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十七大精神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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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党全国都在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如何在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切实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这是党内外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就这个问题，我谈一点体会。今天讲的主题就是贯彻十七大精神，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我主要结合中纪委办的一些案件来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十七大文件中关于反腐倡廉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精神。第二个问题就是十七大关于反腐倡廉形势的判断和分析。第三个问题是把握十七大关于反腐倡廉的总体要求，全面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十七大文件中关于反腐倡廉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精神

首先，我们简要地讲讲十七大文件中关于反腐倡廉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精神。十七大文件主要有三个，一个是胡锦涛同志的报告，还有中纪委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这三个文件对反腐倡廉都提出了一些新的概括、新的要求和新的举措。下面，咱们简要介绍一下。

一个就是胡锦涛同志报告里面关于反腐倡廉方面的一些内容和精神。这个报告分12个部分，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反腐倡廉建设问题。报告在总结5年来党的各项工作的时候明确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这是一个定性的结论。其中，最集中、最直接的是在报告的第12个部分，就是关于党的建设部分，对反腐倡廉做出了高度的概括和阐述。总的讲，这段话包括了三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个层次，深刻阐述了反腐倡廉的重大意义。关于反腐倡廉的重大意义问题，我们一直在讲，十七大报告是这样讲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这是关于重大意义的一个提法。

第二个层次，深刻阐述了反腐倡廉的基本形势和总体思路。报告提出，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这是一种总要求。另外还说，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三个“更加注重”，拓展了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的领域。

第三个层次，阐述了深入推进反腐倡廉需要做好的一些具体工作，像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健全纪检、检察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完善巡视制度，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依法严惩腐败分子，等等。这些具体工作都提得很明确。

这是关于反腐倡廉直接的提法。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十七大报告在加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方面都提出了一些重大举措。比如说，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制，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任期制，等等。这些举措都具有重要的廉政意义，对反腐倡廉工作是带有基础性作用的。所以，胡锦涛同志的报告，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这是关于十七大报告里面的内容。

新党章对反腐倡廉建设也提出一些新的内容。这次党章的修改一共15个方面，许多是与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有关的，主要是三个部分。一个是明确规定了反腐倡廉方针、惩治和预防体系。在党的基本要求建设中，它增写了“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个规定是以前没有的，以党的根本大法的形式将方针和体系固定下来，对进一步明确反腐倡廉的基本思路，继续深化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的道路，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二是增写了加强监督的重大思想制度。主要是党的各级组织按规定实行党务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实行任期制，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定期向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这些规定都是以前没有的。这些制度和措施是在一些地方进行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共识，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把这些内容写入党章，对加强党的监督，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都有重要意义。三是对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说，在党员义务中，增写了要学习科学发展观和学习法律知识，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容，这是对党员的要求。对党的干部，增写了要带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加强道德修养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和要求，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党员加强党性修养，促进领导干部加强廉洁自律，都很有重大意义。党章里面关于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确定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

第三个文件，就是我们中央纪委向大会的报告。这个大家都看了。具体内容，我们下面说。

十七大关于反腐倡廉形势的判断和分析

对反腐倡廉形势怎么看，不论在干部中，还是在群众中，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个看法是不是正确，影响到以后的工作。十七大文件对5年来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概括。

第一方面就是反腐败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就是当前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这两个基本说法，也是多年来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在十七大里面又重申了这个说法。十七大关于中央纪委的报告就特别明确地说明了第一句话：大会充分肯定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认为在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经过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这是一个基本判断。成效明显是哪儿来的？是在中央领导下，在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取得的。所以通过报告的主调，给我们这样一个概念：当前我们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是好的。为什么说是好的呢？从六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点，从反腐败斗争的发展态势来看，我们已经从侧重遏制走上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轨道。发展态势问题是判断形势最重要的问题。中医过去有句话叫“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当你头痛发烧很厉害的时候，首先要把烧退下来，然后再查查为什么会发烧，再去治本。治理腐败问题也是这样的。十五大之前，我们的反腐败主要以治标为主，十五大以后，特别是到十六大、十七大的时候，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加强，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逐步规范，为反腐败斗争从侧重遏制转到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过去，我们也知道，治本还是重要的，可是为什么十五大之前不能提出这个任务，不能讲注重治本呢？条件不具备。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一系列法规制度的完善，行政行为、市场行为、企业行为能得到规范。

第二点，从惩治腐败的成效来看，消极腐败现象进一步得到遏制。这些年，各级纪委坚定不移地查办违纪案件，每年在这个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咱们讲几个数字，2003年全国各级纪检检察机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是174507人，2004年是170850人，2005年是150250人。2003年到2005年这三年期间，我们共移送司法机关的是13945人。2006年之后，重点是关于党纪处分。2006年给予党纪处分的是97260人，占党员总数的千分之一点四，开除党籍是211200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的是3350人。这个期间纪委对这么多人进行了纪律处分，同时在我们纪委内部也坚持从严管理、从严治纪。全国这个数字大约是千分之一点几，纪委查处的纪检干部也是千分之一点多，这两个比例差不多。2003年1月到2007年6月期间，我们共查处的省部级干部是77人，其中有30个人被移交司法机关。

通过这几年我们的总体情况来看，有一种现象，就是腐败现象有下降趋势。对这种下降趋势怎么看？不论是中纪委领导还是谁都没有轻易下结论。后来根据领导的要求，中纪委研究室和一些省合作进行调查研究。为什么会出现下降呢？确实有的地方对反腐败工作抓得不紧，特别对案件问题抓得不够紧。有的借口说我们现在重点搞惩防并举、注重预防了，好象重点工作就是搞预防去了，对办案问题不努力了。谁都知道办案得罪人，所以去搞唱歌、跳舞，搞廉政教育，这样的案件当然要少一点。还有的地方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经费也困难。像我到西部一个省去，他们说办案时人只要跑出省就不再办了。为什么？因为没有钱出去追、出去调查。但是，这种情况应该说在逐步减少，不是主要的。

 

通过我们调查，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年，我们确实加大了力度。我说几个数字情况：一个是从信访情况看，群众对党员干部的举报逐年下降。群众举报是办案的重要依据。根据国家信访局的统计介绍，2005年全国县以上党政信访部门受理群众信访总量与上年相比下降了0.5%，这是12年以来持续攀升之后出现了第一次下降。2006年上半年又比2005年同比下降了14%。检举控告乡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的信访总量也呈现下降趋势，2003年是64.8万件次，到2006年为54.5万件次，同比下降18%。一些地方5年来同比下降20%。从信访看，不论是国家信访局掌握的情况，还是我们中纪委信访室掌握的情况，都是下降的。第二是从案件检查情况来看，党员干部违纪案件有所下降。2003年结案是17.2万件，2006年是12.3万件，同比下降了28.6%。其中，处分县处级和乡科级干部人数下降了36.7%，处分地厅级干部人数下降了18.5%。一些地方同比也下降了20%多。不都是下降的，我刚才说的是科级、处级、厅级，省部级是上升的。对这种情况，有些个别地方确实有问题，但总体上是因为这些年来我们加大了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力度。这里举两个例子。过去，我们一些地方发生腐败现象，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依靠行政审批权来谋取私利，特别是那些不够合理的行政审批权，带来了很多腐败现象。这10年我们加大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国务院各部门共取消和调整了行政审批项目，到十七大的时候是1806项，占国务院和各部门行政审批项目总数的50.1%，各省市区也取消和调整了半数以上的行政审批项目。所以说，尽管我们现在说利用行政审批项目来谋取私利的还有，但是总的来说大大减少了，这是在党政机关。在广大农村，过去很大一部分上访的是恶性事件，你不就是收税、收费嘛，干部利用这个权力去谋私去了，就不按照规定收费收税了。这些年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和特产税以后，很多干部再想利用收税来乱收费是不可能的了，这样使农村地方的案件大大减少了。

第三，从理论指导来看，我们已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的道路，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反腐倡廉理论体系。中纪委在向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坚定不移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这条道路确实不是一夜之间走出来的，是经过改革开放近30多年来不断探索走出来的。

中纪委报告第二部分讲了几个经验。实际上，从道路这个层面来看，到底包括哪几个内容还在研究中。经过研究，我们认为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第一，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够代替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领导地位。这一点是中国跟国外不一样的地方。表现在具体制度上，就是说我们始终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参与和支持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第二，在指导上，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始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而逐步完善和发展的。所以，始终坚持这个理论的指导，我们这项工作就能充满生机和活力。

第三，中国反腐倡廉实践活动是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价值取向的。反腐倡廉工作搞的好不好？归根到底就要看是否促进和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所以，我们，这些年越来越明确提出，反腐倡廉工作要紧紧围绕党的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来开展，积极主动地服务于全党工作大局。

第四，中国的反腐倡廉实践以人民群众为动力，坚持以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为着力点，使反腐倡廉工作充分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在实践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有取之不尽的动力。

第五，中国的反腐倡廉始终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这是我们经过多年实践总结出的一系列战略方针。现在的重点是按照报告讲的，就是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预防腐败体系，讲三个“更加注重”。

第六，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开放性。过去讲反腐败都是关起门来搞，现在反腐倡廉是具有开放性的。当前主要是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框架之内，加强同世界各国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合作，广泛学习和借鉴各国的好经验好做法。这些年来，我们纪检检察机关加大了同国外反腐败机构的合作交流与力度，积极探索与有关国家建立执法合作、司法协助等，在遣返腐败分子、追回涉案资金等方面取得了进展。反腐败的双面合作、多面合作得到加强，打击了外逃和企图外逃的腐败分子。这项工作一开始做得不太够，因为这方面的困难很多。比如说，遣返腐败分子、追缴外逃资金的问题，一般说，国外不大配合。为什么？因为从其利益考虑，咱们跑出去的腐败分子一般特点是这样的，带了大笔的钱，到国外可以消费，可以投资，对外国的经济发展有好处，对就业也有好处。另外，我们处理腐败分子和行政犯罪分子不一样，行政犯罪分子有劣根性，动不动就杀人放火、抢劫，这些腐败分子出去以后好好地遵纪守法，还帮着投资，搞消费，因此他们不愿意帮你遣返。所以，这方面的工作困难比较多，我们正在逐步地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第四点，形势好主要是从反腐倡廉的社会作用来看，它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提供了重要的保证。我们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不能孤立地看，一定要把它放在社会发展大局中去看，看看它起到了什么效果。这些年，我们国家发展很快，这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在当前，我们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科技实力明确增强，社会稳定，各民族团结，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与日俱增。我们现在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第四经济大国。在经济学界，判定一个国家是不是经济大国，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叫两个5%。一个就是这个国家的GDP占全球经济的5%以上，再就是你的进出口总额占全球进出口总额的5%以上。十六大以来，也就是这5年期间，我们这两个数字达到了。所以，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世界经济大国。现在，我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形势这么好，和反腐倡廉工作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我们反腐倡廉工作做不好，可能有这么好的政治形势、社会形势吗？不可能的。这也说明我们现在反腐败形势总的来说是比较好的。

第五点，从党员干部的队伍主流来看，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说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我们还必须说有多少人是坏的。从2003年1月到2007年5月，我们一共处分党员48.7万人，这个数字挺大，每年平均11万人，占党员总数的千分之一点六五，觉得是不是这个问题很严重啊？所以，前几年国外有一些媒体就说，说中共太腐败了，每年有10万腐败分子被揭露出来，没揭露的还有多少呢？实际上，问题不能这么说。我们每年处分的党员中，真正的腐败分子应该是少数的，多数是什么情况呢？都是别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前些年搞计划生育，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不管是谁，党员干部都要受到处分。这方面，这些年我们处分了挺多的人。还有违反交通法规出安全事故的，都要受处分。过去没有把违纪和违法问题分开，没有把违法和腐败分开，有人就讲，10万个腐败分子等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们每年大约到底有多少腐败分子？这涉及到腐败和对腐败分子定义的问题。去年，我们在为吴官正同志准备讲话的时候，试图想说明这个问题，但后来觉得这个问题不大成熟，为什么呢？关于腐败的认识是根深蒂固的，而且人们的理解不一样，通过领导的嘴说一个腐败的概念、腐败的定义，社会上不一定都广泛接受，效果不一定好。中纪委内部在掌握这个问题的时候，对于什么叫腐败、什么叫腐败分子，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含义，腐败和腐败分子一般具备三个要件。第一个是执掌一定公共权利的人。如果不执掌一定公共权力，那犯多大的问题，包括弄更多的钱，也不能叫腐败分子。因为讲腐败，主要是以权谋私。第二个是不义之财。私利是以权而谋来的，就是通过滥用权力获得的利益。第三，就是获得的利益造成了大的经济损失，数额很大，达到了犯罪的。这是一个法律上的界限，被处以法律上的制裁，就是咱们说的判刑以上的。根据这个定义和概念来看，我们每年作为腐败分子来对待的，就是受到司法机关处理的，受到行政处理的，有12000人左右，占党员总数的千分之零点一七。所以,尽管我们这些年抓这么多腐败分子，但是真正的腐败分子在党内还是极少数的。我们这个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个执政党，在纪律上也往往和一些国家不同。特别是在一些纪律规定上，比如说在我们国家里面，选举的时候，有的党员干部想当什么职务，就拉选票，如果让我们查到了是要受到处分的。但是在国外，在民主国家，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怎么能给他处分呢？再一个就是筹措选举经费。在一定的国家也是合法的，但是在我们国家也是不合法的。我为了当什么官，你给我点钱，我当上官以后再给你回报，要是这样的话，一经查实也要受很重的处分。所以，在这个方面，应该说我们的广大党员干部还是好的。

第六点，看国内外的反映，反腐败形势好和不好要靠广大人民群众怎么来看。这个广大群众是谁？怎么来确定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现在，世界上比较流行的就是搞民意测验、社会调查。在这个方面能够看出来，多数群众是一个什么态度。这10多年来，我们中纪委研究室和国家统计局，一直坚持做党风廉政建设和民意调查。从调查情况看，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和认可度一直在提高。咱们讲最新的一些结果，2007年全国在15个省区市的民意调查显示，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达到64.4%，比2006年提高了16.2个百分点，每年平均提高3.2个百分点。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的认可度达到了87.4%，比2002年提高了13.9个百分点。另外，有79.5%的群众认为腐败现象受到了遏制，这个看法比2002年提高了10.4个百分点。从多年来的检测看，群众对我们工作的满意程度还是越来越高的。这是从国内的群众来反映。

在国际上，特别是西方的敌对势力，老是拿反腐败这张牌来攻击我们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这方面工作一直没有间断。他们在一些地方搞颜色革命，还想把一些颜色革命搞到中国来，其中很重要就是打反腐败的牌。这些年，国际上出现一个叫透明国际的组织，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腐败程度，每年都用它一个特殊的体系进行评价。经过多年的运作，这个评价越来越得到各国的承认、认可。因为这个组织是一个完全的民间组织，不受任何政治势力和政治集团的影响，它每年发布一次清廉指数，满分是5分。我国这些年来清廉指数总体是上升的。1995年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得分是2.16分，到了今年，我们的得分到了3.5分，上升了1.34分。怎么看上升的这1.34分？透明国际的官员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他说这个上升幅度，不论是在亚洲，还是在整个世界都是最高的，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在反腐败方面的努力和进步。这是比较公正的一个态度。这些年，他们在世界各地都说，中国在反腐败方面的工作力度很大，成效也很明显。这代表国际上比较主流的态度。另外，这些年，中纪委研究室专门收集了世界三大主流媒体对中国的问题、对中国关于反腐倡廉的一些报道。这三大主流媒体主要是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英国金融时报。从这三家主流报纸情况来看，对我们的客观报道和平衡报道在增加。什么叫客观报道？就是纯粹的事实报道。什么是平衡报道呢？是指反映正反两方面的报道在增加。而偏见报道，就是歪曲事实的报道，对我们不利的报道在减少、在下降，这也是明显的。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绩。

从以上六个方面来看，当前我们面临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总的来说确实是好的。这一点，我们应该看得清楚一些。

 

下面，我再说另外一个方面的情况，就是十七大在充分肯定现阶段反腐败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还客观冷静地提出了问题。胡锦涛同志报告里面说，少数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中纪委向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违纪违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呈易发、多发态势，极少数高中级干部严重违法违纪问题影响恶劣。这些年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力度持续加大，不断取得重要成果，但是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反腐倡廉形势仍然严峻。怎么来说明这些问题呢？重点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从违法违纪的案件来看，再是从干部作风来看。

先说第一个方面，这些年党员干部的违法违纪仍然很严重，影响很坏。一个就是高级干部违法违纪案件不断发生，高级干部职务犯罪呈快速发展态势。这个高级干部，主要是指省部级以上干部。2003年到2007年，一共有77名省部级干部因为违法违纪问题受到处分，移送到司法机关的有30人。十六大以来的5年期间，一共有3个省部级干部被判死刑，一个是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再一个就是国家药监局的局长郑筱萸，还有就是济南人大主任段义和。当然，段义和主要是刑事犯罪，但是后来在查他问题的时候，发现他也是个腐败分子，受贿了160多万。这5年期间，有这么多省部级干部走进腐败的泥潭，这个问题真是值得注意。因为从纵向来比，这个态势是很可怕的。纵向比的话，我们讲上个世纪80年代，那10年中我们全国一共只有两名省部级干部受到法律制裁，因为这方面的问题。他们那时候犯罪经济数额多少呢？从几千元到两万多元，最少的是几千元，最多的是两万多元。90年代省部级干部被法律制裁就到了15个人。2000年到2005年是29个人，个案数额从几十万元到几千万元不等。到现在还有几万元的吗？要真是几万元，在一个地方来说，那就是好干部了，现在都是几百万、几千万。所以说，这么多省部级干部被发现问题，这个趋势是令人担忧的。咱们国家一共多少省部级以上干部？在60年代初的时候，全国一共407个。当时毛主席讲，我们要把这407个干部管好，中国就没有问题。到2003年底，我们省部级干部大幅度上升到2678人，这些人位高权重，社会影响很大。我们经常讲国家栋梁，真正的国家栋梁不是我们这些人，而是省部级以上干部，这些人出了问题之后，影响很坏。这是关于高级干部违法违纪的情况。

第二个就是党政“一把手”违法违纪情况突出。2003年1月到2007年5月，全国共处分县处级以上党政“一把手”4055人，占全国处分县处级以上党政机关干部的36.3%。“一把手”厉害啊！咱们老百姓整天在电视上看县委书记讲话。县委书记是谁？县委书记就是党，就是政府。但是某一天他不讲了，说哪儿去了？腐败了，进监狱了。你想想，他整天教导我们怎么样怎么样，自己到腐败了，你说影响多坏！所以，这种人出问题，群众反映很强烈。

第三个就是涉案人员很多，团伙性特征越来越明显。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腐败分子很多都是单打独斗，搞点腐败情况跟谁都不说。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团伙性越来越明显了。从办案情况来看，像这类案件，一般少则几个人，多则几十个人，有的甚至上百人。像黑龙江绥化马德案件，几乎涉及了所有他管辖的县处级干部。再比如，像贵州省原来的省委书记刘方仁的案件里，有他的子女，还有分管交通厅的副省长刘长贵，还有交通厅长卢万里，还有他的情妇，还有他情妇的情夫，形成了官商色勾结的利益集团。有的地方还是官商色黑相勾结。

第四个就是基层党员干部违法违纪问题比较严重。以2005年为例，全国共处分乡科级以下党员干部144680人，占当年全国处分党员干部的96%。这些人天天和群众打交道，他们违法违纪问题直接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

第五个就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手段更加迂回、隐蔽，涉案的金额也大，案情错综复杂。特别是今年5月份中纪委搞八大禁令的时候，同志们也看出来了，因为这些年我们打击力度比较大，以前有些干部腐败了，很明确地说，我给你办这件事，你给多少钱，或者你给我一辆车，给我一套房子。现在，很多干部不这样做了，怎么做呢？用借的名义，我给你办这件事，你借我辆车，然后所有的汽油钱，都是人家给承担。房子也是，本来是1万多一平方米的，我卖给你1000一平方米可以吧。到时候说这个房子是买来的，不是要来的。实际上是以买的形式，变相还是一种行贿受贿的形式。还有就是搞期权的，期权现在也成为很时尚的事了。我在台上给你办事，批给你工程了，批给你项目了，批给你土地了，但是现在你别报答我，到以后再报答。什么时候呢？有的说等我退休以后，已经是58、59了，我到你的公司兼任一个副董事长或副经理，什么都不干，年薪照给几十万。这个情况已经不少了。

再一个就是关于领导干部作风不正的情况。这个问题也很严重。今年1月份总书记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集中讲了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虽然经过多年的学习整顿治理，但是还很严重，主要表现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奢侈浪费的现象严重。有的作风飘浮、急功近利；有的搞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瞎指挥，造成重大损失；有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是作风霸道，独断专行；有的高高在上，漠视群众疾苦；有的贪图享受，铺张浪费；有的违反规定搞豪华楼堂馆所。这些词一听，我们都非常熟悉，但是现实中你随便找一个地方，搞调查研究，都能对上号。

去年，我受中纪委主要领导的委托，带一个组到一个地方搞调查，就是当前领导干部不廉洁问题的调查。通过调查，我们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真正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是极少数，真正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干部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都有或轻或重的不廉洁的行为。参加调查的一些同志说，咱们可以现身说法，比如像我吧，也有一些不廉洁的行为，到哪儿去出差，人家给你点土特产，要不要？给两盒烟，要不要？请你吃饭，要不要？这是不廉洁行为。当然在我们划分上，像这些东西还属于不正之风范围，还没有构成违法犯罪。但是这方面的问题很严重，群众反映非常不好。既然绝大多数干部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在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必须要慎重，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不能说共产党的干部都那么贪婪，要从制度上、从社会文化风气上找原因。有些干部也做得太过了，我们调查中发现，有的干部的级别出差还不够坐软卧，但是他还是买了软卧的票。就算你身体不好，但是他不买一张，买四张。要把一个包厢都买下来了，说不愿意跟别人在一个房间里睡觉。还有的坐飞机，不够资格买头等舱的票，但还是买了，而且还买了两张头等舱的票，说不希望旁边再有一个人。这是什么作风啊？你说多大的事吧，还上不了纲。但就是这种不正的作风，这些养尊处优、铺张浪费的情况，让老百姓看了非常反感，非常影响党的形象。

以上，我们从干部的作风、从干部的违法违纪腐败情况，来说明一点，当前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很严峻，反腐倡廉工作需要我们加大力度去努力。

我们下面分析一下，在这些出问题的干部中，不管是作风方面的也好，还是一些违法违纪的腐败案件方面也好，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先从内因方面说，为什么有些干部那么滥用权利？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几个情况。一个就是，有一些党员干部原本就不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也不是立志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是钻到执政党内部和干部队伍中要捞好处的人。所以，他们不可能像我们党要求的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职守，正确行使权力，他们只能滥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干到执政党捞好处的事。这个情况不是我说的，是列宁说的。列宁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不久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党执政这么多年，这个问题也相当严重。很多人为什么入党？为什么要当干部？他不是来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实现远大理想的，他是来捞好处的。过去很多人大多不说，当然现在很多也不说，谈的时候都冠冕堂皇，说为党的事业奋斗，为现代化而努力。但是有的人很直白，像黑龙江的马德案件中，有的说得很直白，说“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我干吗来当这个官受这个累，受这个气啊？我就是来挣钱的。”所以，从这一点上看，为什么很多干部不能够忠于职守，要滥用权力呢？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而是混进来捞取好处的人。这样的人出问题非常自然、非常正常，他不出问题就怪了。这就说明我们在党员把关的时候，在干部问题把关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情。

第二点，一些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权力观发生恶变。有很多党员干部并不是开始入党的时候、当干部的时候想法就那么恶劣，开始还是不错的，还有点什么理想和志向，但是后来在权力的腐蚀下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世界观、人生观、权力观、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这些年，我们有些干部之所以出现问题，也是世界观发生了恶变。反腐倡廉建设是十七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设。我们讲党的建设，一共五大建设，这次特别讲了反腐倡廉建设，新加的，这是十七大的一个重要精神。

这些年，有些干部出问题就在官上出了问题，像黑龙江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她原来开始当干部的时候也是比较好的，在大兴安岭几个岗位上都还不错，后来慢慢的，她的理想信念发生动摇了，原来是非常信共产主义，信社会主义的，后来信佛了。在她的家里面，专门腾出一个房间来供佛，平时烧香磕头，逢年过节还摆上供品，一日三拜。后来在查封她家里的时候，发现她在一尊观音菩萨像后面贴了两个条幅，上联是“佛德我升大官”，下联是“官大升我德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保佑我升大官，我升官以后感谢佛的恩德。2003年底组织上在调查她的时候，她每天烧香拜佛，非常勤，就希望能够保佑她平安。2003年除夕的时候，她的儿子被“两规”了，目的对她也是个警示和教育，她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她采取的是什么对策？她既不是想老老实实向组织交代问题，也不是想怎么着。她第一件事决定大年初一到五台山去拜佛，让秘书去买两张机票。我们没有让她去，她也没有去成。这就说明她在关键时刻想的还是靠佛来保佑自己。后来被“双规”之后，她大发雷霆，说“佛啊，我天天给你烧香磕头，供奉你们，你们却不保佑我平安！”。后来盛怒之下，把泥佛和瓷佛都打碎了，但是她保留了金佛，金佛也砸不碎，她觉得可能金佛以后还有点用吧。谁也没有想到，如果佛保佑腐败分子，还能叫佛吗？他不知道佛是应该保佑什么样人的。

 

第三点，有一些人原本就有的性格弱点和缺陷没有得到克服。比如说，韩桂芝很爱虚荣，胡长清爱占小便宜。所以在没有监督的作用下，这些弱点就得以无限放大。放大到什么程度呢？韩桂芝不是爱虚荣嘛，别人送礼，说好话，她非常高兴，但是她基本上不索贿，觉得索贿挺丢人的。胡长清因为爱占小便宜，很贪婪，就千方百计、想方设法，不但受贿，而且索贿。他当着那些大老板说，你们别想不开，给我送点钱，我现在当副省长，等我以后当更大的官，对你们有好处。在这些方面，就引发我们考虑很多问题。过去，我们经常把爱虚荣、占小便宜看作是小节，提拔干部的时候能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吗？就看看这个人是不是紧跟党中央，是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但是说真的，那些话在实践中怎么能考察出来？所谓小节，性格上的弱点和缺陷往往注意不够，我觉得在干部考察中应该加强。我们到欧洲考察的时候，就看到，像法国，它对公职人员考察非常深入，不但是各级领导干部那样考察，就算招募一个公安人员，它也认为是代表政府形象的，绝不放过那些所谓小的弱点和缺陷。比如他们跟我说，招募公安人员，到哪儿去调查呢？到小学、中学，到上学的那个地方，问他的同学，问他家的邻居，说这个人从小有什么弱点和缺点。现在我们权力监督方面做得不够，在选人方面就得注意这个方面的事。

第四点，个是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发生了问题。对一个人来说，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是一个大问题。古代郑国有一个宰相，他很喜欢吃鱼，一个行贿者就给他送鱼来了。但是这个宰相很清醒，他说，我现在的俸禄足够我吃鱼了，我如果收了你的鱼，可能就永远没有钱买鱼吃了。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年抓的腐败分子，就没有这么一个清醒的人，有的人貌似很聪明，像王宝森、陈希同，哪一个不聪明啊？像云南的李嘉廷，尉健行同志到那儿去的时候，他跟我们讲，李嘉廷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跟尉健行同志说，在云南当领导，你不要动烟，动烟就会出问题的；在四川当领导，不要动酒，动酒会出问题的。后来情况怎么样？他就是动了烟，所以出问题了。你自己那么清醒，为什么还出现问题呢？在利益面前，你自己就变得糊涂起来。有些干部就没有这种清醒的思维方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抱着侥幸的心里，以权谋私，一旦东窗事发，就后悔不及。我们抓的所有的贪官，进了监狱之后，没有一个不后悔的。他进来以后，一想，三个字“不合算”。你当省长也好，当县长也好，愁你吃愁你穿了？什么都不愁，都方便，但是现在可好了，什么都没有了，很多还是家破人亡，自己遗臭万年。因为别的问题，别的错误，别的罪，有时候在历史上是往往可以翻案的，但是唯独贪官，从古到今没有翻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当然什么罪错都不要犯最好，即使犯的话，也千万不能犯这个罪，这个错。有些人在思维方式上，在思想观念上，就搞不清这个事，算不开这个帐。实际上，这一点古人看得很清楚，像清代有个学者叫赵翼，他总结历代行贿受贿现象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叫“贿随权集”，就是说行贿总是围绕权力来进行的。人家为什么给你送钱呢？不是看你这个人好，而是看中你手中的权力，你能帮他办事，就是用你的权力来给他办事，实际上是给人家效力。像这方面，韩桂芝的体会很深，她说开始当省委组织部的部长，后来当分管干部的副书记，一直管干部，管了十几年，下面所有的干部对她简直是非常尊敬，非常恭维。有的干部为了表示自己的态度，都管她叫干妈，有的还对她说，我要给你养老送终，天天去看你，她非常得意。后来还没等她“双规”呢，她当政协主席的时候，都表现出来了，她家再也没有人来了，再也没有人管她叫干妈了。韩桂芝自己挺失落，还说了这么一句话，“人怎么能这样呢？”。她就搞不清楚，为什么人家对您送笑脸，送那些好话呢？是因为你有权力，能提拔人，你现在没有这个权力了，干吗还跟你说这些话呢。她也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观念上、在思维方式上，就是有问题了。

第五个内因，就讲精神状态逆转。精神问题，对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过去我们都知道两句话，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坚信这句话的人，都会把好人做到底的，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不会动摇的。但是我们会知道和它相对的几句话，“善无善报，恶无恶报，何不去当土匪强盗。”像林冲就是个典型啊！本来是个老老实实忠于职守的人，为什么后来上梁山当土匪去了呢？他觉得当好人也没有得到好报。这是一种精神状态的变化。这种精神状态变化以后，会使人走上相反的路。很多腐败分子出来以后，实际上他们的路也是这么走下来的，但是性质和林冲不一样。像原来河北丛福奎，他的问题主要是出在认为当省长无望之后，就不干了，开始信起佛来了，后来搞腐败，成了一个腐败分子。所以说，精神状态的变化，往往就会导致人的行为出现一些跟原来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从内因上，我们分析了五个方面。从外因来看，有五点应该注意，就是为什么导致一些干部不能正确行使权力的外因。第一点是长期执政的考验更加严峻。邓小平说，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执政党也不是很容易当的。这是他在50年代讲的。从现在来看，长期执政就更不容易了。为什么不容易呢？我认为它在三个方面考验了执政党和党的干部能否正确行使权力。一个就是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的考验。过去我们的一些老同志，从战争年代过来的，在他们眼里的群众是什么？是水。他们是鱼，鱼不能离开水。那时候对群众的态度，就是觉得群众确实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了不起，我们自己很渺小。执政几十年之后，现在的干部怎么看待群众呢？反过来了，说群众水平也低，不讲卫生，不讲文化，这毛病多，那毛病也多，在他的眼里，群众得靠领导管着。这种变化不光是思想观念的变化，重要的是脱离群众，更重要的是和群众离心离德，这种情况会怎么样呢？我们中国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典型的后果在苏联共产党那儿看得很清楚了。

我们知道，苏共已经垮了，苏联也解体了，苏共垮台的直接导因是8·19政变。1991年8月19号，正好我随团到莫斯科去访问。8月19号那天到苏联，第二天一早到红场去看，红场戒严，后来又到克林姆宫西边的议会大厦。当时有很多坦克在外边围着，但是在里边的那圈是很多群众，在那儿干什么呢？保卫叶利钦。后来我们又到苏共中央大楼门前去，那是什么状况呢？一个人都没有。这两个对比起来，我们很有感触。因为我们都看过电影，就是《列宁在1918》，列宁遇刺之后，住在医院里头，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在医院门口日夜保卫着，表现了党和群众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但是经过执政几十年以后，人民群众保卫的是谁呢？不是共产党、共产党中央，而是保卫共产党的最大反对派叶利钦。这种情况能不使你感慨吗？在苏联期间，正好赶上戈尔巴乔夫用两段话来来宣布共产党的解散。陪同我们的是个老共产党，当时我们就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作为参加多年共产党的老党员，对共产党解感到非常难过，但是这个党早该垮了，因为它和人民群众已经不是一条心了。

一个原来靠人民群众支持起家的共产党，后来为什么让人民群众抛弃了呢？最重要的是没有经受住这种考验，长期执政以后，它脱离了人民群众，它理所当然被人民群众所抛弃。在苏联感觉到震惊的是，当时以为这种情况一出现，肯定有人上街打游击吧？因为按照苏联当时的法律，是允许上街游行的。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没有听说打游击的事，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上街游行。当时以为是我们光看到这一点点，后来回来才发现，媒体上报道，确实没有任何一个人上街游行，为共产党说一句话公道话。这种事不但让我们吃惊，也让西方媒体吃惊，让美国人吃惊，说怎么这么平静，共产党就下台了？它也感到不理解。所以，这方面我们要特别警惕。

这些年来，我们党对广大干部的教育还是比较好的，但确实有一些腐败分子，能够表明和群众关系这一点。在我们办的案子中，比如像安徽省的副省长王怀忠，他就公开说过这样一句话，宁可得罪10万个群众，也不得罪一个上级领导。从这里可以看出来，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到了什么程度。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党群干群关系发生恶化的话，群众就会由载舟之水，变为覆舟之水。那是相当可怕的，苏联就是前车之鉴。

第二个考验，运用执政资源的考验。执政以后，我们可以调动的资源十分丰富，所以说腐败很有条件。陈云说，过去我们非常穷，很多人想腐败都没有条件，现在我们什么资源都有了，共产党掌控了所有的资源，这个时候腐败起来很容易。很多腐败分子的出现，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执政资源方面，如果我们滥用资源的话，最后也会失去自己的生机活力，最后也是一无所有的。

第三个考验就是执政责任的考验。我们党执政同过去地主、资本家执政不一样，他们是打天下，坐天下，享受天下。我们不行，我们是向人民承诺过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现代化，远大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让所有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失信于民，就不会再执政。在这方面，我们的考验很严峻。为什么很严峻呢？因为我们面临的事情很复杂，如果不能正确行使权利的话，不会行使权利的话，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最后也得垮台。像这些年，我们在市场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确实还有很多解决不好的问题，像“三农”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改革问题、安全生产问题、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哪个问题搞得不好，都会影响党的执政。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切实注意才行。

 

第二点是教育不扎实。教育问题本来应该是提高我们干部的觉悟，帮助我们干部正确行使权利的一个好办法。但是这些年，我们虽然搞了很多教育，但是效果不好。总书记在讲腐败和不正之风的时候，特别讲了教育不扎实的问题。像“三讲”的时候，市委书记是教育的第一责任人，但是王怀忠作为阜阳市委书记，那时候学习期间，他就边教育别人边受贿，自己四次受贿金额达到110多万元，他在临死前哀叹自己学习不够。真话假话姑且不听，但是他这样说过了。所以说，教育问题还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第三点是制度不完善。大家都知道，制度带有根本性。我们的制度问题确实是没有解决好。王怀忠敢说宁可得罪10万个群众，也不能得罪一个上级领导。为什么呢？从制度层面去分析，就是说他的政治命运不掌握在群众手里头，而是掌握在个别少数人的手里头。如果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制度，就是说你当不当书记，当不当市长，当不当省长，是由群众的选票决定的话，他绝不能这样说，也绝不敢这样说。他不但不这样说，而且还会努力地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否则他怎么取得人们的信任呢？像美国，我们都知道大资本家多自私自利啊，但是他还是在努力地向老百姓表明我是如何给你们服务，我是如何办一些你们头疼的事，他不敢得罪群众。为什么？因为他们那种民主制度决定了他们不能那样去做。我们现在还是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这种制度必然导致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危害极大。

对这种制度方面的弊端，往往是出了问题的人的体会更深。2005年，中纪委一个老副书记带着一批人回访了一些在监狱的曾经是省部级干部腐败分子。在回访的过程中，说希望你们写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你们自己的体会、你们的建议。因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风平浪静了，你们写不写、写多写少、怎么写和你们个人以后出路没有关系，交代一下政策，你们愿写就写，不愿写就不写。这里有少数人确实不愿意写，但是多数人还是很尽心去写，把这些事过去以后的一些问题、一些感受写了出来，最后形成一个总的调研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说了很多问题，其中就包括制度方面的问题，使人深思。比如辽宁高级法院原来的院长田凤岐说，现在用人制度考核方式很难使中央准确评估党的高级干部，有思想的、勇于创新的、能力强的人才往往受到同级或上级的嫉妒和排挤，人事关系紧张。善于迎来送往的、注意经济利益关系的人，劳民伤财、做表面文章的人，往往美誉多多。他是这么认为的。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说，现在各级干部的命运主要掌握在各级领导手里，真正的群众代表是点缀性的，选举不能反映真正的民意。他们都是这样认为。

从这些人的态度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选拔干部制度确实是落后的。这个落后的词是谁说的呢？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有些干部确实是选拔之后，在权力腐蚀下变坏的。确实有一些干部，在选拔的时候就不好。因为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所以选了一些不好的人上去。为什么这么多省部级干部处问题，那么多高官出问题啊？得看看他们是什么人，怎么上来的？不把这个问题解决，想预防腐败、反腐败都谈不上。这些人是怎么上来的呢？中组部在报纸上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工作中确实存在着识人不准、把关不严、用人不当的问题。本来我们党的干部路线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基本标准，实际上奉行的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异。是什么呢？我概括了四个方面：

一个就是任人唯亲的标准。这个亲是狭义的亲。中纪委在一次全会上特别指出来，一些领导干部对自己亲近的所谓熟人，能为自己办事的所谓的能人，以及自己的亲人，恩宠有佳，提拔很快。有些干部子女未必就有德才，但是提拔很快，有些当秘书出身的人，未必就具备领导干部的德才，但是也提拔很快。像河北的李真，何德何能何才提拔那么快。而相比之下，同时也是在河北，他们有一个最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人，也是中央表彰的无极县的县委书记刘日，就是提不起来。这都表明了一个干部路线的问题。第二类情况是任人唯钱的标准。谁送钱多，我就提拔谁。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像韩桂芝，像马德都是典型的。第三个标准就是任人唯吹的标准。这些年，我们在提拔干部的时候，特别讲到要有政绩。政绩是硬指标，不是你想干就能干出来的，有很多是几任连续干才干出点政绩出来的。可是有些人当官着急，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干那么多事啊，姑且不说他想不想干。怎么办呢？就好吹，把小的吹成大的，把坏的吹成好的，这样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情况就出现了。像山东有个最著名的叫“鲁吹一号”，当然有一号就有二号、三号排下去了，胡建学据说是“鲁吹二号”。但是吹牛皮吹破，遭贬、进监的还是少数，多数还是很受惠的。第四个就是任人唯杠的标准。我们这些年都一直在说这个杠杠，说年龄，比如说县级换届了，45岁以下的。比如说配班子的时候，要有无党派人士，要有知识分子，要少数民族，要女干部，有人给总结说叫“无知少女”型干部。这样的话，没有“无知少女”干部，这个班子就不能批。作为一个执政党，在用人的杠杠问题上，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它不对。比如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在民族自治区，主席不管水平高低，必须得是少数民族，这是种政治。在班子里，如果没有女同志的话，我们讲半边天，也许在班子配置上不体现这个问题，你怎么向广大妇女交代，这是政治问题。有杠杠无可厚非，问题是什么呢？把杠杠问题绝对化，就会造成很多毛病。我们讲杠杠问题，都是在德才兼备基础上，他年轻一点，又是少数民族的，那就用他吧，是这么一种逻辑关系。但是我们现在有些地方用干部就绝对化了，不管他能不能拿得起来这个工作，是不是德才兼备，但是因为这样几点，轮到他了，他就上来了。形成了一种主次颠倒，出问题也是在所难免。在这些方面，也有很多教训。

第四个点就是监督不到位。这个情况也有很多。现在，我们监督方面有党的监督条例，但是监督不力的情况很严重。事实上，领导不但不监督，有时候还当有纵容性质的，起相反作用。咱们还举韩桂芝的例子，她当组织部副部长的时候，有的书记、县长给她送钱。有一次来了一个县长说，快过年了，韩部长给你点钱买点过年的东西吧，把信封往那儿一撂就走了。走了以后，她一看是钱，然后就追出去还给人家，人家已经走了。没有办法怎么弄？她一开始还比较自觉，说要不然这样吧，让秘书给退回去。退回去以后，县长不高兴了，说你看，过年了，我们给你送点钱，还给我退回来，让我多没面子啊！这个事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怎么办呢？她没有想到的是，主管书记对她说，不能把人都得罪了，后来觉得这话有道理。本来这个书记应该支持她，结果书记说你不能把人都得罪了，后来她就再也不退了。后来她不退钱怎么办呢？当时有一个说法，不好处理的可以上交上级纪委去。她就把一些钱上交中纪委了。中纪委有一次把这些单子拿给省委一个书记看，这省委书记怎么说，他说这样一来，中纪委就会想没退的更多。从那以后，她再也不退了。为什么呢？书记说了两层含义，一个是你交了钱，是不是你就收了这些钱啊？你是不是把大批的钱留下了。再一个，你把钱交了退了，我们这些人都没有交，是不是我们贪了呢？对她这种做法很不满。从那以后，她再也不上交别人送的钱了，来者不拒。十几年，给她送礼行贿涉及到100多人，累计达700多万元，加上退回去的500多万，她收到了1200多万。这些年，我们在监督方面确实是非常不利，下级对上级没法监督，同级的不好监督，上级鞭长莫及，所以出来很多问题。

第五点，就是文化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很多。能不能正确行使权力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我们说上个世纪50年代比较清廉，主要是社会文化风气很好。当时你要真是贪污了、受贿了、行贿了，不但领导批评，组织上要处理，而且社会上也没有同情，连老婆孩子都看不起。你说你干这事为了什么？而相反地，清正廉洁的干部是容易得到提拔的，社会都尊重，老婆孩子也都对你尊敬。这是一种文化氛围。这些年发生了变化，很多地方不是这种情况。你如果是一个很清正、廉洁的人，不但老婆孩子都觉得吃亏，连亲戚朋友也说没借上光，这个官当得窝囊啊！另外一种风气是什么？说你看人家官不大，什么都能办，家里的日子过得多好，亲戚都安排了工作，要什么有什么，还有车有房子，好几处房子。这种议论看似很平常，表现了一种社会文化氛围。在这个文化氛围之下，很多人就不能够坚持正确的东西，而是随波逐流，走向了腐败。

在文化方面，十六大以来，我们很注重廉政文化建设，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文化主要是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观念问题，我们很多观念没有转变过来。举两个例子，一个送钱的问题。怎么看给领导送钱的问题？我到法国去的时候，问政府官员，你们想升官吗？他们说，想。我说是不是要讨好领导？他们说，是。我说怎么讨好呢？他说，好好工作啊，自己的态度再好一点。我说难道你们不送钱吗？他说不能送钱。我说为什么不送钱呢？他说送钱在他们国家社会里面是不行的。给谁送钱呢？给乞丐。给领导送钱，领导不高兴，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一般的领导是这样的。还有个别的领导当然也需要钱，也收钱的，但是他一般不好收。为什么呢？法国管钱的制度很严格。在欧盟国家，一般都是用刷卡走帐的形式来进行交易，如果超过1万欧元，国家的监察部门和财政部门要查一万欧元的现金从哪儿来的？往哪儿花？他不敢收。咱们国家是什么情况呢？相反。再说马德这个例子啊，马德到了绥化当市委书记以后，非常贪婪，开始的时候谁送钱他还知道，最后谁送钱他都不知道了，谁没送他记得清。后来下属肇东市的市委副书记，年轻气盛，共青团干部出身，说我就凭自己的工作，绝不送礼，干那种卑鄙的事。马德说好小子，你等着吧，我非把你拿掉不可。后来这个副书记的朋友就说，这样下去你就完了，这么多年白干了，多不值啊。他想了想，动摇了，送了几万块钱。马德被“双规”以后，接着又把他“两规”了，结果开除党籍、政籍、公职，好在给他留个大面子，说你带有逼良为娼的情节，免予刑事起诉。在马德下面的班子里找不到一个能坚持到最后的人。

 

通过这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教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看到文化问题。在马德的眼里，在下面那些干部的眼里头，钱是个什么东西？钱不表明要解决你经济上的消费问题，不解决你生活问题，它是一种信号、一种符号，是下属是否忠于上级、忠于程度的一种标志。送钱表明对领导忠诚，送得越多越忠诚。这种观念如果不改变的话，腐败问题怎么能解除和预防呢？马德这个事出了好几年了，我最近又去了那边私下访了一下，说你们现在还有送钱的吗？他说送，不送能行吗？你不送，领导说你跟他不是一条心。尽管领导表示不要，你非要塞给他，领导说我要批评你啊，你再不能这样了，其实心想，这人对我不错，挺好，下回提拔还有你的事。

还有一个观念，就是情人观念。世界各国都过情人节，我们知道情人是个好东西，如果不是，为什么都过情人节呢？对情人怎么看？中国跟西方有很大的差别。我到欧洲去的时候，我也问他们，你们的领导，比如说局长、部长有情人没有？他说有的有、有的没有。我说情人是个什么情况呢？他说我们有些领导虽然年纪大一点，但是仪表堂堂，学识丰富，很有魅力，有些年轻女性就看上了，就愿意做他的情人，出双入对，经常有。我说当情人之后，他们有什么好处吗？他说什么好处啊？外国人不知道中国人的好处，我说比如说给她车子、给她钱、给她房子、给她办事什么的。他说那个倒没有，吃饭一般都是AA制，很平等。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平等，不要东西呢？他说要东西之后，这女性就觉得是一种侮辱。咱们中国是怎么样认识情人的呢？以段义和为例。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段义和情人勾上以后，无穷无尽地要求，要汽车、要房子、变工作。她原来是个宾馆的服务员，后来调到市政府去了，当市政府的科员、副科长、科长，还要跟他结婚，成为他的政治夫人。所以，实际上中国的情人是加引号的情人，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交易。如果这个观念不改变的话，我们预防腐败问题也很难做。但是风气和观念的转变是长期的，也是最难的，我们以后还确实要加强。

全面加强反腐倡廉的建设

今后这五年，怎样加强反腐倡廉的建设？对这个问题，中纪委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来也被十七大肯定了的，主要是这么一段话：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加强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作风建设，加强以完善惩治预防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努力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工作领域，切实抓好《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落实，为实现党十七大提出的各项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提供有力的保证。这一段话就是今后五年我们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总体要求。

把握十七大关于反腐倡廉的总体要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思想清醒、政治坚定、作风务实的良好精神状态。这个精神状态问题至关重要。这次在锦涛报告里特别讲到了四个“一定要”，我们在讲反腐倡廉建设的时候，首先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第一个“一定要”，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这个很重要。邓小平同志曾经尖锐地说过，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了又有什么意义呢？过去，我们都知道有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时提出的人就说，亡天下和亡国是两个概念。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亡国实际上是一个政权的转换、政权的得失，是一个政权的问题。而亡天下则是人心不古、人心变坏。所以，这方面，我们不要光从政权角度看，政权很重要，我们还要从社会进步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如果出现了那种问题，那才叫和平演变呢。

第二个“一定要”，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共产党执政以后，艰苦奋斗本色不能丢，刚才讲了那么多实例，出现作风问题、违纪违法的情况，很多就是不能艰苦奋斗了，不能保持过去那种良好的优良传统作风了。邓小平同志说，共产党人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得住腐败现象。这是正确的一种判断。

第三个“一定要”，要刻苦学习、埋头苦干。这里很重要的一个，要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防止思想庸俗化。邓小平说，如果说要变质，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思想庸俗化导致了很多人走向腐败。我们看有些地方的干部原来不错，后来为什么成了腐败分子了呢？他有拐点，这个拐点就是一个思想庸俗化。

第四个“一定要”，要加强团结，顾全大局。特别是当前我们在党的建设方面，讲五大建设，反腐倡廉是其一。反腐倡廉这个问题，仅靠纪委、监察部门是不行的，他们只能做很小一部分，更多的工作是靠全社会来做，靠全党来做，靠政府各部门来做。特别是现在讲预防腐败，主要靠政府各部门。这些年，我们政府各部门联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切，只有各部门加强团结，顾全大局，我们的反腐倡廉工作才能做得好。

再就是把握十七大关于反腐倡廉的总体要求，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在落实各项任务上下工夫。反腐倡廉建设一切美好愿景和目标，归根到底都是要通过全党人同志和人民群众扎扎实实的工作来实现的。所以说，一定要具体地去干，落实好十七大提的各项任务。

十七大主要提出六项重点任务，一个重点就是以领导干部为重点，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和廉洁从政的教育，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第二个重点也是讲领导干部，就是全面加强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作风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是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作风。第三个工作重点就是切实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群众利益问题一直是我们党最关注的问题，解决这方面的突出问题，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当然，这个不光是从纪委反腐倡廉的角度，从政府工作角度来看，同样是重点。政府就是人民的政府，是服务型的政府，要想构建和谐社会，履行政府职责，你必须解决好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

第四个工作重点是着力推进改革和制度建设，形成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大层次，宏观地讲，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这个层次的制度建设是带有基础性的，说一个国家是腐败还是不腐败，清廉还是不清廉，最根本的看的是这个层次的制度。如果这方面的层次制度好，就把国家的整个腐败管住了，清廉问题有了保证。好的制度是什么制度呢？不是中纪委规定的那点制度，主要的是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这些制度对国家的腐败与否，是带根本性的。第二个层次，就是反腐倡廉制度方面的一些规定。比如说，如何进行监督？如果进行反腐倡廉教育啊，如何进行干部廉洁从政等。

第五个工作重点就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防止人民的权力被滥用。这就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监督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这五年期间，我们有个重大的事件，就是颁布了党的监督条例。这是一件好事情，过去搞了十多年没有搞出来，为什么搞不出来呢？这不是文字上的问题，是实践中的问题。如果我们这个监督条例不包含着全党对中央委员会、对总书记监督的话，我们写它干什么呢？但是，原来没有总书记表态，说我接受全党监督。锦涛同志当了总书记之后，在我们中纪委的二次全会上公开申明，我作为总书记，我接受全党的监督，接受中央委员会的监督，特别接受中央纪委的监督，中央政治局也接受全党的监督。从这以后，在理论上的障碍没有了，我们这个监督条例就搞出来了。所以，没有胡总书记这个表态，我们这个制度还出不来。这是一个进步。可是再进一步想，我们这个制度规定上有的地方还很粗糙，这个制度出台已经几年了，我们并没有出现一个案例。就是说，中央委员会委员监督政治局、监督总书记的案例，现在一个案例也没有。不但这例没有，在全党各级党委会、常委书记接受党员、委员会委员、常委的监督，这样的案例也没有。所以，我们的监督条例从制度本身建设来讲，需要细化，不能太原则了。在实行中我们要加大它的推行力度，用相关的制度来保证才行。第六项工作就是坚持从严治党，保持查办案件的工作力度。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反腐败还处于高发多发阶段，这是大趋势的判断，短期内不可能很少。在这种情况下，纪委的办案工作是不能削弱的，力度必须加强，这一点是对纪委的要求。

今天就讲这么多，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刘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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