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精神的三重时代回响：信仰、求实与人民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九十年前的那一条“红飘带”，早已从一场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升华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最为醒目的坐标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长征永远在路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长征，并非仅仅为了凭吊先烈、追忆苦难，更在于从那段绝境求生的历史中，提取出能够回应今日课题的精神资源。长征精神内涵丰富，而其中最具穿透力的，当属信仰的定力、求实的勇气与人民的立场。在高质量发展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信仰提供方向，求实提供方法，人民提供力量源泉。深刻理解这三重回响，对于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具有切实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信仰”是绝境中坚持方向的精神定力

长征之所以能被称作“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在于它用极端残酷的方式检验了一个政党及其军队的精神韧性。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将士牺牲。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革命火种几近熄灭。然而，即便在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与生存极限之下，红军队伍依然拖不垮、打不散。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在担架上扯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九岁。这种超越求生本能的抉择，绝非一时的血气之勇所能解释，其背后是对“苏维埃新中国”必然到来的笃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引用的那句诗：“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从理论层面审视，长征的胜利首先是一场精神的胜利。在常规军事逻辑中，一支装备低劣、给养断绝、四面受敌的军队，其覆灭只是时间问题。但长征改写了这一逻辑，因为红军将士将个人生死置于民族解放与阶级翻身的宏大叙事之中，从而获得了超越个体有限性的行动意志。这种意志并非盲目的狂热，而是建立在对历史趋势的理性判断之上。当时红军将士普遍抱持的信念是：“只要跟党走，就有前途，就会胜利。” 这是一种把国家命运、组织命运与个人命运熔铸在一起的笃定。它让革命者坚信：“我的牺牲，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我多灾多难的国家，为了我的同胞。”正因如此，当直面生死抉择，他们能够从容地把生命托付给尚未到来的光明未来。

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而言，长征所昭示的信仰命题并未过时，只是考验的形式发生了变化。战争年代的考验是“敢不敢革命”“能不能豁得出去”，和平年代的考验则是“愿不愿意守护”“能不能守得下来”。当前，部分党员干部精神上的“缺钙”，表现为在原则问题上含糊其辞、在利益面前斤斤计较、在困难面前推诿退缩。因此，从长征精神中汲取信仰力量，核心在于重建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坐标，把本职工作放到民族复兴的全局中去定位，把个人得失放到组织事业的长期逻辑中去衡量。唯有如此，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保持“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的精神定力。

二、“求实”是挫折中修正错误的思想勇气

如果说信仰解决的是“往哪走”的问题，那么实事求是解决的是“怎么走”的问题。长征的起点，恰恰是一场教条主义导致的严重失败。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左”倾领导者放弃行之有效的运动战与游击战策略，奉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方针，以劣势兵力与优势敌军硬拼消耗，最终导致中央苏区全面危机，红军被迫战略转移。湘江一战，血染江水，广大指战员在惨痛代价中逐渐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照搬书本与外来的“正规战”经验，不仅不能胜利，反而会葬送革命。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根本在于它实现了军事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立足中国革命实际，决定自身的军事、组织重大问题，不再机械执行远方发来的指示。长征途中实事求是精神的最生动体现，莫过于军事指挥上的机动灵活。四渡赤水之所以被后世称道，不在于它遵循了哪条军事理论，而在于它真正根据实际作出了决定。根据敌情、地形与我军实况的动态变化，在运动中创造战机、摆脱围堵。这种打法在正规军事教科书上找不到对应条目，却是当时唯一能救红军的打法。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真正的实事求是，往往意味着创新，意味着对既有框架的突破。当旧的方法论无法解决新问题时，敢于承认错误、敢于另辟蹊径，才是对事业真正负责的态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长征的过程，不仅是战胜敌人、赢得胜利、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而且是联系实际、创新理论、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

新时代的长征路，同样面临着大量无法从既有经验中直接找到答案的课题。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每一项重大决策都涉及复杂的利益调整与风险权衡；科技自立自强需要突破的“卡脖子”环节；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现代化没有现成的模板。但是，在实践中，教条主义的变体依然存在，有的表现为对西方模式的盲目移植，有的表现为对过往成功路径的严重依赖，有的则表现为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应对会议的形式主义。长征精神中的求实品格提醒我们，真正的解放思想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回到现实、回到真正的问题中去；真正的担当作为不是蛮干硬干、不顾条件什么都想干，而是在充分掌握实际情况基础上的精准施策。遵义会议留给后人最宝贵的遗产，正是一个政党在生死关头敢于自我纠错的勇气与能力。

三、“人民”是在相依中获取力量的最大底气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长征的胜利，归根结底是人民的胜利。长征途中，红军经过的多是偏远贫瘠之地，沿途大多百姓自身处在饥寒交迫之中，却依然坚持“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在贵州，红军占领遵义城后立即召开群众代表会议，向劳苦大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短短几天内便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潮。在宁夏同心县，发现当地群众饮水极度困难，部队规定要节约用水，“除了做饭、饮水等必需用水以外，决不能随便用水，更不能与民争水”，还主动淘洗了年久失修的“官井”。红军撤走后，当地百姓为了纪念红军的深情厚谊为之取名“红军井”。这些细节之所以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更在于它们证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红军把群众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群众才会把红军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

“半条被子”的故事之所以流传至今，正在于它用最直观的方式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之间的真实关系，哪怕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半条给百姓。这不是生硬命令，而是一支军队在极端匮乏条件下做出的真实而本能的选择。这种选择所积累的信任资本，在关键时刻转化为无可替代的战略资源。红军能够一次又一次跳出包围圈，除了指挥员的谋略与战士的英勇，更离不开沿途群众提供的消息、向导、掩护与补给。陈毅在总结淮海战役时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一论断所揭示的依靠人民的制胜密码，其实早在长征途中就已经清晰显现。

对于今天的治理实践而言，长征精神中的人民立场具有直接的方法论意义。当前一些政策在基层执行中遭遇“最后一公里”梗阻，一些惠民举措群众“无感”甚至反感，根源往往不在于初衷不好，而在于决策与执行过程中群众的主体性被虚置了，群众觉得这些事与我无关。文件从上面发下来，干部在办公室里填表报数，群众在门外看热闹，这样的工作方式与当年红军将士的行动是“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的逻辑背道而驰。今天，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就是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把调查研究走深走实，让我们的服务指向群众的真需求，而不是自我感动和想当然。群众的心情和表情是检验工作成效最诚实的标尺，这一点，九十年前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回望长征，那条“红飘带”已然定格，但它所锻造的精神品格，在每一次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对实事求是的践行、对人民立场的恪守中不断被唤醒。它成为一套仍然在运转的、解决现实问题的动力系统。当改革遭遇阻力时，遵义会议那种敢于纠错的勇气提供了参照；当发展面临复杂局面时，四渡赤水那种不拘一格的机动提供了启示；当治理出现疏离人民的倾向时，“半条被子”所承载的那种朴素情感提供了价值坐标。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而走好的前提，是真正读懂那条长征路上留下的精神密码。

作者：张秀娟

单位：大兴区委党校

责任编辑：吴成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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