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泛民主化迷思，回应全球治理之问

将民主拉回“治理效能”的轨道

破除泛民主化迷思，回应全球治理之问

面对全球南方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遭遇的发展、治理与协调难题，面临深层的功能性赤字与合法性危机的西方代议制民主范式表现出一定的力不从心。当代政治学正经历着从追求价值导向的程序正义向同时关注治理效能的转变。中国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追求民主理论从“代议”到“全过程”的历史飞跃。这一本土化实践不仅可能重塑民主的本体论内涵，更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撰写面向21世纪的“民主新论”提供了核心的理论支撑。

构建现代政治学理论的首要任务

长期以来，受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影响，政治合法性的论证被高度简化并依附于程序正义，即将民主等同于一套以“多党竞争、定期选举”为特征的程序化参与过程。然而，当代民主运行的实效表明，单纯的选举民主往往容易陷入否决政治与民粹主义的泥沼。基于对这一世界性政治难题的突破，中国在宏观国家治理领域的实践，实质上为全球民主理论提供了一个超越竞争性选举单一范式的新型经验样本。通过建立覆盖广泛的制度化参与渠道，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贯穿于政治生活的始终，中国展示了一种将实质民主诉求与国家治理绩效深度耦合的可能性。面对现代复杂社会的超载需求与治理挑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一个根本性命题：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工具，应当如何与国家能力建设、法治秩序确立及社会协调等核心政治目标，实现逻辑上的自洽与功能上的协同。

事实上，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全球政治话语体系陷入了某种危险的“民主全能论”的认知迷思。在西方主流的转型学理论中，民主化被不加辨析地赋予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善治的本体论色彩，甚至在政策推销中被简化为解决一切国家病理的“万灵药”。这种泛化的宏大叙事，试图将复杂的民主博弈过程与最终的治理产出结果强行统摄于民主这一单一概念之下，导致了理论上的混乱与实践中的灾难。因此，构建现代政治学理论的首要任务，必须是解构并将“民主”“发展”与“治理”这三个被长期捆绑的概念进行剥离。唯有破除这种错综复杂的概念粘连，我们才能更加清醒地识别并解答：在不同的历史文脉与社会条件下，这三者之间究竟如何形成良性的互补增强，抑或是在何种情况下会产生灾难性的功能对冲。这种理论上的拆解与重构，不仅是提升学术研究精准化程度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政治学摆脱西方话语依附、构建具有世界解释力的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

重塑民主形式与治理效能的平衡

与西方泛民主化迷思与全能型民主理论遭遇困境形成对照，东亚的治理实践，特别是中国在过去数十年间所展现出的制度潜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学术视点。中国的发展历程并未全然遵循西方预设的“先民主化、后现代化”的线性进化轨迹，而是通过功能性的制度整合，在维护政治稳态的同时实现了高速的现代化跃迁。这种中国模式的实质，是在特定的历史文脉与后发赶超的发展阶段中，重塑了民主形式与治理效能的平衡，从而为全球政治文明贡献了一种区别于传统精英民主的替代性范式。

这种替代性范式的理论内核，恰恰在于真正实现了“民主、发展、治理”的分类治理与功能归位：将发展视作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与动力源泉；将治理视作政府职能的制度供给、秩序整合与政策响应；将民主环节精准对应为社会主体的偏好表达、权利参与及合法性认同。这种结构性的理论剥离与重新耦合，不仅有效消解了既有西方范式的解释赤字，更系统化地彰显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深入剖析中国改革经验的历史逻辑，可以清晰地识别出一条国家能力建设的跃升轨迹。自1978年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以来，中国在四十余年间通过增量改革，完成了西方国家历经百年的工业化进程。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进程发生了深刻的范式跃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志着中国改革的内生动力从“发展驱动型”向“治理驱动型”发生战略迁移，改革重心从单一的经济增长转向全方位的制度能力重构；至2022年“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提出，则标志着中国正式步入“发展、治理、协同”三位一体、耦合驱动的成熟定型阶段。

自“国家治理现代化”被确立为顶层设计以来，中国的制度实践呈现出一种极具本土政治智慧的“双向赋能”逻辑，即在规范公权与塑造社会两个维度同步发力。国家通过党建引领、反腐倡廉、法治政府建设，深度规制行政权力；同时通过简政放权、社区微观治理及生态环境治理等议题，重塑社会信任与公共产品供给体系，试图构建一种全方位的响应型体制。中国治理变革的根本经验在于：坚持问题导向，重构适应性极强的民主治理体制。其最高境界与最终落脚点，并非单方面地削弱国家或无限放大社会自由，而是在法治的框架内，寻求“国家权力的治理效能”与“公民权利的制度保障”之间的动态平衡与最优配比。有效维持这种权责配比的政体，才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中，持续产出最为优质的治理绩效。

中国民主生态和治理叙事

在反思西方范式并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探寻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深层逻辑，必须实现一种从追求单纯的形式合规（程序正义）向追求功能优化（治理效能）的战略转移。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民主的核心效能不再被窄化为周期性的、间歇性的投票行为，而是被重新定义为一种“高质量的转化能力”，即政治系统将弥散的社会诉求稳定转化为公共政策，并最终产出善治结果的能力。基于这一认知，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系统论维度的“民主生态论”分析框架。在这种全新的视角下，民主绝不是一个可以被脱离语境、在实验室里标准化生产并随意移植的政治“预制件”，而是一个必须与该国的国家基础能力、历史文化文脉、社会资本积累以及现代技术形态发生深度互动的动态生态系统。

将民主界定为一种“复合生态体系”，是对传统政治学中单一制度决定论的重大理论超越。这一阐释框架极具解释效度：它主张民主质量的优劣，并不取决于某一特定形式（如竞争性选举）的孤立运行，而是取决于“政党统领、政府治理、社会协作与市场调控”等多个子系统之间的有机协同与共生互促。这就要求我们对中国政治演进的阐释逻辑，必须实现一场从启蒙叙事向治理叙事的深刻范式转换。回顾历史，启蒙阶段的逻辑基点在于人的觉醒，以权利、自由、解放为核心话语，其历史任务是通过政治革命与意识形态的冲击，打破专制旧秩序的桎梏。然而，当国家步入现代化建设的常态化阶段，治理叙事便必须走向前台。治理叙事以制度、规范、法治、效能为终极目标，其核心任务不再是简单的政治动员与权力重组，而是如何通过精密化、法治化的制度安排，实现对复杂社会需求的精准响应、冲突化解与长效整合。

从规范政治学的严谨视角来看，一个能够持续产出良政善治的稳健政治发展模型，应当追求一种向上的发展矢量，这种发展矢量绝非单一力量所能推动，而是由国家治理主体的统筹领导力与社会大众的民主参与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维持这种矢量平衡，中国式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方法论表现为一种高度自觉的“问题导向型进化”。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内生的高频冲突与风险，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响应机制可抽象为制度供给与政策供给。

当我们将上述双重供给原理与现代民主价值深度对接时，便成功打通了从“形式民主”走向“治理民主”的关键理论闭环：一方面，国家通过高质量的“制度供给”，将民主理念转化为根本性的政治制度安排（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人民主权在法律和程序上的常态化；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敏捷的“政策供给”，将民主诉求转化为可操作的决策机制（如广泛的基层协商与听证），确保多元的公共意志能够实质性地进入国家的决策回路。唯有如此，“制度”与“政策”、“民主”与“治理”，方能在同一个政治生态系统中实现逻辑的自洽与历史的统一。

破除“泛民主化”迷思，将民主重新拉回“治理效能”的轨道，正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契机。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的学术使命，不应再是继续在西方的概念框架内做修补的学徒，而是应当立足于中国治道的伟大实践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创新，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视域，构建一套具有高度解释力、逻辑自洽的本土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时代呼唤我们，以中国的实证经验与东方政治智慧，撰写一部真正面向21世纪全人类的“民主新论”。

（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院长）

责任编辑：王梓辰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1109/130745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