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经济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理论

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方法论很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分析模型和研究方法被系统引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知识支撑。同时也要看到，近年来，无论是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还是国际上新流行的分析框架和前沿研究成果，在解释中国经济时常常出现明显的偏差。这种偏差提醒我们，随着中国经济大踏步发展，以西方理论为主的度量方法并不完全适用。对这一问题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既是完善中国经济治理理论的需要，也是为世界经济提供更多经验的需要。

西方经济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济问题

西方经济理论是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经验总结，在解释经济现象方面有其独到之处，许多分析工具至今仍然被沿用。但用它来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命题时，如果拘泥于一些固有的范式，就会出现“失灵”现象。

一是关于增长趋势的判断。过去几十年，依据西方主流框架对中国经济增速和增长潜力作出的预判，系统性低于中国经济的实际表现。按照“中等收入陷阱”的流行说法，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往往长期徘徊。然而，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数十年，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增速换挡总体平稳有序，正稳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20世纪90年代，有西方学者断言东亚增长“如同苏联模式一样不可持续”，历史并未按此剧本展开。每隔几年卷土重来的“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见顶论”，也一次次被事实证伪。

二是关于转型路径的处方。按照“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的方案，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被认为应当快速、全面、同步推进私有化、自由化和稳定化，认为迟改不如早改、慢改不如快改。中国则坚持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先试点后推广，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了较长时期内的持续增长。而按照西式药方抓药的一些转型经济体，却经历了长期的衰退与动荡。这一鲜明对比，是转型经济学无法回避的事实，也促使国际学术界对转型道路多样性进行新的反思。

三是关于宏观运行的推演。按照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消费与投资乏力往往被看作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的重要表征。如果直接照搬这套分析范式，很容易将我国目前内需不足简单归因为内生动力整体性下降。事实上，我国内需不足是多重条件叠加形成的，既包含其他经济体同样会遇到的周期性需求收缩因素，也包括经济转型阶段独有的结构性矛盾，例如投资领域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的现实约束等。这意味着，理解内需及其走势，不能只依赖单一周期框架，还需要充分考量转型经济体特有的结构变量，其内在机理也更为复杂。

四是关于结构调整的分析。一些分析基于静态均衡框架，将结构调整期的要素重新配置等同于资源错配加剧与效率损失。但我国主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序出清落后产能，培育壮大新动能，产业整体效率与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实现稳步提升。近年来一些所谓“产能过剩论”的观点，采用总量供需平衡的静态标准评判国内部分行业阶段性供给富余，忽略高端领域供给短板与产业持续升级的现实。用“K型复苏”框架简单套用中国经济，也难以把握国内经济结构分化具有阶段性、存在收敛空间的特征，特别是低估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将经济转型期的阶段性压力等同于趋势性衰退，是这类分析普遍存在的偏差。

五是关于政府作用的成见。一些基于西方主流理论的分析认为，政府调控和产业政策会扭曲价格机制、降低效率。而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宏观调控有效平滑了经济波动、对冲了外部冲击，产业政策在高铁、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催生出世界领先的产业集群。以“中国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类比中国经济的观点，既解释不了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而未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事实，也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展现的制度动员和协调能力。

为什么西方经济理论在解释中国经济问题时会出现偏差

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经济问题上屡屡“量不准”，并不等于这些理论“全错”，而是有着更深层的根源：这些理论往往诞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一些方面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不一定完全适用。

不少西方主流经济评价框架，倾向将资本回报、短期增速作为核心标尺。中国高质量发展则统筹增长与安全、效率与公平、发展与民生、当前与长远，是一个多元目标平衡体系。以单一标尺衡量多元目标，就容易看不到多元平衡背后的战略考量。目标函数不同，评价标准自然不同，这是分析中国经济时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部分西方主流模型往往把市场完全出清、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即时调节、信息充分对称作为建模前提。科学抽象本身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把理想化的假设当作现实的起点。中国仍处在市场化改革深化完善的过程中，要素市场、市场规则、产权制度都在动态健全之中，用“完全市场化”的假设推演一个转型中的经济体，结论自然会有偏差。

不少西方理论的经验原型，往往抽象掉城乡区域巨大差异和产业梯度落差，把经济体简化为均质主体。而中国是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门类、14亿多人口、广阔区域纵深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产业的存量优化、增量突破和跨区域梯度转移可以同时展开。一个领域受到冲击，其他领域可以提供缓冲；一个地区增速放缓，新的增长极可以接续补上。这种大国经济特有的纵深和韧性，是主要以中小国家或均质经济体为对象的稳态框架难以衡量的。

西方范式以“市场自发调节、政府被动守夜”为基本治理结构，而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市场高效配置资源、政府进行战略引领和动态纠偏的复合治理机制。五年规划引导长期预期、集中力量办大事组织重大攻关、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相互配合，这些核心变量在西方模型普遍缺失。

西方主流宏观周期理论往往以已经完成工业化的成熟经济体为分析对象，重点刻画存量经济下的供需波动，政策指向更多是熨平短期周期、推动经济向均衡水平回归。我国则处于工业化向纵深推进的转型阶段，宏观运行始终交织着周期波动与中长期发展任务，动能接续转换、产业能级提升、经济结构重塑都是贯穿全过程的重要命题。单纯依托周期理论解释结构转型问题，分析工具与研究对象不相匹配，结论容易出现偏差。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理论中的一些分析框架，如增长核算、空间经济学、交易成本与制度变迁理论、市场失灵与信息经济学等，对中国经济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与中国经济不相适应的，并非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是那些脱离具体条件的模型推论。只有厘清这一点，才能既不被西方理论束缚，也不陷入极端排外的逻辑。

推进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理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在开放借鉴与自主创新之间形成良性循环，构建能够有效阐释、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

一是坚持开放包容，解决好“输入”问题。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研究，在宏观调控、市场竞争、产业组织、价格机制、风险防控等领域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分析工具和治理经验。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择善而从、择优运用，这个传统任何时候都不能丢，越是强调自主，越要保持开放。

二是立足中国国情，解决好“转化”问题。理论只有同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有生命力。要深入研究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特征，区分周期性问题与结构性问题、短期挑战与长期趋势、局部风险与系统性风险，既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也正视我国在战略引领、规划引导、组织协调方面的制度能力，在宏观调控中用好用足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广阔区域纵深带来的回旋空间。只有从我国实践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外来的知识才能真正转化为自己的理论养分。

三是提炼真问题，解决好“产出”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丰富实践，本身就是理论创新的富矿。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如何更好结合，五年规划如何引导社会长期预期，新型举国体制如何组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超大规模市场如何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共同富裕如何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这些都是既有西方理论未曾系统回答也无法系统回答的问题。我们不能满足于在西方理论框架内为中国经验寻找注脚，而要敢于提出自己的概念、范畴和逻辑，形成能够解释中国经验、阐释中国道路的自主知识体系。

四是坚持实践标准，解决好“检验”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价值在于解释实践、指导实践，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理论体系，必须接受中国发展实践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的检验、历史的检验。同时，要积极推进统计核算和经济监测体系完善，让分析建立在可靠的度量基础之上。增强国际传播和对话能力，把中国经济问题转化为世界经济学共同面对的问题，在平等交流互鉴中检验、修正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为世界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责任编辑：韩秋源（实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1014/130478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