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共党史研究中的红色文化阐释

红色文化是目前中共党史研究中一个比较热门的领域，尽管其作为学术概念正式提出较晚，但是其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就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随着研究的推进，目前学界已就这一概念达成基本共识：“‘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进程中铸就的文化，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理念、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

海外学界关于红色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且阶段性特征明显。其肇始于革命战争时期在华外国人对中共革命的观察和记录，以红色符号建构为特征；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相关研究关注红色文化的工具性作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社会史的实证研究强调红色文化的动员功能；21世纪以来的研究则重视红色记忆在当代民族主义建构中的作用。检视英美学界中共党史研究中关于红色文化研究的进展和不足，梳理其学术体系，分析其研究范式，批判其错误观点，可为推动国内学界的红色文化研究提供思考。

海外学者阐释红色文化的主要话语类型

海外学界百年来关于红色文化的研究和阐释，形成以下主要话语类型。

一是强调工具主义与宣传手段的视角。在海外学者关于红色文化的阐释中，最常见和显著的话语类型是“工具主义与宣传视角”。这一视角通常关注红色文化如何被体制化地用于组织群众、巩固统治合法性。最早的典型文本是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尽管该书总体对中国共产党持赞同立场，但他描述的红军剧团、红色墙报、战地宣传歌等内容，为后续西方研究者奠定了从“宣传工具”角度理解红色文化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海外学者更重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如何“掌控”民众，如白鲁恂（Lucian Pye）等政治学者，将红色文化视为“政治社会化”的媒介，强调文化对民众的思想控制。这种研究进一步强化了红色文化的工具主义作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贾德（Judd）对根据地文化“工农兵方向”的讨论、塞伯特（Peter J. Seybolt）对整风运动的讨论，都将红色文化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实现政治控制与意识形态灌输的工具，强调其功能性而非文化自主性。工具主义视角批判性地揭示了红色文化的动员功能，在揭示权力与文化交织方面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往往忽略其群众的参与性与文化复杂性，存在将文化简化为单一政治输出机制的局限，更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

二是强调文化建构与象征意义。海外学者在红色文化研究中形成的另一种主导话语类型，是“文化建构与象征意义”论。该话语将红色文化视为中国共产党通过语言、视觉符号和集体行为等方式塑造政治认同与社会秩序的文化过程。在海外学界的一般认知中，传统中国的象征是龙，而在中国革命之后，除了龙之外，红星、红旗、长城，包括红色在内，都成为中国的象征。美国学者罗鹏（Carlos Rojas）在《长城：一种文化史》中，将长城作为革命和民族主义的象征，指出《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使得长城被进一步神圣化。还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作品通过英雄人物、阶级斗争、牺牲精神等符号，构建理想的“红色主体”，实现文化上的社会改造。在海外学者看来，红色文化不仅是政治宣传的工具，更是一种具有强烈象征功能的文化系统，通过建构“意义世界”引导群众认同。

三是强调记忆载体与话语权建构的作用。海外学者引入记忆政治学的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以红色叙事重塑历史记忆与革命合法性。他们强调，红色文化不仅是一种历史表征形式，更是国家建构集体记忆、争夺历史解释权的重要手段。这一话语类型突破了早期“宣传工具”的功能性框架，转而关注红色文化在记忆政治中的地位，尤其是它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被重新激活、诠释与利用。比如，哈佛大学李洁（Jie Li）的《乌托邦废墟：毛泽东时代纪念馆》通过文字、视听和物质文物，包括档案、照片、纪录片和博物馆，探索了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当代文化记忆。她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文化遗物、纪念馆与红色旧址不仅是历史的“残骸”，更被当代中国重新赋予象征意义，用以塑造“可控的记忆景观”。红色文化成为“话语争夺的遗产”，是政权与民间、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博弈结果。记忆载体视角揭示了红色文化如何成为历史解释与国家叙事的工具，其研究强调文化与权力的互动，展现红色文化的当代生命与持续影响。这一话语也促使学界反思历史记忆如何被建构、消费与再生产。

海外学者阐释红色文化的主要理论路径

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海外学者形成了关于红色文化研究的理论路径。除常见的西方史学范式和文化研究范式之外，海外学界还形成以下阐释红色文化的主要路径。

第一，革命符号学的阐释路径。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于1916年提出，“符号学应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的生命”，创立语言符号二元模型（能指/所指）。革命符号学聚焦于革命语境中符号的政治功能与文化意义。符号由“能指”（形式，如文字、图像）和“所指”（概念）构成。例如，“五角星”的视觉符号（能指）指向“党的领导”（所指）。革命符号学的阐释路径是西方学者研究红色文化的重要理论方向之一，其核心在于将红色文化视为一种高度符号化的政治语言系统，强调其通过视觉、语言、形象和仪式等形式，建构出特定的政治意义和集体认同。该路径深受符号学、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传统学术方法影响，代表性学者包括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与唐小兵（Xiaobing Tang）等。革命符号学路径强调红色文化的象征结构与视觉表现，揭示其如何通过符号系统建构政治秩序与意识形态认同。这一路径丰富了对红色文化传播方式和心理效应的深层理解。

第二，记忆政治学的叙事转向。记忆政治学的叙事转向是海外学界近年来对红色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路径之一。这一路径受到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理论与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记忆场所”概念的深刻影响，强调记忆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突出红色文化在历史叙述、身份构建与国家仪式中的作用，认为红色文化不仅是历史的产物，更是当代政治权力建构集体记忆的重要手段。比如白杰明（Geremie Barmé）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过主旋律电影、红色旅游、纪念仪式等手段重构革命记忆，其目的是利用记忆符号对当下社会进行政治整合与意识形态引导。这种重述，既是历史再现，又体现国家对“谁有资格讲述过去”的一种政治主张。记忆政治学路径强调红色文化如何作为“记忆工程”的一部分，参与历史的筛选、情感的动员与认同的建构，揭示了红色文化在当代政治中的历史功能。记忆政治学的叙事转向视角将红色文化视为国家建构集体记忆与政治认同的核心工具。它不仅关注红色文化的内容，还聚焦其作为一种“记忆实践”如何被有意识地选择、仪式化与制度化，从而服务于特定的国家叙事和权力结构。这一路径下的研究强调“记忆”并非中立的历史再现，而是权力主动建构的结果。

第三，后殖民主义解构理论。后殖民主义解构理论是近年来部分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红色文化过程中所陷入的认知偏差之一。这一路径试图借用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霍米·巴巴（Homi Bhabha）等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范式，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文化理解为一种“国家话语霸权”或“伪解放叙事”，进而将其置于与西方殖民话语相类似的位置。这种分析陷入将中国革命简单他者化的理论误区。后殖民主义解构路径，为求新而立异，展现出将红色文化“异化到污名化”的倾向，这种研究倾向需要我们警惕批驳。

综上所述，海外学界的红色文化研究起步早、内容广，历经90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定的理论路径，具有一定的学理性。就发展历程而言，红色文化相关研究经历从“革命工具”到“象征主义”再到“记忆载体”的嬗变，其理论视角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更需要注意到，海外学界的红色文化研究存在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预设、意识形态偏见与史料缺失等诸多问题，这导致其相关研究存在明显的认知偏差和局限性，需要我们在研究中加以理性批判，并加快构建中国自主学术话语体系，以增强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韩秋源（实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1026/130588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