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洪生：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与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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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先后出现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辛亥革命之后出现的，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巨大障碍。这种观念直到现在仍有很多的支持者。198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河殇》。在屈原的作品中，殇是非正常死亡，或者是早夭的含义。因此，河殇是希望黄河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早日消亡，不要成为四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障碍。应该说动机是好的，但是方法粗暴简单。文化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延续下来，本身就说明它的生命力的旺盛，具有一种强大的惰性。我们必须冷静面对这种顽强的生命力。

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截然相反：国粹主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好的，应该继承。现在这一派的学者在大陆的不多，在台湾和韩国有一些。韩国的国旗实际就是八卦，《易经》的太极图。现在世界上祭孔仪式，最传统的、最正宗的就在韩国。韩国人、日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拜让人感动。

第三种观点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即吸取民主性精华，剔除封建性糟粕。这三种理论当中，毛主席说得更有道理。任何事物没有全对、全错的，都要辩证地看待。但是，实际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文革期间，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如何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却是不能公开讨论的话题。造成的恶果就是，该继承发扬的没有得到继承发扬，该被摒弃的部分却恶性膨胀。所以很多大陆学者对传统文化，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蹲过牛棚的老教授们对传统文化更多的是感受到负面的影响。为什么现在敢讲了呢？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生生不息，就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周易》之所谓“易”，核心就是变易，生生之为易，也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将传统文化提到这么一个高度不简单，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时代问题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就是我们这个话题的理论依据。在十七大报告当中正式提出来，让我们感到很振奋，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传统文化和党中央提出来的精神有一定的吻合，比如我们可以看出八荣八耻跟传统文化的联系。

传统文化的反思热潮在80年代开始。首先由国外热起来。西方学者首先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重的兴趣，最初是研究经济现象，他们认为东亚四小龙的经济高速发展能持续十几年应该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关联。他们觉得物质建设高速发展的背后，精神可能是重要的助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勤俭、勤奋、敬业对物质文明建设可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股思潮逐渐影响到大陆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所以于丹、易中天就赶了个好时候，大众都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当然，还有部分大陆学者反对全盘西化，认为建国以后对待传统文化表面上说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实是用西方文化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中的“和谐”

那么，从总体上来说，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特征有哪些？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样的社会体制决定的什么样的文化。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是宗法等级奴隶制这样的一种社会性质。所谓宗法，就是按照血缘关系区分尊卑贵贱，这样的一种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格。从终极目的来说，实际上是政治目的。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鲜明的特点。文史哲不分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为政治服务，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明确说，他写《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希望通过有选择的记述历史，能像诸子百家一样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观念。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资助于政治，以通史为鉴，通过关照历史来增强自己的治理国家的能力和方法。文学是要师言志，要文以载道。因此，一切都指向政治。哲学和政治紧密结合，这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征。

西方的哲学主要在真善美，关于善的问题的解决和文化探讨，主要通过宗教来解决。而中国是通过哲学来解决，中国的哲学和西方的宗教在目的上有着相似之处。西方学者称儒家为儒教，就是因为儒家的主要内容是面对现实和人生，解决人性的问题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

诸子百家“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都是想构建一个和谐社会。诸子百家处于社会动荡变革期，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权力的再分配。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期，变革更多的通过战争来完成。所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普遍感到不满。因此，这些学者站在各自不同的阶级立场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从而形成了诸子百家。比较重要的是《易经》，西周初期就出现了。根据孔子的研究，《易经》的作者应该是周文王。中国传统上认为《易经》的作者是周文王，往前追溯到伏羲，不过最终的卦辞、爻辞应该是周文王创作的。商纣王晚期非常荒淫残暴，历史记载，周文王只是皱皱眉头唉了一声，商纣王就把他抓起来关在牢里。这失去自由的七年，文王思考一个问题：在君主一人治理天下、一人说了算的情况下，国家能不能治理好？关键是什么决定的？他认为，决定于君主的道德。

孔子对占卜、祭祀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更多的是务实精神。但是他最佩服周文王，因为文王的《易经》整体上充满了一种忧患意识。表面是借助天预测未来，实际上希望未来是美好的。孔子非常赞赏这样一种认真的忧患意识。《周易》认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乾是《周易》64卦的第一卦，上乾、下乾、六个阳爻是讲为君之道。六个阳爻是六条龙。各正性命，六条龙的本性命运别偏离天意，按照正确的方向去发展。保和太和，达到保全、聚合、天下、太和的效果。天下太和就是天下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那个时候的人们就已经深刻地意识到现实生活中人们面临着种种矛盾、冲突，人和自然的矛盾自然无法改变，尤其当时是农业社会，靠天吃饭。如果风调雨顺，则五谷丰登，如果涝、旱，大家都没饭吃。人和社会的矛盾，体现于社会的发展不能和个人利益完全保持一致。人和人之间存在矛盾。人和自身也有矛盾冲突，就是自己的欲望和现在客观实际所能实现欲望能力之间的冲突。你要想改变，就应该由天来告诉你采取什么样的正确方式。《易经》最终根据天意来调节、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最终达到饱和、太和、天人和谐、人与人和谐、自己的欲望与现在的努力和谐，乃至社会和谐。所以，和谐社会深得人心。但是斗争哲学对我们影响至深。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强调，不仅人与人之间需要斗争，就是家庭内部也需要这种精神。儿子举报父亲，妻子举报丈夫，说梦话的时候都得小心。高度紧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还叫什么和谐？

人和社会的矛盾在古代体现在子继承制给人们的欲望实现所造成的阻碍。几千年前，在宗法等级奴隶制的背景之下是子继承制，平民百姓想翻身，想介入进去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选贤与能，实际上是对当时的第一长子继承制的一种改良，也就是对第一长子继承制这种人事干部选拔制度的否定。选拔人才、任用人才始终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没有解决好的重要课题。过去对科举考试更多的是批判，但是如果没有科举制度，平民百姓、弱势群体是没有任何机会翻身的。

 

 

人与人之间以什么为基础？诚信。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和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汶川地震中表现出的同情、关爱，有多大能耐使多大能耐，这就是中国人“讲信修睦”的具体表现。

古人眼中的和谐社会是怎样的？孟子说：“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壮所用就是年轻力壮的人能被社会所用，都有一个工作。参照这句话，我们目前很多举措动机是好的，效果却不尽人意。比如说新《劳动法》一颁布，我们学校就抢在新《劳动法》实施之前解聘了所有的临时工。制订政策的动机是好的，但是忽略了过渡和衔接。“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於己。”，货物太多了，因为担心被抛弃在野外，浪费了，不得已把它收藏起来来。“力恶其不出于身也”，看别人干活，自己闲着不好意思，主动要参与。有点像现在的志愿者，不必为己。“谋闭而不兴”，谋指的是扩张、侵占，人和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这些都关闭，不兴起。“盗窃乱贼而不作”，没有盗窃乱贼，是因为物质极大的满足，都能吃饱饭。比如说砸井盖这种现象很丑陋，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饭都吃不上，逼上梁山了。物质极大丰富以后会怎么样？“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就是大同社会。儒家最重要的闪光点体现在两处：一个是主张贤能政治，选贤于能，大同社会。另一个是富而教民。就是先让人们吃上饭，然后再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有一手先硬，先得吃饱饭。不是先下岗再教育，而是先上岗再教育。这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

道家也希望实现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但他的社会是小国寡民。国家大了不好治理，最好是以镇为单位，容易达到和谐。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就是把死看的很重，不背井离乡，不迁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家的动机是好的，愿望也是好的，但是方法上有点问题。庄子和老子都是道家，但他们不一样：老子最终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告诉他如何管理国家；庄子就考虑我个人怎么快乐的活着。古代知识分子都是儒道互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学教材里的《庖丁解牛》，编辑者不了解中国文化，认为庄子是通过庖丁解牛告诉人们应该掌握规律。陶渊明读懂了庄子，“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里远离功名利禄，功名利禄就自然远离了你，也就不会打扰你、摧残你了。所以庄子思想在古代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文人或者是政治家倒霉的时候就想到庄子了。柳宗元被贬到永州，没职、没权、没行动自由的时候，怎么办？柳宗元的《小石潭记》里写鱼游的非常快乐。你读了《庄子》就知道鱼在庄子笔下成了快乐、自由的象征。柳宗元写鱼是什么意思？鱼都这样快乐，人却没有快乐，没有自由，用鱼的快乐反衬人的痛苦。

因此，从总体来说，古人的所思所想都指向和谐。那么通过什么来构成和谐、达到和谐呢？

 

 

个人修养与内心和谐

考虑这个问题，一定不要脱离宗法等级制的社会体制背景。当时还不是一个法制社会，在君主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下，思想家、政治家把希望全都寄托在这个主要领导人身上。所以就希望君主的道德修养提升，“德治”观念就这么提出来了。德治是通过道德的提升，来追求社会的和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帛书《易传》里有两句话，“人算不如天算，求人不如求己”。在《易经》当中，天意可以改变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充分地显现出来。所以孔子到晚年非常喜欢《周易》。“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那孔子怎样构建和谐？“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就是说你未来的吉凶祸福，由自己来决定，你现在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着你未来的结果。所以中国文化天生的就是一种战略文化，长远思考，宏观大局的思考，西方文化更注重微观细小的，理性的思辨。

在《周易》之前是一切听天命的。要做什么事，首先请示一下上天。最神圣的办法就是拿甲骨打个眼用火烧，看纹理的走向来了解天意。到《周易》开始不是这样，但天在当时人们的心中仍旧有决定性的权威。人们在说服别人的时候，引谁的话最有说服力？特别是想说服君主时，天的神圣就决定他的威慑力，当时人们普遍用天来说话，实际上是人借天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天道成为人道的理论依据。天行健，天的运行是刚健的，君子要像天一样自强不息，永远前进。地势坤，坤的意思是顺。坤卦更多的谈为妻为臣之道。地势顺，顺应万物，所以它能够托载万物，所以君子以厚德载物。清华大学就把这两句作为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实际上就是人生价值最终的实现，尽我所能，尽我的努力始终在不断地追求、进步。厚德载物，就是人在道德方面应该有什么样的修养？宽容、理解、包容。德才兼备，这是我们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中国人崇拜的是什么样的人？“将军额头跑开马，宰相肚里能行船。”你看就这八个字里面内容太多了。古人常常喜欢做类比联想，就是天和人之间只要存在相似、相关就进行联想，然后就把这联想当做一种逻辑的推导，把一种现象的表层的相似看作一种逻辑的关系了。比如说杯子能联想出什么来？孔子说“君子不器”，把器皿和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杯子的作用是单一的，而且是被动的，用它它会才发挥作用，君子不能这样，君子不能像杯子一样只有一方面的能耐，要道德高、能力强，不能被动被人家使用，要有主动性，你叫我当官我当官，你不让我当官我可以著书立说，将我的学问传授子弟。立德、立功、立言，这就是古人的思维。看到松树有什么感悟？孔子看到松树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冬天，落叶乔木凋零，松树仍旧是苍翠的，也就是说在大难之中方显英雄本色，经得起挫折、坎坷磨难，只有这样才能认为是君子，才和一般人的道德修养不同。同样，我们看到《周易》中也有类比。“太极生两仪”，从社会历史自然的最初开始说起，太极图生出阴阳两仪。“两仪生四象”，春夏秋冬。“四象生八卦”。你要想了解中国文化，想了解《周易》，就把八卦歌背下来。八卦又象征着天地的一山活水，八种事物，这八种事物不同的组合。“八卦定吉凶”，预测着吉凶，从而可以采取趋吉避凶的做法，最终成就大业。观照天文地理的最终目的，是要你成就大业。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格物就是感悟，看到自然物不是解释它的自然属性，而将它的自然属性和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目的是正心诚意，使自己的心归于正。在《易经》里这个“正”指的是天地之间的运行规律，在《大学》当中指的是社会的礼仪，其实这个礼也是依据天意来制定的。《易经》和《大学》没有本质的区别。正心是内心修养归于正，归于天道，归于社会规范，诚意、诚心，不能有半点虚假，不管是对人对己都要发自真情，这就是修养。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自己道德的提升，道德提升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学习、修身，所以能科教治国。如果作为一种战略认真执行的话，那是国家之大幸、民族之大幸。人生三部曲，先学习，学习是为了修身，修身最终是为了肩负历史责任，政治责任。

老子哲学也是从自然感悟出发。“上善若水”，他感悟到“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农业文化中，水浇灌庄稼，庄稼丰收，作为君主治理天下，要像水一样善利百姓，不去争功争名。魏征见唐太宗，说“惧满盈，则思将海下百川”，害怕自己感到满足，不再前进，就想到大江、大海之所以大，是因为它把它自己的位置放的比小溪小流更低。要得到更多人的拥戴、更多的朋友，要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像水一样，不去争名，不去争利，这都是从自然物感悟到一种道德。

有一年的高考作文题叫“以柔克刚”。老子就是以柔克刚，“贵柔守雌，处下不争”，认为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柔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就是人性化管理，在对方心理能够接受的情况下，不断地改变他。其实自然现象中的水滴石穿也是这个道理。庄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不断地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种情况之下，快乐怎么实现？知道个人力量太渺小，根本没有办法改变整个社会的情况之下，只能“安之若命”。古人说的命，并不像我们现在认识得这么迷信。所谓的命，就是自己所不能决定、改变的，由外力所决定的一种运作发展方式。知道自己没办法改变了，那索性就考虑好自己，社会可以黑暗，但是我要快乐，就想着把自己和万物混合为一，达到无己、无功、无名。

当然，如果你还是年轻有为的，那你要更多地记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果你已经身居比较重要的岗位，就应该君子以厚德载物。如果50岁以上，那你就多考虑无己、无功、无名，顺应自然。

 

 

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重要修养

第一，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归根到底是一种敬业的表现，实际上就是爱国主义的具体体现。爱国主义不是一种口号，更多的是一种行动，要通过具体的行为表现出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每个人都要有这样一个长远的思考。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忧虑便有动力，有动力才会使个人的修养生生不息，才会使这个国家、民族生生不息，永远存在发展下去，不断走向强盛。从思维方式来看，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的起点，从逻辑结构上来看来自爱国。蔺相如就怕廉颇？他为什么负荆请罪？其实骨子里表现出的是他们对国家的责任，对国家的热爱，没有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古代太多的事例能表现中华民族这种向心力，尤其是到坎坷磨难的时候，外敌入侵的时候。在汶川大地震这种自然灾害面前，我们空前地团结、空前地凝聚，让人感动。

第二，积极进取。积极进取也跟热爱祖国紧密联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爱国，最主要的是要敬业、乐业。山东潍坊火车的相撞让人很痛心，什么原因造成的？原来是拐弯的地方在修路，应该减速，通知没有发到司机手里，司机不知道。很多事都是跟敬业精神、职业感、职业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对国家热爱的最具体的体现。孔子的话，“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我们的理想难以实现，但我还尽力去做，哪怕最终没有实现。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之中，也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周易》强调自强不息，如果人人都有这样一种精神，国家民族的发展该是怎样一个速度？

第三，就是八荣八耻里的团结互助。团结互助建立在善良、仁爱、推己及人的基础之上。孔子对“仁”有多种解说，最核心的是仁者爱人。孔子弟子问老师，什么叫爱人？爱人就这么简单，“泛爱众而亲仁”。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传统文化值得继承发扬的部分。墨子跟儒家不一样，墨子说兼爱，“兼相爱、交相利”，同等距离的爱所有人。孟子认为这不现实，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肯定有亲属远近，这符合人情，但是你不能够把这种有距离的爱改变成只爱自己的老，自己的幼，这就麻烦了。这种按照血缘亲属远近向外辐射的这种爱，如果没有道德修养为前提，其表现往往让人很失望，因为更多地考虑了家族裙带关系。孔子说自己的思想是两个字：“忠”、“恕”。忠恕之道，从消极方面来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设身处地、换位思考，自己不想被侵害，也不要侵害别人；从积极方面来说是“己欲立而立人”，要想在社会上站的住，有发展，就应该千方百计成全别人。“己欲达而达人”，要想在社会上发展通达，一帆风顺，也要成全别人，给别人造成这样的条件。儒家思想因此充满了人性，充满了爱。更高的境界是“圣”。子贡问孔子，如果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把自己的财产广施给老百姓，能够救济他们，怎么样？能不能叫做“仁”？孔子说这岂止只是“仁”呢，这已经是圣人，尧舜都没有达到这么个高度。孟子说“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之初，性本善。从哲学角度来说，这样的说法是有点问题的，中国传统儒家认为，人生下来就是善良的，理由是什么？孟子说小孩掉井里，所有见到的人都会产生恻隐之心，没有功利目的，所以说是先天的。孟子是山东大汉，说话很直，他说如果没有恻隐之心，非人也，如果没有羞恶之心，非人也，都算不上人，人和禽兽的区别就在这四个方面，修养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人的发端是“仁”，人的核心是爱。知道害羞，知道惭愧，有罪恶感是义之发端。义就是宜，就是适宜，就是怎么做才对，怎么做正确。儒家非常强调“慎独”，就是一个人的时候，也要非常谨慎，也不能够触犯社会道德，孟子说,“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哪个对，哪个错，知道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这就是智之端。还有一个是“信”，言而无信非人也。仁义礼智信，都是值得继承发扬的。

孔子认为，应该民以孝为先。按照自然顺序，有天地后有万物，有万物后有男女，有男女首先有家庭，有家庭之后才有社会，所以首先对生你养你的父母感恩，有这样的心情，有这种孝，才可能做到对朋友的信、对君主的忠。总体上说来，古人认为是看你对你的父母怎么样，就知道你对待朋友会怎么样。“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等，孔子说的孝是什么呢？不是物质上的满足，这不叫孝。孝的核心是什么？敬。是精神层面的，孝敬。

 

 

第四，忠信，诚实守信。在现代社会这太重要了。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要没有诚信怎么交流?哪句话是真的？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社区工作，还是国家管理，这一点都太重要了。商鞅变法很大胆，限制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当时地位高的人可以分封一个城，商鞅认为国家土地有限，这样分下去，国家土地越来越少，个人力量越来越大，对国家整体的发展不利，所以就规定封城只能继承三代，超过三代国家收回。这样一种改革的变法，颁布出来没人信，认为太不可思议了。他怎么办？在城门那儿立一块木头，谁能把这个木头扛到城北门那去，赏银十两。没人信，就再加十两，达到二十两。这时，有人说反正无所谓，扛着玩，不给就不给，于是扛着木头到那门，商鞅马上兑现承诺，这就是诚信的重要性。晋国的晋文公姬重耳在外逃亡19年，有时候饭都吃不上。他到郑国的时候，郑国不给他开门，不招待他，于是他向在田野工作的农夫要饭吃。农夫能带多少饭，自己吃都不够，就给了他一个土块。他拿着土块生气，认为是在戏弄他。刚准备打农夫，手下人劝阻说这是吉兆，农夫给你土地呢。于是，重耳就不认为这是一个玩笑，他认为这是天意，给你土地意味着自己将来有朝一日会拥有土地，回国能够做君主。重耳把土块恭恭敬敬放在车上拉走了。由于经历民间的种种辛苦，他能了解老百姓的苦，知道民心的重要性。后来晋国的力量强大了，就要继续扩张，有手下说还不行，虽然晋国在诸侯国之间有威望了，物质有一定基础了，兵力也很强了，但是现在缺最关键的一样东西：信。于是晋文公派兵去攻克元，一个很小的国家，之前告诉士兵只带三天干粮。打仗哪有三天就完成任务的，士兵都不理解。到了元，围而不打，到第三天这小国家一看国内储存有限，就准备开门投降了。晋文公这时却命令撤军。那他包围这个元国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打下这个城，而是要证明说话算数，说三天就三天。在他看来，攻打一城的重要和取得信的重要，两者权衡，什么更重要？信更重要。信用的建立是需要时间的，通过一件事证明不了自己的信誉，但是失去信誉则是瞬间的。南京冠生园是百年老店，用隔年的馅儿做月饼，百年老店一下子就没法经营了。所以我们做领导的，不说则已，说了就要做到，要谨慎，诚实守信。对待知识也是这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都是传统文化的闪光点。所以说中国人是最讲诚心的，讲诚心讲到什么程度？都有点迂了。尾生和女朋友约会，约会地点在桥下柱子那儿。结果大水来了，他怕女朋友来了找不到他，抱着那柱子，水把他淹死，宁可淹死他不改变地方。生命和信用哪个更重要？孟子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就证明生命和信用，血肉之躯的存在和精神层面，中国人是更注重精神的。

 

 

第五，谦虚恭敬。中国传统文化里把谦虚恭敬提高到很高的高度。周公《易经》里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周易64卦，乾卦是64卦之首，就是让人谦诚、谦虚。从山的角度来看，哪怕像山一样的伟岸，也把自己屈尊在大地之下，不管是包容还是忍，最终的指向都是谦。当然，孔子反对过分做作地谦恭，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有些人点头哈腰的，只要比他地位高一点，他那个腰就好使。《周易》里认为谦的最高程度是损己而利人，宁可自己受到损失，也要让更多人受到救助、恩惠。所以，中国古代哲学更多是引人向善，就是人格的自我完善。见利思义，舍生取义，任何一种文化没有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表述。苏武牧羊19年，始终也不放弃手中的节，那是国家的象征，作为国家的使节，他始终不失尊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给西方人讲国学他听不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就是个体的生命和精神的追求，这种抉择让人敬佩，很难模仿，这个境界太高了。

坤卦要看大地，大地的特点是“直、方、大”。在陕西那种关中平原，看到的就是直方大。往远处看，大地是水平线是直的，由水平线的直想到人应该像大地的水平线一样正直。方，天圆地方，地是方的，人也应该是方，方就是有原则。更重要的是大，君子也应该像大地一样心中要大，要容得下一切。

第六，以民为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民为本，这是从管理者的角度考虑的。要使这个国家兴旺发达，继续发展，谁最重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依礼而行”，就是遵纪守法。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矩是规矩、礼法、社会道德，就是你内在的欲望和社会规范已经融为一体，这是最高境界。庄子也提到这个，他说，人生活在世上，要“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名是名誉，刑是刑法。你做事在这之间掌握这个尺度，淡薄名利，保持一种乐趣心态。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特点，儒家更多是忧患，道家更多是乐观，但是他们也有兼容的地方，面对未来更多是忧患，面对坎坷更多的是乐观。汶川大地震可以震倒房屋，但震不垮中国民族这种奋进向上的精神。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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