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全面加强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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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主要讲一下十七大报告中关于社会建设这部分的内容。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全面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对促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作全面部署和周密安排，深刻阐述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创造性地界定了社会建设的概念，明确了社会建设的重点，提出了系统的政策措施，强调了加快推进社会建设的指导方针。

社会建设的概念

社会建设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在社会学以及一般的理论意义上，社会建设所包含的方面非常广泛。调整社会结构，健全社会组织，改善社会关系，加强社会治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诸多方面都属于社会建设的范围。人们一般觉得社会建设这个概念的内涵好像不如经济建设的概念那么清楚，因为我们多少年来总讲经济建设，不怎么讲社会建设。所以，今天好像对于如何界定社会建设的概念，在理论上还有不同的理解。比方说社会，我们通常分大社会、中社会和小社会，因此社会建设包含的内容也有大中小之分。大社会就是指除了自然界以外的人类社会，这样的社会就包括了人民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文化关系和文化行为，以及其他好多方面的内容。这是一个对宽泛社会的概念。中社会就是在后来的学科发展中，较早的把经济学独立出去，也就是把经济社会和经济行为再划分出去剩下的这部分，还包括政治、文化，当然也包括社会。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格局，这里所说的社会建设区别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在社会学上它就属于小社会的概念。总书记有一次明确讲过，我们讲社会建设，是从小社会入手，大社会着眼，这个社会建设还不能脱离开大社会，脱离了经济条件、政治体制、文化条件，这个社会建设也不好讲，但是社会建设也不能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全拿出来，全拿出来别人就没得讲了。总书记的意思就是从小社会着手，大社会着眼，这样就把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讲清楚了。

十七大报告可以说是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充分考虑到目前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较大这样一个实际情况，确定社会建设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这样明确了重点，也明确了方向，明确了方向才有明确的政策。因此，提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是推进社会实践的重大指导方针。

十七大报告对于社会建设这个概念的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界定了社会建设的内涵。对这个概念内涵的界定，社会学上一般讲的社会建设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包括社会结构的改进、改善、调整，社会关系的改善、社会组织的发育，等等。总书记在讲到社会建设的时候，强调了六个方面的内容，即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这六个方面的内容，大体上和社会学上通常讲的社会概念的大范围是一致的，而且总书记强调的六个方面注重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就是在我们通常讲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发育、社会关系那些大的方面里，突出了其中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这样就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明确了当前调整社会结构、健全社会组织、改善社会关系、加强社会治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点在哪里。这六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是老百姓所关注的，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这一论断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社会建设固然有硬件、软件方面的分别，也有外部环境和人的切身需要的不同，强调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就是在定义社会建设上体现了以人为本，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凸显了我们党领导的社会建设的本职属性。这是关于社会建设内涵的界定。

关于社会建设的概念及其内涵之间的关系，十七大报告也做了清楚的阐述。不仅仅指出了社会建设六个方面的重点，而且指出了这六个方面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我们党的文件第一次对社会建设作出这样清楚的阐述。为了实现民族振兴和社会发展，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地位。在六个方面中首先强调教育，可以说在历来国内外的社会建设的定义中，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一点突出了我们党重视发展的可持续性，重视通过社会建设来培育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把就业放在第二位，当然不是说就业次等重要，而是说教育和就业这两项对于民族振兴和发展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的。第三项就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指出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第四项是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障。第五项提高健康水平，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第六项完善社会管理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这些论断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阐明了社会建设各个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创造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

十七大报告还明确了社会建设的实践目的。社会建设这个事情，古往今来都在搞，各种国家体制、各种政府都在做，问题就是它的施政目的是不同的。不能说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不搞社会建设，但是它的实践目的是有区别的。我们党领导的社会建设的实践目的，总书记表述为：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老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所以，社会建设的目的是指向和谐社会的，这样就把社会建设看成是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途径和具体方面。

 

十七大报告中关于社会建设的政策创新

为了加强社会建设，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十七大报告对于加强社会建设的政策措施，提出了很多新的提法。有一些过去我们长期讨论长期争论没有明确结论的，这次有了明确的结论；有的是过去提出过但并没有很清楚地强调的，这次也都加以明确强调了；有一些是过去从来没有提过的。我把这些政策方面的创新归结为如下八个方面，这八个方面对于社会建设来说，特别对于当前和今后的工作，具体特殊的意义。

第一，在优先发展教育方面，明确提出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

这可以说是对我们前一段时间的讨论，甚至对我们以往20多年来实践的一个总结。教育这个事情，到底是一种公益性的事业，还是一种盈利性的事业？我们过去在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时候，曾经把大量的把市场机制引入教育领域，一度时期甚至提出教育产业化口号，在实践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乱收费，也还出现了这几年比较明显的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归根到底都是因为我们在教育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这一点认识上发生了偏差。国外的教育确实并不都是公益性的，我们国内的教育也有一些是私人办的，也不一定完全是公益性的，这些大家都是很清楚的，那我们国家、我们党领导的教育事业，到底应该是什么性质的？是否是可以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来运作的？简单地说，办学是不是可以赚钱？根本目的应该怎么定？应该说，在过去，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也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这次十七大报告强调了教育的公益性质，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这个判断对于今后我们国家教育的发展、教育体制怎么搞，是一个很基础性的判断，它的意义是将来在实践中，大家会看到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国家别的社会建设的事情都没有立法的保证，比方就业财政要出多少钱，卫生健康要出多少钱，还有其他的方面，只有教育是通过立法来确定的。比如说，规定了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要占GDP的4%，但是实际上我们从来都没有占到4%，最高的时候也不过是百分之三点几。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的教育，财政的投资是不足的。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近三年来还出现了下降的趋势。2005年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为11.27%，不仅与世界平均水平有很大差距，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处于较低的水平。发展中国家，比方说泰国，2000年占22.44%；墨西哥，1999年占25.54%。而我们国家2005年才占11.27%，只相当于墨西哥水平的一半。1954年到2004年，我们城镇家庭的人均教育支出增长了2.37倍。也就是说，由于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降得很低，所以家庭对教育资金的支出就要不断增长，增长了2.37倍，人均增长14.46%，大约相当于年均家庭收入增长的两倍。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怎么出来的？就是教育支出在家庭支出中占的比例大大超过了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家庭的教育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例的5.3亿，教育支出在家庭支出中占的比例相当高，在政府的支出里面是降低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十七大报告强调明确了教育的公益性质，恐怕“上学难，上学贵”这样一个长期存在的局面就有望得到比较明显的改变。

第二，在扩大就业方面提出要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

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恐怕对于我们进一步的推进城乡统筹，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大家可能还记得，过去包括北京市在内，都规定农民工哪些行业能干、哪些职业不能干，以及在待遇、福利、就业岗位的提供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种种对农民工的歧视。我们前一段时间为了解决城市职工的下岗就业问题，甚至把原来聘用农民工的岗位辞掉了。这是很普遍的做法，很多地方都是这么做的。那么，这就不是一种平等就业的制度了。

第三，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可以说是创新点很多，我这里特别强调这次十七大报告一个新的提法，就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关于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大家知道，我们在以往20多年党的文件，包括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的提法，是有一个过程的。最初的提法，大家都记得很清楚，是注重效率，兼顾公平，好长时间我们是这么提的，显而易见是以讲效率为主的。大概在十五大的时候，关于这个问题有了争论，就是公平和效率到底怎么提？有人提出，我们说强调效率，兼顾公平的，公平常常是兼而不顾了。所以，十五大报告里有一个新的提法，就是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大家还记得吧？当时理论界也好，文件的起草也好，费了很大的脑筋，改变了原来强调效率、兼顾公平的提法，变成了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这个提法有较明显的进步，就是说区别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在生产的过程，就是一次分配到发工资这一段时间，是根据生产要素的贡献来分配的。既然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就要根据市场要素，根据你投入的资本、投入的劳动、投入的技术、投入的管理，即根据你所做的贡献大小来确定报酬，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市场决定的领域，所以就讲一次分配讲效率。当时，没有说一次分配也要讲公平的，大家去查这个文件，当时讲二次分配讲公平。二次分配就是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这个领域要讲公平。这个提法出来以后，大家感觉比原来那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好像更明确了一步，但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20多年农民工的工资基本上没有涨。八十年代的时候，广东那边的农民工挣个六七百块钱、七八百块钱，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了，也只不过挣个七八百块钱，大概南方一些地方，20年农民工的工资涨了70多块钱，平均一年也就涨了三五块钱，或者是基本上没涨。为什么没涨呢？在于我们国家农民工的供给，就是经济学所揭示的是无限的供给，有源源不断的农民工会来，你不干他干。我曾经在福建一个企业问一个台商，他是个制鞋企业，我说这么多年来，你这企业可是发了，厂房、设备、利润不知翻了多少番，但是农民工工人的工资基本上没动，少数企业甚至还有过降低农民工工资的情况。这个老板给我的回答理直气壮，他说我为什么要给他们涨工资？他不干还有人来干啊，不是市场嘛，都在市场上雇佣啊！所以，这就提醒我们要考虑，光说一次分配讲效率行不行？一次分配难道就没有公平的问题吗？你这个企业赚了那么多的钱，都是应该进入老板腰包的吗？这个资本和劳动之间，应不应该有个合理的分配啊？那还是一个公平的问题。

我给大家提供一些数据，这些数据说明这些年我们一次分配的问题越来越大，已成为劳资关系紧张的一个根源。从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来看，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42.1%，降低到2005年的37%。也就是说，我们国家以往二三十年来，GDP是以大概每年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是工人的工资劳动所得却在下降，这两条线是相反的。所以，在一次分配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相当的突出，而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占的比重大约上升了二十个百分点。劳动收入降低了，资本收入当然就增加了，也就是这个钱没跑到工人的兜里，是一定要进到老板的兜里了，对不对？总有一个兜要进，这家少了，那家就要多了。而我们国家的这个比例，一次分配劳动所得所占的比重低到什么程度呢？比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低。初次分配占GDP的比重，美国接近70%，我们国家才37%，相当美国工人工资所占比例的一半。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人家是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的平均水平，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国际的平均水平也都在60%左右。这是我们国家工人工资，不光工人，也包括一般的管理人员，也就是劳动者的工资占的比重比国际上的平均水平要低差不多一半。所以，总书记的这个论断纠正了以往代表大会报告中的提法，改进了我们以往对这个问题，对公平和效率问题的提法，就是说，一次分配里面，也有个公平的问题。

第四，鲜明地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这个在我刚才介绍的情况的基础上，到底应不应该对一次分配加以改革，也是这些年理论界和实践部门不断争论的问题。这个争论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在经济学领域有，在企业界也有，争论了很长时间了。大家知道的一些很著名的争论，其实都与这个有关。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那种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占的比例过低的状况要改变，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第五，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完整地提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强调要提高统筹层次，制定全国统一社会保险关系接续办法。

这里面也是有很多新的提法的。比方说，怎么看待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哪一些是基础的部分，哪一些不是基础的部分？哪一些是当前的重点？哪一些不是当前的重点？在这个里面都回答了，明确了要以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为重点。这些在实践中，也是引发过很长时间的争论的，就拿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说，我们国家1997年、1998年，当时是国有企业改革引发的下岗失业高潮，短短几年内，几千万的国有企业的职工、大集体企业的职工下岗，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城市贫困和下岗职工的这个问题，出台了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项制度刚出台的时候，中央财政并不出钱，还是要地方财政出钱的。后来发现不行，当时朱镕基总理到辽宁去，就问到底咱们这个城市需要吃低保的有多少人啊？你们把数报来，当时因为城市低保都是各地自己出钱，谁也不愿多出，所以各省报上去的吃低保的数是比较少的，是偏低的。

当时我记得，有一个省报的数字非常低。朱镕基总理讲，好，现在我已经有到底多少人需要吃低保这个数了，这个钱中央财政出。这一说不要紧，各省纷纷讲，这个数我给您报少了，我们不止那么多，我们报给您有一百万，其实我们有八百万。后来，从99年开始中央财政给城市低保出资，当年中央财政出了23亿元。2000年翻一番，46亿元。2001年又翻一番，达到92亿元。2001年以后，都维持在一百二三十亿这个规模。所以，尽管城市有几千万人的下岗职工，但是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没有出现大的动荡，这个制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再怎么说，下岗职工他也得有饭吃啊，有饭吃就不至于出现太大的问题。

但是，在城市里面搞得非常好的低保制度，在农村能不能搞？可以说大概从2001年，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就呼吁，我们在农村也应该搞这个制度，为什么？农民更穷嘛，是不是？在城市，事实证明，我们掏了一百个亿就解决了。那么，农民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解决一下子啊？好，就这样一个问题，也争论了好几年，为什么呢？心里没有底，不知道八亿农民，真要给他们也搞，到底有多少人得吃低保？到底给他们发多少钱能够用？财政到底承受得了还是承受不了？于是乎，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好多研究机构就开始算账了，到底在中国农村搞低保需要多少钱呢？我们也算了账，好多单位都算账，算账算得最少的是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算了有27个亿就够了。我当时一听就觉得不行，27亿，当时怎么算出来的呢？那年全国农村报的贫困人口是2700万，每人每年发一百块，这不就是27亿吗？这方面研究的人都知道，我们农村贫困的标准，我们国家的标准和国际的标准不是一个标准，对不对？国际标准贫困线是一天一美元，按照当时的美元的汇率，一美元相当于八点六几人民，当然现在美元的汇率下来了，成了七点几了。而我们国家自己定的贫困线的标准当时是645块，这个数也是每年都会有调整的，那年我记得是这个数。所以你想，搞一个制度性的安排，你按照我们很低的这个标准来算，它兜不住，就是你实际上会造成一部分贫困户拿到了补贴，一部分就拿不到，这个就很难办了。你搞的制度，你搞成那样子，是很难操作的。再一方面来说，一个人一年发一百块，那一个月平均下来就八块多钱，虽然说低保它是补差性质的，北京低保是300多块，并不是每个月都给你发300多，你如果自己也挣点钱，农村里面，自己养个鸡，养个猪，都得给你刨掉，剩下那个差额给你补。那么，补充差额一百块，当时确实我们南方有的省自己搞了低保了，有些有钱的省自己搞，平均下来一年也就发个七八十块钱，但实际上是不够。当时，我记得国家计生委干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对我很有启发，国家计生委在中西部地区贫困县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当年带头搞计划生育，后来一胎没保住，老两口成了孤寡老人的，这种人，你提倡生一胎嘛，生一胎不一定能保住啊？少数人就成了无子女户了，对这些老人国家不能不管啊！人家当年响应党的号召搞计划生育，所以国家计生委就给这些老人发钱。当时是每人每年发六百块，也得是一个月50块，这在中西部地区就够了。这个老人自己再养点鸡什么的，还有自己的地嘛，自己的地如果自己不能种，可以委托别人种一种，还多少有点收成。

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亚行的这个数太低，27亿不够。我们就提出要翻两番，27亿翻一番54亿，再翻一番108亿，大概相当于当时在城市搞低保的这个钱数。我们认为，在农村，中央也拿出像在城市搞低保的这个钱，大概这个制度就可以，可以在农村推得开。所以，从2006年开始，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讲了，要在农村普遍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际上在温总理讲这个话之前，全国已经有22个省自己掏钱搞了低保制度，所以真正剩下还没搞的也没有几个省了。这说明现在在农村建立低保制度是可行的，第一搞得起，第二老百姓欢迎，第三有些地方政府自己就能掏钱解决。这就说明总书记报告里面强调社会保障制度的重点非常有意义，就是说，你要抓住老百姓当前最迫切要解决的，把最现实、最直接的这些问题先解决了，并不会给我们的财政增加多么难以承受的负担。

第六，在医疗卫生方面，要坚持基本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

这和刚才讲的教育的公益性质一样，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也是个争论很长时间的问题，可以说直到现在还有争论。大家都知道，去年以来，卫生部搞了七个方案，后来变成八个方案，就是社会保障体系到底怎么搞，其中有的方案就是坚持了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有的就没有坚持，认为医疗卫生还是要推向市场，说明这个事情还是一个认识上还有分歧的事情。确实，医疗卫生这个事情在世界上的体制也是五花八门的，像英国那种完全公益性质的，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弊端，像美国那种的以商业医疗保险为主的制度，也有它的好处和它的弊端。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也还没有能够得出一个多么统一的结论。英国人讲，我拿出占GDP8%—9%的卫生医疗支出，就可以给所有的人免费医疗。这个英国做到了，在欧洲还有不少国家是这么做的。

但美国人讲了，那你英国的这个制度提供的医疗服务不能满足要求。大家都知道，在英国看病，如果不是急病的话，要排好几个月。李光耀有一次和他夫人到英国去，他夫人病了，到医院看病，当时通知说你两个月以后才能来，这个李光耀把他们的卫生体制大骂了一顿，跑回新加坡去看病了。那么，美国的卫生医疗提供的服务就比英国国家掏钱提供的服务要好一些，但美国的卫生医疗费用的支出在世界上可能是最高的，占GDP的比例比英国要高出一倍多，是最奢侈的医疗卫生体制。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你也学不了，因为你不可能拿那么多的钱，所以，医疗卫生体制要不要坚持公益性质？可以说，这在我们国家是一个教训。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的一些卫生防疫体系，比方说原来的人民公社的卫生防疫站，现在的乡镇卫生院，虽说没垮台也处于很难维持的局面了，所以连打个防疫针都得向老百姓要钱，很多地方不给老百姓提供很基本的防疫、卫生方面的措施。我们一定不要把这个事情看成一个小事情，我们国家的广大农村，公共厕所那么脏，饮用水源过去连个卫生标准都没有。大家熟悉的都知道，有的地方用接的雨水，那个雨水牛去喝，人也去喝，洗衣服到大坑里去洗，饮水也在那里，老百姓的饮水没有保障。

2003年我去匈牙利访问，当时匈牙利和波兰努力地想加入欧盟，成为欧共体的成员，而且匈牙利左派和右派的党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不论左派和右派。我当时很纳闷，我说到底加入欧共体有什么好处啊？费这么大的劲非要加入欧盟？他们当时给我的回答让我非常吃惊。他们说，如果我们加入了欧共体，我们所有农村的饮水和厕所由欧盟来统一提供资金进行改善。我一下就想起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来农民的饮水和厕所的状况。这都是基本的卫生设施，在这些事情上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必须明确它的公益性质，就是要由政府、由财政的钱来解决这样一些问题，你要老百姓自己解决，他没有这个能力。对于老百姓的需要来说，这些事情并不是小事情，所以十七大报告强调了基本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我认为甚至可以得出这样一种论断，其背后包含着对我们国家财政体系改革的一种承诺，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第七，进一步强调在医疗卫生方面要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鼓励社会参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体系。

正像以往我们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一样，我们用于医疗方面的投入也是非常低的。我们现在都反应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这件事情，是有点奇怪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用于卫生医疗的总支出占GDP的比例，你要和国际比较，还不能说是很低。我们的这个比例占GDP大概是5.6左右，高出了新加坡，新加坡才占GDP百分之四点几，但是新加坡能做到看病基本上是免费的。香港也是这样，香港的比例也没有我们高，香港大概不到5.6，是5.1—5.2%。但是，大家也知道，香港也能够提供免费的医疗。刚才我说的英国，完全由国家财政来包，所有国民看病这样的一个国家，一般情况下占GDP的比例也不过8%左右，高的时候也就达到10%左右。比较而言，我们这个比例在世界上不能说是特别低，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占GDP5.6%的卫生医疗支出中，政府掏的钱占的比例太低，只占17%，80%多是老百姓自己掏钱，这样才出现一个“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如果不用老百姓自己掏钱，哪来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啊？所以这次强调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建立覆盖城乡的医疗保险体系，这件事情实际上也在加速的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按照原来的目标是到2008年覆盖全国农民的80%，但是这件事情广大农民要求很强烈，各地的积极性也比较高，可以说大概今年年底就可以覆盖全国农民的80%。这些说明我们总书记报告中强调的这些政策、措施，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第八，在社会管理方面，明确指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在社会管理方面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这是100%的中国特色。西方国家的社会管理，绝大部分是一种别的格局，而不是我们这样的格局。我们明确了党的领导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政府在这里面的作用，包括社会组织、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的作用，还有老百姓的参与，这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特有的社会管理的体制。

以上所有的提法，体现了我们党对新时期推进社会建设的科学构思，表明我们对社会建设的诸多难点认识非常到位，政策针对性强，措施非常得力。就连社会建设的六个方面到底难在什么地方，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解决问题，十七大报告都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回答。使得社会建设的理论和社会建设的政策高度一致，这会对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进作用。

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关系

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不是一味的强调GDP，不是单纯强调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社会建设，争取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社会建设也不再是纯粹的消费，社会建设不是单纯的花钱的问题。过去一讲社会建设，觉得似乎就是花钱，福利、保障、教育，都是投入。其实，对于社会建设这些投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投资，而且是更具长远意义的投资，是我们今后经济能够高质量的可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所以，我们今后新的阶段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均衡，或者说协调。

大家知道，我们以往，这还不光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在更长的时间内，我们国家都存在着经济和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那么，经济和社会这个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到底短到什么程度呢？我这里有一个表，是依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计算的卫生和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大家可以看出，在这个表中，仅仅看卫生和教育这两项支出占GDP的比例最高的国家，比如瑞典、丹麦、法国、德国、古巴，占13.15%，次一点的像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占10%到12%。这不是全国的社会支出，只是计算了卫生和教育这两项。为什么仅仅计算这两项？因为这两项支出可比性比较强，其他有些支出不太好计算。再其次就是俄罗斯、巴西、韩国、泰国，占6%到7%，印度占5%。我们中国的比例比印度还要低，只占4.5%，也就是按比例来说，大概相当于比例最高那些国家的的三分之一，还不是数值的三分之一。

再看发展中国家中整个社会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这个比重是什么含义呢？就是说，在所有的财政支出中，花在老百姓身上的钱占多少？实际上这个社会支出和公共支出，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大家看到，阿根廷是65.1%，智利65.9%，哥斯达黎加65.1%，巴西54.2%，墨西哥52.9%，秘鲁37.5%。在这里面，秘鲁算是最低的。我们国家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呢？我们国家的比例，根据2006年的财政支出结构，刚刚达到21%，也就是相当于这些国家的一半都不到，有的相当于人家比例的三分之一，而2006年还是我们开始非常强调民生的一年，这个数可以说在我们历史上是最高的。可以想象，过去这个比例在一般的情况下可能也只有10%的样子。就是说，我们国家这个比例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也是非常低的。

所以，根本的问题就是要解决财政支出，因为社会建设也和经济建设一样，也是要投入的，特别是在当前，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利益矛盾。我们当前社会矛盾的特点和1957年毛主席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时候比较的话，当前的矛盾更多是集中在经济领域上面。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人们之间的工资收入差别很少，八级工资，厂长挣七八十块钱，工人也能挣个四五十块钱，差别很少。现在我们的差别可就远了去了，所以主要矛盾是以利益不公平，差别太大的特点表现出来，而且社会财富过快的向少数人集中，社会差距达到或者超过了临界点。比如说，收入差距，我们现在的基尼系数是0.46，0.4就是国际警戒线了，全世界比我们国家高的没多少个。我们的城乡差别，3.28：1，我查了一下，全世界不要说是富裕国家，就是贫困国家的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也没有那么大，所以不像我们国家这样，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差别太明显了。地区之间的差别，速度也拉大得很快。据我们的研究，人们对不平等的感受，或者对差距的敏感程度，在不同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差别比较小，但也很敏感。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长期习惯了平均主义大锅饭，你也不多，我也不多，所以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傻子瓜子，万元户，大家就议论纷纷，很敏感。后来经过很长时间，慢慢大家对这个收入差距拉大已经习惯，容忍度也比较高，但是我们发现，当这个差距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接近或者超过临界点的时候，这个灵敏度又开始提高了，人们对差别的感受又开始强烈起来。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我们最近几年群体性事件那么多，上访、告状那么多，这和人们不公平感明显上升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征地拆迁。2004年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上访告状年，那一年引起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开始变化。我刚才说了，1998年到2001年的时候，群体性事件上访告状主要是下岗职工，老企业职工的安排、待遇等问题是上访告状的主要原因，但是2004年那一年不同了，征地拆迁成了第一原因。那么，征地拆迁这个事情，这些年确实是各地比较头疼的，说起来，它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征地拆迁，仅仅理解为经济补偿，那你就很难做好。去年国务院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研究征地拆迁引发的社会不稳定，我也到好多地方调查，我们很多做工作的同志跟我说，现在这个老百姓补偿标准越来越高，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要是问我们社会学家，那么我们的基本看法就是，千万不能仅仅把它看是一种经济补偿，不单纯是经济补偿。我说，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后面那个街叫南小街，南小街拆的时候我去看了，南小街原来很窄，两边都是小店铺。挨着街面，只有十平米，二十平米，你按照每平米多少钱补贴给我了，我也许可以到五环、六环之外买一个五十、六十，甚至八十平米的房子都是可能。我到城边上去买个房，可能比我原来住的那个面积还要大。但是我原来在那里，哪怕只有十平米、二十平米，但我开了一个小面包铺，做了面包有人买，那是我的生计，是我的生活来源，而如果我搬到六环以外，我烤的面包，卖给谁去，谁买我的？这里有我的社会关系网络，到那去了可能谁都不认识。所以，征地拆迁这件事很复杂，不仅仅是经济补偿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前些年对征地拆迁的补偿是偏低的，经济补贴不太高，后来确实是逐渐提高了。但我们还是要看到，这个问题是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复杂问题。大家想想看，城里人的住房，农民的土地，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他的整个命根子，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看到它的矛盾的复杂性。去年，我们到广东去调查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们介绍了张德江书记关于征地的这么三句话：征地手续不齐全、不完备的项目，不能开工；没有与农民就征地补偿民主协商，达到协议的项目不能开工；征地补偿款没有兑现到农民手里，各种补偿不到位的项目不能开工。而且说，今后如果发现谁越过了这三条红线，引发了群体性事件，一律免职查处。所以，广东东莞我们去调查的时候，有些地方提出零上访，就是不能因为征地拆迁引起上访事件。他们还提出一户一测，家家户户有针对性地做工作。

 

社会建设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社会建设包括方方面面的内容，总书记突出了六个方面的重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比如说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我刚到重庆去调查回来，大家看到，群体性事件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大家大概也都接触到过，现在发生的很多群体性事件，大部分人都是非直接相关者，就是当初发生冲突的双方并不是主角，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当初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嗡嗡就来了，很快就能聚集几万人，甚至更多。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其中多数是无业游民，没有事干，没有正式收入，看到哪里有个问题就来参与。你说烧车他就烧车，你说打警察他就打警察，反正上来就是出气。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就业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就业问题，正像征地补偿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征地补偿问题一样，如果就业问题解决不好，社会的稳定是无从谈起的。

从刚才我讲的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来看，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要科学的看待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　　具体地说，城市化、工业化，大家都希望越快越好，但事实上你不可能越快越好，应该找到一种合理的比较均衡的关系。前几天我到一个农业大省去，那个省的领导就讲，我们这里是农业大省，未来几年城市化速度要高出全国0.5个百分点。当然，要高现代化，那就必须推进工业化，推进城市化，这没有问题，但城市化的推进，有一个现实的容量和可能性的问题。你说你要高于全国0.5个百分点，那么前几年的平均城市化的数据，前一些年，每年1.2个百分点，你还要0.5，那么你要达到1.7个百分点。这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你算算，你每年有多少农民转移出来，这很容易算。全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也就是八九百万个，去年多一点，想尽办法创造了大概将近一千万个就业岗位，那么这一千万个就业岗位都归你那个省了？你转移出那么多人来，你往哪里放，到哪里去就业？大家到有些城市，北京当然好一点，到外地有些城市去看看，满街搓麻将的。就业问题，在我们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本来就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所以一定要处理好，也不仅仅是一个就业问题，它是社会建设里面的一个重点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社会稳定、社会发展都很难。

刚才讲的教育、卫生健康的问题，其实都涉及到一个基本的理论，它不单是一项项的工作，还涉及到一个基本的理论，就是我们国家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福利模式？应该说，以往的29年我们的经济高速增长，GDP增长速度平均达到9.6%，在世界上都被称为奇迹，为什么我们的经济能够保持29年的高速增长？国内外的很多人预测，我们再保持十年、二十年的高速增长这是没有问题的。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正确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模式，这是一个根本原因。那么，当前以及今后，我们要让我们国家的发展是健康的、较快的，需要有一个好的社会基础，你再靠拉大差距的办法来发展是不可以的，这个社会有一个承受能力的问题。

刚才讲了，我们的社会差距已经接近或超过临界点了，你再拉大，闹不好就崩盘了。到目前为止，国际上那些发展成功的国家，没有能够给我们提供多少在社会差距接近或者超过临界点的状况下还能够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例子，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当前以及今后，我们要找到一个好的社会发展的模式，特别是一个好的福利模式，因此我们提出要让老百姓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含义，就是说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利益这个蛋糕不仅要做好，做大，还要分好蛋糕。小平同志在他88岁的时候就曾经说过，看来，解决发展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分配的问题难。由于分配问题是涉及到利益装在谁的兜里以及每人装多少的问题，这是最直接的问题。你说GDP增长10%，好像是大家听着都挺高兴，但是回头一想，10%是增长了，我兜里增长了多少？这就出问题了？所以，造成的这种不公平、不满意，并不是说我们发展的成绩不大，而是说蛋糕没分好。所以，怎么分好蛋糕的问题决定着我们今后经济和社会能不能持续的健康的发展。

我们要解决好社会建设的模式，特别是社会福利模式的问题。我在2004年提出了一个理论——底限公平的理论。就是说，我们现在又要经济发展，又要社会发展，又要增大社会的活力，又要解决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又要让富人能够发财，又要让穷人能够过得去，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我们党的政策不可能搞劫富济贫，也不可能扔下那些穷人不管，所以解决这种具有两难性质的问题要有一个科学的依据，要找到一个经济承受得起、社会效益大的社会建设的途径。

所谓底限公平，并不是最低水平公平的意思，主要还是指的一种责任的底线。因为现在对社会建设起重大作用的无非是两种力量，一种是政府，一种是市场。政府来承担责任的，就是所谓公益，用市场来调节作用的那就是营利，这两种机制，它的趋向目标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要解决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这一系列的问题，就要在政府机制、市场机制，政府的力量、市场的力量之间找到一种科学合理的搭配方式，使得它们都能够发挥作用。而这个发挥作用的总体目标是有利于实现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要求的。底限公平的原则分这么四个方面，我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是弱者优先。它的含义，我举一个例子，我政府现在手上有一百块，这一百块给谁？怎么分？我这一百块如果给一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那你给他和不给他一样，他车有了，房子有了，什么都有了，他拿去买高级香水，大概一百块也就能买一两滴，那有什么用？但这一百块如果给一个面临辍学危机的小孩子，他就可能继续学业不辍学，他长大了就可能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技能的人才，就可能改变他本人以及他家庭的命运。这两者的社会效益是非常不同的，这就是弱者优先原则的含义。

第二是政府守则。就是说，政府在涉及到老百姓生存权、发展权和健康权这三项基本权利的时候，政府是第一责任人，这就不多解释了。

第三是社会补偿。就是说社会和个人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明确的责任关系，或者叫契约关系。这个社会补偿的制度在我们国家基本上是没有的，这方面需要做大量的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工作。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我到欧洲国家去，它那个小孩一出生，就发儿童津贴，一开始我都不大理解，我说这个小孩一出生，这家也不困难，给他发什么津贴，你们的钱太多啦！但后来我就明白了，小孩一出生，政府给你发儿童津贴，这个含义就是说，我国家承认你是我的一个成员，我开始承担我对你的责任，你也要承担对国家的责任，它是这么一种责任关系。这和我们国家不一样，我们国家小孩子要钱，就回家找他爸爸妈妈，知道他爸爸妈妈惯他，长大了好孩子也顶多知道孝顺爸爸妈妈，这算不错的孩子了，社会和个人之间没有一个很清楚明确的契约，就是责任关系。所以，我们现在给年轻人进行教育，都是道德教育，你要爱国，你要热爱社会，承担社会责任，但是我们的道德教育没有制度基础，人家那个是靠制度来保障的，我从小就通过一个制度把你灌输在里面，叫你意识得到。

第四是持久效益。刚才说的教育、健康都是效益最持久的投资，就不展开说了。

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国家恐怕严格来说不是从十七大开始，而是从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始，特别是以“十一五”规划为标志，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提高到了一个相当高的位置上。今后一段时间，不论是国家对社会建设的投入，社会建设方面的制度和政策，还是有关老百姓民生问题的解决，都会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今天就讲到这里，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谢谢！

（报告人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

据宣讲家网站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08/0304/50033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