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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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我个人的体会，认为有两个非常突出的重点。第一个，也是整个十七大的主题，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一点是非常突出的，也是关系到我们事业、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成败的一个关键。这一点，我想也是我们在各个领域中、各条战线上的同志们学习十七大精神的一个基本点、一个重点。所以我想结合自己的一些研究和体会，特别是在国内外都做了很多的调查研跟同志们交流一下，今天我想首先讲一讲这个问题。第二是和人大工作有关，民主政治的一个重大制度和实践。同时我也是做这方面研究的，所以就这个民主政治的有关问题，也结合十七大的精神跟同志们作一个交流。因为很明显，十七大报告当中，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做了浓抹重彩的阐述，这方面也是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所以这一问题和我们工作结合得非常密切，我想也谈一谈这方面的一些学习体会。

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首先，我谈谈对于十七大提出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体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这一点首先是改革开放近三十来，我们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伟大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这些伟大实践的一个结论，为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所证明的。如果更广阔地看的话，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民建国以来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当中，得出的这样一条道路和这样一个理论。

这个问题，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在座的很多同志，可能年纪和我年龄相仿，还有的是我的老大哥、老大姐了。我今年50岁，1978年上的大学，以后一直做学术工作，应该说我的社会经历、学术经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来成长的，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伴随改革开放成长的，那么对于这一条道路的理解。我想我们首先应该抓住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抓住道路的起点。我们今天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这条道路，我们说它是一个必由之路，是历史的选择，人们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要看一看这个道路的起点。刚才我说了，我们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的，今天如果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必要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是什么？那就是三十年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它的一个历史的起点。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是在我们1949年建国以后，到今年正好是两个29年。前29年，应该说我们也在探索，也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但是，这个探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有经验也有教训。那么我们现在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者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它的起点那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以这一次十七大做出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概念的界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什么呢？包括了邓小平理论，包括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要的战略思想，包括了这样一些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那么这个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和理论，反映的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以我们说这条道路的历史起点就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时间上，是我个人的体会，先做一个理解。

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以前我们走的是什么道路呢？我应该说我们以前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道路。1949年，毛泽东思想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1949年建国以后，实现了完成了新民主革命的任务，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然后我们又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但是这条道路和我们今天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十七大实际上是讲了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用现在学术一点的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专有名词了，它特指的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和理论。那么它的历史起点就是改革开放，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毛泽东领导的对于社会主义的探索，它也是社会主义，探索的也是社会主义，但是那个时候的理论是什么理论？那个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起来就很复杂了，我们就不能够展开了。但是同志们记忆犹新的，或者说我们对于三中全会以前这29年的探索，最核心的一个思想是什么？按照我们今天来讲，因为时间有限不能做全面的展开，就从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上来讲，我个人看，就是四个大字“斗私批修”。那个时候搞社会主义，它的核心理念就是“斗私批修”。什么是“斗私”？就是不能够有个人的利益，要强调大公无私，不讲多劳多得，不讲按劳分配，也就是不讲个人的物质利益。当然个人有物质利益，但是这并不是社会所崇尚的，社会崇尚的是大公无私，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批修”，我这个岁数以上的人都知道。过去我们不用说开一个车、买件新衣服、大家开玩笑，说你看你这变修了，就是你过好生活了，你追求物质享受，这就叫修正主义，所以毛泽东时代概括起来说，他的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建设一个高尚的、没有私心的、不讲物质利益的、不讲那么所谓的追求物质生活的那样朴素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时代，总的思想是这么个思想，而且越搞越彻底，最后叫割资本主义尾巴，最后就搞到“文化大革命”。那么对于一个实践，当然我们知道有它正确的一方面，它也是社会主义，也是反映了社会主义一些比较深刻的思想，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失败了。

我们今天回顾一下，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发言，实际上就紧接着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准备会，小平在这个闭幕会议上发言，实际上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主旨的精神的阐述。邓小平在那个里面以他的理论风格、思想风格，讲了一段话。十七大闭幕以后我又特意看了小平同志这个讲话，有新的体会。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上，有个标题我们都很熟悉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个讲话当中，小平同志讲了这么一段话，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短短这么一句话，我认为这就是对建国以后毛泽东领导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探索的一个总结，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践做一个基本评价。他的总结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起点，简单的说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不讲物质利益，不讲按劳分配，对于少数人可以，对于多数人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对于长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用今天我们的话，就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那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改变社会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不是在根据你的思想、根据你的所谓出身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是根据你的受教育程度和取得的成就来决定你的社会地位。

改革开放我们可以说给它做很多的概括，它的经济、它的政治、它的文化、它的思想，方方面面，具体到我们人大制度、政协、司法，我们可以讲八个方面、九个方面。但是你说，这改革开放29年了，到今年，中国发生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是什么变了才导致我们今天这么一个巨大的社会面貌的变化？特别来到朝阳区，路上跟接我来的同志一直在很兴奋地议论，北京是中国的首善之区，要我看朝阳就是北京的首善之区，不得了。过去说北京有三个近郊区，叫朝海丰，过去朝阳区是最不行的，在这三个区里面地方比较大。现在我们一看，举世震惊。三十年前，国门刚刚打开的时候，我们对国外，感觉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到了美国、到了西方，叹为观止。我记得1978年，我去美国，有一个同学带我去看洛杉矶的夜景，我说这是传说中的水晶宫，那今天我们北京、我们朝阳区就是这个面貌。

这些所有的变化中，最根本的变化是什么？其实最根本的变化就是能够涉及每一个人，能够改变每一个人行为的变化，也就是这个社会基本价值的变化。这个就是小平当年讲的这个问题，过去的中国，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是什么？是你的家庭出身，是你的政治观点。那么今天，就完全改变了，今天决定中国人社会地位的，主要是两条，一个就是你受教育的程度，一个就是你个人所取得的成就，这是改变了一切的最核心的问题。也因为这个改变，它涉及所有的人，涉及所有的家庭，涉及所有人的行为。无独有偶，在历史上，就像我们这么一个落后的国家，所谓落后国家就是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开始以后，人类社会发生了一个很深刻的变化，按照中国士大夫的说法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在这种变革当中，能够通过一个改革或者叫做改良追上世界潮流的，现在看最成功的只有一个范例。西方有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曾经说过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后，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格局的就只有一个国家，就是当年的日本，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当然这是很早以前说的，那么今天看，还有一个国家，就是中国，到今年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我们现在GDP总数将达到世界第三，第一是美国，第二是日本，第三是中国。当然GDP也不是很准确反映一个国家的进步，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有别的更好的说明，一般也可以援引这个数字，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变化。

 

大家知道，日本在1868年开始了明治维新，我们中国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发展，开始了一次重要的尝试，就是清末的改良。洋务运动是同时起步。那同时的起步，日本是成功了，我们失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统治中兴，同时代的。但是26年以后，日本打败了中国，就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从此中国就掉到了近代历史上的最低点。再过十年，就是36年以后，1905年日本打败了西方的一个列强，就是俄罗斯，日本彻底摆脱了历史的命运。那么日本的明治维新，美国人给它总结，也是一个根本的价值观的转移。美国人就讲，日本的明治维新，根本上来讲，就是使一个由世袭主要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社会，转变为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成就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这么一个社会。这是美国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学家，写过一本名著叫《日本人》，他在这里面总结明治维新，就是这一点彻底改变了社会价值观，它涉及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行为。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现在看快30年了，这个道路的起点实际上就是从小平讲的，从那样一个“斗私批修”的、不讲个人物质利益的、不讲多劳多得的，转移到承认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多劳多得的这样一个社会。我觉得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起点。而且我选择了这样一个比较深刻的或者是具有某种文化意义的价值观的改变来观察这个问题。所以改革开放也快30年了，回顾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深刻的变化。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变化，包括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都是在这样一个改变的背景下，逐渐顺理成章地、合乎逻辑地出现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我们为什么走上这条道路，我们走上这条道路，不是一下子就认识到了，是经过了同样是29年的艰辛探索，出现了“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教训，以后我们才认识到了。所以这条道路要走下去。现在有的同志提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道德水平的状况，各个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对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了，那是一个方面，你不能片面来看这个问题。在十七大之前有很多的讨论，我觉得这些讨论总的来讲都是积极的，都反映了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国家事业的深切关心。比如说提到现在的腐败问题，提到现在这种价值观、道德问题，等等，比如说过于崇尚物质这些，我觉得都有道理，要更多地坚持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我觉得这都对。但是我为什么讲这个起点你不能忘记，我们这条道路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我们为什么要走上这条道路，不走这条道路，我们走别的道路，行不行？我们实验过没有？应该说都实验过，但是失败了，而只有这条道路带来了中国30年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这个是非常深刻的。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我们不能把以前曾经实验过的东西，可能由于时代比较久远了，那个东西又成了一个好东西了。实际上我们做过，我们失败了，才走上这条道路，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这都是很有针对性的，同志们可能听得出来。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有人就说了，说中国搞了改革开放，你说你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你不是社会主义，你搞的是资本主义，你搞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就不是社会主义，那么中国是不是搞了资本主义，或者有人说了，资本主义也不好，应该搞民主社会主义。那么中国是不是搞了资本主义，是不是搞了民主社会主义，显然也不是。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它是对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创新。你说它不是社会主义，的确和我们原来搞的社会主义不一样，所以十七大才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是从改革开放划线了。那原来是不是社会主义，原来也是社会主义，但是和我们今天搞的社会主义有区别，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你说中国是什么主义？不是原来的社会主义，离我们老祖宗，不用说马克思，就说毛泽东带领我们的实践都有很大的距离了。这不一样了，所以十七大才划界限了，过去我们是笼统说的，过去我们都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毛泽东那个时候就算，现在看不一样了。所以现在的社会主义和原来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是它的继承和发展创新，但是有很大的区别。这我们大家都能够接受，一看都很明白。

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搞了资本主义，绝对不是，我给大家可以举很多的例子。我最近和一个香港的投资家讨论中国的社会问题，因为他是个大资本家，很有钱，在北京有很多的投资，包括很多公益事业，一方面他做公益事业，一方面他很关心政治。因为他资本大了，要了解政治。他有一段话说得很好，我作为一个资本家，绝对不投资北京的住宅，就是房地产。他不投资北京的住宅，我们说为什么？他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听了以后觉得挺有意思，我说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和你不投资北京的房地产有什么关系？他说当然有关系了，作为一个资本家，作为一个投资家，我就要让这个利润是无限的、不能封顶，我做事，不在于赚钱多赚钱少，首先不能让利润有封顶，我赚到赚不到是另一回事。不能说我投资的时候，这个利润空间是确定了，这个事我不干。我绝对不会在北京盖任何一件住宅，为什么？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不会让房价没头地涨，涨到一定程度就涨不了了，空间就没有了，封顶了。这是毫不隐讳的一个资本家。

前不久到日本，日本广泛的政界包括学术界，日本那些顶尖的中国通我见了不少，我就问他们这个问题，怎么看中国？中国是个什么国家？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就说了两句话，实际上就是十七大精神，他说第一你中国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但是中国绝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你非要起个名字的话，你们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可以，干脆就叫中国主义也可以，没有什么不行的。确实就是说，我们这个道路的发展还是基于什么？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基于我们中国的实践。所以十七大强调国情，我觉得我们要加深对他的理解。我们之所以有很多的争论，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当然我认为这些争论都是有意义的，不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你要注意，这种争论很多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观念，脑子里有一个观念，我认为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的，我拿这个观念和现实一对照，有的一致我就肯定，有的不一致我就否定，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那么中国的实践，我们党的路线，十七大反复跟全党同志、跟全国人民讲的基本精神，是讲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要从实际出发，这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的总结。而且十七大提出来，我们党要是一个学习型的政党，国家是要注重学习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之所以走到今天，是和我们党从实际出发、从经验出发，从我们自己的和国外的经验教训当中善于学习密切相关的。

在这个当中，我觉得有三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于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生深远的重大的影响。第一个我认为就是1989年或者叫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苏东剧变。1989年春夏之交我们北京一场政治风波过去了，很快到了10月份，匈牙利、波兰就发生了事变。紧接着12月罗马尼亚出现了政变，后来就是多米诺骨牌，整个苏联、整个东欧垮台了。接着到了1991年，苏联挣扎了几年也垮下去了。我们回忆回忆，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非常相关。最近我看到了1989年的一个政治精英，十七大以后写了一个体会，他说看来中国走向和平演变，就是他们所希望的那个前景，看来更加渺茫了。接着他说，历史是有偶然性的，什么偶然性呢？如果在1989年，如果苏东剧变在先，天安门1989年的风波在后，他说可能历史就会完全改观。当然有人也讲中国走这个道路是有必然性，即使是苏东剧变在前，我们在后也不见得，那个完全是推断了，不好说。但是现在这个人就有这么一番评论，什么意思？就是中国人吸取了苏东的教训，很难再走这样一条路了。苏东是什么教训呢？那就是不能够放弃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够搞所谓的自由的资本主义，搞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那套体制。

 

最近我们社科院和俄罗斯有关的研究机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机构，搞了一次民主对话。俄罗斯有一位学者，还在俄罗斯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来评论我们这个会议。我们参考消息还转载了这篇文章。我们这个会是在9月开的，他的文章也就是在9月底，十七大之前就发表了，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就讲，中国人聪明，他们很会从别人的教训当中学习，他们来问我们那真是问到了，找对人了，谁能够比一个曾经濒死的人更能说清楚死亡的感觉呢？这是他的原话，所以俄罗斯经历了那么一场浩劫之后，现在逐渐重新找到了方向，那么中国人现在很明白，他们的关键就是要避免我们的命运，而且这是免费的。所以这个1989年苏东剧变对中国太重要了。因为实际上我们改革开放是伴随着风险的，我们改革开放是伴随着争论的，中国一个是要走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看，共识越来越大，十七大的成功就在于这一点。十七大确实改变了整个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为什么？就是共识更加扩大了，在社会科学里头有的时候这个共识就是真理。因为只有共识，你才能够继续做下去。它不像自然科学，自然科学那个真理是纯客观的，你认识到它也如此，不认识到也如此。社会领域就不一样，明明是对的东西，大家都不这么看，那这个事也做不了。如果大家一致这么认为，这个事可能就成功了，所以这个共识很重要。现在全世界都在看，中国到底能不能走出自己的道路，很大一个问题就是看大家能不能有共识，至少主流有没有共识。

在1989年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很大的共识，争论就很多，中国就有可能像苏联、东欧那样。但是苏联、东欧瓦解了，中国人民受到了教育，一看，这不行。而且这个看法还不是在当时，因为当时有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应该像苏联、东欧那样，应该完全放弃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羞羞答答的，应该是赤裸裸地搞、名实相符地搞，人家苏联、东欧就是这么搞的。这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就是看它搞得怎么样。所以1989年以后，当时我就让我爱人，她当时正好在中央党校，我说你以后就别研究什么经济学了，干脆你去研究研究苏联、东欧算了，我说这个将来是决定中国人命运的。苏联东欧要是搞好了，不是一场浩劫的话，今天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很难，但是苏联东欧放弃社会主义、放弃马克思主义、放弃党的领导，以后怎么样？一下子跌到深渊里头去了，尽管有的人不承认，有的人不愿意正视这个现实，但是这个事实谁也不能否认。

我记得1989年以后，很多我们的同志很不服气的，年初的时候开研讨会就说，你别以为人家苏联、东欧不行了，今年肯定走出低谷，苏联也要达到低谷，也会好起来，人家潜力很大，将来肯定比你们搞得好。这个话你们可能都听过，一到年底，不吭声了，这个预言家都不知道去哪里。很多同志都是这样，包括我们中央党校的好多教授，我都还记忆犹新。这实际上潜台词是什么呀？潜台词就是谁的路线对还不一定，到底是中国这个道路好，还是苏联这个道路好，还不一定，但是今天恐怕不是说完全看法一致了，但是人们看得是比较清楚的，这个清楚的深刻就在于人家普京、苏联、俄罗斯已经总结经验了，也在调整，也是搞了治理整顿，所以才把俄罗斯稳定下来。它在探索一条俄罗斯的社会发展道路。普京做了一系列的调整，才把俄罗斯从那种死亡的边沿上挽救回来了，美国人就不高兴了，说你这完全脱轨了。美国人现在讲，中国人是不搞民主，俄罗斯已经脱离了民主的轨道，这就对了。当然我们搞我们的民主，就是不能搞你那一套。所以俄罗斯人现在知道，西方攻击中国的东西，就是维持中国可以存在的那些东西。所以他说我们哪个不好，那一定就是我们的命根子，他是要挖我们的命根子。

第二，就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次重大的深刻的影响。1997年以前，我们搞了十年、二十年的对外开放，但是说老实话，我认为我们真正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当代世界经济的理解、对于世界的经济体系、经济秩序包括金融体系、金融秩序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1997年。所以泰山不是堆的，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那都是实践的总结。你回忆一下。1997年以前，当时对于全球化这个词还很陌生，1995年还不怎么讲。1995年我写过一本书，叫《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我当时看了很多的材料，当时叫国际化，还不兴全球化这个词。1996年开始，全球化这个词来了。到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一下给中国震动太大了，给世界教育太大了。广大的第三世界，包括韩国、马来西亚，一夜回到起飞前，人均GDP倒退了20年。中国在这个当中没有垮台，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有生命力，这不是吹牛。“四小龙”搞得那么好，一夜就垮了，哭都哭不出来。

我前不久到韩国访问，他们真是切肤之痛，而且认为是侮辱。韩国这个民族意识很强的，爱国主义很强，他们认为这是侮辱，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他们的嘲弄，一家伙就把他们毁成那个样子了，一下子人均GDP回到了70年代的水平了，倒退了20年。很多人都倾家荡产，原来认为自己是个有钱人，突然之间一文不名。当时很多韩国人叫IMF（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流浪汉。韩国人要面子，自己没有工作还不敢跟太太说，怎么办呢？早上提着个皮包，穿个西装，打个领带，上街去转悠去了，找个公园，坐到十点钟，电影院里买一张电影票进去，一直坐到下班，然后再回家。很多韩国人都是这样，那是刻骨铭心的，到现在也没有缓过劲来。那中国就顶住了，我们就明白了，这个世界是个什么世界，什么经济秩序？什么金融体系？谁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所以中国的对外开放，我们就知道全球化有两面性，有阳光也有阴影。江泽民同志参加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时候发表的讲话，同志们再拿出来看看，他讲到了全球化对第三世界国家是弊大于利的，对全球化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对我们对外开放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所以到今天我们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人民币和美国斗争这么尖锐，这实际上都是得益于1997年。这个对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一次重大的方向的校正，我们知道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次又是一次拨正。

然后就是2000年以后，世纪之交拉美的新自由主义危机。拉丁美洲也是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所谓后发国家，就是在60年代以来也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也像我们中国一样，他们当时叫巴西的奇迹、阿根廷的奇迹、墨西哥的奇迹。到了80年代以后，出现了问题，就接受了美国所谓芝加哥弟子。当时美国芝加哥培养了一批拉美的博士专修班，后来成为拉美这些国家的骨干。一些总统、财长、银行家，很多很多，都是芝加哥拉美班的、博士班的同学回去了，按照芝加哥学派、按照新自由主义来设计拉美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不是没有奏效，也产生了一些作用，90年代拉美国家发展得还是不错的，一进入新世纪以后，一泻千里。大家都知道了，整个拉美是“左倾化”，左翼政府全上台，菲尔兰德斯号称是艾薇塔第二、皮隆夫人第二，据说长得比皮隆夫人还要漂亮。现在你看看，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除了墨西哥，墨西哥是美国人搞了鬼，才算是耍赖皮，还未翻盘子，早晚的事儿。为什么？就是新自由主义破产了，李长春同志到拉美，先听卡斯特罗给他讲，那还没有直接的感受，然后再访问，一路访问过去，一看遍地焦土啊。拉美新自由主义搞不了。拉美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不讲宏观调控，完全是自由主义，不设防。所以拉美经济被国际资本洗劫一空。我们也组织一些中国专家去拉美考察，回来不寒而栗啊。同志们可能也有去过拉美的，拉美完全是两重天，完全是讽刺画啊，有最豪华的、最漂亮的富人区，也有最肮脏、最龌龊、最野蛮、最黑暗的穷人区。

所以我们国家从90年代以来，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包括到新世纪，我们强调国外的宏观调控，这都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强调社会建设，在很大成都上吸取拉美的经验教训。经济发展了，过去有人讲，一千美元、三千美元，拉美都超过三千美元了，然后一溃千里，为什么？就是严重的两极分化，不搞社会主义必然就是这个结果，而且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到拉美，拉美的学者也跟中国的学者交流，也是这个问题，就说拉美什么问题看得很清楚，什么都知道，就一点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没有办法。

前不久巴西的政治参赞，我们俩一块儿聊天，交换意见，我就跟他探讨巴西的情况，他说得很清楚，头头是道，巴西是怎么过来的，什么问题，要害在哪，症结在哪儿，问题就问到最后，您说怎么办呢？没办法。大家都有共识，他说就是没办法。我说为什么没办法？他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解决问题，没有中国共产党这问题就这么样。里约热内卢是世界上很著名的城市，周围一圈有几公里的“城中村”。它围着里约热内卢一圈。这一圈是贫民区，不是一般的贫民区，警察都不敢进去的，谁都不敢进。中国的考察团曾经也有大胆的，说到底什么情况，能不能进去看看。说不行，绝对不行。咱们有一个部长就去，最后被人极力劝阻，说你不能去。咱们驻圣保罗的领事，向国内申请买一个防弹车，国内说不行啊，您这不够资格，大使也不能坐防弹车啊。他被抢好几次了，一到路口停车，边上骑着摩托车的、开着汽车的过来了，拿着手枪，一敲窗户门，做的手势咱们都知道，你还不能有动作，把手先伸出来，然后让司机把窗户摇一个小缝。你还不能把窗户降下来，窗户降下来就开枪。摇一个小缝，把钱从那个小缝里给人递出去，OK了你走，你不走就开枪。

最后还有比中国人更较劲的，就是法国前任总统希拉克。希拉克不信邪，他说别人不敢去，我去。人家极力劝阻，这绝对不行，他说什么都去，我就要站到你们都说那么可怕的地方看看。最后真去了，派了3000名军警，上面武装直升飞机，中间坦克、装甲车。3000人护着希拉克，在里边待了10分钟赶紧出来了。大家知道，前不久劫狱，监狱里都是黑社会，有一次跟警察打起来了。黑社会老大就住在监狱豪华的宾馆里，在星级监舍指挥作战，说警察不许上班，警察上班格杀勿论，你这几天就别穿警服，别上办公室，别上警察局。哪个警察局不服，一个一个打，拿火箭弹、火箭筒打警察局，最后打得警察局没办法，跟他妥协。把正规军派来了，也平息不下去，最后谈判解决了。

国家都乱到这种程度了，现在怎么办也不知道。现在左翼政府上台也许好点，左翼政府和黑社会比较容易沟通。因为黑社会好多都是罗宾汉。巴西参赞亲口跟我说，我们没办法，我们就缺一个共产党，有共产党才能解决问题，没共产党这问题就这样了。当然也是半开玩笑了，共产党想要就要啊。共产党也是中国一百多年被人欺负，欺负到家了才弄出一个共产党来。

我们走的这条道路，起点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这一路上我们吸取了很多国家的经验教训，证明搞传统的社会主义肯定是搞不下去了。这不用说了，我们自己的经验证明了，就搞资本主义也不行。民主社会主义行不行呢？有个老同志写了个东西，说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能救谁啊？自己都自相矛盾。今年我们到北欧去考察，北欧三国实行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在北欧就叫普惠制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这个制度在北欧国家已经搞不下去了，你还救谁啊。而且这个老同志还口口声声否定毛泽东，毛泽东当年搞的就是城市当中低水平的但是普惠制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我们搞过，只不过我们搞得水平低，北欧搞得水平高，但是现在它也搞不下去了。说第一个现在丹麦，我们去了丹麦，第一个顶不住了，丹麦第一个倒了，主要是教育、医疗、养老。民主社会主义是什么也没搞清楚，就说它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我们的情况实际上是从1998年以后又有一个新的调整，1998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要的年头，这一年有三大转，或者说是我们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发生的一次阶段性的转折。1997年是十五大，转过年来就是1998年。1998年就有三件大事儿，第一件就叫做告别短缺。告别短缺就意味着我们从建国以来长期的供应不足历史性地转入了相对的过剩。中国搞市场经济出现这种转变在1998年。但是这一年中国人均GDP是1000美元，比现在少一半。现在是2000多了。在一个人均GDP1000美元的国家里面出现了短缺，出现了市场约束。所谓的扩大内需，就是需求不足的情况，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了，一方面是社会差距扩大了。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叫失业下岗。下岗这个词我们党的正式文件里，在十五大报告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叫做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十五大以后就大规模下岗，到1998年第一季度，当时失业下岗人数达到了1000万，准确地说是1010万，其中国有企业职工900多万，占到了当时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9.2%。所以这个在党史上是个很大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买房子。同志们回忆回忆，大规模城市居民需要自购住房，这个转制年就是1998年。这正好是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一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一方面暴露了严重的问题。这个时候中央进行了调整。1999年转过年，4月份法轮功，2000年提出“以德治国”。所以在我看来，实际上科学发展观的先声是“以德治国”。这个我今天就不展开了，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我们改革开放总结了一条经验，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社会主义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不能靠“斗私批修”搞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这20多年有什么经验呢？在我看来，就是竞技的发展不等于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的全面进步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所以你看，从十六大以来，中国社会的主题词就是建设。外国人不明就里，说中国人怎么什么都是建设，什么都是工程，看来这和中国领导人当中很多人毕业于清华大学、都是工程师出身有关系，这个是风马牛不相及，都没关系，是我们社会发展到这一地步了。过去我们认为很简单，就是改革，就是发展，就是财大气粗，就是把事情做大，这就是发展了，就是民生了。所以现在提出个民生问题，以民为本，你看这个发展确实很快。几年前，没有这么谈，因为没有这种语境，发展就是硬道理。现在大家知道了，所以十七大提出要共享的问题，发展不等于共享，发展不等于民生。同志们在第一线工作，对这个问题太理解了。巴西业发展了，发展成两极分化了，不等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全面的进步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设。所以我们现在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都是建设，你看主题词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社会认识的变化，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变迁。非典以后，科学发展观的首次提出，同志们还记得吗？这和我们北京有关系。就是在2003年7月28号，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讲，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这是首次提出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是经过了这么一番探索实践才走到了今天的。它有深刻的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是我们自己实践的结果，是既防止“左”又防止右、从实际出发走出的一条道路，是最符合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我们发展的要求的，所以它也得到了我们最大的共识。所以我们确实要像十七大提出的、要延着这条道路发展、沿着这条道路解决问题。

我说一句个人的感受，我觉得中国需要时间，我们确实有很大的发展，朝阳区更是发展，但是同志们最清楚，中国现在的发展，和世界比比，相当于盖了个毛坯房，还没有精装修，大模样有了，具体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你说咱们成绩突出吧，突出，但是问题也很多。成绩突出还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均衡的状态，远的不说，多的不比，北京发展是最好的，外国人来了震惊，但是我刚才也迟到了。堵车，为什么堵车？很简单，缺少地下交通。东京，日本人住的不比咱们宽敞，吃的更不能和咱们比，但是东京连城铁带地铁加起来50条，经常是三四层的地铁站。北京的人口和东京的规模差不多，现在也是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在这一点上你和人家能比吗？

我最近去日本，从北海道一直到大阪，我们基本上是从地面上走的。我们开车，我特意留神，最多的一次是俩红灯过一个路口，一般就是一次灯我就能过一个路口。你别忘了，东京是一千七百万人，东京地区私人轿车是我们北京的一倍。我们号称是三百万，人家六、七百万啊，为什么？人家是50条地铁加城铁。我举个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有没有矛盾？有矛盾。我们有没有分歧？有分歧，但是你说现在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都不好解决。说句实在话，很难解决，只有在经济进一步发展渐次创造条件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应该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继续埋头苦干，通过科学发展，来解决我们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最终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我觉得这是现在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我们是搞理论的，我们很明白，十七大报告特意点出基本国情、阶段性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就是生产力落后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这样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没有比较好的解决之前，也就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之前，我们现有的条件下，很多的社会矛盾没有一个简单的解，我们解决不了。现在大家来争论，没有别的，只是更糟糕。所以我们还是要按照目前的路子，当然要经过调整，经过解决问题，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在总的这条道路下我们解决。现在很多国际友人，包括俄罗斯学者，他们说你们中国不能着急。这些话都是他们说的，他说现在你们很多矛盾解决不了，只能是经过一段的发展，创造一定的条件，逐渐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你们现在着急，如果你们现在放开所谓的民主，所谓搞西方这一套，你们只能问题更大。

民主政治问题

民主政治，同志们都很关心。很多人问我，说你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十七大也好，将来也好，有没有什么突破？我很抱歉地说了，我不太理解突破是什么意思，突什么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一个根本的区别，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体制转到另一个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可以叫突破。而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来没这么说过。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十七大报告也讲了，是自我完善和发展。具体来说是个深化的问题，它不是从一个体制转到另一个体制，我们是坚持、完善、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不知道突破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这种体制改革基本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要比我体会得深。我觉得中国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根本上来讲，不是出于一种观念，而且凡是观念推动的，我觉得往往是不可靠的，往往是要出问题的。政治发展、政治制度的变迁还是要问题推动，政治制度是在解决问题当中逐渐形成巩固完善发展起来的。它不是人们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一种事实的产物。同志们都是立法机关的同志，你们对这个问题理解肯定很深刻，任何一个发展的确立，是针对着问题的，不是一个思想。我觉得，现在不太好，我有个理想，大家更多一点自由，更多一点民主，咱们就定个法律，恐怕很少有这样的情况，都是具体的问题怎么解决。

中国到底什么在推动着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呢？主要的我认为是两点，第一还是和市场经济有关系，就是人们的权利意识在增长。十七大讲，参与意识在增长，我们的政治体制要适应这个过程。这个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必然的。民主从根本上来讲，它是调动人的积极性，这是小平的概括。中国的民主干什么用的呢，调动积极性的。那么我们这个民主政治应该说有很大的发展。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确形成，我觉得有个重要的理论成果，这应该说和我们社科院的研究有点儿关系。过去你讲民主主要讲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我们现在不能停留在这个说法上，你写个教科书、跟青年学生讲一讲可以，中国的民主实践主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民主形式的问题。十七大报告讲，丰富民主形式。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深刻，一个就认为有了社会主义民主，这个民主形式自然就形成了，这是不对的。因为过去我们老是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比，这两个不一样。现在我们发现了，同样是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也不同。就是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形式也不同。原因是什么？根据是什么？靠什么来决定民主的形式？现在我们理论上有新的认识了。三条，第一国情，第二任务，第三国际环境。这是我们重大的一些理论上的新认识。

应该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理论成果，过去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过去好像民主形式理论上没总结，现在知道了，第一就是国情。什么是国情？主要是自然和经济的禀赋。就是你一个国家的基本状况。比如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经济资源、自然禀赋。四条，人口、市场、水、煤。这么巨大的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广袤的国土条件，中国呈现了这么一个自然地理条件，这是决定中国政治制度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所以你的政治制度必须要适合这个特点。

我们和西方民族有什么区别啊？过去我们讲他是资本主义民主，我们是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先不谈这个，区别不只在这儿，如果这样的话那也说不清很多问题。任务不同，西方的民主形式是什么？因为它的社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所以他这个民主制度主要解决的是要限制国家的权力，保护资产阶级为主的社会乃至于个人的个人权利。这个制度的出发点、落脚点是这个。所以这一系列的制度都是围绕着这个来的。中国完全不同了，我们现在什么叫民主？如果说民主是人民的意志的话，那就是这个意志是不是民主的、能不能反映人民的意志、能不能实现人民的意志。中国人民最大的意志是什么？实现小康，实现幸福生活，实现国家民族的腾飞、复兴。那么这个意志是人民的意志，你的制度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你的任务就是这个。制度是有任务的，民主是有主题的，所以中国的主题、民主的主题也是一样的，就是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所以这个制度是环绕着这样一个任务来决定的。我们还要考虑到现在整个国际环境。

这是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最基本的东西。我最近在北京日报上刚刚看到有一篇号称是对我的访谈，实际上不是，我没接受他们的访谈。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叫《民主政治十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实践的若干重大问题》。简单地说，主标题就是民主政治十论。北京日报的一位记者同志认为这个书写得不错，就把其中十个问题拿去了，给变成了一个访谈。我有个基本思路，简单地说，中国现在的民主政治发展有两种思路，一种就是扩大选举，竞争性选举。就是扩大参与、推进协商、加强监督这个路子。我认为中国现在这个阶段性，不能搞竞争性的选举，竞争性的选举会破坏我们的历史机遇。我不是说永远不能竞争性选举，但不是现在。

现在有很多人谈民主，抽象地谈民主，理念运行，民主有什么好处，不是经验地谈民主，现在中国的民主政治研究应该回到经验的层面上来。西方在工业化阶段，竞争性的民主曾经多次中断。法国，第一共和国变成第一帝国，第二共和国变成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差一点变成了第三帝国，第四共和国是历史上最混乱的，半年政权交替一次。最后到了第五共和国，今天这个叫第五共和国。这是战后，也就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现在有人讲西方的民主不理解，它是个平面的，没有历史的，其实在西方在处于类似我们这个阶段的时候，也不是现在这个制度。德国、法国、日本这些国家无一例外。所以这一点是要注意的。所以不能讲西方民主好像就是现在这样，它从来都是变化的。那为什么现在不能搞竞选呢？有人说是素质不行，这是不对的。不是素质不行，原因比素质重要的多，三条。

第一，竞争性选举是对人不对事的，它是扩大社会分歧的。你别看在西方国家可以选，它是一个成熟的、有共识的、稳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里，选举的负面效应表现得比较少。其实也有，但是在一个矛盾比较多、社会没有什么共识的、利益冲突比较激烈的历史阶段，我们不说中国，整个人类竞争性选举都是最坏的，都是维持不下去的。因为它是对人不对事的，是以扩大分歧为政治目标的。包括现在的台湾就是这样的。它要选举，不是说咱们怎么建设一个国家，我是要选上去，以最大为价值。我怎么选上去？我就要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我就要把这部分人的利益和那一部分的利益区别开。那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加强社会的对立性，巩固自己选举的基础。所以这样往往是造成了社会的分裂。

第二是金钱政治的问题。整个问题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今天也没解决，资本对于政治结果的影响。在今天的中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成本的问题。所以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这个就不多说了。

所以今天，中国的民主政治要坚持我们现有的制度，人大制度、政协等等，这是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中国有人讲，无地必反，这是从经济上不能搞私有化，农村不能私有化，土地一旦私有化了以后，表面上好像有人说为了农民，实际上是害了农民。再有就是党争必乱，我觉得这是真理。无地必反，党争必乱，所以我们不能走西方的道路。但是我们是不是不搞民主了？当然不是。我曾经举个例子，都说不好，但是我觉得还比较生动，再讲一讲。我们中国是饮食文化，中国人好吃，也会吃。去餐馆，西方的民主就是点厨子，您是西餐还是中餐，是川菜还是鲁菜，您点了那个厨子他就给你做那个菜，这和你就没关系了。西班牙那个首相，80%的人反对他跟美国人出兵，他就干，为什么？就是制度决定了，我不听你的，你选了我，我就这么干，你要想让我下台，那四年以后了。中国的民主制度是比较适合的，我们有一定的竞争性，但是我们有很大的协商性。我们整个的民主原则就是这些，我们要更有序地更成熟地来推进我们这套制度。

最近，美国人做了一项研究，研究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现在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和我们看这个材料以后出乎意料，我还得向中央报告。恰恰是人们说的所谓民本意义上的民主，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意义上的民主，这个在中国的老百姓里做的调查和我们知识分子乃至于干部对民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中国老百姓对民主的理解就是告诉同志们，有事儿和我商量。这是中国现在唯一可靠的、也是唯一做过比较大规模的、研究中国人对民主认识的这么一项报告。很惭愧，我们中国社科院、我们政治研究所按说应该干的事儿，很抱歉我们没这个精力，也没这个钱，也没人让我们去办这个事儿。中央情报局，美国给我们研究出来了，很重要的一个材料。所以中国的民主政治，要适合中国的国情，也要适合中国人民的需要。中国人民就这么理解的，你有事儿和我商量，这就很好，你就按照这个办，扩大参与，加强协商，加强监督。因为我们的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的优势是有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共产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一定不能有自己特殊利益，一定是要在人民的监督下。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党政机关、党员干部是有可能产生个别利益、特殊利益的。

所以反腐败，加强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当中的一个要害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共产党确实它的宗旨、性质不变，也就是十七大报告讲的，先进性建设能够搞得好，那我觉得中国的民主理论、民主实践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完全能够讲得通的。但是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就站不住脚。所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确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加强监督，靠多方面的监督，包括人大的监督，政协、舆论、党内的自我监督、行政的内控等等，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来。

我想在这些问题上，十七大都做出了很好的部署。我相信十七大之后还会继续推进，我们的事业还是有希望的，我们都为这个事业共同努力。我的这些看法不见得正确，错误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谢谢大家。（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07/1213/49918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