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摘要】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脉”，为这一思想提供了丰沛的文化滋养与深厚的精神底蕴。本文立足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整体性视域，聚焦民本观念、治理逻辑、变革智慧、修身传统与廉洁规范五个核心维度，系统考察这一思想如何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激活与再造，力图揭示在“两个结合”的方法论引领下，传统政治文明如何被赋予现代政党治理的新内涵，进而展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在五千余年文明沃土上实现理论再造与话语重构的原创性贡献，为新征程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提供坚实的文化维度理论支撑。

2026年6月15日，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其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转化。在“两个结合”的方法论视域下，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魂脉”与“根脉”的深层次对接。所谓“魂脉”，即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所提供的基本原则与价值取向；所谓“根脉”，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积淀的治理理念与人格理想。二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的前提下，通过对传统政治文明核心要素的内在激活，赋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现代政党治理的制度形态与实践品格。这一创造性转化，使习近平党建思想获得既不同于西方政党理论、又有别于传统治道话语的独特理论气质，成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最新形态。

一、党建价值根基的时代升华：从“民惟邦本”到“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政治精髓。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首先集中体现在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上，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党建价值取向。这一转化不仅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与文化根基，更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沃土上结出的理论硕果。

（一）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辩证关系剖析

立足“两个结合”理论视域，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为民治理的核心立场高度契合，同时传统民本思想受时代与阶级制约存在固有短板。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辩证扬弃，吸纳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破除其理论弊端，实现传统民本理念的现代化重塑。

1.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价值契合及历史局限

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根本属性是人民性，《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告，“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从理论本源上确立无产阶级政党一切奋斗、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明确人民是历史创造主体、社会发展主体，政党是服务人民、依靠人民的工具，政党全部奋斗、全部工作的逻辑起点与最终归宿只能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绵延五千余年的中华文脉，民本思想是贯穿始终的思想内核。古训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直指民心安定、百姓安稳是政权长治久安的根本依托；孟子将这一思想推向新的高度，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确立以民为先、安民固本的价值序列；西汉贾谊对此作出系统性阐发，提出“民无不为本”，深刻阐明民众是国家、君主、官吏与政令施治共同的根基所在。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形成“民众是治理核心”的价值共识，为“以人民为中心”党建价值理念实现“两个结合”提供重要契合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根植民族心理的文化基因，让新时代党建领域人民至上理念能够快速获得全党全社会的情感认同与价值共鸣。

在推进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融通结合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过程中，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清醒认清传统民本思想无法克服的固有历史局限性，区分其合理价值内核与封建制度催生的理论糟粕，避免简单将传统民本等同于现代人民民主。古代推行轻徭薄赋、赈灾恤民等治理举措，根本目的在于调和社会阶层对立、防范民众大规模反抗以稳固统治秩序，彼时民众不具备制度化政治参与、民主监督、自主治理的法定保障，统治阶级与民众是支配与依附的失衡社会关系。传统民本思想无法突破封建土地所有制与等级制度束缚，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这是其无法适配现代无产阶级政党执政逻辑的根本原因。

2.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化重塑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根基作出原创性理论创新，运用人民主体理论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批判性、根本性改造，实现了由古代维护君主统治的“治民之术”向无产阶级政党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为民之本”的质变，重塑了传统社会统治与被统治的固有逻辑，确立了人民是国家主人、党的执政根基与权力本源的新型政治逻辑，从根本上破除传统民本思想的阶级桎梏与制度缺陷。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传统民本思想实现根本性革新，重塑“民”的核心内涵。在古代，民众依附统治阶级，人身与权利均受制于统治阶级；而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人民立场，将其转化为拥有完整民主权利、能够深度参与国家治理的现代人民，从根源上破除传统民本思想依托君主德行、缺乏刚性约束的固有局限。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划清政党定位，阐明中国共产党没有自身特殊私利，全体党员干部的身份定位是服务群众的人民公仆。国家一切权力由人民赋予，权力运行全过程置于人民监督之下。习近平党建思想辩证汲取传统民本思想“重民心、安民生”的有益内核，立足科学社会主义完成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化升级，促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形成兼具科学性、本土性与人民性的新时代党群关系理论，为新时代维系党群血肉联系、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筑牢价值根基。

（二）“以人民为中心”对“民惟邦本”的创造性转化

立足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传统民本思想完成价值本体、制度规范、实践落地三层递进式转化，构建贯穿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的完整闭环体系，全面回答了共产党人“为谁执政、为谁建党”的根本党建命题，实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的深度契合并焕发新生。

1.从“民惟邦本”到“人民至上”的政党核心价值重塑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在于将其与党的根本宗旨深度贯通，从一种统治策略升华为新时代政党核心价值本体，完成政党价值观的根本性重塑。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民本思想中“亲民”“爱民”“重民”“安民”的理念一脉相承，更实现了质的飞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一重要论述将传统民本思想从“为民作主”提升到“由民作主”的高度，从治理策略提升到执政本质的高度，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从根本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界限，也彻底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习近平党建思想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在古代，“民”是君王的统治对象；在习近平党建思想中，“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最深厚的根基。这种从“民惟邦本”到“人民至上”的转变，是价值本体层面的根本性转换，重塑了政党的政治灵魂，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沃土之中。

2.从道德倡导到刚性约束的制度化跨越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第二重创造性转化，在于将传统民本思想从主要依靠内在道德自省、外在行为自持的柔性层面，转化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安排，实现了从道德倡导向刚性约束的历史性跨越。

传统民本思想虽然在历史上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因其过度依赖君主个人的贤明与传统治理体系的道德自律，缺乏刚性制度的长期保障，故而往往流于形式，难以持久，甚至沦为“为民作秀”的工具。新时代党的建设深刻汲取这一历史教训，把“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重要原则，将“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核心价值从理念倡导层面牢固地锚定于制度规范层面。这一制度设计，从顶层确立了群众利益在治党理政全局中的优先地位，确保了无论领导班子如何更替、时代形势如何变化，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具备制度性的约束力。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与此同时，通过健全常态化践行群众路线制度机制，完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了坚实的制度载体，实现了传统民本思想从柔性倡导向刚性约束的历史性跨越。

3.从文化理念到基层治理细微处的生根见效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第三重创造性转化，在于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转化为深度嵌入党群关系的具体实践，使之在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彻底破解了传统民本思想“上意难达下情”的实践困局。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显著特征，也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品格。习近平党建思想将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作为作风建设的核心抓手，以常态化、制度化的作风建设把人民立场落到基层党建的细微之处，是第三重创造性转化的核心要义。通过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让人民群众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从价值认同到制度设计再到实践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完成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完整转化链条，使“以人民为中心”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成为新时代党建工作的鲜明底色和根本遵循，深刻而有力地回答了“政党为谁”的根本政治问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崭新篇章。

二、管党治党方法论的现代重构：从“德主刑辅”到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

“德主刑辅”是贯穿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重要治理理念，构成中华礼法合治体系的理论根基。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新时代管党治党现实难题，对“德主刑辅”理念完成现代化政党治理重构，将其创造性发展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管党治党基本方略，深刻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深邃把握和对中华治理文明精髓的传承创新，是“两个结合”在党的建设领域极具代表性的理论成果。

（一）“德主刑辅”与马克思主义政党治理逻辑的深层呼应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华传统礼法思想，在内外兼治、刚柔互补的底层治理逻辑层面高度共振，为传统“德主刑辅”理念实现创造性转化搭建稳固理论桥梁，也构成“两个结合”运用于管党治党领域的核心价值契合点。

1.马克思主义改造主观世界与中华礼法教化惩戒的双向治理思维

从理论渊源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思想观念由社会存在决定，同时思想意识又会反作用于实践行为。改造人的主观认知是规范实践行为的内在前提，刚性制度约束是校正失范行为的外部保障，二者缺一不可。落实到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领域，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以改造党员主观世界为根本抓手，坚持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培育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依靠党员内生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规范权力行使与日常言行，从根源上抵御各类腐朽思想侵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天然具备严密组织性、纪律性，主张建立覆盖权力运行全链条、层级清晰、刚性有力的组织制度、纪律规范与监督体系，以制度刚性划定权力边界，防范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滑坡、公权力私化、作风失范等各类管党治党风险。马克思主义关于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辩证统一理论，与中华礼法合治形成深刻的理论共鸣。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从这一理论共鸣出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华传统治理智慧的有机融合。

2.破解管党治党“偏执一端”实践困境的必然选择

从实践层面看，管党治党往往存在重制度惩戒、轻思想教化的失衡倾向，或者认为有了完善的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忽视了对党员干部内在道德自觉的培育。事实证明，没有思想上的自觉认同，再严密的制度也可能被规避和架空。为了破解这一管党治党实践中的深层次难题，要“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自觉借鉴中华礼法合治的治理传统，确立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步推进、同向发力的战略布局。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历史使命、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这既是摆脱管党治党失衡现实困境的迫切需要，也是“德主刑辅”理念在当代政党治理中的活化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对这场伟大实践的科学提炼和规律把握，成为指导新征程上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二）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对“德主刑辅”的创造性转化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传统礼法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将德治与法治并列，而是实现了二者的深度融合与有机统一，构建了自律与他律互补、教化与惩戒并重的现代政党治理新范式。全面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习近平党建思想既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又明确实践路径和工作着力点，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1.以科学理论武装取代宗法伦理教化，实现传统“德教”的现代化升级

习近平党建思想高度重视思想建设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赋予“德主刑辅”理念以科学的理论内涵。“德主刑辅”理念根植于儒家伦理体系，虽然有其历史合理性，但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将思想建设的根基置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之上，实现了传统教化的现代化升级。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思想建设聚焦的是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问题。只有全党形成统一思想认知、坚定理想信念，党员干部才能发自内心认同、主动遵守党内法规制度，从主观层面杜绝规避制度、变通纪律的投机心态，保障各类管党治党制度落地见效。

百余年来，坚持思想建党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光荣传统与独特政治优势。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始终重视思想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从延安整风运动到新时代历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全党持续开展常态化理论学习、党性教育、警示教育，推动全体党员持续淬炼党性修养，在思想层面、政治层面、行动层面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种以科学理论凝心铸魂、用共产主义理想锤炼党性的思想建党范式，相比古代依附宗法伦理的道德教化，具备彻底性、系统性与鲜明时代性。

 

2.以系统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超越单一惩戒逻辑，强化“法”的刚性约束

习近平党建思想高度重视制度建设的关键性、根本性作用，将“德主刑辅”创造性转化为系统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嵌入制度规范之中，以党内法规厘清权力边界、严明纪律规矩、完善监督流程，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管党治党制度体系。现代制度治党贯穿党的建设各方面、各环节，兼具约束、规范、预防、激励多重功能，实现了从单一惩戒逻辑向全链条治理逻辑的转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各项建设，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不断提高管党治党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使党内法规体系更加完善，制度执行更为严格，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传统“德主刑辅”中的“刑”主要发挥事后惩治功能，侧重于对既成恶行的惩罚威慑，其制度设计相对单一、被动。新时代制度治党则构建涵盖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追责的全过程制度链条：事前通过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边界；事中通过巡视巡察、派驻监督实时监控；事后通过执纪问责、纪律处分形成震慑。这种系统化、全周期的制度设计，使“法”的治理功能从单一惩戒拓展为系统治理，实现了对传统“刑”治逻辑的全面超越。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促进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正风肃纪反腐效能，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

3.思想自觉与制度约束的双轮驱动，构建“德法合治”现代政党治理新范式

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深度融合与有机统一。思想建党为制度治党提供价值引领和思想基础，确保制度建设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制度治党为思想建党提供刚性约束和制度保障，确保思想建设的成果能够得到巩固和深化。在实际运行中，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协同发力体现为良性互动、螺旋上升的动态过程：思想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认同制度、敬畏制度，为制度执行提供主观动力；制度执行强化行为规范、固化教育成果，为思想建设提供客观保障。

思想自觉与制度约束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协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这种“德法合治”的现代重构，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智慧，又赋予其现代政党的制度内涵，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注重运用系统观念、辩证思维管党治党，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刻回答了“政党如何治理”的方法论问题，实现了“德主刑辅”治理范式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大党永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创新：从“革故鼎新”到党的自我革命

革故鼎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具标识性的思想精髓。从“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的变革哲理，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进取信条，再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辩证智慧，这种变革创新的精神气质，成为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文化基因。习近平党建思想对这一文明基因进行了深度的当代表达，将其创造性发展为“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理论创新，使之成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一）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文化基因与理论支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革故鼎新、自省自新的文化基因，为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根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蕴含的批判与革命精神，为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筑牢坚实真理精神内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新自省的文化基因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革命精神有机贯通、深度融合，共同构筑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孕育生成、持续发展、逐步成熟的双重支撑体系。

1.革故鼎新与自省修身的中华优秀文明基因

中华民族历经五千余年文明积淀，孕育形成了革故鼎新、进取求变与反躬内省、自我革新双向交织、相辅相成的完备文化谱系，为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生成提供了丰厚且独特的文化滋养。中华文明始终拒绝故步自封、因循守旧，始终秉持与时俱进、主动求变的治理智慧，兼具向内自省、自查自纠的修身品格，形成了“外求变革、内修本心”的古代双重治理逻辑。

从思想理念层面看，诸子百家虽治学立场、治世理念各有侧重，但普遍蕴含因时制宜、革新图强、自省向善的核心智慧，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革新自省思想体系。从制度实践层面看，古代基于革新自省理念，探索形成了适配封建治理体系的自查自纠机制，设立谏官、史官、巡按、监察御史等专职岗位，构建建言纠错、记史鉴今、巡察纠弊的监督体系，通过外部监察与内部规训相结合的方式，纠正吏治偏差、化解治理隐患，体现传统治理主动纠偏、自我完善的朴素创新思维。古代革故鼎新思想局限于维护封建统治，其自省修身仅服务于少数统治阶层，存在阶级狭隘性与历史短视性；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封建治乱循环的历史桎梏，将传统“修己安人”升华为面向全体党员、扎根人民群众的政党淬炼之道，把局部改良式的传统变革转化为刀刃向内、彻底祛疴的政党系统性重塑，让传统的革新自省精神拥有无产阶级政党的人民立场与时代内涵，完成中华传统变革智慧质的飞跃。

2.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无产阶级政党革命属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深厚文化底蕴，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夯实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根基。二者相融互促、双向赋能，共同生成党的自我革命这一原创性党建理论。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揭示了自我革命的客观必然性。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事物内部矛盾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任何事物都在自我扬弃、自我否定中实现发展。马克思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自我革命不是外部附加任务，而是政党生存发展的内在客观要求，彻底突破古代变革思想“头痛医头、局部修补”的局限，赋予革新行为科学辩证的底层逻辑。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本色。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之初就提出，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革命性，持续清除党内投机分子、修正主义思潮，保持组织先进性和纯洁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关键，在于没有自身特殊利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具备敢于直面问题、刮骨疗毒的底气。资产阶级政党囿于资本利益，只会掩盖自身弊病、妥协退让；而我们党以人民利益为根本标尺，能够抛开私利检视自身，这是自我革命得以落地的根本前提。

百余年党史实践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我革命理论。从延安整风运动破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到改革开放时期整治党内不正之风，再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开启伟大自我革命新征程，党史就是一部不断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历史。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探索，将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同中国传统自省文化、本土党建实践相结合，逐步破解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管好党、治好党这一世界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重大命题，创造性地提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中华革新文明的深度“化学反应”。

（二）党的自我革命对“革故鼎新”的创造性转化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革故鼎新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不仅体现在理论命题的提出，更体现在其内涵的深化和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全面展开上，形成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从认知到行动的完整闭环。

1.传统革新自省理念向政党“四自能力”体系化转化

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对传统“日新其德”“革故鼎新”的碎片化修身、革新理念进行系统化整合、理论化提炼，将其升级为党的自我革命“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科学能力体系，实现了传统革新文化内涵质的跃升。“四个自我”既是对传统修身理念的继承，更是对其在现代政党建设层面的体系化、结构化发展。“自我净化”侧重清除杂质、纯洁队伍，对应传统“激浊扬清”；“自我完善”侧重补短板、强弱项，对应传统“见贤思齐”；“自我革新”侧重与时俱进、主动求变，对应传统“革故鼎新”；“自我提高”侧重增强本领、提升境界，对应传统“进德修业”。“四个自我”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构成一个完整的自我革命闭环逻辑。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保持清正廉洁。党性强，就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炼就“金刚不坏之身”，通过持续不断的党性锤炼，构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使党始终保持健康肌体和蓬勃活力。

2.传统变通革新智慧向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落地

习近平党建思想跳出传统局部改良、被动应变的变革局限，将中华传统辩证思维与进取精神，创造性转化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自我革命的实践逻辑，确立“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重大论断，推动传统革新智慧从修身信条、治世理念转化为管党治党的刚性实践。传统革故鼎新思想强调顺势而变、久久为功，这一核心精髓与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高度契合。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开创性成就，正是传统革新智慧创造性转化的生动实践。党始终摒弃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思维误区，以常态化自我革命纠治顽瘴痼疾、破解治理难题，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夯实执政根基，让传统“变通求久”的辩证法则，转化为百年大党应对风险挑战、实现长期执政的实践动能，推动党的自我革命持续走深走实。

3.传统自省修身范式向全党全域责任体系重塑

传统革新自省多聚焦个体道德修身，缺乏制度化、全域化的落实机制，存在鲜明的时代局限性。习近平党建思想打破这一桎梏，将传统个体自省范式创造性转化为全党覆盖、全员履职、全程从严的自我革命责任落实体系，构建权责清晰、上下联动、常态长效的自我革命工作格局。党组织和党员无论处在哪个层级、担负什么工作，都应该有自我革命的责任，都要把自己摆进去，不能把自我革命当口号喊。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更要在自我革命上以身作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身教作示范、用行动发号令，为全党树立了标杆、作出了表率。自我革命既要靠各级党组织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又要靠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行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五个进一步到位”，有力回应了各种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彰显了自我革命的强大生命力。

四、党员党性政德修养的体系重构：从“修齐治平”到锤炼坚强党性

修身立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之一。习近平党建思想对这一传统进行了系统性的体系重构，将其创造性地发展为“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新时代党建的核心要求，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符合现代政党建设规律的党性修养与政德培育体系。

（一）传统修身伦理与党性淬炼的理论契合及现实需求

共产党人的党性淬炼，本质上是主观世界持续改造、思想境界持续提升、政治品格持续塑造的长期过程，与中华传统修身伦理向内自省、固本培元的核心逻辑高度契合。

1.传统修身养性之学与马克思主义党性理论深度融通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共产党人的道德锤炼问题，要求党员树立集体主义道德、摒弃个人主义私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构建一套非常完整且深刻的修身伦理体系，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和政德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本土伦理资源。传统修身伦理与党性淬炼在思维逻辑层面深度同频共振。

从理论逻辑与思维范式看，马克思主义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辩证统一思想，与儒家的修身治世理念形成深层同构，为传统修身伦理向现代党性淬炼转化提供了核心理论支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主观认知与客观行动的有机统一，改造客观世界的前提是持续改造主观世界，唯有不断净化思想、淬炼认知、修正偏差，才能精准把握客观规律、推动实践发展。这一辩证思维，与中华传统修身文化“正心明道、修身立本”的核心要义高度契合。传统修身理念主张心为身之主、行为心之表，通过端正内心、涵养心性、修正心念，实现言行合一、德行统一，从思想根源上杜绝私欲杂念、纠正行为偏差，这与新时代共产党人强调从思想上建党，从源头解决思想滑坡、信念动摇、作风偏移问题的方法论高度一致。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这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生动典范，打破了传统心性之学与现代政党建设的壁垒，实现了传统伦理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党性理论的深度融合。

2.新时代干部队伍政德建设的实践倒逼与路径创新

从新时代党建工作的现实需求看，传统修身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破解干部队伍道德建设、党性修养突出问题的必然选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风政风持续向好，但不容忽视的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部分党员干部受功利主义思想侵蚀，出现理想信念滑坡、宗旨意识淡化、道德底线失守、政德修养弱化等问题。有的干部重业绩轻德行、重权力轻责任，忽视自我修养与党性锤炼；有的干部公私不分、私欲膨胀，出现作风散漫、言行失范等问题；有的干部缺乏常态化自省自觉，思想懈怠、初心弱化，难以抵御各类风险诱惑。

单纯依靠制度约束、纪律惩戒等外部监督手段，只能实现“治标”的短期效果，难以根治思想弊病、筑牢思想防线。唯有激活党员干部内在的道德自觉、党性自觉，实现外在约束与内在自律双向发力，才能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拒腐防变机制。党员干部必须“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始终做到“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将锤炼党性、提升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久久为功。

 

（二）锤炼坚强党性对“修齐治平”的创造性转化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修身之道的创造性转化，最核心的原创性贡献在于立足现代政党建设规律与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实现对“修齐治平”传统的系统性重构与创造性转化，从价值理念、方法路径、实践维度完成全方位跃升，构建新时代共产党人党性政德修养的全新范式。

1.传统修齐伦理链条升华为“三德一体”新时代政德体系

在价值理念层面，习近平党建思想突破传统“修齐治平”的时代局限，将其层层递进、由内及外的伦理逻辑创造性转化为共产党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三维政德体系，实现了传统修身价值的政治化、时代化、体系化重构。“修齐治平”诞生于传统社会，其“齐家”“治国”的核心内涵依附于封建等级制度，与现代政党治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存在本质差异，难以直接适配新时代党员干部的从政修身需求。

立足新时代管党治党实际，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提炼传统政德修身的合理内核，融通党性修养与传统美德，明确提出领导干部必须讲政德、立政德，并构建大德、公德、私德有机统一的完整政德框架。“明大德”是立身之本、为政之魂，核心是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始终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底色，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守公德”是履职之要、为民之基，核心是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理念，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践行群众路线；“严私德”是修身之基、作风之底，核心是严格约束个人操守、言行举止，筑牢拒腐防变的个人防线。三者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层层支撑，完整传承了传统“修齐治平”由己及人、由内治外的伦理逻辑，同时彻底摒弃其阶级局限，赋予鲜明的政党属性、人民属性与时代属性，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立身处世、为官用权、干事创业的根本道德坐标与价值遵循。

2.传统个体自省修身转化为制度化组织淬炼机制

在方法路径层面，习近平党建思想将传统“慎独、自省、克己、修身”的个体道德自律方法，创造性迭代为党组织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的组织生活淬炼形式，实现了修身方式从“个体自觉”到“组织赋能”的根本性突破。中华传统修身文化高度重视慎独自省、反求诸己，强调独处之时坚守本心、克制私欲、修正言行，这种向内求索、自我约束的自律精神是传统修身智慧的精髓，但存在天然短板。传统修身完全依赖个人道德觉悟与主观自觉，缺乏外部监督、制度约束与组织规范，容易出现修身懈怠、标准不一、流于形式等问题，其稳定性、持续性、约束力不足。

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传统修身方法的重大创新与本质升级，将个体化、自由化的修身行为，拓展为组织化、常态化、刚性化的党性锻炼机制。通过健全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党性分析等党内组织生活制度，为党员干部修身立德、淬炼党性搭建制度化平台。这种方法论的颠覆性转化，实现了内在自律与外在约束的辩证统一、有机融合。一方面，传承传统自省克己的核心智慧，引导党员干部主动检视自我、反思不足、修正偏差，保持内在道德自觉；另一方面，依托党组织的监督约束、同志式的相互批评、常态化的制度规范，弥补自我修身的局限性，坚决纠治自我姑息、敷衍应付、心存侥幸、隐匿问题等不良倾向，让党性修养从自发随性的个人修行，转变为规范有序、长效常态的组织锻造，极大提升了修身立德、党性淬炼的实效性与严肃性。

3.传统修身治世理念升级为治党兴政实践支撑

在实践要求层面，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修身立德与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内在逻辑，将传统修身赋能治世的理念，升级为以坚强党性保障党的执政能力、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新时代党建实践路径。“修齐治平”体系始终坚持“修身为本”，将个体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起点，唯有修身立德，方能担当治世重任，这与新时代党性修养赋能党建发展、事业发展的实践逻辑高度契合。

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政德水平，直接关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党的执政能力与治理效能。立足传统修身文化的丰富内涵，新时代党性教育系统融入明志修身、敬人利民、博学笃行、重义守信、崇俭尚廉、克己奉公等优良品质，引导党员干部在持续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锤炼党性、提升本领、涵养德行，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推进事业发展。通过常态化党性淬炼，推动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严守纪律底线，在重大风险考验、复杂工作任务、各类利益诱惑面前坚守初心、站稳立场、敢于担当，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五、反腐败治理体系的范式创新：从“激浊扬清”到一体推进“三不腐”

廉洁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核心领域。中华民族历来坚守尚德守操、为政清廉的价值追求，积淀了源远流长的清廉治政传统。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对传统崇廉治腐文化完成系统性范式革新，创造性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反腐败斗争基本方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廉洁政治建设全新境界。

（一）廉洁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反腐败斗争的现实需求

传统廉洁文化为新时代腐败治理提供了深厚历史滋养，但其自身存在难以逾越的内在局限。面对腐败问题隐形变异、交织叠加的复杂态势，新时代治理实践必须超越单一、被动、碎片化的传统模式，主动构建系统性、全链条、常态化的反腐败新格局。

1.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丰厚历史积淀和制度局限

“廉者，政之本也”，我国古代形成思想、制度、典范三位一体完整崇廉文化体系。从思想维度看，诸子百家均形成约束公权力、抵制贪私的价值共识；古代政治思想普遍强调公职人员严守法度、恪尽职守，逾越法纪必受严惩，长期培育全社会崇廉鄙贪的价值氛围。从制度维度看，传统治理体系搭建自上而下的监察网络，出台细密完备的惩治贪腐律法，构建以整顿吏治、肃清贪蠹为目标的传统“激浊扬清”治理机制。从精神典范维度看，传统社会涌现大批清廉贤臣，构筑清正廉洁的精神情系，为从政者树立修身从政道德标杆。

同时，我们应当客观辩证看待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历史局限性。古代崇德尚廉、严于律己的价值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约束官吏言行、缓和吏治矛盾，但传统廉洁文化根植于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性的制度局限，难以从根本上摆脱人治与等级制的桎梏。封建时代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与官僚阶层，自上而下的监察模式缺少人民参与的民主监督机制，权力运行全程封闭，制衡力量先天不足。即便传统社会出台严苛律法、倡导清廉修身，吏治腐败依旧无法根除，权贵贪腐、结党营私反复出现，成为社会治乱兴衰、周期性更迭的核心痼疾。

2.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反腐现实考验

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各类利益交织叠加，利益输送渠道增多，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更为深厚，隐形变异、期权交易、政商勾连等新型腐败手段愈发隐蔽，反腐败斗争呈现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征。

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破解长期执政条件下滋生腐败的深层隐患，是我们党必须回答的历史性难题。立足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深刻把握腐败滋生演化内在规律，统筹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思想铸魂三重举措，持续强化不敢腐的纪法高压震慑，层层扎紧不能腐的权力制度笼子，久久构筑不想腐的思想道德堤坝，打通三者内在逻辑关联，实现同步发力、综合施治。习近平党建思想完成反腐败治理范式的深刻革命，统筹现代“制度防腐”刚性约束与“文化养廉”柔性教化，实现治标与治本、他律与自律有机统一，深刻回答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持之以恒净化政治生态、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的重大时代课题。

（二）一体推进“三不腐”对“激浊扬清”的创造性转化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廉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最核心的原创性贡献在于将传统上分散的、依赖个体自觉的廉洁理念，整合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位一体的系统性工程。

1.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夯实“不敢腐”震慑根基

在“不敢腐”层面，习近平党建思想将传统“惩贪治腐”的力度提升到“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全新高度。传统社会虽然也有“惩贪治腐”，但往往受到特权阶层和权力干预的限制，“刑不上大夫”的现象普遍存在。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成效有目共睹。我们党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维护了党的形象，巩固了红色江山。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雷霆万钧之势惩治腐败分子，不论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多大、地位多高，都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这种反腐决心和力度，既是对传统惩贪治腐力度的继承，更是将反腐发展到有史以来最为彻底、最为严格的程度，形成强大的震慑效应。

2.以全流程监督制度筑牢“不能腐”约束屏障

新时代“不能腐”建设吸收古代制度治廉智慧，弥补传统监察制度碎片化、执行软化的短板，构建系统完备、常态长效的权力制约监督体系。在“不能腐”层面，习近平党建思想将传统“制度防腐”的智慧发展为系统完备、运行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传统社会虽然也强调以制度约束从政者，但此项制度在设计逻辑与实践层面存有弊病，难以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扎紧制度笼子，通过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这一制度治腐体系覆盖决策、执行、监督全流程，实现从零散到系统、从静态到动态、从运动式到常态化的全面提升，真正构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制度屏障。

3.以系统化廉洁文化培育涵养“不想腐”思想自觉

新时代“不想腐”建设升华传统以德养廉、以文化人理念，搭建制度化、全覆盖的廉洁文化建设长效工程，解决古代道德教化缺乏长效机制、社会覆盖面狭窄的短板。在“不想腐”层面，习近平党建思想将传统廉洁文化的思想升华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传统社会虽然重视道德教化在抑制贪腐中的作用，但缺乏制度化的长效机制和广泛的社会动员。“不想”是根本，要靠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靠提高党性觉悟，靠涵养廉洁文化，夯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根基。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筑牢思想堤坝，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通过将廉洁文化融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之中，推动廉洁教育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网络，使廉洁成为一种自觉的价值追求和普遍的社会风尚，廉洁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习近平党建思想将一体推进“三不腐”确立为反腐败斗争基本方针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方略，把“三不腐”视作相互依存、协同发力的有机整体，坚持以系统思维统筹腐败治理全过程。在一体推进上下更大功夫，牢固树立系统治理观念，统筹贯通纪律、监察、派驻、巡视等各类监督力量，健全多部门联动配合、信息互通的工作机制，依靠全链条闭环协作实现腐败问题一体化综合治理。这套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反腐败科学方略，是对传统“六廉”“礼义廉耻”等廉洁治理智慧的深度继承；同时，立足现代马克思主义政党治理逻辑完成原创性理论发展，跳出传统社会单一修身、单向管束的局限，构建震慑、约束、铸魂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反腐体系。新征程上，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永葆自我革命精神，以坚如磐石的定力持续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推动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思想教化同向综合发力，持续提升腐败治理综合效能，以彻底反腐败守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责任编辑：杨婧雅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0901/130619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