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腾 王凯 铁铮：深刻认识长征胜利历史意义的四个维度

编者按：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胜利是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重大革命事件中淬炼出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立足大历史观，从历史自信、历史自觉、历史主动、历史规律四个维度切入，对长征胜利的哲学内涵进行总体性阐释和结构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理论启示。

一、历史自信：长征胜利的信仰根基与本体论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长征能够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从被迫转移转化为战略胜利，其精神层面的根本支撑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这种历史自信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科学认知，其深层结构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理论认同、对中国革命光明前途的深刻确信、对党的领导根本政治保证的制度认同等。

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的坚定信仰，构成历史自信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体系的根本特征，在于它不是提供关于未来社会的空想方案，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既是解释世界的科学指南又是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觉醒，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但党组织在早期对于如何将这一科学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经历了一个认识上的曲折过程。长征胜利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我们党在国共对峙时期处于不利的状态下，以极端实践的形态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的确证，即不是以文本援引的方式，而是以能否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为标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军事上的严重挫折，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失去了科学性，而是因为以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对待这一理论、使之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遵义会议后，正确路线之所以能够引导红军从困境中走出来，根本原因正在于它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实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将士能够面对超越生理极限的艰难困苦而始终没有溃散，其深层次的精神支柱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仰，即确信党的事业是建立在科学认知基础上的正义事业。这种经过实践检验、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方法论而非教条的彻底认知，构成了历史自信的第一重理论根基，也为后来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运用其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现实问题提供了认识论前提。

对中国革命光明前途的深刻确信，构成历史自信的信念支撑。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光明前途的确信，不是宗教式的彼岸信仰，而是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的深刻把握基础上的科学信念。近代以来，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各阶层的仁人志士发起了一系列救亡图存的运动，但是最终都归于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党深刻认识到，要将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的衰落中解救出来，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产阶级就必须要独立扛起领导革命的政治使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任务。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长征途中，党和红军能够战胜数倍于己的敌人围堵，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始终葆有对中国革命光明前途的坚定历史自信。正是凭着这份自信，红军战士才能在“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险境中，仍然坚信“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正如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所指出的：“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的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战胜的。”这种论断不是简单的鼓舞士气的口号，而是经过理论和实践的检验后对中国革命前途所作的规律性判断，深刻表明了党和红军在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后，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走向有了清醒的理论自觉。这种对历史必然性的确信，使局部的、暂时的挫折不被理解为终点，而被理解为前进过程中的必经环节。长征中正是党和红军坚信“新局面”的必然到来，才能将二万五千里的战略转移自觉转化为奔赴抗日前线的伟大进军，从而开创了中国革命由西北走向全国的历史新格局。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定认同，构成历史自信的组织与制度保证。恩格斯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中指出：“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近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有力证明了，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并在党的领导下开展自觉的斗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必然要体现在坚决执行党的领导上。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它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背景下召开的，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历史表明，在最危急的关头，正是党中央的拨乱反正和正确领导，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因为它实际上确立了正确的领导核心，使党和红军重新获得了科学判断形势、正确制定战略的能力。长征的胜利不是个别人物的胜利，而是党的领导的胜利，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极端困难的实践中经受住考验的结果。毛泽东同志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党的领导之所以能构成历史自信的重要维度，在于它解决了革命力量的组织化问题，将分散的个体凝聚成了具有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集体。正是这一高度组织化的政治优势，使得红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革命运动从自发行为真正走向自觉行动。长征用铁的事实证明，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认同，源于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引领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验证，源于党始终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忠诚，这一认同经过历史的淬炼更加牢不可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自信最为坚实的组织和制度保证。

二、历史自觉：长征胜利的认识论变革与思想路线

历史自觉是实践主体对历史动向的觉察、觉悟和觉醒，是对历史进步的确信、向往和追求。拥有历史自信是形成历史自觉的重要前提，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是坚定历史自信在逻辑演绎上的必然结果。提升历史自觉本质上是实践基础上认识的不断演进。党和红军在长征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深刻把握与创造性运用。长征不仅是军事上的战略转移，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认识变革，即党在极端实践中突破了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认识论困境，确立了独立自主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立场，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理论创新的自觉传统。

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标志着历史自觉理论立场的确立。伟大长征精神中包含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最了解实践以及最直接承受实践后果的，正是从事实践的行动者自身。独立自主要回答的就是“认识的主体由谁来决定”的问题，长征在理论层面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认识权利和认识能力的自觉确立。这一认识和理论立场的确立不是从既有理论文本中演绎出来的抽象总结，而是在经过长征为代表的一系列严酷的实践中，经过“交换、比较、反复”形成的。长征之前和长征初期，党内存在将共产国际指示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神圣化的倾向，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往往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制定，而是从外部权威或既有论述出发来推导。这种将认识来源的权威性等同于认识本身正确性的思维方式，使得党在早期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失去了独立判断的理论自信。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推动了独立自主这一立场的形成。长征途中，党独立自主作出的一系列战略决策，包括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的问题，体现了认识上的逐步深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一论述深刻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科学指南，但是运用这一科学指南分析中国问题、了解中国情况、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认识主体，只能是身处斗争第一线的、直接承受决策后果的中国共产党人自己。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提供了认识与实践统一的方法论准则。“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中国化表达，其哲学实质是要求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实事求是与独立自主相比，强调的是“正确的认识应该如何获得”的问题。正确的认识不是从原则概念出发向下演绎，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向上归纳，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长征对于党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长征所面临的是一个高度流动、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敌情、地形和民意等都在不断变化，任何预设的方案都不能穷尽一切复杂因素。在这种条件下，能不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政策，直接决定着队伍的生存。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刻的哲学总结：“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红军在长征之前和长征初期的军事失利，原因正在于主观的指导脱离了客观的实际。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从战争的实际情况制定战略方针，最终摆脱了被动局面。长征胜利完成后，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概念，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延安整风运动中，“实事求是”得到系统贯彻，成为全党上下公认的思想路线，并由党的七大正式写入党章，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这一思想路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经受住了更大范围的考验，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继续发挥指导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重新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为改革开放准备了思想条件。可以说，正是由于长征这一事件的重要探索推动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此后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正确决策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以自我革命推进理论创新，体现了历史自觉的深化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从认识论上看，追求真理是一个过程。人的认识总是受历史条件制约而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不断发展。自我革命在理论层面上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回答了认识如何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问题，核心在于将认识的批判性指向主体自身，使党获得了在实践反馈后不断修正错误、超越自我的自觉能力。长征不仅实现了党在某一个节点的正确转向，更在于开启了以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审视既有认识、推进理论创新的传统。长征的胜利实现了党在思想、组织、军事战略和作风纪律等领域的自我革命。比如，思想上，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组织上，长征期间党的组织路线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和自我革新，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两河口会议后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坚决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为红军摆脱围追堵截、转危为安提供了重要组织保证；军事上，彻底放弃了僵硬的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确立了灵活机动、因敌施策、运动歼敌的正确军事路线；作风上，严明纪律、端正作风，让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赢得了各族群众的衷心拥护和鼎力支持。这一系列变化其实就是党结合长征实践不断修正既有判断和认识的过程。长征的伟大胜利雄辩地证明，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由弱小到强大、在挫折中奋起、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同志指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这种敢于自我否定、不断扬弃的勇气，使主观认识不断趋近于客观事实，党的理论和路线也在反复锤炼中不断成熟。长征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成为党认识论中鲜明的品格。自我革命成为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是基于长征等一系列党史中的重大事件深刻总结的历史经验和启示，也是理论创新自觉在更高阶段上的展开。

三、历史主动：长征胜利的实践姿态与能动品格

马克思指出，人是“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人的活动不是外在于人的，而是由主观的、内在的精神因素的驱动，即人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历史主动所体现的是一种特定的精神状态和意志品质，即对于历史创造的积极姿态、对于对象追求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蕴含于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之中。这种不畏艰难险阻、直面风险挑战而顽强拼搏奋斗的强大能动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创造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客观约束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历史主动的辩证前提。长征过程中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血战湘江后红军折损过半，革命力量遭受了严重损失。这些客观条件构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制约束，任何轻视这种约束的企图，都将在革命实践中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历史的发展是合力的结果，客观不利条件的约束所给定的从来不是唯一的答案，而是一组可能性的集合。在长征过程中，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部署看似周密严整，实则存在可被红军利用的缝隙与突破口，地方军阀奉命“追剿”但是各怀异志，山川河流的险阻也可以转化为阻敌的天然障碍，关键看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长征所体现的历史主动精神，核心就在于面对绝境不作困兽之斗，而是于重重围困中寻找转机、在生死一线间争取主动的实践智慧。比如，表现为承认被动以求主动，放弃不切实际的阵地战，在流动中保持有生力量；表现为洞察矛盾以制敌，利用地方军阀和国民党中央军的猜忌寻找突破口；落实为扎根大地以图存，熟悉地形民情，严明军队纪律，实行民族团结政策，在崇山峻岭中灵活穿越、在群众支持下获得了补给休整。长征途中红军四渡赤水，以弱胜强、出奇制胜，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是党和红军在不利条件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光辉典范。这种在种种不利限制中开辟前进道路的智慧，集中体现了党和红军对客观条件的辩证把握，体现出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并在后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得到延续和不断深化。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敌强我弱的总体态势下深入敌后开辟革命根据地，将敌人后方变为斗争前线；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之初在思想与体制的束缚下“杀出一条血路”，以建立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撬动全局性的变革。可以说，党在每一次历史关头的突破，都是在承认客观约束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上升、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格局调整难度增大等新的问题，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要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等一系列战略决策。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被动中谋求主动，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在矛盾斗争中把握战略主动权是历史主动的实践展开。马克思主义矛盾论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能否正确分析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关系，直接影响着能否掌握战略主动权。长征所处的战略环境是一个多重矛盾高度交织的复杂场域，历史主动的实践姿态，在长征中集中体现为对复杂矛盾体系的精准分析和灵活运用。总体上看，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敌我军事对抗是贯穿长征全程的主要矛盾，其中伴有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阀之间深刻的利益冲突，我们党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之争，红军基本生存需求和恶劣自然条件之间的张力。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在九一八事变后急剧上升，这一根本性的矛盾转换将重新定义中国革命的外部环境与战略任务。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网络中，长征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拨乱反正后，能够准确区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比如，在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最为紧迫之时，军事生存是最主要矛盾，一切行动围绕打破“围剿”展开；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确立后，政治上的战略选择开始主导军事行动的部署。主要矛盾在不同阶段发生变化后，党的战略重心也随之调整。正是在矛盾转化的关键节点能够作出及时的判断和选择，使得红军在总体被动的态势中始终保持着局部的主动，在不利的客观条件中积累有利因素，最终实现了从战略退却到战略主动的根本转化。红军长征中对于矛盾运动规律的深刻把握，在后来党的奋斗历程中继续深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复杂局面时的基本方法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需要发扬在长征中形成的坚持运用矛盾观点分析局势的好传统，善于在复杂局面中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以矛盾分析的科学方法增强工作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立足当前实践进行前瞻性战略谋划是历史主动的体现。历史主动精神的深层次品质，在于超越眼前局面的应对；实现对历史大势的深刻洞察，在于使当下的每一个战术行动都承载着长远目标的战略内涵。长征之所以成为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经典范例，就在于它将一次被迫的战略转移转化为开辟革命新局面的战略进军，在这个过程中党和红军做到了成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比如，“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确立，是长征中党作出的具有战略远见的关键决策之一。这一决策不是转移途中的权宜之计，而是党敏锐地把握了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主要矛盾，将红军的战略转移与民族解放的宏伟目标融为一体的战略抉择，使长征在政治性质上获得了全新的定义。各路红军在长征中始终坚持抗日救国的政治目标，沿途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帮助组建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军、抗日大同盟等组织，树立了红军英勇之师、正义之师的良好形象。毛泽东同志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看，这三个比喻的深刻之处在于共同揭示了一个战略命题：一次暂时处于退却态势的军事行动，因其承载的政治方向与历史意义，可以转化为比正面进攻更为深远的战略布局，即向中国人民宣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力量，在群众中有效宣传了革命真理，加快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种经过长征淬炼形成的在当下行动中实现长远价值、在战术层面承载战略意图的实践品质，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党在百废待兴之际以前瞻性眼光部署工业化建设；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三步走”战略谋划跨世纪发展蓝图；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明确提出“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转化为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体现了历史主动精神的战略运筹维度。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这种历史主动精神的高阶体现就在于既立足当下又能从历史大势上考虑问题，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同时又能让每一步都能符合战略全局，在当下与未来之间建立起逻辑的连续性，让每一个阶段的历史选择都与历史前进的方向保持根本的一致性，这也是长征留给当下最宝贵的启示之一。

四、历史规律：长征胜利的科学遵循与方法论依归

总结历史规律是学习伟大长征精神的逻辑归宿与方法论依归。长征之所以能够从被迫转移转化为战略胜利，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党的正确领导顺应和把握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样，对长征胜利进行哲学阐释，也必须回答长征所验证的历史规律，这些历史规律又如何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深化，以及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重要启示和方法论指引。

“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方法。长征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实践层面深刻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只有深植于本国实际与文化土壤，才能转化为改造现实的强大力量这一根本规律。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必须与特定的历史条件、具体的国情进行创造性结合才能实现自身的现实化。长征之前和长征初期，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违背了这一规律，导致党和红军付出惨重代价。遵义会议后的正确路线之所以能引导红军转危为安，根本原因在于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深度结合，真正做到了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对这一规律性认识的自觉概括。长征血与火的实践深刻验证了马克思主义保持生命力的内在法则：一种外来的科学理论，只有在与本土实践的持续性互动中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才能将理论变为改造现实的物质力量。长征所开启的这一规律性认识，在党的十八大之后进一步深化为“两个结合”的科学论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第二个结合”是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在经历以长征为代表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后得出的历史规律在更高阶段的深化和拓展。长征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其本身更是一次文化精神的洗礼，其中蕴含的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等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体现了“第二个结合”的早期萌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必须在“两个结合”的框架中持续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真理力量。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长征验证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长征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验证了这一基本原理，即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构成政治力量生存发展的最深厚根基，决定历史运动的最终走向。从长征这一事件本身来看，沿途群众为红军提供粮食、掩护伤员、担任向导、运送兵员等，给我们党和军队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长征途经区域是反动统治薄弱、群众深受压迫之地，红军以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的实际行动，使群众在切身利益的比较中作出了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选择。这种贯穿长征全程、遍布各地的普遍支持，深刻揭示了政治力量与人民群众关系的一般性规律：人民群众的支持不是抽象的道义性表态，而是在具体的利益的比较和判断中形成的理性抉择，政治力量的前途与命运取决于是否能够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人民群众永远是党和人民军队的力量源泉和坚强后盾，只要我们深深植根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长征深刻表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不是被动等待动员的消极对象，而是以自身的选择参与历史创造的积极主体。“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重要论断，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理论高度。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必须始终将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改革发展实践中不断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是长征展现的历史发展辩证法。历史的发展遵循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在螺旋式上升中实现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长征以其全程的艰难险阻，以“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的特征深刻验证了这一辩证的历史规律：革命的胜利不可能线性达成，必然要经过艰难困苦的反复锤炼，在战胜曲折中开辟前进道路。长征的进程本身是事物发展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经典范例。从局部看，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党和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这是一次革命进程中的重大曲折。但是这一曲折孕育着更为深刻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此后，党和红军在流动中保存革命火种，在转战中开辟新的根据地，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到达陕北后，党获得了相对稳固的立足点，革命力量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为此后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奠定了基础。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原理，对后来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具有深远启示。我们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时代党以自我革命的勇气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历史充分证明，曲折本身不是目的，但是经过正确总结的曲折可以转化为前进的阶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观点正视困难、克服困难本身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体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需要从长征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智慧，以坚定的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面对前进过程中的风险挑战，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拓前进。

作者 | 王宏腾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

         王凯 上海市浦东新区党委宣传部主任科员

         铁铮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编 | 范璧萱

校对 | 李天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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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审 | 刘斌

责任编辑：范璧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1023/130579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