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康：经济学家谈和谐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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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学习十六届十六中全会决议的体会，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为什么这样理解呢？这里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引领中国改革开放和进入新时期发展的第二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经济社会发展纲领。什么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发展纲领呢？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解决历史性的重大发展问题和矛盾；第二，必须引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向。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只有两个东西称得上是引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的历史性的经济社会发展纲领，第一个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个就是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的酝酿发展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标志性文件是1987年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我认为这是邓小平同志的重大历史贡献。它最后的完成时间是在20世纪90年代，标志性文件是1992年的十四大报告。我觉得这是江泽民同志的贡献。这里我想讲一下，在学《江泽民文选》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可能被忽略了，就是江泽民同志在执政时期的最重大的理论贡献不是别的，就是把小平同志开创的，已经酝酿发展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通过党的正式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长期束缚中国发展的条件下，我们应该选择和确立什么样的新体制来冲破原有发展格局，开创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局面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引领中国进入小康社会的一个发展纲领。

引领中国进入新时期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标志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时间是新世纪之初，在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4年后，一个重要的文件就是十六届六中全会公告。我认为，这是新一届领导班子最重要的一个理论贡献。当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经历了二十多年认识实践的过程。同样，我们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需要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探索、发展、成熟的过程。那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解决什么问题呢？它是解决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27年后，怎样才能有效地缓解长期积累的经济社会矛盾，争取可持续的和具有更高综合水准的经济发展。这是引领中国走向中等发达阶段的很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纲领。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发展的统一。怎么理解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一个由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导的社会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是构建在市场体制基础上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实现社会和谐的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个历史课题，下面就对和谐社会这个概念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考察。

首先，基本的理解就是和谐社会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范畴。这个和谐社会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遗产，不是我们的专利。人类思想发展史告诉我们，建立和谐社会是一个人类社会古老的人文理想和人文命题，对和谐社会的探索和思想的积累是人类共同的思想文化遗产。这个认识完全符合三个代表的理论。我们共产党的理论思维不是从平地开始的，是在继承人类先进思想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起来的，今天提出和谐社会同样如此。先讲中国，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叫《礼记》。《礼记》的《礼用篇》中最早用文字描述了一个理想社会：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段文字曾经被孙中山先生引用过，被我们历代的志士仁人们反复引用过。再看国外，公元427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写了非常著名的《理想国》一书，这是西方最早和最有影响的乌托邦和谐社会的经典。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家的管理者不是现在这些人，国家的管理者是智者，就是聪明的人，是作为智者和无产者的哲学家，社会不同阶层只有自然分工，没有贫富差别，社会既无奢侈，也无贫困，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生活发展。这是西方人关于乌托邦和谐社会最早、最有权威的经典描述。

其次，和谐社会是个多维型的发展社会。可以有哲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经济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还有宗教意义上的和谐社会。那么，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源头是什么呢？是不是还要回到马克思那里去？马克思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这套理论，实际上也是马克思对人类未来和谐社会的一种理论的构想。我们今天讲的建立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一方面继承了人类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的历史文化遗产，一方面是有它的制度特征的。

为什么说我们有制度特征呢？大家知道，西方发达国家对和谐社会问题的讨论早已有之，二战以后有两个市场经济模式曾被推崇，为了既把资本主义的社会效率、制度效率的功能发挥出来，又能把社会主义的福利功能发挥出来。这个最好模式不在美国。一个是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一个就是很著名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模式，也就是北欧半岛模式。西方人认为，这两种模式能够把全世界的市场经济的效率和社会主义的福利结合起来，是最好的东西。那么，在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纲领之后，当今社会出现了两大体系，两大体系有不同的制度背景。所谓和谐社会的范畴。一个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体系，还有一个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二者之间应该有所借鉴，但也有制度本质性的不同。西方体制的所谓和谐制度，其政治制度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性宪政，而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法制；双方的经济制度虽然都叫市场经济，但是西方经济体制的特征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在文化主流方面也有根本性的区别。西方这个体系所谓和谐社会的这套范畴是以基督教为信仰和文化主流的思想文化体系，我们的文化主流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主流的思想文化体系。我们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六中全会对和谐社会有一个大致的生动描述，就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既有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还有思想方面的建设。

最后，和谐社会是个发展的范畴。任何和谐社会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我们今天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三个最突出的时代性特征：第一，现在构建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和谐社会。第二，我们今天构建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和谐社会。第三，我们今天构建的和谐社会还是一个争取全面小康和逐步走上中等发达国家的和谐社会。所以，离开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历史发展条件来谈和谐社会都是脱离现实的。

第二个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可持续发展

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讲了一段很经典的话，就是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的协调性，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这话极具哲理性，就是任何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是发展，在一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谈到和谐。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和谐是发展的和谐、富裕的和谐，不是贫困的和谐、落后的和谐，没有发展就没有和谐，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所以，我们把六中全会的思想引伸一下，没有发展就没有和谐，没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就没有可持续的和谐。下面，就讲一讲我们发展的基础。

1978年，当时我们的人口是9600万人，而我们的GDP只有3624亿。到了制定“十一五”规划的2005年，我们的经济总量是182320亿。改革开放2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给大家两组数字，先按人民币的不变价格进行计算，27年，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了49.66倍。因为人民币的不变价格是有水分的，我又把这个折合成美元的可变价格，按照1978年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和按照2005年美元人民币的汇率算了一下，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了16.74倍，我觉得这还比较合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是90年代，那么，我们看一下，1990年，也不过是15年之前，我们的经济总量GDP在全球排位第十一，排在前面的不但有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经济发达国家，还有俄罗斯、加拿大、西班牙，还有巴西。而现在，巴西的经济总量是我们的40%，俄罗斯的经济总量是我们的50%。

2005年，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进行了重新计算，目的是为了把“十一五”规划的宏观的数据做得更加精准。当时中央有关部门进行了经济普查，发现由于统计方面的疏漏，主要是第三产业，特别是中小第三产业，GDP少算了23000亿，相当于当时的两千一两百亿美元。这项工作在国内没有太大影响，但在全球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什么？因为中国济总量去年的重新计算使得全球经济大国的排名进行了重新洗牌，在此之前，我们的总量一直排在美、日、德、英、法之后，是第六位；在我们的经济总量调整后，特别是我们调整的数据得到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认证后，实际上，我们的经济总量去年比德国人仅仅少两百多亿美元。德国人是两万两千八百亿美元，我们是两万两千六百多亿美元。按美国人的说法，中国人的经济总量和德国人的经济总量只有统计数据上的差异。比如说，我们没有把从内地到香港的转口贸易算进去，如果把内地到香港的转口贸易也计算在内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和德国人的经济总量大致相当。所以，改革开放27年，现在我们已经实际上和德国人并列于美、日之后，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那么，中国的经济地位呢？我这里要用美国高盛公司的数据。美国高盛公司有一个很有名的高盛模型，根据这个高盛模型来计算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它的贸易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根据高盛模型的评价，2004年，中国对全球经济拉动的综合影响是20个百分点。就是说，全球经济增量的1/5是由中国人拉动的。所以，我们可以讲，今天你可以不喜欢中国人，可以不喜欢中国政府的政策，但是，没有哪一个理智的企业家、理智的政治家敢于不重视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影响的，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总量规模太大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太大了。

这一切都说明，改革开放27年，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剧变。这是一个事实。但我们也应看到，在高速经济增长的背后还有很多问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存在着很多难以长期持续的问题。我们的劳动生产效率很低。为了做“十一五”规划，改革开放后，我们对劳动生产率第一次进行了系统的国际比较，我给大家看两个数据。全社会的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率国际比较，美国是我们的46倍，日本是我们的41倍，法国是我们的36倍，德国是我们的32倍。或许在座诸位讲，这不好比吧，美国和我们有个第一产业啊，第一产业有50%的全社会的就业数量啊。当然，我们的产值要低一些了。好，那我们就进行同类项比较。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就是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经过系统分析之后发现，仍然水平非常之低：美国是我们的30倍，日本是我们的18倍，法国是我们的16倍，德国是我们的12倍，韩国还是我们的7倍。所以，在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中，我们相差的不是几十个百分点，不是几百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是上千个百分点。我们能源的耗费水平是非常高的。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每万元GDP耗费矿产资源，钢材超过5.6倍，铜4.8倍，铝4.9倍，锌4.4倍。所以，我们每万元GDP耗费的矿产资源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5―6倍。再就是污染问题，我们的环境污染情况不容乐观。下面给大家提供一个还没有完全公布的材料。根据2005年的综合考察，在我国340个大中小城市中，严重污染的91个，轻度污染的108个，良好程度的141个，轻度以上的污染率为59%，重度污染率为27%。我感觉北京应该至少是中重度的污染。我们的水体污染也相当严重。2003年，我们对全国7大江河水系、404个检测断面进行了全面分析，分析材料表明，我国的七大江河水系只有38.1%在理论上是可以喝的，38.1%之外在理论上都是不能喝的，但实际上大家都在喝。我们的工业危险物、生活垃圾的污染也相当严重。据去年第一季度的资料数据，我们工业废弃物每年1100多万，但处置率只有32%，城市垃圾比较规范的无害化处理只有20%，这个20%还不是符合国际规范的无害化处理。

 

那么，上述分析告诉我们什么呢？上述分析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有两重性特征的，我们不能只看到其中一方面。这个两重性特征，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增长是高速增长。从1981年到2003年，我国GDP年增率都超过9%，这种增长水平，就是1981年到2003年这种持续高速增长的水平时间，包括增长的峰值都已经超过了二战以后的水平，打破了二战“四小龙”的水平，打破了日本人的水平，这是事实。但同时，我们又是一个高投入、高耗费、高污染、低效率的增长，这也是事实。所以，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运行表现出非常复杂的特征，很难用一个单向性的分析来加以判断。如果给这个增长模式加以判断的话，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具有明显粗放式特征的高增长，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合理的。

下面，我想提出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会出现长期持续的这种具有粗放式特征的高增长呢？据我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一个特定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有两个突出特点。简单说，叫做资本积累加体制转轨，这里的资本积累讲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积累发展。建国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和积累是在一个东方的落后国家为基础的背景下开始的，当时我国现代工业发展条件极差，几乎为零。过去日本人侵华是有战略构思的，对西部、东南部掠夺得非常厉害，对东北留了一手，并不是为了保护东北老百姓，而是把东北作为对内陆进行深度侵略的基地，所以它留了一些重工业。最近看到一些材料，实际上这些东西基本上被苏联人都拿走了，没有什么像样的玩意了，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战利品。所以，我国在这种基本上工业基础为零的条件下搞工业化，搞现代工业，特别是搞现代国防。我通过长期研究发现，我们的工业化就长期存在这种特点，我把它叫做积累型发展。什么叫积累型发展呢？我们在这种条件下只能靠初级产品、靠劳动力的积累。那么，这种积累型发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我们采取的是赶超战略，就是由国家确定经济目标，由中央政府统筹资源配置，由中央计划体制来管理发展程序。这整个工业化的过程，从发展目标，从资源的配置到发展的程序都由中央的计划机构严密的控制。

但改革开放后，这种赶超发展的工业化的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一个就是开始采取市场比较优势，而不是赶超战略。第二个就是分灶吃饭。地方分灶吃饭之后，地区财政的独立性使地区发展的独立性开始显现出来。这样，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积累型发展就出现了路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我们从赶超战略、赶超模式转变为市场比较模式，第二个转变是由中央政府控制的积累型的发展转变为主要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工业化的积累型发展。这样，这种工业化积累型发展的三大比较优势就充分地表现出来：一是资源产品和初级产品的大规模；二是土地资源和廉价地租产生的经济效能；三是劳动力大量的低价供给。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这种比较优势的经济原则下，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工业化的这种积累型发展支撑了中国的高速增长，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同样如此。这是一个历史贡献，所以我们就会由此来解释为什么在计划体制下，中国的工业化速度比较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突然出现了一个27年的持续高增长，它基本的秘密就在这个地方。但是，尽管它是历史贡献，但长期这样搞我觉得又会显示出来一个尖锐的发展矛盾。什么矛盾呢？就是这三种比较优势支撑的高速增长现在出现了一个和国家资源环境总量供给之间的矛盾。现在这个矛盾非常尖锐、非常突出。

首先，我们的土地资源大量耗费。给大家看一个资料，1996年至2003年，我国的耕地从19亿亩多减少到18亿亩多，平均减少将近1500万亩，七年减少了1亿亩。中国土地荒漠化的扩展也相当严重。五十年代，每年不过才1500多平方公里，但是到2010就扩展到2800平方公里，到2010年沙化土地将达到4200万亩，2020年又将近一亿亩。沙漠化是在土地的外围，而城市化也来挤占耕地。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另外，我们还面临着水风险和水危机，水资源紧缺和用水效率低下同时并存。我国每年缺水300―400亿m³，18亿亩地，每年农田受旱5―6亿亩，1/3受旱，是个常态。全国669个城市中有400个供水不足，110个严重缺水。现在，还出现了我们国家的环境容量和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大家知道，环境是有自净能力的，但就光二氧化硫这个指标，就超出了我国大气环境自净能力的67%；就仅眼睛能看得见的河流的污染超出了我国江河水流自净能力的88%。矿产资源也是一样。我们算了一下，这种大量耗费矿产到2020年，能保证经济正常需求的大概还剩六种。那个时候，要保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必须靠大量外汇购买。什么叫战略机遇期啊？可能诸位有这种一般的理解，就是说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现在的低成本增长的没有多长时间了。那么，中国长期粗放式的发展还碰到了什么呢？全球资源总量的刚性约束。我给大家算一笔帐。中国目前人均消费不到美国的1/11，钢、铜、铝人均消费分别是美国的1/14，1/7和1/8。那么，中国未来的15至20年，人口会增长到多少呢？人口增长是有极限的。现在判断，中国未来15至20年左右的峰值是15亿人，到了15亿人以后会在这个15亿人的峰值上稳定下来，之后再通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可能会出现缓缓的下降。未来20年，按15亿人计算，这15亿人的经济耗费按美国人现在的消费水平计算，中国的年消费将是175亿吨标准煤，47亿吨石油，62亿吨钢，1650万吨铜，3000万吨铝，全球能源总量仅够中国消费66年，石油的储量仅够中国消费30年。所以，我们为这种粗放式特征的增长所做的任何辩护都不可能超越这个资源刚性约束的门槛。

所以，结论就是我们长期依赖这三个比较优势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要持续地发展、和谐地发展，还要回到科学发展观上来。这里讲一下我的认识，就是讲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千万不要把科学发展观理论化。过分理论化，好象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发展的理念，对发展的认识有什么什么提高，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有很多很好的传统，就是实事求是。现在我们的发展碰到了问题，27年前我们是靠这个方式搞起来的，但是能不能再搞一个27年？再搞两个27年？现在看来可能不行了，特别是我前面讲的问题，如果再搞下去的话，很危险。一旦中国的资源不可能持续，环境的总量不可持续，中国的经济要出大问题。所以，我们讲科学发展观，讲可持续发展并不是是一种逻辑的推理，是我们要用新的理念来面对这一大堆问题。社会要和谐，要发展，要持续和谐，要持续发展，要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发展的路怎么走。

我觉得六中全会特别强调在和谐发展中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加快转变增长方式。在加快转变增长方式上，中央政府包括“十一五”规划，做了一件很重要的方向性的事情，就是调整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标体系。“十一五”规划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文章，就是对长期支持、刺激、激励中国经济增长的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这套指标体系已经开始进行改造。在我国，GDP不但是经济增长的指标导向体系，还是政府政绩的指标体系。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发展过程，从中央评价省市经济水平，省市评价地市县，到干部之间的比较，最核心的东西就是GDP。GDP搞不好，其它都免谈。所以，GDP这个东西刺激各级政府搞经济发展，搞经济建设，是个最厉害经济杠杆，它和很多人的乌纱帽都有关系。GDP是功不可没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并不是这个GDP的核算体系出了什么问题，GDP本身没有问题。凯恩斯在上个世纪的时候讲，GDP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GDP的功能是什么？GDP的功能实际上是对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对投入和购买活动进行货币价值的计算。在GDP这个测度体系、这个指标体系中有很多测定不很准的领域，不是GDP的功能。这里有三个东西是我们长期没有搞清楚的：第一，GDP和经济的投入产出活动的效率没有关系，或者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不能评价投入产出活动的经济效率。第二，GDP对产品和劳务的最终使用价值，或者说，这个产品和劳务的有用性没有直接关系。第三，GDP对经济增长的成本不进行计算。所以，这就使得GDP有两重性，一方面刺激各级政府，刺激作用最大的就是GDP，这是激励作用。但同时，由于它有三个测不准的领域，即经济效率测不准，使用价值测不准，成本的耗费测不准，所以，使我们的高增长长期以来是一种廉价资源、廉价环境的高增长。

我们在搞宏观经济的时候，很多人包括一般的老百姓问，我们的经济增长有水分没有？不能说完全没有水分，水分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恶意的水分。什么叫恶意的水分呢？就是瞒报，现在看来是违法的，在统计上做文章，搞政绩工程，搞政绩统计。那么，把这个恶意的水分去掉之外，我们的经济还存在着经济性的水分，就是按照GDP的指标体系计算环境成本、资源成本特别便宜。“十一五”时期我们开始做的工作，就是建立更加和谐的经济核算体系。“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双重性的发展指标，这个指标很厉害：一方面提出了年均增长指标，同时明确地提出了GDP增长指标，GDP能源耗费降低20%，主要污染排放总量降低10%的指标。大家注意，在“十一五”规划中，用非常明确的语言规定，增长指标是指导性指标，降耗降污指标是约束性指标。这是从中央政府开始，用这种约束指标，不是绿色指标，我们现在追求的不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化和环境成本的最小化，而是经济增长指标和绿色混淆指标的重合度的最大化。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浅绿色的发展指标。这是中国第一个浅绿色的发展指标。

第二个就是城乡协调发展。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基本趋势的判断是：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远远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社会消费增长的平均水平；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明显趋向扩大的。这两个结论我们都有经济分析数据。这是第一点。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在局部发达地区有所改进，比如在东南发达地区有所改进，但是从总体看，没有发生重大改变，甚至有所扩大。第三，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滞后已经出现了可能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出现城乡断裂的风险。为什么讲得这么严重？我先想讲一个外国人的评价。五年前的瑞典驻华大使是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学家，一直在研究中国，卸任后发表了自己对中国的研究成果。他经过反复考察发现，中国的城市，像北京、上海、很多省会等城市的繁荣程度和欧洲的很多城市的繁荣程度没有根本性的区别，而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教育指标、收入指标却和非洲的情况大致差不多，甚至很多指标比非洲的情况还好不了多少。但他认为，中国和非洲不一样，中国的很多农民虽然很穷但是靠勤劳致富，主要靠自己，而非洲人主要靠国际援助。所以，他提出，中国的经济模式是欧洲模式和非洲模式的混合。当时看到这个东西，中国的学术界很震惊，对此结论，我们很难接受。可是，冷静地想一想，一点道理都没有吗？不能这样讲。

 

最近五年，我国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农村农民的收入水平没有多少变化，农村的现代化水平的变化也不是很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市场的情况没有多少变化。但大家发现没有？我们城市的现代化时间表都在大大提前。我真的不是很理解，我们讲的现代化是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化。大城市的现代化都实现了，有意义吗？没有带动农村啊！至少在宏观上完全没有带动，这就是二元经济。大家想想，这样下去很危险。就是说，我国人群的主体不在城市，如果城市是我们人群的主体，这个时间表提前可能是个好事，但中国人群的主体在农村，农村的人口占的数字比现在统计上要多，不是什么只有三分之二，我觉得至少有四分之三、五分之四。到城市来的很多民工是一种边缘化的城市居民，他们没融入北京社会的主流，还要回去的。这么算起来，这么大的一个群体，离现代化这么远，很多地方温饱还没有解决。我们的大城市纷纷把现代化的时间表提前，这不是开玩笑吗？所以，城乡的断裂造成两大人群之间生产水平、经济水平、收入水平、文化水平完全出现不同轨道的发展，那么，我们的现代化真的能搞下去吗？所以，城乡的和谐发展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头等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背景。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村文明，从容整洁，管理民主，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质是什么？是中国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我认为有三大历史课题，这三大历史课题不是只有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在做。中国进入近代发展以来，农村经济发展三大历史课题，这些课题我们大家都在做。第一就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土地所有制、土地产权；第二个层次是有了土地产权后，还有一个有效率的土地使用形式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农民的民生问题。民生问题首先是农民生活的温饱，解决数亿农民的温饱可不是一件小事情。第三个问题就是解决温饱之后，怎么解决农民货币收入的持续增长。第一代领导人在这三大课题中解决最好的是农村的土地问题，特别是农村土地问题的所有制，用革命战争的办法打破了封建主义的所有制，完成了孙中山老先生最初提出的平均地权。这是毛泽东老人家留给我们的遗产。如果土地所有制的革命很不彻底，现在土地还都是私有化的，那我们今天搞建设的成本这么低可能吗？邓小平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小平的贡献，第一是解决了有了土地之后的一种有效率的土地使用形式?D?D土地承包。其次，在土地家庭联产承包条件下，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今天搞新农村建设，从历史任务的区分上，我们现在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持续提高农民的货币收入，使农民进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经济关系、经济体系之中。把这事做好了，才能把城市的现代化和农村的现代化衔接起来。

可持续发展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区域之间怎么发展。大家知道，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是历史造成的，自然禀赋造成的，东西部地区的历史条件、人文条件、社会发展条件甚至文化条件都不一样。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采取什么办法呢？采取宏观一刀切，微观齐步走，穷的地方政府给钱把你拉平。但改革开放之后，小平同志采取了区域先导性发展，就是有条件的地区先搞起来，把特区搞起来，把沿海地区搞起来，把各类开发区搞起来，包括北京也是这样，有条件的先搞。这样大概搞了十多年之后，我们发现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地区之间出现了发展的极大不平衡，而且出现了发展的裂度。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从先导性的发展到地区协调性的发展战略，这就是西部大开发、老东北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的背景，就是由中央通过财政补偿、转移支付，使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这大约搞了十年左右，又发现一个新问题，就是东中西部所有的自治区，包括北京在内，大家都在互相模仿，中部模仿中部地区的发展模式，西部地区模仿中部地区，出现了区域产业经济结构的发展大致相同。2005年，我国东中西部38个省市自治区，产业结构的相同度为87.6％，其中汽车、电子、化工、能源、建材、高科技园区这个产业的相同度接近98％。什么意思？就是说不管是海南，还是西藏、广东、黑龙江，还是中部的河北、河南，大家都搞汽车、搞电子，都搞化工、搞能源、搞建材、搞科研，这个选择的相同度接近98％，出现了国土全方位、同梯度、同力度的开发。这就带来问题了。什么问题呢？

大家知道，中国是西北高、东南低、最后入海的96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有一个环境生态的分布，特别是我们国家的两大文明河流黄河、长江，是从西北向中部、东南部，最后入海的，它们的基本生态环境条件是不同的。有些地方不适合搞这种深度开发，但大家都在搞，在模仿，产业的高相同度就使我国整体的生态环境受到了进一步的深度性破坏，特别是黄河长江的上游，你要开发，我也要开发。广东人搞汽车就不允许我们西北地区搞汽车吗？你搞加农业我也搞，你搞加工业我也搞，就使本来这种不该进行、不具备深度开发条件的区域的整体环境受到破坏。所以，“十一五”规划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战略，叫区域总体战略，六中全会决议中专门讲了地区经济发展要坚持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这个总体战略就是说，要把我国9600万平方公里划分为四大主体功能区，第一块是优化开发区，优化开发区主要是经济增长重点转变的、科技开发的重点，精细化加工的地区。第二块是重点开发区。重点开发区是资源环境承载力比较强的地区。第三就是限制开发区。这一块的开发是受到限制的，主体功能是涵养生态环境，而不是经济开发。比如说两河的上游。第四块就是禁止开发区。这是国家法定的自然保护区，有人把它叫做无人区。这是一个很高明、很有深意的战略，但我个人认为制定的稍微晚了点儿。为什么？因为你把他划为限制开发区了，但他正在那里大规模的重点开发怎么办？你把他划为禁止开发区，但他在那里大规模的优化开发、重点开发你怎么办？不过这也是亡羊补牢。中央是有战略远见的。那么，这个主体功能区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要落实主体功能区模式，最大的难题是生态补偿机制。

大家可能注意到，“十一五”时期开始，生态补偿的问题开始慢慢地摆到桌面上来了。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按照中央的配置都在什么地区呢？在长江黄河两河的中下游。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在什么地方呢？在两河上游，甚至在源头。问题在于，两河的中下游、沿海地区是发展水平最高、发展收益拿得最多的地区，而两河的上游呢？要涵养生态功能就要付出成本，本来发展水平就低，谁给我补偿成本呢？让我自己补偿，那不是差距更拉大了吗？所以，“十一五”时期必须认真研究生态补偿机制，这个生态补偿包括法律性的补偿，水权怎么搞。从水开始，无偿低价用水的时代我觉得早就该过去了。我们的自然资源怎么搞？北京风沙的两个源头已经清楚了，一个来自外蒙，我们没办法，需要国家去搞，还有一个来自内蒙，那个源头环境的治理也应该是北京良性的发展程序里面的。如果我们不管这一块的话，北京的整个大气的生态环境想得到根本性的改良，不可能。四川的同志提出如果按照南水北调工程这样搞，我们缺水20％。20％是什么呢？是老百姓的农业用水、生活用水。如果这样低价的补偿我很难承担，因此需要大家坐下来谈怎么补偿。我们讲的是规范性的补偿、合作性的补偿、归置性的补偿，这个生态补偿机制将成为“十一五”时期搞好地区经济协调的一个大课题。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怎么理解

十五届六中全会决议有一段话，我看了之后非常感慨。这段话是：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这句话中讲了三个社会公平正义。不知道诸位曾经注意到没有？公平正义这个概念，在我们共产党正式的文献中是很少出现的。大家知道，最早的共产党典籍是什么？《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怎么搞起来的？马克思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写的一个纲领，那个共产主义者同盟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历史的前身。共产主义同盟的前身是什么？是正义者同盟。我们共产党是这个社会正义的化身，还用讲什么正义呢？现在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公平正义我们还没完全达到，我们还有很多缺陷。所以，这段话中讲了三个公平正义而且讲到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没有社会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那进一步思考一下，社会的公平正义是讲什么问题呢？

根据我理解，它讲的是社会秩序、发展秩序。就是说，我们国家总体是和谐的，但也存在着社会和谐方面的问题。有群体事件，对吧？有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大量的不稳定因素。这些矛盾说到底是什么呢？是在中国持续高速增长中，社会秩序方面出现了一些公平正义缺失的现象，这种由社会秩序方面所产生的公平正义缺失现象是一切社会不和谐之源。腐败不可怕，群体事件不可怕，人民内部矛盾不可怕，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可怕的是这种社会秩序方面的社会正义的缺失长期存在。社会公平、社会秩序方面公平正义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社会阶层贫富差别的扩大；二是强势集团优先占位和弱势集团失助；三是黑色市场和商业暴力的相当盛行；四是官商合流和权力腐败寻租；五是高额垄断收入和垄断利润方面的问题。

为什么我国现在会出现这些问题，特别是贫富差别的问题？按照每年从政府领取720补助金的人口计算，城市有4千万人，农村不稳定脱贫的还有3―4千万，总计占我们13亿人的6％―7％左右。我们13亿人经过改革开放27年，还剩下七、八千万贫困者，这应该说是个很了不起的成绩。为什么呢？大家回想一下，小平同志在最初上台执政的时候，就是80年代初期，他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一个评价，说农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据我的估计有60％，城镇有30％。所以，小平的改革就从这儿开始，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温饱问题。到现在还有6个百分点，很了不起吧！但是也看到，我们现在贫困的标准很低，世界银行就不这样计算了。世界银行有两个标准计算贫困：一个叫做绝对贫困，是每天收入1美元，按照这个计算中国绝对贫困人口还有2亿人；世界银行还有一个相对贫困标准是每天收入两美元，世界银行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还有4亿人。我们中央政府统计的人数是对的，还是世界银行目前统计得是对的呢？关键看用什么标准。我们用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是有道理的，世界银行用的是国际通行的标准，也有它的道理和准则。但应该明白，我们现在的贫困标准是一个很低的门槛。

所以，世界银行前行长有一段很重要的话，是对中国问题的评价，这段话曾经中央高层的关注，他说中国在未来十到十五年之内面临的最大挑战基本上是社会正义，中国有四亿人靠每天不足两美元生活，这就是他的分析模型。尽管贫困在努力改善，但问题是从社会贫困阶梯的最基层向上爬的人并没有爬多高。现在社会公众的满意程度如何呢？2005年，中央党校委托零点调查公司的一个抽样调查告诉我们的很多信息不容乐观：城市居民中对生活现状不满意者为45％，非常不满意者近10％，还有一部分倾向于用激烈手段表达不满意。这个数值可能不很准确，但下面的一个情况值得关注，就是这个调查的追踪调查告诉我们，这三项数值比例都在不断地增长。另外一项中国居民的生活满意程度调查显示，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程度高于城镇居民。为什么中国在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会出现社会秩序和发展秩序方面公平正义缺失的问题呢？这跟我们国家的体制转轨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过去没有重视的问题是，在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特征。是什么呢？就是社会经济生活有多种体制规则共生共存。那么，主流规则是什么呢？主流规则还是市场竞争规则和政府调控规则，没有它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社会的基本发展。

在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还有其它规则在同时发生作用。比如说强势集团优先规则，这个强势集团可能是经济强势集团，可能是权力强势集团，可能是政府强势集团，可能是黑社会强势集团。还有行政权利带来的控制规则，行政权利对资源的配置在很大程度上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的很多东西没有放，也不能马上放，我们政府抓着很多大项目。有人说，不对吧？农村市场经济，我们这儿所有的商品中，只有几种商品由政府定价，其余90％都是市场定价。这话也对，但也很含糊。为什么？诸位想想，政府定价的是什么东西？政府控制定价的是什么东西？油、气、水、能源，对吧？是战略工业资源。市场定价的是什么？电视机、酱油、醋、服装，对吧？政府掌握的控制定价的产品只有几个百分点和那个市场定价的百分之九十几，石油和酱油是一个等量级吗？不是的。所以，行政权利的控制规则还是起着作用的。还有垄断规则。我们不是把全部的产业全部放开的，有一些政府需要控制的产业我们是不放开、逐步放的，应该放的也不是马上都放。所以，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就会出现一种特殊现象：既有主流规则，中央政府法制控制的规则、市场竞争的规则，但同时还有强势集团优先规则，还有行政权利的控制规则，还有垄断规则，是一种混合性的体制规则在发挥作用。

这样，在转轨时期我们就会发现，存在制度性的长期矛盾。比如改革开放和法制完备的差率。为什么？我国是改革在前面走，先改革放开，之后把行为规则搞得比较规范，之后再用法律来规范行为规则。不可能说，开放的时候把可能碰到的问题通通设计一个法律方案，完了我们再开放。如果这样的话，那到现在为止，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步都迈不出去。正因为改革开放和法律的完备有一个“半步效应”，就是说法律的完备总是在改革开放后面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商业暴力的起源，黑色市场的起源，就是这样。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现在很多商业暴力来自房地产业，为什么呢？完全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可以回想，计划经济条件下，哪个人私人敢染指房地产？没有人敢。但是搞市场经济我们放开了房地产的土地、房地产的开发，放开了金融。但放开之后怎么管呢？土地放开怎么进行规范交易？说老实话，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真正弄懂房地产的金融怎么做呢？这时候，胆子最大的人、最敢进去的人就狠狠地捞了一把，很多行业都是这样。又比如，我们现在是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双向调节，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大家知道，只要你按要素分配，劳资之间就不可能是平等的，就不可能是均势的。为什么呢？在一个企业中，劳动和资本之间不可能是平等的，都是资本雇佣，而没有劳动雇佣资本的，那个雇佣关系就起作用了。在一个企业中，劳动和资本怎么可能平等呢？你说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平等，不可能，按资分配的数额肯定大于按劳分配的。所以，按资分配这个资本财富的增长速度就特别快，按劳分配的速度不可能特别快，而且你要服从于、受制于按资分配。那么，就需要政府在两者之间进行法制的、制度性的制约、调节。还有就是改革收益和改革成本的问题，我把他叫做非均衡配置，就是在改革过程中总是有一些人最多的得到改革收益，总是有一些人比较多地付出改革成本，很难避免。我们的农民群体就是这样，得到的改革收益最少，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大，这时候就需要由政府通过社会保障等来进行补偿。

那么，政府的治理对于解决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第一政府要提供一种产品，提供一种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和环境秩序。很多年前我提出秩序政府的观点，现在我也坚持这个观点，就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高明的政府是一个秩序政府。我讲的秩序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是提供一种公平竞争、公平分配、公平配置资源的这种，而不是什么就地办公，它的主体不是干这个事情的。所以，在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过程中，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提供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和环境秩序。前面讲过了，改革开放和法制完备之间总有差率，改革开放和法制完备同步进行这种理想模式不可能，总是法律要慢一点，法律的完备要慢一些。但是，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个差率缩小，完善民主法制，健全民主法制，完善法律制度。

关于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的双向调节，我觉得政府需要依法调节劳资关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那么，政府需要提供公共产品，需要提供公共服务，这是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市场体制下，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由政府提供一种特殊的产品，由这种产品来弥补市场发展、市场机制无法弥补的公平的缺失。当前，我们国家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我们现在的养老金缺口，根据劳动社会保障部计算，还缺2.5万亿。现在，医疗保险被社会上热吵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根据社会保障部的计算，我国60％以上的医疗费来自个人。城镇有44％以上没有任何制度性的医疗保障，农村高达80％，大多数人一年的收入难以支付一次性的住院费。在中国陷入赤贫者中，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同疾病治疗有关。现在城镇的低保水平很低，720块钱的救济相当于国际贫困水准八分之一。城镇的低保水平是和政府的财政水平对称的，过去在财政支出很小的情况下不可能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基本保障，所以保障比较低，但现在国家财政发展积累的速度很快，今年上半年就是2100多亿。据我计算，今年全年中央财政最少4200亿。这么大一个中央财政，是不是我们的低保水准低了点？我们国家长期的经济模式是高增长、低保障，社会保障这个东西是要付出资源的，它对短期增长是一种成本，但对长期增长怎么样？是一种内生要素，因为社会保障提供的是一种安全，社会安全是社会的基本稳定。如果长期搞高增长、低保障，首先使中等收入阶层的个人保障成本大规模增加。为什么现在我们储蓄这么高？将近五万多亿的储蓄中，相当一部分是个人、家庭用自己的储蓄来抵补政府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保障，这个储蓄是一种保障性的储蓄。同时，还会对低收入者的贫困风险有影响。所以，就导致了这两部分人缺乏安全发展和稳定发展的基本环境。这可能是影响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性问题。

那怎么办？建立和谐社会就要把工作做实，第一需要政府管理政策的改进。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像一列火车，在不断地提速，但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车厢之间发生了晃动，路轨也不很稳定，说明动力机制比较强大，稳定机制很不对称。这就需要政府政策的改进，要在社会保障方面做一些比较大的文章，中央现在已经开始在做，一个是分层次、分阶段地推进医疗养老保险。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已经发展了27年，积累了这么多社会财富，能不能把全民保障体系包括城镇和农村，现在就搞起来？社会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不行，没有钱，光养老城镇要缺两万多个亿。另外一种观点是必须搞，而且是全民低保，不搞会对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有重大的影响。我倾向于后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我们的财政基础、社会发展的基础可以开始搞全民低保了。那么，怎么研究全民低保，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理念和思路：把这个问题看成是一个软任务呢，还是一个像三峡、青藏铁路那样的硬战略任务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发展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这个时候如果不能把这两部分人的安全感，就是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这两部分社会人群的基本安全发展和稳定发展的基础奠实的话，很多问题就会越来越复杂。要拿出这部分钱来怎么样呢？政府用于经济建设、用于项目的资源就会相对的减少，这就涉及到我们政府的主体职能究竟是什么？

这一届中央领导已经明确提出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方向，从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现在离真正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都差得很远，甚至还没有破题。为什么敢这样讲？这是因为，建立公共服务性政府是要拿出手段来的，这个手段是什么？来自政府的资源配置的结构，包括财政资源的配置结构、项目资源的配置结构、外汇资源的配置结构，如果没有公共服务的基本的物质基础、财政基础、金融基础，公共服务就是一句空话。我们现在公共服务这么短缺，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就业补贴、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根本原因是政府掌握的资源总量主要用于搞建设。

所以，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首先就要从政府掌握的资源总量的结构上进行重新配置。首先有公共财政才有公共服务，而我们的公共财政现在从中央到地方还基本上是一个方案。但是，既然下定决心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那就需要政府的基本治理方式要从经济建设为主，转变为以提供社会公共产品为主，政府的公共经济治理从以政府经济项目为主转变为投入公共服务为主。我经常讲到一个例子，北京协和医院的名气大家都知道，医学界公认的，协和医院的死亡率最高，医疗水平也最高。我们很多其他地区的老百姓，当亲人朋友碰到疑难病症最后不行的时候，希望有协和医院的专家给定定命，说不行了就认了，说行就千方百计再治疗。有一个时期，协和医院看病的人特别多，挂号的人特别多。于是，在协和医院的门口就衍生了很多项目：租被子，租行军床，租军大衣，特别是号贩子猖獗。在三四年以前，当时专家号是五十块钱，在黑市卖到五百块钱，北京市公安局就坚决打击号贩子。我是公安大学客座教授，在公安大学给公安系统的厅局长们讲课时，我建议北京市公安局对协和医院的号贩子不但不能打击，还应该保护，全场大哗。这个教授专家怎么这样讲？我说一个号五十块钱卖五百块钱当然是投机行为，是很恶劣的行为，但是你想想后果，因为很多外地来的同志的亲人是命悬一线，他最后的希望是到协和医院来，如果协和医院的医生说确实是绝症，他也就认了，如果认为还能努力，而且最后的努力能救了他亲人的一命，这500块钱算什么呢？救人行为，绝对不能打击，要保护。大家注意，我这是反话正说，翻过来讲，这么多人来，全国就这么一个协和医院，这个板子应该打谁啊？当然我不好说打政府，但至少应该打政府的某个部门吧。我们这么大一个财政，这么大一个积累，就这么一个协和医院啊！我这讲这个案例就说明，政府掌握的资源总量中，用于公共事业的投入太少了。为什么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那么多年搞不起来？我完全了解政府的苦心，中央政府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但是在这个帐户中拿到的钱就这么多。

所以，现在我们研究和谐社会最后是要政府来承担历史课题的，为了使社会做到基本的稳定发展、安全发展，政府要做很重要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提供一个老百姓满意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这样的话，政府的治理方式就必须转变，从直接从事市场交易活动、资源配置活动，转到公共事业的投入。当然，这是一项重大深刻的制度创新，没有这个制度创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终是难以实现的。

最后我要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社会经济发展纲领，与这个纲领的重要意义相配套的只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　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决的是整个社会的效率机制、动力机制的问题，还不能完全解决整个社会持续发展的问题，再加上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我们现在还刚刚在破题，还有大量的问题需要研究。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东西做好，那么我觉得中国未来的长期、稳定、持续的发展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08/0511/4946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