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以人为本与当代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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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有一个命题是具有标志性和感召力的，同志们想一想，这个命题是什么呢？那就是“造反有理”。1978年，邓小平同志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实行改革开放，用一个新的命题来取而代之，这个命题也是具有标志性和感召力的，而且这个命题在各个地方的标牌上写得很大，写得很亮，这个命题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从“造反有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在深化。1978年以来的实践，就是改革的实践、发展的实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总结，又提出一个具有标志性和感召力的命题，这就是“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前人认识成果的基础上，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一个具有标志性和感召力的命题，那就是“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一科学发展观是统领“十一五”规划的一条红线，是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这一科学发展观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主要回答发展是为了谁的问题，即“以人为本，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二个层面主要回答以什么方式来获得更为合理发展的问题，即“全面的、协调的和可持续的”发展。第一个层面内容更为根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在这里，“以人为本”概念的提出，实际意味着要把当代中国发展的问题提到哲学的层面来加以考虑。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我们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大多受经济理论指导。应该说，经济学家对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是有巨大贡献的。但从总结改革与发展的教训这个角度来讲，过去我国的某些经济学是冷冰冰的经济学，是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学，是更多地为富人说话，较少地为穷人说话的经济学。所以，需要从理论上总结我国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通过总结，中央把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上升到哲学的层面，注重运用正确的哲学理念来引领当代中国的发展。

在这里，有以下几个问题是同志们比较关心的。一是在1978年以前，我们往往“谈人色变”，一讲“人性论”，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一讲“人道主义”，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讲利益，就是利己主义。我们往往把“人”的问题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许多理论家一谈“人”的问题，像人权问题、人性问题、自由问题、平等问题等等，总是羞羞答答，所以我们在实践中一直远离“人”。时间过了20多年，我们共产党人把“以人为本”作为党的执政理念，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按说，这个时间的跨度并不很长，无非20多年，但是理念的跨度可以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过去“谈人色变”，到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行各业都在呼唤“以人为本”，那么它背后的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为什么在今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二是究竟如何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黑格尔曾说过：“熟知并非真知”。有些口号、概念、理念仅仅挂在我们的口头上，但这些经常讲的，并不一定是我们搞得最清楚的。现在，我们各行各业都在呼唤“以人为本”，什么“教育以人为本”、“管理以人为本”、“思想政治工作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等等。但是，究竟如何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需要进一步搞清楚。三是究竟如何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落实到我们各项实践工作中去？下面我想就这三个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先讲第一个问题。

一、为什么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中央提出并坚持“以人为本”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个背景完整理解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主要着眼于时代发展的总趋势，那就是人在社会历史发展当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要把这个背景讲得很清楚，我必须和大家一起回顾以下历史的发展。在农业经济时代，最大的生产要素和财富是土地，农场主夸耀自己时，总是说他拥有多少的土地，拥有怎样肥沃的土地。到工业经济时代，最大的生产要素和财富是资金、设备和自然资源，资本家夸耀自己时，总是说他拥有怎样先进的设备，拥有多少雄厚的资金，拥有怎样的自然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最大的生产要素和财富是人的知识、人的智力和人的技能，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在这个时代，资本家在夸耀自己时，总是说他具有怎样先进的知识，具有怎样的技能和智能，拥有多少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知识经济时代有三大特征：一是在经济增长当中，人的知识贡献的比重日益上升。农业时代也好，工业时代也好，人的知识对经济增长也是起作用的，但主要是作为一般性的要素在起作用。但是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知识由过去一般性的作用上升为主导性的作用。有数据表明，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增长，60％以上源于人的知识的贡献。二是产业结构日趋智能化，对人的知识和智能的要求越来越高。美国微软公司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很重要的奥秘之一，就在于它拥有一批开发电脑软件的高科技知识人才，以及拥有经营高科技产业、开拓高科技市场的一批企业家。三是人才结构日趋知识化、脑力化。一般来讲，人才的结构往往取决于产业的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带来人才结构的变化。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人才的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这个变化主要体现在蓝领工人、体力工人的比例在逐渐下降，而白领工人、知识工人的比重逐渐上升。这三大特征告诉我们，在知识经济时代，在寻求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当中，人们日益意识到人的知识、智力、技能的重大作用，意识到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是知识经济的希望所在。1978年，我们的国门打开之后，有不少优秀人才到西方发达国家留学、进修、考察、访问、学习，但回来的只占其中的一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才没有回来，在为西方的发达国家服务。人才的外流、人才的流失、人才的不安全等问题前所未有地突出出来了。这一问题的背后，实质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把人才资源看作第一资源，把人力资本看作第一资本，把人的价值看作高于物的价值。

讲到这儿，同志们会不会发现一条规律？这就是：历史越往前追溯，人以外的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作用越大。比如说农业时代是人以外的土地，工业时代是人以外的资金、设备和自然资源；而历史越往后发展，人本身的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比如说知识经济时代，是人的知识、智力、技能和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人才越来越起主导性的作用。反映这一规律，现代西方的管理理论、发展理论、经济学理论都把人本理念引入其中：当代西方管理理论的最高成果是“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当代西方发展理论最高成果是“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最高成果是人力资本经济学。我们的“十一五”规划也反映了这条规律。整个“十一五”规划《建议》里面最具有战略性、最核心的问题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建议》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这意味着；我们经济增长要由过去物的要素转向人的要素。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四大“物”的要素拉动的：第一个要素是消耗自然资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煤吃煤，靠油吃油；第二个要素是污染环境，造纸厂、化肥厂、水泥厂在污染环境；第三个要素是资本拉动。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28％左右主要是靠资本这个要素拉动的；第四个要素是廉价劳动力。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个观点，说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劳动力资源的优势，而这个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个观点没有错。但从哲学角度讲，这个观点意味着有一种陷井，怎么来理解呢？在这里，实际上是把劳动力看作一个成本。按照经济学的原则，应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来获得最大的产出效益，由此，一些人就想把劳动力成本降到最低。怎么来减少劳动力的成本呢？第一是压低工资；第二是不进行培训；第三是劳动力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独立人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实际上是让劳动力做出很大的牺牲来换得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没有把劳动力当做活生生的人，而仅仅当作成本、当作一个物的要素来看待。为什么前几年农民工的问题很突出，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与这个观点很有关系。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这四大要素来拉动，但这四大要素在今天越来越脆弱：我们的资源不很丰富，有些即将耗尽；我们的环境污染很严重；资本在今天也有“吃人”的现象（这两年是我们国家煤炭行业事故的多发之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煤矿矿主的资本不断增值，但是无数矿工的生命给葬送了）；一些农民工上访告状现象在增多。倘若我们仍然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四大要素之上，说不定哪一天，这个经济大厦会突然倒塌。据此，中央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就意味着要提高国民素质，开发人力资源，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培育国民的创新能力。这样，由物的要素走向人的要素，也反映了刚才我所讲的规律。所以我想，应该把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首先放在这样一个时代发展的总趋势中来理解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接下来我讲第二个背景，主要着眼的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那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日益突出。同志们想一想，在1978年、1980年那个时候，我们大部分中国人主要在想什么？主要在想“碗里有没有肉，腰包里有没有钱，肚子能不能吃饱”，一句话，就是温饱问题、生存问题、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当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新的更高层次的问题是不可能向我们走来的。住在茅草屋里的人和住在高楼大厦、别墅的人，想法肯定是不一样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们碗里有肉了，腰包里有钱了，肚子能吃饱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更高层次的问题逐渐向我们走来了。碗里有肉了，希望这个肉是干净的，不能碗里有肉嘴里骂娘。口袋问题解决了，脑袋问题出来了，也就是说当今我们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个变化会以不同的程度与方式反映到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当中来，反映到我们的头脑中来。归纳起来，人的生存方式主要发生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第一个变化，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比较强调“义”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于“义”相当看重。但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人开始追逐自己的正当利益，我们很多人的行为原动力，都是争得自己的正当利益，“利”前所未有地摆在了我们面前。这样，“义”和“利”的矛盾会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第二个变化，中国传统社会是权力社会、官本位社会，“学而优则仕”。现在有个很重要的变化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社会越来越重视能力：我们强调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强调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强调竞争上岗，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强调由应试教育走向素质教育；社会越来越要求我们凭自己的努力奋斗、能力发挥、业绩贡献来配置资源，确立地位，实现价值。也就是说社会越来越重视能力的价值。虽然这里都强调力量，一个是“权”的力量，一个“能”的力量，但这反映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传统社会围绕着权力做文章，现代社会围绕着能力做文章。这也是产生中西方社会发展差距的一个根本原因：西方近代社会的制度安排、文化设计主要围绕着“能力”来做文章，我们中国发展的步伐比较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制度安排、文化设计多围绕着“权力”做文章。一个力量的来源是“权”，一个力量的来源是“能”，都强调“力”，但来源不一样，这就拉开了中西方社会的差距。第三个变化，中国传统社会较为注重“人情关系”。国外的朋友总是和我开玩笑，说“中国人爱喝三面汤，一个是脸面，一个是场面，一个是情面，为了人情关系，破坏制度、破坏规则、破坏原则”。中央讲任人唯贤，为什么有些地方就是讲任人唯亲呢？说明人情关系对我们用人制度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改革到今天，我们的社会又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也是大家能体验到的，这个变化主要体现在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讲规则，越来越讲规范，越来越讲程序，越来越讲平等竞争，也就是这个社会越来越讲理性了。这样，人情和理性作为一对矛盾又不同程度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发生了。最后一个变化，中国传统的社会是一个“单位人”社会，是比较注重“等”和“靠”的社会，“在家靠社会，出门靠朋友，在单位靠组织，在社会找靠山”。过去我们的人主要是“单位人”，这个“单位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一生，基本上由“单位”规定好、计划好、安排好。你上什么样的学、毕业到哪里去，拿多少工资，住什么样房子，享受什么样待遇，包括去世怎么安置，基本上是由“单位”规定好的、计划好的，遇事找组织，有事找“单位”，出事找领导，包括当年我们有些人找对象，恐怕组织都给你包了。在中国封建社会，不少皇帝驾崩了，都葬在山的脚下，死了也要找个“靠山”。所以，过去我们的传统社会，“靠”的心理是相当严重的。那么，今天这个社会越来越要求每个人凭自己的努力奋斗、能力发挥、业绩贡献而自立、自强。这样，“靠”和“立”这一对矛盾又不同程度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发生了。这就是今天每个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所发生的基本变化，而这些变化总会反映到我们的头脑当中来。有些人在这种变化当中能找到人生的方向、目标和坐标，很快适应这个社会，但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在这种变化当中迷失方向和目标，找不到人生的坐标，所以对这个社会感到无所适从、迷茫困惑、一头雾水，精神世界出现了很多问题。也就是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的问题逐渐向我们走来了。从学理的角度来讲，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所以，十六大报告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突出出来了。讲到这儿，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就是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障碍，但最根本的障碍主要有两个：一是官本位，二是金钱本位。我们先来分析“官本位”如何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官本位”并不反对人们做官，如果做官是为了做事，那么老百姓希望他这个官是做得越大越好。你看当年邓小平刚刚复出的时候，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他出来，要么是做官，要么是做事，但他讲了是为了做事。邓小平出来做什么事呢？主要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大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官本位”实际上意味着有些人把做“官”看作是最高的、唯一的目的，而其他都是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显然，官本位奉行的原则是权力至上，而权力至上是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层障碍。今天全国各地都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教育活动，这个先进性是相对于落后性而言的，如果能把落后性搞清楚，倒有利于我们理解先进性。怎么来搞清楚落后性呢？那就要搞清楚产生今天一切落后现象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原因之一主要是权力至上。我们不妨一条一条来分析一下。权力至上产生的第一个落后现象就是等级。在西方发达国家，等级也是存在的，不过中西方社会面对等级所采取的态度不大一样。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强调自由、平等、博爱来淡化等级，但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社会，包括在今天，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是在强化这个等级。我们总是从人们之间的身份差异、地位差异来看待一个人、对待一个人。农民手中没有权力，社会对农民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1978年以前，我们叫“农民伯伯、农民叔叔”，但是后来称呼降格为“农民老大哥、农民兄弟”，再后来又降格为“盲流、打工仔”。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有没有权力确实不一样。权力至上产生的第二个落后现象是人们之间有人格依附关系。这使我想起1991年我在做县委副书记时的情景。那个时候，我更多要求下属听话服从，但对下属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独立人格、创造个性却冷在一边。我们常说，“你是我的人，你是我提拔起来的，一切都要听我的”。你看，在这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人格依附关系。权力至上产生的第三个落后现象就是对上负责比较容易，对下负责有时候不大容易。我们的前途命运、生死大权往往掌握在上级部门手中，当然要对上负责了，而没有掌握在下级、群众手中，所以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就出现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话难听”的现象。有一个局级干部和我交流，说为什么我们有些统计的数字有水分？那是因为我们“抬头看领导，低头看报表，领导说写多少我就写多少”。你看，这里也是对上负责，而不对事实、不对群众负责。这种权力至上扭曲了有些人的人格，怎么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呢？十六届四中全会是专门讲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大家想过没有，中央为什么要强调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精神实质就在于要用“能力原则”来扬弃“权力原则”。中央提出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意味着你这个党先进不先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你有没有执政能力，你在那标榜“伟大、光荣、正确”，但遇到很多事情力不从心，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热发不出光，没有执政能力，没有作为，事情干不好，那怎么体现你“伟大、光荣、正确”呢？所以，中央在部署先进性教育的时候，把“两个建设”是并在一起的，一个是先进性建设，一个是执政能力建设。这就意味着，我们党的先进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你有没有执政能力，意味着要用“能力原则”来扬弃过去的“权力原则”，只有按照“能力原则”来建设我们的党，才能一步步走向先进。

我们再来分析第二个障碍，就是金钱本位。人是不能带着金钱进入坟墓的，但金钱往往把人给带进坟墓。怎么理解呢？有个说法，“55岁以前用命换钱，55岁以后用钱换命”。怎样理解呢？大家生活在北京，没有经济基础的话，生活确实很艰难，车子问题、房子问题、位子问题、妻子问题、孩子问题，哪个问题都需要我们来解决，而每个问题都需要很多的钱。就拿孩子来说吧。北京一家报纸报道，在北京把一个小孩培养成一个硕士研究生，一个家庭的支出大约在15万到35万之间。一个孩子就需要这么多钱，那么房子、车子、位子、妻子呢，就更不用说了。55岁以前身体还可以，所以要拼命赚钱。这里，赚钱成为目的，拼命成为手段。结果怎么样呢？有些人为了赚钱，真把命给搭进去了，这是不是金钱把某些人给送入坟墓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成克杰、胡长青、王怀忠伸手拿国家的钱太多，被依法判处死刑，所以金钱把这三位也送入坟墓了。所以，拜金主义不但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甚至有可能把某些人送入坟墓。既然官本位、金钱本位影响人的全面发展，那么，为了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怎么办？中央给我们提出了一条思路，那就是我们不能以官为本，不能以金钱为本，而是“以人为本”。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了，才能尊重人们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独立人格和创造个性，才能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基础和前提，所以“以人为本”是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

接下来我讲第三个背景，主要着眼的是我们过去做过的事情。对过去做过的事情进行反思，我用一个命题来表达，那就是人在改革和发展过程当中的代价日益突出。同志们想一想，从1978年到今天这27年，我们的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生产力发展了，综合国力增加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神六”上天了。面对这些成就，我们要对改革开放满怀信心；但是，这27年，我们也付出了沉重代价，面对这些代价，我们应该具有忧患意识。那么，我们总共付出了哪些代价呢？完整来讲，主要付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代价：第一个代价主要体现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就是环境污染了，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现在的天没有原来的蓝了，云没有原来的白了，空气没有原来的清新了，水没有原来的干净了，这个代价是大家都能看得到的，我不展开说了。第二个代价主要体现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就是人被物化了，一些人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人被物化这个概念不大好理解，但是这个概念反映的现象是大家每天都能看得到的。所谓的人被物化，就是说我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反过来支配每个人，每个人为物质财富的增长做出了巨大牺牲。这在当今我们生活中有四大表现：一是有些人把自己的需要给物化了，什么学习需要、精神需要、创新需要都跑得远远的，当务之急，我的需要就是车子、票子、房子、位子、妻子、孩子。作为唯物主义者，只要手段合理，这些需要和追求都是正当的，但如果手段不合理，这些需要可能会演绎成私欲膨胀、物欲横流。如果说1978年以前，我们国家的一些人犯罪大多与政治因素有关的话，那么1978年以后，我们国家的一些人犯罪大多与经济因素有关，与贪欲、物欲有关。二是有些人把自己的能力归结为拥有金钱多少的能力。什么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都跑得远远的，我的能力就是拥有金钱的多少，而金钱的多少就代表我的能力大小。我经常听到我身边有些女同志在夸奖别人的先生，“你看看别人的先生多有本事啊，要车子有车子，要房子有房子，要票子有票的，要位子有位子，妻子很风光，孩子出国留学。”这是把有本事与金钱结合起来，把能力金钱化了。三是把人和能力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什么同志般的关系、真情关系都跑得远远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些人那里就是权钱交易关系、金钱交往关系，你是穷光蛋，我躲你远远的，你是大款，我就傍大款。四是人的价值被资本化了。从1953年到1956年，我们国家搞“一化三改造”，结果怎么样呢？把资本给赶跑了，后来我们中国人得了“恐资症”，谈资色变，离资本远远的。“文革”十年，人们不敢说自己家里有海外关系，你说出来就是自找麻烦。我记得那个年代有这么一个现象，一家单位机器闲置着，中介人把它买走了，卖给另外一家，本来是三赢结果，机器卖出了，钱拿到手了，中间人吃回扣了，第三家买到机器转起来，生产产品也开始赚钱了。但是，当年我们抨击这是资本主义因素、“资本主义尾巴”，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今天我们搞商品经济、搞市场经济，必须利用资本要素，所以，后来又非常热情地把资本给请过来了，我们很多人面对资本发出微笑，脸上阳光灿烂，我们拥抱资本、亲吻资本。现在，我们一些政府官员把资本的文章玩得很转，注重资本运作、资本经营、资本投资和资本增值。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很大进步。但从哲学角度看资本，资本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关于资本的负面效应，马克思集中讲了两句非常经典的话。第一句是：资本一来到世间，它的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第二句话是：资本家为了100％以上的利润敢于铤而走险，为了300％的利润敢于走向绞刑架，也就是资本家为了资本的增值不择手段，不把工人当人看。马克思讲这两句话的影子，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也是可以看到的。2004年和2005年，是我们国家煤炭行业事故的多发之秋，在一个个矿难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一些煤矿矿主手中的资本不断增值，增值以后就大肆挥霍。北京最豪华的豪宅价值3700万元左右，谁把它买走了？一个省的煤矿矿主。有的煤矿矿主还一次购买了20辆宝马，每辆150万左右，他还为自己家族15岁以上的成员每人配一辆宝马。但在煤矿矿主资本增值的同时，一个个煤矿工人的生命却被葬送了。有些煤矿矿主为了资本的增值不择手段，不把煤矿工人当人看，什么劳动条件、安全条件、劳动保障都被扔在一边。由过去的“谈资色变”到今天的“资本至上”，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所以，人的价值在这里被资本化了。这四大表现都可以概括为人被物化，这个代价是很沉重的。第三个代价主要体现在人和人的关系上，那就是存在着社会的不公平，贫富差距在拉大。我想通过分析资源配置的手段来说明这个问题。当前我们的社会资源配置手段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一是权力。权力意味着资源、财富、身份、地位，这个手段是传统的，是从封建社会到今天都在起作用的手段；二是资本。过去我们认为“越穷越光荣，越富越反动”，而现在只要手中有资本，很多资源就滚滚而来，所以资本配置资源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三是知识或者技术。上个世纪80年代流行一句话，“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明人的知识和技术在资源配置当中作用不大；但是现在却今非昔比了，一些知名专家、教授只要有知识、有技术、有能力，很多资源也滚滚向他流去。以上就是今天资源配置、财富占有的三大主要手段。这意味着权力阶层、资本阶层、知识阶层站到了社会的前台。同时我们还发现，这三大阶层之间有时候会出现“强强联合”。从一个一个煤矿矿难里面，我们发现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这是权力阶层和资本阶层的结合。2004、2005年，有不少理论家在企业做独立董事，这有积极的一面。经济学家的正确理论被企业家所掌握，以引领经济改革的实践，精神变物质，对这种积极作用不可全面抹杀。但又出现一种现象，有些经济学家一旦成为一个企业的独立董事，他的立场就发生了变化，不再为公众利益说话了，主要为少数富人利益说话了；不去深入基层农村、工厂，了解工人、农民的生存状态，而是更多地反映富人的声音。1978年、尤其是1992年以来，我们的经济学家对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巨大贡献的，他们帮助我们认识了市场经济和资本，而市场经济和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比较大。中国在世界上崛起了，这个功劳是不能抹杀的。但是，我们有些经济学家也应该反思。我们过去的某些经济学是冷冰冰的、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学，是一个为富人说话比较多、为穷人说话比较少的经济学。温家宝总理在前不久就讲，我们的理论家、领导干部要好好研究中国的“穷人经济学”。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也说，整个世界大部分是穷人，把穷人的生存搞透了，我们的经济学算真的搞得比较彻底了。从这个角度来反思过去的经济学家，确实有的经济学家不是静下心来研究中国的深层经济发展规律，而是今天到这个企业做顾问，明天到那个企业做独立董事，后天到另外一个企业做咨询论证，依附权贵、权力和金钱。前几年，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企业改制、一卖了之、买断工龄等概念比较流行。这些概念反映的现象有好的方面，我们不能完全抹杀。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产业工人做出的巨大牺牲，一些产业工人很难认同这种改革。当劳动和资本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有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往往把屁股坐在资本这一边，对劳动者利益受损害熟视无睹。技术阶层和资本阶层也有结合的现象。我讲这些说明什么问题呢？中国8亿农民在农村，占人口的75％，再加上城市下岗失业工人和低保人员，差不多占总人口的80％。这80％的人口一没有权力，二没有资本，三没有技术，所以他们在资源配置当中处于弱势地位。这是我们今天贫富差距在拉大、社会存在不公平的深层原因之一。

我们讲最后一个代价，这个代价主要体现在人和组织的关系当中，那就是私欲膨胀，极端利己主义在蔓延。我们的父辈那一代的生活方式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数人缺乏自我、缺乏自主性，但具有社会责任感，他们往往不是为自己而活着，是为孩子、为他人、为单位、为社会而活着。但是，现在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呈现为另外一种景象，就是自我性很强，自主性很强，自我意识很强，但社会责任感不如他们的父辈。按道理，人的自主性增强不是一件坏事，但是这个自主性要与社会责任感联在一起，既要有自我性、自主性，但同时也要承担社会责任，这样的人格才是健全的。可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具有自我性、自主性，却不承担社会责任。这样，他的自我性、自主性很容易演绎成为极端利己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再进一步发展就会私欲膨胀。这个代价在今天也是不小的。

之所以产生以上四种代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我们某些地方实行片面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有一定关系。GDP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GDP至上”。为了GDP，一些地方把环境污染扔在一边；为了GDP，有些城市的投资只注重外在形象，而不注重城市的内在民生；为了GDP，人们就把人的基本生活、合法权益、独立人格扔在一边；为了GDP，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都出来。为了把代价限制在最小限度，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发展，中央给我们开出一个新路，就是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来扬弃“GDP至上”的传统发展观。只要讲“以人为本”，环境的质量必须关注；只要讲“以人为本”，公共财政投资必须注重城市的内在民生；只要讲“以人为本”，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独立人格并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必须要关注，这样做，有利于把代价限制在最小限度。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

二、“以人为本”的含义及其现实意义

着重讲“以人为本”中的“人”和“本”，讲“以人为本”的基本含义。

如何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大家掌握两句话就可以了，第一句话：“以人为本”中的“人”指的是所有的人，不论身份、国籍、民族、信仰、地位，只要是人都包括进来了。领导干部包括进来了，外国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包括进来了，甚至监狱里的服刑人员也包括进来了。第二句话从政治角度来讲，从党的执政本质来讲，“以人为本”的“人”主要指“广大人民群众”。这是最重要的。你看总书记、总理讲“以人为本”，主要是讲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就是从执政的角度、从政治角度来讲的。

如何来理解“以人为本”中的“本”？我归纳一下，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把人当做主体。这个含义看起来很抽象，实际上很具体。我想通过分析我们民族工业的发展来说明这一点。现在中国人的奢侈品有电脑、手机和小轿车，它们的原创技术、先进技术大多是国外的。比如说电脑中的东芝、松下、戴尔、IBM都是国外的，手机中的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三星也都是国外的，我们小轿车中好的小轿车也大都是国外的。这说明我们的民族工业相对不发达。为什么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民族的创新能力不发达。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能力，但是控制能力有余、创新能力不足。为什么我们创新能力不发达呢？这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人格有关。我们的传统人格是依附型人格有余、而创造型人格不足。在我们周围有“枪打出头鸟”，“不敢为天下先”，“武大郎开店，不希望别人个子比我高、能力比我强、跑的比我快”这么一种环境。中国历史上大多的改革者往往要付出代价，谁跑得快，往往容易被枪打，谁有创造个性，很容易引起非议。我们的传统社会有一种“鞭打快牛”的机制。所以1919年“五四运动”高举的旗帜是“立国先立人”，就是说，国家强大，民族振兴，首先要把人给立起来。怎样“立人”呢？要“改造国民性”，由依附型人格走向主体型人格、创造型人格。但遗憾的是，“五四运动”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现在要做到“立国先立人、立省先立人，立校先立人，立企先立人”。我们的企业要立起来，首先要把人给立起来。“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改变了传统的企业观，人就是企业，企业无“人”则“止”。“企”字上面一个“人”字，下面一个“止”字，这就代表企业有两大核心要素，一个是物的要素，下面的“止”字相当于烟囱等；一个是人的要素。在知识经济时代，你这个企业没有核心人才，缺乏竞争力，烟囱不冒烟了，机器不运转了，产品生产不出来了，企业就要滑坡了，所以立企也要先立人。所以，如何塑造主体型人格，对中国的工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十一五”规划《建议》指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所以，要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要在“人”上做文章，首先要实现由依附型人格向创造型、主体型人格转变，把“人”当做主体，它的意义就这里。第二个含义，把“人”当作尺度。这实际上为我们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提供了一种工作方法论，即用什么尺度衡量一个国家、地区、部门的进步？从哲学的角度讲有两个根本尺度：第一个是“物的尺度”，你的硬件设施，你的高楼，你的大厦，你的交通，你的马路，你的广场等；第二个是“人的尺度”，精神面貌、人际关系、人的素质、人的精神文明程度等。一般来讲，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首先偏重“物”的尺度，这是必然的，也具有合理性；但是，当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当人均GDP进入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就应该把“人”的尺度突出出来。但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很多人偏重“物的尺度”，而把“人的尺度”扔在一边。外地人评价北京有八个字：“雄伟壮观，诸多不便”。雄伟壮观是从“物”的尺度来评价的，外地人到北京来一看，大广场、大马路、大立交、大商店、大宾馆，真是雄伟壮观。“诸多不便”是从“人”的尺度来评价的，不要说外地人了，我们长期生活在北京，就感觉到北京有很多不便，这是“人”的尺度。如果我们的市委书记、市长既按照“物的尺度”，又按照“人的尺度”来经营这个城市，肯定有很大的空间，肯定是另外一种景象。第三个含义，把“人”当作目的。我想以农民工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我在西部农村搞调研的时候，听到有知识的农民讲了四句经典的话：“我们卖的都是贱的，买的都是贵的，给的都是欠的，要的都是现的”。怎么理解？农民粮食就是卖不出好价格，卖的都是贱的；而农民买的生产资料化肥等都很贵，买的都是贵的；农民卖粮食打欠条，给的都是欠的；那摊派提留都是要现金，要的都是现的。这四句话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确实在某些地方严重存在。这说明对农民，我们给的少、要的多，意味着农民对“蛋糕做大”功不可没，但是他们没有真正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他们是我们改革发展代价的主要承担者，包括我们的下岗失业人员，也是改革发展代价的主要承担者。这里，我们把农民主要看作是创造财富的手段，而没有完全看作是享受成果的目的。而把“人”当作目的，就意味着要使改革发展的成果不断惠及全体人民。

下面我讲讲“以人为本”有怎么样的现实意义。我这里讲两个意义，一是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讲的，一个是对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来讲的。因为时间关系，我这里主要讲第一个意义，就是“以人为本”内在要求推进以解放人和开发人为导向的文化变革。要把这个意义讲清楚，必须讲一讲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我们先看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对人采取什么态度？鲁迅先生讲，他费尽一番心思，对中国的封建社会读来读去，最后只读出两个字，那就是“吃人”。就是说我们封建社会实际是压抑个性、排斥人的创新能力的，尤其是个人的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就是“吃人”。“五四运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立国先立人”。但由于封建历史漫长，封建文化遗毒极深，而当年又缺乏“立人”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所以“五四运动”并没有完成“立人”的任务。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共产党人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让人民当家作主，应该说这个任务完成得不错。但是，从经济上、文化上，“立人”的问题没有真正提到议事日程。1956年，我们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按道理，只要搞社会主义，必须讲“以人为本”。因为在马克思那里，只要讲社会主义，就必须讲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和“以人为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面讲社会主义，那一面必须讲“以人为本”。但是很遗憾，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凡是搞社会主义的国家，大都把“以人为本”扔在一边，并加以批判。苏联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搞政治肃反，搞大清洗，而我们中国从1957年到1977年这二十年搞一个个政治运动，都把“人”的问题扔在一边。我们在人的问题上犯了三大错误：第一是“谈人色变”，第二是见物不见人，第三是漠视人。好在1978年以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人的问题上实现了历史大转折，第一步是从邓小平开始的，他从社会主义本质观上确立人在社会主义当中的地位。人是生产力当中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首先要解放人、开发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讲民富的问题，是先富带后富的问题。这里，人的问题开始受到了重视。第三代领导集体从党的执政本质的角度确立了人在政治当中的地位，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发展观的本质角度确立了人在当代中国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一个从社会本质，一个从执政本质，一个从发展本质来讲人的问题、人的主体地位。从这里可以看出，“以人为本”实际上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岗位上要实现一个转变，要由过去只重视控制人和约束人走向控制人和解放人的统一。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比较注重对人的控制和约束的，但不大注重对人的解放和开发，所以我们的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发生了无数次农民起义，但最终建立起来的依然是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传统社会对人的控制归纳起来有四大手段：道德控制、权利控制、情感控制、组织控制，结果把很多中国人都变成绵羊了，阳刚之气、敢为人先的精神、创新精神、冒险精神都泯灭了，所以我们的社会缺乏生机和活力，发展的步伐比较慢。要实现社会长足的发展，既要对人进行控制和约束，更要注重对人的解放和开发。西方社会比较注重解放人、开发人，它们用四大手段来解放人和开发人，而这四大手段对我们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一是利益解放，要尊重每个劳动者的正当利益；二是能力解放，要求每个人凭自己的能力发挥以及贡献来确立地位，实现价值；三是理性解放，使民众养成遵循规则、制度、规范的社会心理，不能只讲人情关系而不遵循规则；四是自立的解放，它们强调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靠什么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强调人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来确立自己、来实现自己。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这里。我们今天讲“以人为本”，应该实现这个转变，注重解放人和开发人。在当前，当务之急主要落实三点：人人平等、尊重人权、尊重个人。如果我们做到这几点，我想人是会焕发活力的。在这里，我讲一讲人和牛的辩证法。当一个组织把他的下属仅仅当“牛”来使的时候，只让他拉车，不让他吃草，他心里就不平衡了，开始发牢骚了，他说“我是人，不是牛”，给你发牢骚、磨洋工，不好好干，结果呢？蛋糕做不大，效率出不来。反过来，当我们的组织把下属当人看，尊重他，关心他，理解他，人心都是肉长的，他就想我的“组织对我这么关怀，我要好好的回报”，怎么回报呢？埋头拉车，黄牛精神。当你把他仅仅当“牛”来使的时候，他偏要做人，当你把他当人看的时候，他甘愿做“牛”，这就是“人和牛”的辩证法。我们讲“以人为本”了，我们的下属反而拿出老黄牛精神了，这更有利于焕发活力，更有利于出效率。

下面我讲第三个问题。

三、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落实到我们各项实践工作中去

“以人为本”是党的执政理念，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指导方针，也是我们各项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所以每一个公民在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当中都担当重大职责。但是，在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障碍，主要是思想认识障碍、观念障碍和体制障碍。围绕这三大障碍，我提出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三大思路。

一是辩证处理几种关系，清除思想认识障碍。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之后，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模糊认识，而这些模糊认识不澄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会遇到思想认识障碍。有哪些障碍呢？有很多，这里我只讲两个最主要的。第一个障碍，有人说“以人为本”是西方“人本主义”的口号，我们最好不要讲以人为本，因为这样很难与西方人本主义划清界线，所以最好讲“以民为本”。这属于模糊认识。因为这个认识没有弄清楚我们讲的“以人为本”和西方“人本主义”的区别和联系。二者的共同点可以概括为“人人平等、尊重人权、尊重个人”这三个方面；但它们还有两个根本区别：西方“人本主义”讲“以人为本”，主要是从目的的角度来讲的，人在社会当中只是目的，不是手段，而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是从手段和目的统一的角度来讲的，我们既要讲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人”是目的，同时也讲中国的发展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人”又是手段。第二个模糊认识，有的人说我们现在讲以人为本为时过早，我们经济水平还达不到那一步，步子走得太快了。我在调研中了解到这种认识还是很多的。有一位区委书记说：“在中央没有讲‘以人为本’之前，我什么都敢干，讲了之后，我什么都不敢干，我脖子上架了一把刀啊。”我说怎么理解？他说：“你看，过去我说拆迁就拆迁，我说买地就买地，说干就干了，但是今天就不行了，我要去买农民的地，上面有政策，还要考虑到农民的实际问题，比如说我要拆迁，很多群众就是不搬，不让我拆迁，那我就不敢干了，因为我干了，可能就撤我的职，脖子上架了一把刀。”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这里也存在一种模糊认识，就是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和“以人为本”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的关系。我想从两个方面简单分析一下。“以人为本”的水平确实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以人为本”就意味着要解决城市的内在民生问题，如社会保障、福利、教育、医疗保健、卫生、健康等，要解决这些问题，肯定需要财政做支持，如果财政是空的，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你那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以人为本”的胃口吊得太高，不然的话就是自缚手脚，这是其一。但是，“以人为本”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所以即使你这个地方经济水平发展比较低，我们也要讲“以人为本”。怎么理解？白求恩精神是不是“以人为本”？是！但白求恩精神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在那个年代我们根本谈不上经济发展水平，不是照样讲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吗？你看看，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医疗工作者“人本精神”多么强。今天我们经济发展水平比过去高得多，但今天我们一些医院的医患关系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金钱关系，你没有什么病，却让你做很多检查，然后医生开大处方，5％、10％、15％的提留就出来了，根本不考虑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我们经济发展了，但我们有些医疗工作者的人本精神却缺失了，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和“以人为本”之间不完全有必然联系。所以，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也要讲“以人为本”。由此我认为，我们不能借口自己哪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而对“以人为本”无动于衷，不屑一顾。

二是树立以人为本的政绩观，消除观念障碍。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领导干部在其中担当重大职责。这是一层意思。另一层意思，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领导干部，正像高考的分数是考生的指挥棒一样，政绩观是领导干部的指挥棒，所以树立政绩观对贯彻“以人为本”起着关键性作用。为了顺利地贯彻“以人为本”，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政绩观，把人本理念引入政绩观当中，通过这个政绩观来贯彻“以人为本”。如何设计“以人为本”的政绩观呢？我想应当主要考虑六大指标体系：一是消除贫困；二是合理转移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三是妥善安置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下岗的失业工人；四是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五是保障妇女的平等权益和地位；六是适度缩小城乡、地区、行业在分配上的差距。

三是推进制度创新，消除体制障碍。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一篇讲话中说，“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在他心目中，解决中国的问题首要是制度问题，是体制问题。这是个瓶颈性的东西。我们要注重思想教育，但根本在于制度。比如说，我们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这是思想作风教育。但真正要取得成效，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是关键。我想这个道理对贯彻落实“以人为本”也是一样的。要真正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是关键。我们现在的社会运作体制有一个特征，即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运作体系。我们的资源配置是自上而下的，越往上越有资源，越往农村越没资源；我们的信息也基本是自上而下的，越往上面信息掌握得越多，越往基层信息越不透明；我们每个人能不能进步，一定程度上与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有关；包括解放思想也有一个自上而下的问题。“以人为本”也有这个问题。传统型政府，我归结为是一种“管制型政府”，政府是上面，有权力，政府有资源，是管人的，而下面的老百姓是要听从政府安排的。这种“管制型政府”对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是有一定阻力的，因为政府是管你的，不是服务于你的。我们讲“为人民服务”，从毛泽东开始，讲了多少年了，但在今天要贯彻落实恐怕还有不少阻力。所以党中央提出一个思路，由“管制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通过公共服务型政府来实现政府职能与政府管理体制转变。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职能，我理解为“政府搭台，民众唱戏”，就是政府主要为民众发挥自己的能力提供平等的机会与平台、政策与规则、管理与服务。政府职能是搭台，民众是唱戏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本理念就比较容易贯彻落实了。所以，要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首先在于政府管理体制的转变，而这个转变落实到政府职能上来，就是把我们的政府建设成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

好了，今天上午我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我从未来、现在、过去三个角度与大家一起分析一下，为什么在今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二是我讲了对“人”如何理解，对“本”如何理解，如何理解“以人为本”的现实意义，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三是针对三大障碍，我提出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三大思路，回答怎么办的问题。这就是我今天讲的基本内容和观点。这些内容和观点，是根据中央的有关精神，结合大家关心的现实问题和我自己长期研究的观点来谈的，属于一己之见，讲得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报告人系中央党校哲学部副主任，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08/1021/48219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