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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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也很荣幸，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共同探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一个话题。主要探讨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和谐，第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第四是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什么是和谐

和谐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和谐显然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其中和是基本的概念。有专家考证，甲骨文里头就有“和”字，“和”的思想源远流长。那什么叫“和”？战国时期有一部典籍叫《国语》，给“和”下了一个最初的定义，“以他平他谓之和”。他和他下棋，下成了平局叫什么？叫平棋，这就叫“以他平他谓之和”。所以强调的是矛盾的双方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形成的一种势均力敌的均衡的状态，这叫“和”。

“谐”也是和的意思。《春秋左传》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跟音乐一样的和谐，没有不谐的地方，和谐由此产生。到东汉的时候，著名的文字学家徐慎写了一部著作叫《说文解字》。其实就是字典了，他给“和”下了一个更为简明扼要的定义，“和”相应也。相应，相适应，相照应，相对应，相配合。所以根据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和”的理解，所谓的和谐就是构成事物的不同要素或者说是矛盾的双方，在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中，相互适应，相互配合，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形成的一种相辅相成的均衡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和谐对立的面是无序，是冲突，是分裂。由此我们还可以引申出一层意思，实现矛盾双方相互妥协的一种和平的调节行为。调和，媾和，讲和，和约，和谈，都是这个意思，这是和谐的内涵。

那么我们要理解和谐，理解和谐社会，首先要树立四个基本概念。这涉及到我们怎样看待社会，涉及到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什么样的眼光眼界，来看待和谐社会的问题。

第一个概念是多元。和谐是建立在事物的多样性的基础之上，所以讲和谐必须尊重事物的多样性。

第二个概念是差异，讲和谐不是否认差异，而是实现有差别的统一。所以孔老夫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求同存异就叫和谐。

第三个概念是矛盾，讲和谐不是否认矛盾。我们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社会上确实有一种议论，说现在社会矛盾这么多这么突出，你谈什么和谐啊？那个意思是说，社会上有矛盾你就不要谈和谐，你谈和谐就是掩盖矛盾，否定矛盾不利于解决矛盾。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学马列，学哲学，学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究的是什么？矛盾的普遍性，在矛盾中否认不了。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说法？这就是因为过去这个理论教育使人们树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你谈和谐，谈和谐那叫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改良主义，要加以批判，加以抵制，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斗争的哲学对不对？我说也没有错。不仅共产党人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只要哲学承认矛盾，必然也是斗争的哲学。因为矛盾存在的一个常态的现象就是斗争性。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否定的一种倾向，就叫斗争性。

为什么后来这个指导思想出现这个失误了，排斥调和，排斥改良呢？就是因为我们把哲学意义上的斗争跟社会生活中的斗争混为一谈了，又把社会生活中的斗争和阶级斗争混为一谈了，又把阶级斗争归结为你死我活的一种极端的行为。所以大家看，思想越走越窄，最后钻进了牛角尖。那今天我们从矛盾的这个角度来看，矛盾确实有斗争性，但是这个斗争极可以呈现出激烈的行为，也可以呈现出和平的状态。说斗争你不要望文生义，认为所有的斗争必然是一种激烈的行为，不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学术争鸣，其实从广义上都是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呢，并没有伤害对方，如果这种斗争运动得当，会推动社会的发展，认识水平就提高了。

所以，今天我们讲和谐，也不是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排斥极端的方式，解决矛盾。你外敌入侵了，陈水扁独立了，我们的武装力量能坐视不管吗？这些我们不说，社会上的刑事案件、刑事犯罪行为，党内严重的消极腐败现象，对此还是要讲究严厉的打击，你不打击就不可能维护社会的稳定，维护社会的和谐。但是我们说，大量的社会矛盾，还是要通过和平的方式去解决。当然，你运用哪种手段去解决矛盾，并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矛盾的性质、矛盾的环境以及矛盾双方力量的对比等因素，但不论用什么样的办法去解决矛盾，追求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均衡。

第四个概念就是均衡。这是一种眼界，就是我们看待事物、看待社会、看待和谐社会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我说应该以这四个概念来考察我们的现实。运用这样的眼光，来观察我们的改革开放，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然会得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结论。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这个社会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性的？显然是多样性的，或者是日益向着多样性的方向发展的。因为最主要的一个多样性就是经济成份的多样性，过去是生产资料单一的公有制，现在呢，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这不叫多吗？经济成份多样了，那当然人们的就业方式、生活的来源、身份也呈现出多样性了。这种现象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价值观念也是多样性的。

我们要承认和尊重这样一个现实，正是多样性导致了社会差异的扩大。当然这个社会普通存在的差异，人与人不一样。什么不一样？长相不一样，穿着打扮不一样，所以青年男女谈恋爱，搞对象，先看看长相如何，般不般配。般配叫和谐，不般配恐怕就不叫和谐了。但是除了长相，还看许多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恐怕还是收入吧。大家都说钱是身外之物，可是身上没钱什么事也干不成。所以，现在这个差异是什么差异，主要是收入上的差异。全社会的关注点、目光恐怕都聚焦在收入分配的领域了。于是有了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差距拉大、两极分化等说法，说明了什么？都是说收入的差距。

学术界有许多的观点是不同的。老百姓没有一个因为拥护这个观点、反对那个观点，上政府门前静坐去，上访去。没有，关心的都是差距。所以你看北京这个高速公路系统设计就有点问题了，你进入高速公路入口的时候，拿一张票，等你出来的时候就费劲了。出来费什么劲？横杆横上，红灯亮了。不让你过，干什么？你得先掏钱，买路钱吗？掏钱了，乐了，绿灯亮了，杆也起来了。而且那个计算机还发出一种清脆悦耳的声音，你好，五元，你好，十元。时间长了我才弄明白，那不是给咱们司机和乘客问好的，那是给这个五元十元问好的。

我们这些年差距是不是拉大了？实事求是的讲，是拉大了。就拿这个区域性的差距来讲，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52走向正规了，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那个时候内地和沿海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的差距是1：1.43。换句话说，沿海比内地高43%。后来我们实行了均衡发展战略，但很遗憾，差距还是扩大了。到1978年的时候，从1：1.43扩大为1：1.6，扩大的幅度并不大。那么从1978年到2004年，这个时候不叫内地和沿海了，而叫西部、中部和东部，西部和东部在人均GDP上的差距是1：2.6，中部和东部是1：2.06。相对于解放之初，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初，差距都有所扩大。那么横向比较一下中国，除了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我们国家总体区域的差距，大体上是5倍，国际上的平均水平一般来说在2.5倍。发达国家当然低于2.5。发展中国家比较高，像印度是3.3倍。横向比较，我们的差距也显得过大。

在我国城乡之间居民收入的对比，1985年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1.86：1，郊区的农民挣了一块钱，北京市市民挣了一块八毛六，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到了2004年，这个差距扩大为3.2：1。而且这个数字啊，仅仅是统计资料显示出来的结果，有些因素你是统计不了。假如一个城里人和一个农村居民，俩人都是穷人，两个家庭都是一样的穷，叮当三响，就一辆破自行车，那也能看出差距来。城市的这个居民骑着这辆自行车去办事去了，跑的可能是宽阔的柏油马路。农村的居民，跑在泥泞的乡间小道上，能一样吗？就是你把这个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事业，包括交通那些便利、福利都考察在内，实际的差距恐怕还要大。

 

现代化的要求是多少呢？门槛是1：1.5或者是1.5：1，我们到2020年争取达到这个目标。但是现在就给我们剩下十三年的时间了，我个人认为不再扩大应该是不错了。就是说要扭转这个差距，我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还有，中央的媒体已经披露了，像垄断行业的收入。一般是我们党政机关收入的三到六倍。所以现在大家把眼光又投向了一个新的领域，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问题。这叫什么，这不叫差别吗？扩不扩大呢？扩大了。正是因为差别扩大，你看矛盾就突出了，上访的、告状的、刑事案件。那么这些矛盾都是哪些来的呢？都跟这个差距有关。

我刚才说了,没有一个人因为学术观念不同去上访告状的。差距是现实的，尤其是收入的差距。所以一段时期以来，刑事案件、群体性的事件呈现高发态势，或者叫居高不下。这个矛盾很现实地摆在我们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面前，形象地说，摆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门前。啥叫摆在门前？哪一级人民政府面前不坐着一些人民呢？这不就叫摆在门前吗？最发达的省政府的门前，天天都有那么一伙人，打着旗在那里静坐。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正常的心态，随着现代化的加速，这些现象以后恐怕是一个常态的现象，大家要有一个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是问题在于你必须得解决这些问题，经常不断地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怎么解决？当年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到美国访问，罗斯福总统会见了她。在会谈中，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的工人闹罢工，你们政府如何应对？如何解决？宋美龄跟蒋介石那么长时候，已经学会了，不回答这个问题，做了一个手势，小指头一翘在脖子上划了一刀，就是这么解决吧。这叫解决矛盾的极端的方法，蒋介石也就这两下子，最后上台湾去了。作为共产党人，要避免这种矛盾的升级，避免使用这种极端的方式。万一到了那个地步，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解决了，那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和成本。所以前提就是，不要使矛盾冲突升级，不要让它爆发。

那怎么做到这一点呢？作为执政党，作为我们各级政府，作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就应该及时发现矛盾，及时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的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力争把矛盾消解在萌芽状态，消解在基层，防止它升级。所以千万不能固步自封，掩盖矛盾，文过饰非，粉饰太平，那么不断化解矛盾的那些工作就是一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通过构建，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共同进步，实现人与人之间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平相处，这就叫均衡。

现在，我们党中央已经发现了社会生活中有许多不均衡的现象。比如我们刚才就提到了两个，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其实还有经济与社会之间。党中央说了，叫经济一条腿长，社会一条腿短。当年邓小平同志说，一手硬一手软。这个一手硬一手软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现在矛盾又过渡到这个腿上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你把这两个现象联系起来，那叫什么？那叫片面，那叫激情，这不是不平衡啊？还有人与自然的矛盾，现在也高度紧张。最后，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也经常产生冲突。正是因为如此，党中央才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把科学发展观落到了实处，那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所以这五个统筹就是实现均衡的基本要求，当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我们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全党全国人民确实积极地纷纷行动。所以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小区办、居委会都在干什么呢？都在那里忙着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区了。我们的机关恐怕也没闲着，构建和谐单位。你再问问天文学家，最近在忙什么呢？天文学家说了，最近忙着构建和谐太阳系。太阳系九大行星有一颗不够标准，不够和谐，经研究决定开除了，剩八大行星，最后和谐了。你说我把这茶杯举起来，这谈不上什么和谐，孤零零一个茶杯，它和谐不和谐，它跟谁和谐，没有发生关系，只有这个茶杯跟这个茶盘子发生关系了，这里一看，就有了和谐。对不对称就是和谐。就是说和谐是规范关系的，不是一个实体性的概念。它是形容一对关系的，凡是存在关系的地方，必然有一个和谐与不和谐的问题。这些关系都可以概括为一个本质的关系，说到底就是社会关系。所以说，所谓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和谐。

但是，社会关系又极其复杂，有血缘关系，有姻亲关系，有劳动关系，上下级关系，这个关系那个关系，都可以归结为社会关系，那什么关系是最本质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最本质的关系是生产关系、经济关系。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离不开交换，所以马克思说，生产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其活动中形成的分工协作的关系。因为人类社会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要谋求生活资料，你得先吃饱了，穿暖和了，有一个地方住。衣食住行靠一个人实现不了，因为人不是动物啊，动物也是要谋生啊，也是成群结队去捕食啊，何况人呢？所以人必然要实行分工协作，也必须会产生和谐合作的关系。但是，这只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层属性，和谐合作。

好了，分工了，协作了。那猎物捕获了，鱼捞出来了，怎么分？出毛病了，开始争夺了，你争我抢了，冲突了。所以人与人之间另一层的关系，生产关系的另外一面，就是冲突，是斗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有这两层属性，既有合作又有斗争冲突。正是有了这两层属性，这个和谐社会才有意义。我们党、社会主义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合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在交换活动的过程中，应该具有相互适应、相互配合的性质。这叫和谐社会，而且这层属性应该支配人际关系的发展。但是我们又说了，这一层关系不可能自发地产生，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形成，同时，另一层属性还在起作用，斗争冲突也影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在和谐社会的前面才又加了两个字，叫“构建”。就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合作的关系，也要通过自觉地建设来实现。所以顾名思义，什么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通过改革、调和去化解社会矛盾，积极引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斗争冲突向和谐合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含义。

既然要构建，那总得提一个要求吧，因为和谐社会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和谐社会呢？这就涉及到一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这个总要求，胡锦涛同志提了六句话，二十八个字：“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民主法制是构建和谐社会上层建筑的要求，人与人之间要和谐了，上层建筑帮的忙。上层建筑说好，按照和谐的要求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公平正义是对市场经济的要求。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人与人之间结成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互相交换其活动。那么我们现在怎么样去交换？最主要的是通过市场来交换。所以公平交换，等价交换，买卖公平，是公平的最本质的含义，其他的公平都是引申出来的。但有的同志说了，是等价交换了，可是我看有人富了有人穷了，出现差距了，等价交换怎么会出现差距？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又实行了按劳分配的政策，劳动有简单复杂之分，人又是有差别的。天赋、自然、禀赋、属性不同，劳动能力、素质上都有很大的差别，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从事复杂的劳动。

假如不实行按劳分配，等量劳动领取等量的报酬，那一定会产生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倍加的结果。因此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用辩证法来思考这个问题。社会上存在这个事实上的不平等才叫公平，不存在这个事实上的不平等才叫不公平。所以我们说，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为什么不公平，因为他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而且也不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所以单讲公平是不够的，还要讲正义。所谓的正义，就是交换双方的权利和利益要得到充分尊重和维护。反映在我们的法律法规中，就是国家依法保护个人的合法财产。最近全国人大又通过《物权法》，不通过不行啊！现在海关有统计，有许多国内的资金都转移到国外去了，合法转移了不说，然后又摇身一变，变成了外资，又投到了我们国内。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个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中始终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的心理，始终有那么一种二次革命打土豪分天地的冲动，所以人们还是对我们的政策、法律法规不信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强调公平，强调正义。至于差距，就要调解，通过调解去解决。

第三条叫诚信友爱，这一条是构建和谐社会对道德的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靠整治法律制度来维护，但是还要靠道德去调解。所以去年胡锦涛同志提出了要树立“八荣八耻”的荣辱观，这“八荣八辱”是构建和谐社会对道德的要求。但是我们说“八荣八辱”层次也有差异，底线应该说是诚信。如果你突破了这个底线了，道德防线没了，那社会就没有和谐可言了。现在我们社会上之所以有不和谐的现象，恰恰是因为人际关系，互相信任里面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倒退二三十年，还没有这种现象。比如说，我们过去看一张宣传的油画，上面画一个解放军战士，打着雨伞，抱着一个孩子，身边跟着一位农村大嫂，挎个包。这副油画拿到外国去，外国人不明白，以为是夫妻双双把家还。中国人知道啊，那是雷锋同志送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村大嫂，冒着大雨，从火车站一口气走了二十里路，回到了家里，这一时传为美谈，我们说向雷锋同志学习就应该学习他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现在呢，这种学习方式恐怕就不行了。一会儿咱们下了课，也上门口看一看那位农村大嫂，走不了找不着家了，你帮着送一送。你想送，那个大嫂肯定不让你送，一看你就是一个拐卖妇女儿童的团伙成员，她能让你送吗？我们现在说送人为乐，你到火车站，民警向你提示千万不要把随身携带的用品交给不认识的人看管。你说不是多此一举吗？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人与人之间互信的关系受到了挑战。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产生的？其实根源应该说在我们党内。这些年来，实事求是的作风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得到真正地贯彻落实。就是说，现在社会上弄虚作假成风啊。因此，胡锦涛同志又提出了“八个良好风气”的问题。那么“八荣八耻”是要求全社会、全体公民的，“八个良好风气”是在这个基础上对全党党员、领导干部更高层次的要求。所以要解决这个社会风气的问题，首先还得从端正党风说起，最基本的是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作风。

 

第四条叫充满活力。所谓充满活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社会各个要素的要求。那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把人和各个社会要素的潜力、功能，都给开发出来。那靠什么？靠竞争，靠相互作用。所以，六中全会用的词是激发社会活力。这个社会没有竞争，也就没有活力。人类社会当然跟动物界不一样，但是这个道理差不多。大家看这个动物世界，非洲草原上的动物，跑的都很快，那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结果。狮子为什么跑得快？它要捕获食物。食草动物为什么跑得也那么快？为了防止被肉食动物给抓住。你把狮子关进了动物园，情况就变了。我就看过关进林场的狮子。2003年，我到黑龙江去考察，顺便参观了一下林场。场长很热情，领我们看他们养的两头狮子，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还抓了两只活鸭子扔进了狮子圈里，看这个狮子捕食活食。结果等了十分钟，狮子连眼神都不抬，很扫兴。后来场长忽然想起来了，说忘了你们下午要来，中午已经把它给喂饱了，看来他不会捕食了。其实，我说也未必，你不喂它，它也不一定捕了，它习惯一饿了就有人给送饭了啊。长期关进动物园的动物不就是这个现象吗？退化了。社会也是啊，各个要素不流动，人与人之间没有竞争，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死水一潭。所以党的十六大，包括胡锦涛同志本人一再强调，要让一切的劳动、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类。讲究的就是活力竞相迸发出来。

第五条叫安定有序。安定有序是构建和谐社会对人民社会生活的要求。单位就不算了，单位有单位的规章制度。大家上一回班，和谐不和谐由单位来解决。你下了班怎么办？社会要安定，人民生活要讲究秩序，过去我们对这一条不是很重视，因为党政跟社会职能搅在一块了，企业、事业半社会。现在不同了，社会的职能逐渐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给剥离出来了，成为独立的要素了。但是我说，我们应该区别这两个概念，社会建设，不等于和谐社会建设。现在我们理论界、学术界经常把这个搞混，好像和谐社会建设就是社会建设。不是一回事。什么叫社会建设？这个居民小区那么多的老年人没有活动中心，没有活动的场所，这叫什么？这叫社会事业不发达。后来找到咱们财政局了，拨点款，各级党委大力支持一下，全社会关心一下，这个老年人活动中心建立起来了，领导去剪彩了，这叫社会建设。

为什么不说它叫和谐社会建设？活动中心是建立起来了，但是你只让老干部去活动，不让老工人去活动，那能和谐吗？说争取了，老工人也可以去活动了。你只让本地人去活动，外来投亲靠友的老年人眼巴巴看着，能和谐吗？所以社会建设成果让全社会共享，这才能使社会建设转入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二者不是一回事。当然社会建设是个基础，首先得有这个实体，得有这个成果，这样才能有助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和发展。那么加强社会建设，最主要的是扩大建设民主，推进公民自治。这就要求我们党政机关恐怕要简政放权。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矛盾，就是社会事业飞速发展，或者是迫切地需要发展。但是呢，我们这个政治体制还具有权力过分集中的特征。所以二者之间的差异也经常使社会矛盾频繁发生。

像这个上访告状，动不动就上党委政府去告状，一方面表现出我们对党和政府的高度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党和政府，正像邓小平说的，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很容易把自己卷入到矛盾的漩涡之中，成为矛盾的一方。所以解决这个矛盾，必须转变政府的管理职能，转变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社会矛盾通过基层民主，通过自治，化解在基层，消解在萌芽的状态，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第六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条表面上看规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和谐的内容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国家有许多专有的名词，什么私挖乱采，乱采乱伐，私搭乱建。所以政府就有这个纠风办、治理办等，很有中国特色，表面上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高度紧张了，实际上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就以煤矿来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没有理顺，国家和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没有摆平，结果必然是私挖乱采。对森林来说，这两个关系也没有理顺，没有摆平，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乱砍乱伐。人家说穷了，穷是根子，那不一定。居家过日子，你穷就能破罐子破摔吗？正因为穷，所以才要精打细算嘛，把这个钱都用在这个刀刃上。那么你居家过日子能做到这样，整个社会怎么做不到了？还不是说你这个社会关系出了毛病、出了问题了嘛！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当然人与自然的这个和谐程度，恐怕一方面是人与人和谐的延伸和外在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人与人和谐程度的一个标杆。

以上这六条，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它的意义在于回答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构建现实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

为什么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那就是新旧世纪之交，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了小康，2002年人均GDP又突破了一千美元的大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向着人均三千美元努力。而这个时期，从国际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既叫黄金发展期，又叫矛盾凸显期，是发展的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如果政策得当了，就能够推进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如果不能解决这个时期的矛盾，就会导致经济社会的长期停滞，甚至出现社会的动乱，导致社会的历史的倒退。这是不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的依据吗？当然是，不能说不是。

但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并不是说到这个时期才要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比如说中国，1946年到1949年，那个时候人均GDP是多少啊？可能不到一百美元，但矛盾却非常的突出。国共两党的矛盾必须由“三大战役”来解决，这是世界上比较罕见。那人均三千美元，就没有矛盾吗？也不见得。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均三千美元以后，矛盾肯定还会有，尤其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地底下的东西越抽越少，我们人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不是矛盾吗？而且，国家也不一样，像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这些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历了资产阶级的革命，经历了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又经历了内战，经历了劳资两大阶级的冲突，什么都经历了。还发生了对外扩张。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是这样，像北欧的一些国家，人家发展得就比较平衡，比较平和。所以，瑞典的首相来中国访问，为了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人家特意强调，八国联军里面没有我们啊！你看人家不在八国联军里面，特别强调这个发展的比较平稳。也有人老是举拉美的例子，叫做拉丁美洲的现象。是说在这个时期，这些国家出现的停滞不前的状态。其实也不是这样。像拉丁美洲的智利，智利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近几年里人家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就比较协调，这是拉丁美洲公认的。所以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国情状态下，情况并不都这样。但是有一点，都得构建和谐社会。

所以我们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依据不能仅仅是放在这个关键时期、这个框架里去理解，眼界思路应该打开，把它放在三大规律的视野内加以考察。哪三大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和谐始终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的追求。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历史上充满了阶级的斗争，但是我们又看到阶级斗争的另一面是什么？不就是追求社会和谐吗？尤其是近代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吗？尽管马克思指明了一个目标到现在还没有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实现，但是你看通过这一百年的斗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关系大为缓和。所以和谐始终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的追求。

从社会主义建设这个角度来看，和谐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六中全会指出，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本质属性就是这个社会之所以叫社会主义，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有一个标志，这个生产关系应该是和谐的。既然如此，社会主义建设理所当然就包括这个社会主义的建设。

从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来看，和谐是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目标。共产党执政干什么？是促进社会主义团结，而不是挑逗群众斗群众。调和是共产党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手段。我们强调的是主要手段，为什么是主要的手段？现在不是战争不是革命，武力不是主要的手段，调和是主要的手段。

我认为，这是建立在三个变化的基础之上的，关于这个问题我稍加展开。

第一个变化，是时代主题的变化，从战争与革命转向了和平与发展。20世纪50年代之前，时代主题是什么？战争与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包括发展中国家反帝反殖民斗争、民主民族革命。20世纪后半期，世界呈现出和平与发展的景象。之所以有这个转变，有一系列原因，包括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新技术革命成果的广泛运用，社会主义力量的成长壮大，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斗争等。所以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一方面在缓和国内的矛盾，对外维护世界和平，对内发展经济，提高人民水平。所以，和平和发展成了时代的主题，这就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但有的同志说了，那50年代以后我们为什么没有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主要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当时出现了逆转和失误，还是沿用战争与革命这个思维来认识当今世界的新发展。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指导思想完全僵化了，走向极端了，今天打倒美帝，明天打倒苏修，后天打倒各国反动派。表面上看，我们的旗帜很高、气势很猛，实际上把人都给得罪光了。你想想，美帝加苏修加各国反动派，几乎等于全世界了，你还有什么朋友呢？但是我们的嘴还硬，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后来一查，就那么几个，恩尔·霍查，尼古拉·奇奥赛斯库，波尔·布特，外加几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游击队队长。因此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对世界局势作出了新的判断和新的发展——和平与发展，我们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客观依据基础之上，所以它也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依据。

第二个变化是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1949年以前中国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和三座大山，矛盾的性质呈现出不可调和、对抗性的性质，所以解决的出路只能是斗争，只能是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顺应了这样一个历史潮流，用武装斗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途径解决了这时候的矛盾，并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在旧中国，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完全不适应了，所以怎么调和也适应不了，只能推倒重来，咱们再建一个，这叫革命。现在这个新的我们建成了，给它起个名字叫社会主义，看看合适不合适。我们说了两句话，既相适应又不适应，这一点比斯大林高明。1936年，斯大林也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基本确立。1938年他写了一篇论文——《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篇论文中，他明确指出，苏联社会主义的情形是什么样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完全适合。哪有完全适合的？所以完全适合论产生了两方面的消极后果，一是掩盖了矛盾，二是延缓了改革的进程。完全适合就没有矛盾，没有矛盾还改革什么呢？到1952年了，斯大林才吞吞吐吐、很勉强地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矛盾。

我们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个教训，看到了既相适应又不适应，但是我们又认识到，相适应是主要的，不相适应是次要的。正是因为相适应是主要的，所以我们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对不适应的怎么办呢？好办，完全可以通过调和、改革去加以解决。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调和是共产党处理社会各种矛盾的主要途径，构建和谐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第三个变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地下党、在野党转变成了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而且是公开执政。第二，从一个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党转变成了一个领导人民进行和平建设的党。这两个转变，在1949年到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身份的变化，要求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活动方式要与时俱进，以适应新的客观历史条件的要求。我们党也这样去做了，开始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面的艰辛的探索，取得了良好的开局。比如，1956年元月，我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主席写出了《论十大关系》，不但发现我们这个社会有矛盾，而且一下子就抓住了十个矛盾。所以，毛主席的思路是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1957年，毛主席的思想又升华了，不再泛泛地谈十大关系了，而是把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归纳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明确提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显然，如果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是脱口而出了，或者呼之欲出了。但是事与愿违，到1958年，我们不但没有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而重提阶级斗争，说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逆转和失误。当然，今天从总结经验教训这个角度来看，这种失误也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没有开个好头，没有解决好这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斯大林还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就是用暴力的手段去处理党内的意见分歧。现在有关的段子，说列宁临终之际把斯大林叫到病床边，又嘱咐了几句，说约瑟夫，我很担心，党内有许多同志不愿意跟你走。斯大林回答说，亲爱的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您放心去吧，我早就考虑好了，他们如果不想跟我走的话，我就让他们跟你走。所以后来肃反、大清洗，不仅给社会主义建设埋下祸根，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从当时我们党的实际情况看，刚刚从马背上跳下来，从事经济建设，可以说力不从心。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这很显然的，老一辈过去忙于打仗，忙于战争，忙于武装斗争，忙于地下工作，哪有时间研究经济建设。现在中国的经济建设摆在面前了，当然缺乏思想准备了。所以我们过去的经济建设中，充斥着大量的军事术语，什么这个突击那个动员，这个战役那个会战，还要打一场除四害的人民战争。你说跟老鼠、苍蝇、臭虫较什么劲啊，叫人民战争。说白了，这不都是军事术语吗？当然，你看现在的情况好多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大多数都是工程师出身，所以我们现在进行工作叫什么什么工程，在实行这个工程之前，要夯实基础。“夯实基础”是典型的土建工程用语，有个习惯的问题。

所以我们尊称邓小平为总设计师，为什么称他为总设计师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工程师出身的，他设计好了，我们按照图纸去施工，去进行组织，进行施工。当时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现了什么情况呢？还是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阶级分析的眼光、活动方式、群众运动、阶级战斗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问题，这就造成了主观和客观的严重脱节。客观上，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但主观上我们党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客观上，我们党已经是执政党了，但是主观上仍然把自己作为在野党、地下党来看待。尤其是地下党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根深蒂固，到现在，还可以从我们党的思维和活动方式中看到某些地下党的痕迹和影子。书记要开会，开会就开会，叫书记碰头会。其实那个碰头就是接头的另一种说法。我们党有许多的机构不挂牌子，你说公开存在的机构怎么不挂牌子？搞得跟地下党差不多。传达文件，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这是典型的地下党的传播方式。地下党没有办法，条件险恶、环境恶劣、白色恐怖，所以中央有什么文件，得先用密电码发到省委，因此才有李玉和接收密电码。省委传到县委，县委书记都认识了，机要通信员、秘密联络员找来了，分咐任务，你到高家庄，你到赵家庄，你要马家河子，去当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功队、平原游击队队长，让他们来传达，传达到堡垒村的基本群众，包括老支书、妇救会主任什么的，民兵队队长。有时候你还不能公开进村，把那几位叫到城里的小饭馆，城里小饭馆的老板是我们党的地下交通员，在那儿传达，门口还有个站岗的，以卖烟做掩护，一喊老刀牌香烟，不是日本鬼子来了，就是汉奸来了。当然这些我没有见过，书上看到的，小说上看到的，电影里看到的，只能是这个方式。但是今天，有时候我们要传达给全体同志，但是传达得不及时，让美国抢了个先，钻了空子，没等你传达到县团级，美国之音率先把它传达给全世界了，弄得小道消息满天飞。不让信，但大道消息是什么？我们又不知道。上网一查，人家说得有鼻子有眼，跟我们后来听到的是一样的，因此我们的工作很被动。

 

当然我们现在也在改革，我们推进党的民主，提出要提高公开性、透明度，说明我们党也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了，但是我们要看到，确实有这种痕迹的影响，更何况当初了。所以，当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后来走了一段距离，虽然也没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的境界，但是毕竟站得更高了，看得更远了。回过头来看才发现，哪条道路是正确的，哪条道路偏离了发展方向。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逐渐认识到构建和谐社会对稳固我们党长期执政地位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作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部署。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更加和谐。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其中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系列的部署表明，我们党的认识深化了，反映了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尊重。所以下一步的任务，我们当然是在这个基础上贯彻六中全会精神，通过实践去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由此也就引申出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六中全会的决定已经作出了全面的回答和工作安排，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鉴于时间的关系，更主要是鉴于我个人的阅历和知识储备，不可能面面俱到了，所以挑重点的说，有些地方稍做展开。

第一方面，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纲领以及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其实简单地说，强调的是用马克思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来武装全党，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二方面，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一共九条，特点鲜明，就是把构建和谐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机联系起来，以便在实践中推进这二者之间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第三方面，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六句话，28个字，刚才我已经说到了。

第四方面，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原则，六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制，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这里我稍对以人为本说几句。构建和谐社会最基本的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既然涉及到的是人与人，所以构建和谐社会要以人为本。但是如何理解这个以人为本，我想恐怕在理论界、学术界还有一些差异。今天我把我对以人为本的看法，简单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好在孔夫子说了“君子和而不同”嘛！

首先，以人为本的“人”，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啥叫两个人，不是一个人？意思是说，现代化越是发展，社会结构越复杂，显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局面，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十六大概括为六个社会阶层，民营科技企业创意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自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原来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算术，社会阶层是多了还是少了？显然是多了，三加六等于九了，所以和谐社会是谁跟谁和谐？全体人民和谐。全体人民分成这些职业、这些阶层、这些民族，谁和谁和谐？各个阶层、各个职业、各个民族之间的和谐。说明以人为本，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不同阶层相互之间的事。它有关系了，不像过去的关系比较简单。那以谁为本呢？前后两个人以谁为本呢？两个人都是本，两个人要相互为本。这就是说，不同的社会阶层、人与人之间，不同的民族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适应、相互配合。

第二，要承认和尊重两个人之间的差别。它之所以是两个人，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之间是有差别的，不能用全国各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样的口号把人民群众说成是铁板一块，掩盖人与人之间具体利益上的差别。承认差别的目的，尊重差别的目的，就是实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第三，要用新的思维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任何社会都有差别，而且差别在任何社会都有两重属性，也是一分为二，一层属性差别是进步的动力。没有差别试试，社会能进步吗？但是另一层属性，差别过大了，就会导致两极分化，出现社会动乱。所以对任何执政党、任何政府，任务都是一个，就是调节差别，把这个差别调节到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怎样调节？计划经济时代，三个办法，平均主义、阶级斗争、计划经济。平均主义讲的就是按等级的平均主义，论资排辈。阶级斗争讲的是，富了的、有差别的就是剥削阶级，穷的就是被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要把剥削阶级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文化大革命。计划经济把人的身份固定化，党把你作为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光发亮，不许流动，说你要流动要跳槽，那是个人主义，是私心在作怪。现在我们也要调节差别，但是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上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所以要承认差别，转换思维，用市场的途径通过竞争，归纳竞争秩序，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通过民主法制，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第四，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从物的束缚下、从官本位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改变见物不见人的思维方式。我们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见物不见人，忽视人的价值，甚至忽视人的生命，仅仅为一点什么财产，就应该牺牲人的生命，这叫见物不见人。社会关系的问题上，官本位，所谓官是管人的这种思维，所以过去有些机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因为什么？他是管人的，管你们的，当然你不能处理社会和谐了。所以，现在以人为本就是把管理作为服务，在服务中管理，在管理中服务，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社会服务的思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第五，以人为本的落脚点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跟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实现了高度的统一。

第五个方面，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说总体思维有五方面的建设，我不这么归纳，我从里面提出了三句话，可能有点断章取义。第一句话，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第二句话，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加强社会建设；第三句话，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为重点。

这三句话是一个有机整体，但是我最看重的、强调的还是第一句话，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现在我们的问题都是哪里来的？都是发展的副产物。这个社会不发展了，经济不发展了，没有这些问题。哪来这些问题？谁让社会上有这么多汽车呢？才产生了盗车现象。社会上没有那么多汽车，谁去偷那玩意儿？上哪偷去？偷了去哪里卖？偷自行车就了不得了。现在自行车被偷，民警还让我们报案，报啥案啊？算了，别报了，人家看上你的自行车了，给你面子，看着你的自行车不错，借着骑两天，报啥案？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偷汽车的多了，为什么？汽车不是多了嘛。

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动辄几百万、上千万，不是钱多了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贪污1万块钱可能就是极刑了。一项投资才多少钱啊？几十万、上百万就撑死了。丢了一万块钱，马上就见到效果。现在动辄几亿，十几亿，几十亿，上百亿，那么多，随便抓一把。抓一把就算了，谁也看不见？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有了发展了，这就叫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说不发展呢？不发展这些问题就没有了，退回到三中全会以前，那时候社会很和谐，人际关系也不错，尽管有阶级斗争，但是大面上说得过去，社会治安也不错。

前年我有机会跑古巴转了一圈，一下飞机，一夜之间仿佛回到我们的三中全会之前。当时给我一个印象，古巴社会就是一个和谐社会，人与自然和谐，鸟在前面走，人在后面跟着，那多适应、多配合。随着访问的深入，发现人与人之间也和谐，家家没有防盗门，也没有防盗窗。一个少女十七八岁，半夜三更可以一个人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多和谐！党和人民群众也和谐，制定了一些制度，如搭便车制度，凡是政府公务用车、党政机关的公务用车，一律是蓝色牌照，以区别于其他的用车。只要老百姓看到这个车来了，里面有一个司机，拉了一个人，后面空着一排座，就有权利招手把你拦下来，你就得乖乖停下，老百姓问你去哪里，他说我要上革命广场，那我也去，行，坐着吧。多远的也要拉，只要方向一致。说不拉呢，不拉不行，有戴黄牌的人民监察员在那儿监督检查，还要把你的车号记下来，举报到单位去。古巴同志说了，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节约能源和交通，第二是为了密切党群关系。你看人家有制度保证，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4500美元的心脏病大手术，国家不收患者一分钱，患者家属来陪床了，还免费提供一顿午餐，多和谐啊！和谐是和谐，全国人民从上到下都吃不饱肚子。你说这种和谐有什么用？这种和谐也不能维持长久。说是全民免费教育，但教育水平相当低，本来是西班牙后裔，说的西班牙语，用的西班牙文，跟英语也差不多。也教英文，整个社会上没有几个懂英文的，说明这个英语教育水平很差。西班牙语跟英语有30%的单词都是重合的。十几个小孩子挤在狭小的教室里，一个老师连教语文，再教数学、政治、地理、历史，什么都教，说这个可以受老师道德的影响。你说这不是胡扯吗？违背教育规律了。

他们的全民免费医疗给你安慰了，这个病是什么病，吃什么药就好了，你拿着处方上医院、上药房抓药去，架子上空空如也，只有红药水、紫药水。它不缺医，但是少药。我们还去过两位局级干部的家庭，一对两口子都是局级干部，女主人相当于省委党校校长，男主人相当于省教育学院的院长，就一个小孩，上大学三年级。古巴再贫穷，再没有等级制度，也有点差别，这样的家庭在古巴都是富裕家庭，怎么富裕呢？三室一厅，90平方米住房，推开房门，进屋，站在门厅里头，各个室、厨房一目了然。因为里面的卧室跟厨房不但没有门、没有窗子，连门框子、窗户框子都没有，毛坯房刷上一层白灰。地下铺了一层很简陋的砖，每个屋里面也就一张大床，床上有两个简单的床上用品。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整个古巴没有防盗门没有防盗窗？它没有什么可防的。为什么党和人民群众很和谐？因为从上到下，大家都差不多。

这就涉及到两个取向了，你是要有差别的社会主义，还是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在这个有差别的社会主义中，你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你提高的幅度比人家慢。显然，我们抛弃了后者，而古巴人恰恰还是跟我们过去一个思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用伦理道德的眼光来看待社会，我宁可寡，但不能不均。所以它口口声声称要坚持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说这个古巴特色是什么？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平等友爱。其实平等友爱就是平均主义、否认差别，致使全国人民都躺在国家的身上，吃大锅饭，那能吃得起吗？所以劳动生产力下降。其实古巴是有发展潜力的，只要政策得当，是能够发展起来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政策束缚了古巴人的手脚。你看到黑市就知道了，那是有潜力的，不是说他不会生产，生产不出来，看到的开发区，为了弄外汇，也建了一些高级的宾馆、游览区，那跟资本主义国家没什么两样。为什么不扩展到全党呢？为什么不改变政策呢？它还是顽固的坚守平均主义，表面上没有差别，或者差别很小，大家都平等友爱，但实际上是普遍贫穷的社会，这个社会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现在，我们已经从那个怪圈中走出来了，所以大家都一致拥护改革开放。但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我们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个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差别。怎么解决？差别本身就孕育着解决差别的途径。你把高的降下来，那坏了，全社会又一样了，没有动力了，只能把低的提上去，高的不但不能降，反而还要发展。那靠什么？靠发展！要发展就得付出代价，没有说哪里存在没有代价的发展的。

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主要的任务就是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代价之间的矛盾，具体的途径就是调节差别。但是现在说到调节差别，社会上比较关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关系不是关键，到底是效率优先了，就是公平优先了？还是怎么样结合啊？不可能有一个具体的实施途径。因为效率是客观的，是能量化的，但是你说公平，这个东西主观色彩极强。

我们用什么来调节这个差别？我觉得要发挥三个要素的作用。第一个要素是市场，一定要起基础性的作用。所以初次分配靠市场，不管它产生多大的差距，初次分配一定要靠市场，这样你才能调动积极性。第二靠政府，政府可以说，保障一些公平，建立一些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经济的宏观调控，规范市场秩序。第三靠执政党，靠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发挥，靠党组织的堡垒作用的发挥，靠每个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的发挥，一句话，要靠党的先进性。

现在之所以我们社会上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或者说差距过大，追根溯源，是这三个要素出了毛病。所以我们就要解决这三个要素出现的问题，市场不完善、不规范，所以引申出来的任务是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竞争秩序。政府缺位、越位、错位，所以引申出来的任务是正确划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改革政府的管理职能。党政机关这一块，我们要最大限度的遏制党政机关的消极腐败现象，发挥执政党的先进性。

这三个要素中，最主要、最关键的还是执政党的作用。所以，我们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关键在党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说，要提高我们党执政的水平、执政的能力，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第二方面，在党和社会、党和群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一定要从执政党自身找原因。现在我们基层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在某些地方相当紧张，但我们的干部比较习惯于从老百姓身上找原因，说这个老百姓是个钉子户，那个老百姓不守法，这个素质低，那个民主法制观念淡薄。那老百姓有没有这方面的因素？肯定有，你可以说有些老百姓是刁民，这个都没有问题。但为什么强调从我们自身找原因，这是由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所决定的。所以最后归根到底，要提高执政能力也好，发挥先进性也好，主要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每一位党员的素质。只有每一位党员的素质提高了，这个党才会有执政能力，才有先进性可言。因为这个党不是抽象的，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组成的。没听说这个党员比较笨，这个党先进，哪有这样的逻辑啊？只有党员的素质提高了，这个党才有先进性，才有执政能力。

那如何提高素质啊？这个途径就多种多样了，靠我们自己的修炼，靠实践，但是有一条，还是要靠学习。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讲学习的党，毛主席也多次提出，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所以，现在我们要加强学习型政党的建设！

今天就探讨到这里，谢谢大家!

（报告人系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教授，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07/1101/49858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