发展趋势以及中美关系发展的深层逻辑，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及为消除世界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所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文章立意高远、剖析深刻，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准确把握全球治理变革方向，具有重要的学习参考价值。

一、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世界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一）当前国际安全形势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严峻复杂，党的二十大报告以“风高浪急”“惊涛骇浪”来形容这一态势。总体上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大国博弈、地缘冲突、全球性挑战交织联动，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持续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这一重要论断是对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科学判断。

在这一形势下，国际上有人持消极观点，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在所难免，甚至称当前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国际安全形势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因为当年那场危机曾把世界推向核战争的边缘。那么今天，我们会不会重回那样的黑暗时刻？我们的判断是积极的——中国的发展和稳定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确定性和稳定性。2026年开年以来外国领导人接踵访华，就反映了这样一个趋势，世界各国寄希望于中国。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发展倡议等重大理念和倡议，持续走深走实、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世界不能再回到丛林法则，而是要进步、要合作、要共赢。当然，过渡阶段可能充满挑战，我们既要坚定信念，又要充分认识问题的严峻性。

当前的国际安全形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春秋到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现象。现实来看，其主要表现在于，全球步入风险社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加，强权逻辑重返世界舞台，过去讲法治、讲规则，现在更多的是讲“拳头”。过去，人们对于进步与落后，光明与黑暗，有着比较清晰的判断，如今，美西方舆论和价值观严重分裂，比如：美国社会内部撕裂、政治极化，出现所谓“特朗普现象”；欧洲面临难民问题、民粹主义等，加上俄乌冲突持续，价值观对立日益加剧。由此，全球化也走向区域化（板块化）和本土化。过去，强调全球分工，一架波音飞机全球组装，追求的是低成本、高效率和高利润；如今，各国更强调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安全、可控、韧性，搞好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减少对所谓极权国家的依赖。对中国而言，在这一形势下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能只追求效率而忽视安全。当前，全球信任之所以不断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供应链武器化、公共产品武器化。而国家间缺乏信任也是“礼崩乐坏”的重要表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原因包括，一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二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变化。进入21世纪，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三是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化。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加强全球治理、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大势所趋。为此，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四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所谓世界之变，是指人类生活时空的变化；所谓时代之变，是指依据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来划分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变迁；所谓历史之变，是指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各个要素之变。关于这方面的一个标志性事情，就是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目前，中国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上正在引领世界发展，新能源技术、5G技术等走在世界前列。

总而言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进程中，我们既要看到“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风险与挑战，更要看到中国阔步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坚定信心和强大实力。

 

（二）中美关系发展的深层逻辑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严峻复杂，很大程度上与所谓的“中美博弈”有关。但“博弈”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美国为一己私利遏制、打压中国，而中国只是正常发展，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并非要跟美国“博弈”什么。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认识，不能简单地用他国标准来定义自身，绝不能掉入西方话语体系陷阱。

当今世界总人口已超过80亿，但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和地区仅有30多个，其人口总和还不及中国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为什么会这样？无论中美之间是“战略竞争”还是“战略博弈”，表面上争的是生存与发展，而实质上却争的是谁能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提出更好的全球治理理念，引领世界共同发展进步。2010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专访时提出了一个观点：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公民拥有与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现在一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面临非常悲惨的境况，因为这个星球根本无法承受。我们知道，美国曾消费世界五分之一、最多时达到四分之一的原油，而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如果中国人都过上美国式生活，世界资源显然难以承受。这就倒逼中国推进数字化和绿色低碳转型。但是，西方的对华接触政策和现代化理论，从来不可能让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的国家真正实现现代化。由此，美国陷入了中国综合征。一方面，如果中国人过上美国人那样的生活，则会对美国造成威胁；如果中国人以新方式（绿色发展方式）过上了美国人那样的生活，则会对美国造成更大的威胁——因为这恰恰证明中国的发展方式更具吸引力、更代表人类未来。另一方面，美国若不打压，中国可以利用美国芯片加快技术迭代；美国若进一步打压，中国也会研发出自己的芯片。因此，无论美国是否打压，都会推动中国更加独立自主、更快追上美国。

同时，美国还要面对两个悖论。第一个悖论，奉行“美国优先”的美国与推动全球化的美国之间，形成了巨大张力。过去，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向中国开放市场，中国对美国出口大增，而后又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形成了所谓“中美国”的概念。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模式难以为继。如今，美国奉行“美国优先”，不断加高贸易壁垒、对外关门设限，同时告别全球霸权，退守美洲。后发国家再想复制当年以开放促崛起的路径，已经走不通了。另外，过去，经济全球化推动美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产业向外转移造成产业空心化，外来移民大量涌入引发美国政客焦虑，进而催生反移民政策，价值观念分化加剧社会撕裂等。如今，特朗普政府试图扭转这一局面，但创新离不开全球人才，产业回流又谈何容易，可谓收效甚微。这就使美国陷入了第一个悖论。可以说，这一切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造成的。而面对这一形势，美国选择的是倒退，中国选择的是前进。因此，我们一定要清楚：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美国走的是历史倒退之路，无法解决自身面临的根本问题。第二个悖论，“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但现在，安全靠美国还靠得住吗？答案不言自明。那么，世界各国能不能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也靠中国？当然，我们讲的“靠”，不是指依附。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不是像美国那样提供所谓的“安全保护”。那么，中国能否提供更多安全公共产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与各国开展安全合作，正是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美国人自认为“上帝的选民”，生活在“山巅之城”，甚至一度以为只有美国人才能造出最先进的技术产品。然而，华为遭到严厉制裁——不仅不能使用美国的产品、技术和软件，供应链中也不得含有美国元素——却依然推出了更为先进的操作系统和手机产品。这令美国一些人深感震惊，“中国原创能力不行”的刻板印象不攻自破，引发深层困惑：我们真的是“上帝的选民”吗？我们的制度真的比中国优越吗？这是对美国身份认同的巨大挑战，很多美国人都认为，这是1776年建国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因此，在那些信奉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传统的美国人看来，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不仅涉及国家安全，更关涉美国国家身份与身份认同。然而，要重构这种认同，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让美国再次伟大”究竟能不能实现？如果不靠打压中国，美国能不能重新伟大？如果能，中美之间就要找到一条和谐相处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倡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竞争，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让美国再次伟大”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可以兼容的，如果能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这才是中美关系的软着陆。从这个角度讲，中美要形成一种新的认同，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要取代美国，更不是要建立新的霸权，而是要终结人类霸权。这是深刻领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个重要的含义。美国曾坚持“美国例外论”“天定命运论”。随着中国快速崛起，美国也在重新思考：能否在不主导一切的情况下，同样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所谓中美“大争之世”，在某种程度上争的就是谁能代表世界先进生产力、谁能代表世界多数民意、谁能代表世界先进文化、谁能提供更优质的公共产品，让世界摆脱“战国”的焦虑。这才是中美正确的相处之道。

中美关系的发展，一方面体现为“相互演化”（co-evolution），就是中美相互适应、相互塑造。事实上，不仅是中国，美国也在因中国而改变，甚至学习中国的产业政策、补贴机制和新型举国体制，不少美国网红来到中国后对中国发展赞不绝口，相互取长补短正在成为现实。另一方面体现为“竞争性共存”（Competative Co-existence）。从心理认知的角度看，面对中国崛起这一新生事物，一般要经历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五个阶段。起初美国否认，认为中国“偷”了技术，可后来发现中国真没偷，就转为愤怒和焦虑，开始讨价还价。比如“市场换技术”。过去，中国开放市场、引进德国汽车桑塔纳，换取对方技术；如今，欧洲也想通过开放市场，引进中国汽车比亚迪，来换取新能源技术。再往后便是沮丧和接受。当前中美关系大体处于“讨价还价”和“沮丧”之间，斗争依然严峻。但我们相信，经过斗争，中美必将形成新的合作模式，为世界提供一种超越历史上大国崛起老路的新模式，从而避免世界走向两极化和所谓“新冷战”。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总体特征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安全形势呈现两面性：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另一方面，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给国际安全带来巨大挑战。从总体特征上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大国关系深度调整与西方内部分化——不仅中美关系出现深刻变化，美欧关系也遇到二战以来少有的严峻考验。二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在促进世界和平、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什么是全球南方？简单地讲，就是那些历史上受过殖民、今天仍在谋求自主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天然属于全球南方，始终坚定地站在全球南方一边。此外，随着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的态势愈发清晰，世界多极化进程不可逆转，全球南方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完善全球治理的核心力量。三是安全议题泛化与威胁交织。其一，“泛安全化”思维蔓延。有的国家把正常经贸与科技合作打上“国家安全”标签，大搞“脱钩断链”，这种“泛安全化”思维严重影响了国际正常合作。其二，新兴领域安全风险剧增。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关键矿产等新兴领域的竞争与风险急剧上升，这些非传统安全挑战与传统地缘政治冲突相互交织、叠加共振。其三，系统性震荡风险加大。任一领域的“裂缝”——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数据安全等颠覆性风险——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使全球安全图景空前复杂。比如：在地缘冲突方面，俄乌冲突陷入僵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在核安全风险方面，核不扩散原则受到冲击，地区核扩散风险升级，以及核冲突门槛降低，核设施遭袭风险增加；在新兴领域规则缺失方面，围绕关键矿产的博弈日趋激烈、人工智能的安全悖论问题日益凸显。上述风险与挑战，反映出大国互信受到严重冲击，多边安全机制趋于弱化，新型安全机制构建举步维艰，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持续增加。不少国家仍奉行过时的国际治理理念，试图重回丛林法则，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提出“两大主张”

面对一系列重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两大主张”。其中，平等的多极化，强调要体现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关键是要坚持大小国家相互尊重、一律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强调要共同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坚持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普惠的全球化，强调要解决好资源配置和分配不公造成的失衡问题，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都能参与并享有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包容的全球化，强调要支持各国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不搞发展模式的单一化，摒弃损人利己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两大主张”相辅相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既针对重大现实挑战，又志在开创人类更加美好未来，为完善全球治理，引导实现更高水平的世界和平与安全、更高质量的全球共同发展、更高起点的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行动指南。

2.提出并践行四大全球倡议

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战略引领。

第一，全球发展倡议旨在解决全球发展失衡问题。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六个坚持”为核心要义，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阐明“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这个根本问题。截至2025年，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全球发展倡议的落实机制，向国际社会展现了更具包容力、更加多元化、更可持续的国际发展合作新模式，为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了强大信心和动力。

第二，全球安全倡议旨在走出阵营对抗导致的安全困境。发展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没有普遍安全，共同发展便无从谈起。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其核心理念与原则主要有六个方面。其中，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理念指引，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是基本前提，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根本遵循，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是重要原则，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是必由之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是应有之义。截至2025年，全球安全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明确写入140多份双多边文件，在维护地区稳定等多个领域取得重要收获，被评价为“维护共同安全的行动路线图”。

第三，全球文明倡议旨在消除文明对立对抗这种人为隔阂。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向全世界发出深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真挚呼吁。这一倡议提出“四个共同倡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强调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提炼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各国对话的最大公约数，打通不同文明、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沟通壁垒，为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筑牢思想基础。

第四，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全球治理因应对国际共同挑战而生，目标是实现全球范围内各国的和谐共处、共同繁荣与持续发展。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核心要义，系统回答了全球治理由谁治理、为谁治理、如何改革、向何处去等关键问题。截至2025年，全球治理倡议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切实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多边舞台的话语权。

总之，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相互促进，是具有紧密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为应对世界变局、破解人类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立足本国国情、系统完整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强调既要解决好世界各国面临的共性安全问题，又要处理好东方大国独有的安全难题。面对当前传统安全风险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日趋严峻的形势，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形成整体性应对思路和系统性解决方案。

我们要以发展与稳定、开放与合作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一是做好自己的事，筑牢安全基石。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重大基础设施安全，以自身的“稳固坚韧”成为动荡世界的“稳定锚”。二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合作共赢。通过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金砖合作机制扩员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共谋发展的平台，为国际信任注入最稳固的增量。三是坚持劝和促谈，探索热点问题解决之道。中国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呼吁政治解决，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从对外宣介的角度讲，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要着重把握以下四点。一是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共同”属性。作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大国，必须促进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相协调，强调“共赢”思维。二是说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成功实践。要用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的具体事实，证明安全与发展可以良性互动，而非必然对立。三是突出作为全球南方一员的定位。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致力于共促全球南方事业，推动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四是宣传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要系统介绍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促进共同安全与发展方面的具体案例与成果，如区块链技术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的运用。

 

（三）创新全球安全治理理念与机制

实际上，真正的“安全”，是理念和机制的分享、是技术的共同进步，而不是把自己孤立起来，那样的“安全”恰恰最没有安全感。因此，中国为世界应对安全挑战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不仅是技术设备的援助与合作，更是一种摒弃单边主义、丛林法则，超越零和博弈的理念和机制，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和合共生的理念。而这些是中国能够引领世界的重要原因。当前，世界各国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单打独斗保障不了自身安全，冲突对抗只会增加更多安全风险；唯有合作共赢，塑造新的安全理念、建立新的安全机制，才能让世界摆脱安全上的零和困境。因此，安全治理理念和机制的创新最为关键。我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尤其是全球安全倡议，在实践中，由周边国家到全球南方国家，再到西方国家，形成新的安全治理理念和安全合作模式，推动安全文化建设，共同应对前沿领域的安全风险，既防止传统安全问题扩散、蔓延，又积极探索新的安全治理之道。

中国提出的这些倡议能够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顺应人类发展潮流，切实回应了各国共同的安全关切。比如，中国对待局部冲突的态度，绝不是简单地站在一方、谴责另一方，而是主张双方的安全关切都应得到合理解决，在冲突中寻求共赢，在看似零和博弈中形成共生，不仅要解决冲突与矛盾，更要维护安全与和平。这是中国统筹协调、标本兼治的“中医”智慧，超越了西方“外科手术”式或政权更迭式、系统对抗式的思维。所以说，真正的安全是观念上的安全。同时，还要推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国之所以能给世界带来希望，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国内社会治理的显著成效，另一方面是提出并践行的一系列倡议取得了积极成效。也就是说，中国的持续稳定发展为世界提供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同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安全倡议，为各国提供了安全治理样板，为世界安全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上的引领，已经从目标、理念层面，延伸到路径和机制层面。例如，我国提出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致力于解决人工智能带来的问题，并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我们强调“+”的概念，如“人工智能+”，正是体现了开放包容的理念。中国还倡导将国际组织和安全机制对接起来，形成全球互联互通的伙伴网络，并落实到行动。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提供了方案、作出了示范和引领，而且更重要的是积累了共识、塑造了信任，有助于摆脱安全困境，破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难题，超越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安全治理思维，为世界各国国内安全治理、地区安全治理和全球安全治理提供系统、综合、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并在实践中逐步试点推广。

（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

我们倡导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内容包括：以平等为基础，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以开放为导向，坚持理念、政策、机制开放，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和融入；以合作为动力，加强沟通协调，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坚持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进一步看，我们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所谓共商，就是主张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要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所谓共建，就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全球治理中的国际规则应当由各国共同参与制定，全球治理的公共事务应当由各国共同参与决策。所谓共享，就是通过全球治理使各国共同分享发展成果，也就是要通过治理体系的变革，推动商品和服务的共享、科技成果的共享、信息的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这四大全球倡议，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撑。其中，就全球安全倡议而言，其核心理念是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基本前提是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根本遵循是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重要原则是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必然路径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紧迫任务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这是我国系统破解全球安全赤字的重要理念，并正在逐步转化为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实践。比如，我国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支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改善同周边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而且，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生态环境、水资源治理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不仅提供发展动力，更提供合作机制和系统的安全治理之道。特别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国际合作，以发展促安全，真正把共商共建共享从发展领域拓展到安全领域，积累共识、培育信任、形成机制化安排。

这一切行动都证明：中国是国际安全的建设者、贡献者，是国际多边安全机制的重要维护者，是化解安全冲突的倡导者、推动者，是新型安全领域的探索者、开拓者，为世界提供了新的选择，让世界看到了希望。中国同世界的合作，必将从经济、科技领域向安全和治理领域拓展，并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延伸。中国同世界分享安全治理的经验和理念，也将把命运与共的理念进一步落到实处。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和合共生、和平共处的局面，正是解决全球安全问题的根本之道。

报告人 | 王义桅

责编 | 赵苇

校对 | 王瑱

审核 | 张一博、孙楠、叶其英

监审 | 刘斌

责任编辑：赵苇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1012/130442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