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杰：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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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全面上涨的原因分析

目前，我们第一次遇到粮食、钢材、房价等三种价格齐涨，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按照经济学一般规律来看，价格涨无非是两种情况，一个是因为需求上涨太快，供给跟不上来，出现供不应求，所以价格涨，这叫需求拉动型价格上涨。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因为企业成本上升，引起的产品价格上升，这叫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

那么我国现在面临的价格上涨是什么原因呢？研究发现，既有需求拉动型的价格上涨，也有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那就要研究一下，现在我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情况？

一、关于需求拉动型的价格上涨

刚才讲需求拉动型的价格上涨是因为需求太快了，引发供不应求，导致价格上涨。而需求的增长一定和货币连在一起，因为这里讲的需求是指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那么如果需求涨得太快，则表示货币一定出了问题，就是货币太多了。货币太多就必然涉及到一个机构——中央银行，中国的货币是中央银行提供的，商业银行不提供货币，也就是说中央银行提供的货币太多了。

中央银行是怎么发货币的呢？大致是两个渠道，一个叫再贷款。商业银行给企业和居民的贷款叫贷款。当商业银行没有钱给企业给居民贷款的时候，商业银行有权向中央银行申请贷款，中央银行就要给商业银行贷款，这就叫再贷款。当中央银行没有钱贷的时候，就会启动我们的六大印钞厂。

第二个叫外汇占款。日元、美元、欧元等所有的外汇流到我国都不能流动，必须在中央银行兑换成人民币之后才能在我国流动。也就是说，外汇进入中国以后，中央银行必须要收购这些外汇，作为外汇储备。外汇来多少，中央银行就要发多少人民币来收购它，这样人民币就流向社会，市场的货币就多起来。

这次钱发多了，主要问题出在哪个渠道？我们发现，再贷款虽然多发了一点，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是外汇占款发得太多了。外汇来得太多与我国的国际收支有关系。简单地讲，一个国家的外汇收入和外汇支出简称国际收支。外汇太多，一定是国际收支失衡了。

一般来讲，国际收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产品的流进流出，这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在国际收支里叫正常项目。如果我国出口多、进口少，叫顺差，顺差标志着更多的外汇流入中国。如果我国进口多、出口少，叫逆差。逆差标志更多的外汇从中国流向国外。我国在进出口上连续十五年都是顺差，国际收支失衡，从而引发了流向社会的人民币过多。

二是资本的流进流出。如果国外资本流进我国的多，我国资本流出的少，我们就是净流入国。如果我国资本流出去多，国外资本流进来的少，我们就是净流出国。我国连续14年都是资本净流入国。

长期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失衡，尤其是2006、2007年最为明显。2006年，由于贸易顺差，1700多亿美元流进中国，在资本项目下，净流入资本有700多亿美元，两项加起来是2500多亿美元。2007年我国国际收支失衡更严重，这一年我们的顺差达到了2600多亿美元，国际资本净流入是1000多亿美金，加起来是3600多亿美元。2006年，中央银行发了2.9万亿人民币来收购流进来的2500多亿美元。2007年，中央银行发行了近4万亿人民币收购3600多亿美元的外汇，

这一次需求拉动型的价格上涨，主要是国际收支失衡引起的，要解决价格上涨问题就要从进出口和资本流动两个方面入手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

首先，要解决进出口顺差太大的问题。降低顺差无非两个办法，一是减少出口，二是扩大进口。

降低顺差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减少出口。大家注意，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第一次修改出口政策，从过去盲目追求出口转向有选择的出口，不是出口越多越好，以后不能再把出口当作重要政绩来看待。过去为了鼓励出口，搞了一个出口退税政策，现在不需要出口那么多了，就要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做了三个方面的调整。

第一，把出口退税由中央财政买单调整为由地方财政买单。过去出口退税都是中央财政拿钱，只要符合条件中央马上就给钱，所以曾经有地方政府和企业联合起来骗税的现象。现在统统下放给地方政府，有的地方政府没有钱就不给退，企业的出口积极性降低，顺差就会下来。

第二，大幅度降低出口退税率。去年3月1日、11月1日、12月底连降了三次，有些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降低了80％，有的干脆取消了退税。像12月底这次，取消了农产品的出口退税。大幅度降低出口退税率，对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过度依赖出口的企业的影响很大。有些企业就是靠退税赚钱的，降低出口退税之后，企业的压力很大。

第三，对有些产品不仅不退税，还要提高出口的关税。提高出口关税的主要是两种产品，一是高污染环境的产品，二是高消耗资源的产品，将来煤炭、钢铁的出口可能都很麻烦。

降低顺差的第二个办法就是扩大进口。首先，2008年我国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尤其是两种产品的进口关税要大幅度下降，一是资源类产品，二是技术类产品。

其次，要解决资本项目下国际资本进入太多的问题。解决资本项目下外汇太多的问题也是两个办法。一是减少外资过度进入，二是推动中国资本走出去。

第一，减少外资的过度进入。我国三十年来第一次调整外资政策，从过去盲目吸引外资，转向有选择的吸引外资。外资不是越多越好，外资太多了也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平衡。要减少外资的过度进入，尤其是没有技术含量、没有品牌的外资，我们不再需要了。过去为了吸引外资，搞了一个外资优惠政策。从2008年开始，我国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实行国民待遇政策。

第二，推动中国资本走出去。人民币不是世界货币，人民币不能走出去，中国资本走出去，一定要拿着美元、欧元、日元走出去，这就意味着外汇流出中国，减少了外汇过多的压力，也就减少了央行发人民币的压力。

现在我国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两条路子来走的，但我告诉大家，从2007年的运作情况看，效果并不好，主要原因是不敢下太严厉的政策。有一个因素制约我们不敢出手太狠，这就是就业的问题，减少出口等于减少就业机会，减少外资也是减少就业机会。为了解决价格上涨问题而减少出口和外资进入，由此将引发大规模失业，失业比涨价还麻烦。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涨价和失业都不好，但说句实话，涨价对社会影响不太大，因为涨价对人们的影响大体是均衡的，而失业就不同了，为什么你有事做我却没有事做？没有事做的人会联合起来采取行动的，会影响社会稳定。

为了这件事，我们曾调研过中国两个有典型意义的城市，一个是珠三角的东莞市，一个是长三角的慈溪市。这两个城市的外来人口已经是本地人口的七倍，他们之所以在这里能生存，就是因为出口和外资。如果减少出口和外资，他们将丧失生存机会，又不愿意回到原籍去，这就很容易出现社会动荡。

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告诉我，你们中国人真傻，政府给出口企业的补贴很高，所以中国出口企业在美国卖的产品都比较便宜，谁买到这种便宜产品了？美国人民，你们政府给中国出口企业的补贴等于补贴了美国人民。我说，我知道这是傻事，但是没有办法，中国就业压力太大了，13亿人口的致富欲望都调动起来了，必须有就业支撑。

去年“五一”我去韩国SK集团演讲，大家知道，SK相当于中国移动加上中国石油，排在世界五百强的前列。演讲到最后的时候，SK集团的负责人说，正因为中国出口的产品很便宜，才平抑了世界物价，全世界十年高速增长才没有出现通货膨胀。我说，你终于为中国说了一句公道话。

但美国不这么看，它不仅买了便宜产品，还迫使人民币升值，得了便宜还卖乖。我们必须得调整了，可是我们一调整国际收支失衡，就遇到了失业的压力，怎么办？既要解决国际收支平衡，还不能引发失业，那就只能有一条路可走：必须启动国内市场，这样减少出口才不会引发失业。出口企业在国内找到市场，仍然会继续扩大生产和投资，就不会出现失业了。

国内市场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投资需求，一个是消费需求，这两个构成了整个市场需求。现在不敢启动投资需求，我们有经济过热的压力，如果启动投资需求，可能带来更大的麻烦。所以，启动国内市场只能启动消费需求。

消费需求由两部分构成，一个叫居民的个人消费，差不多占消费需求的70%；一个叫居民的公共消费，占消费需求的30%。居民的公共消费就是居民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公共产品有四种：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社会保障。

 

首先，要启动居民的个人消费需求。

我们发现居民个人消费和居民收入连在一起，居民收入增长了，居民消费才能增长，所以启动居民个人消费的关键是提高居民收入。关于怎样提高居民收入最近讨论得很热烈，可以通过以下五个办法来提高居民收入。

第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国民收入由三部分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目前，在我国这三种国民收入里面，居民个人收入占的比例太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太快，我国财政收入2003年还没有突破一万亿，2007年就已经突破五万亿了。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涉及到国家税收和居民个人收入的关系，应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个人收入达到1600块钱就要交税，现在要提高。第一次征求意见的时候，我的看法是提高到5000块钱，月收入5000块钱以下的就别交税了，交税主要靠富人。后来税务总局的同志说，你这个胆子太大了一点，过去1600，不能一下就提到5000，翻一番吧，3000块钱起征。结果报到全国人大，不知道什么原因没通过。我们算过账，个税起征点提到5000块钱，居民收入会大幅度增长，而国家财政收入并没有少多少。下一步应该继续提高起征点，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提高居民收入。

第二，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初次分配就是指企业对个人的分配。初次分配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劳动收入，就是工资；一个是企业利润。我们研究发现，15年来中国企业利润都在上升，但居民个人收入增长非常缓慢。要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就要适当减少企业利润，增加劳动收入。美国的企业利润上升了，劳动收入也一定要上升，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这方面美国有制度安排，它有两个机构很厉害，一个是劳工的代表——工会，一个是资本的代表——雇主协会。利润增长很快，劳动收入却没有相应增长的时候，工会就会提出要求适当提高劳动收入，否则就组织罢工。

不过，也有很多企业尤其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反映，现在他们的利润很薄，要是不断提高劳动收入它们就活不下去了，所以也不能笼统地要求所有的企业都要提高劳动收入。凡是利润增长很快、劳动收入增长慢的企业，应该提高劳动收入，那些利润很薄的企业，看来很难进一步提高劳动收入。我们发现，中央企业利润增长很快，而劳动收入却不见相应增长。去年央企赚了一万多个亿，劳动收入没有增长多少，所以要从央企开始提高劳动收入。从国企先开始提高劳动收入有示范效应，尤其利润很高的央企，为什么不提高劳动收入？非竞争性的国企压力也很大，利润上升慢一点。我觉得，非竞争性行业的国企就不要搞那么多利润了，能运转就不错了，因为非竞争类的国企主要是解决就业问题，不是交利润的问题，交了税就可以了。

第三，提高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居民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劳动型收入，一个是财产性收入。现在居民收入中的财产性收入太低了，所以老百姓的收入增长不了。我们研究发现，美国居民收入里有40%多是财产性收入，劳动收入占50%左右。调研发现，我国老百姓的收入里面，财产性收入只有1.8%。老百姓光靠劳动性收入是富不起来的，所以十七大报告中专门指出，要创造各种条件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个叫动产收入，一个叫不动产收入。动产收入是指股票、债券、利润、利息等，不动产收入就是房子、土地等。这两种财产性收入受两个市场的影响。不动产是受房地产的影响，动产受资本市场的影响。要提高财产性收入，就要提高动产收入和不动产收入，那就必须发展资本和房地产这两个市场。我认为，国务院没有任何打压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意思，这是需要不断发展的问题，不是打压的问题。对房地产，政府要管的不是打压房价，房价是供求关系问题，只要需求很旺盛，价格就会涨。价格不停地涨，有人没房、缺房又买不起，这是政府要解决的问题。政府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要靠三种房：两限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这是政府的事情。政府现在不是要打压房地产市场，而是要发展和稳定它。

我们要继续扩大资本市场，而不是打压。不过还是别炒股票，真正通过炒股票赚钱的人很少，要搞股票投资才有意义。只要选好企业，比如说一个企业每年分红很高，继续持有下去就可以了。

第四，提高农民的收入。现在我国国民收入增长中，增长比较慢的是农民收入。关于增加农民收入，有一个口号叫“城乡一体化”，它包括两层含义，一个是城乡公共产品享受一体化，就是城里人和农村人在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享受方面，城乡应该是一样的。一个是城乡经济体制一体化，城市里的经济体制和农村应该是一样的。农村改革最早，但承包制后就没有动静了，所以现在城乡经济体制不是一回事。比如说产权制度，城里人买了房子，既可以抵押也可以卖；农民的土地和房屋都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他那个产权是一个假产权不是真产权，这导致农民没有办法富有，没有办法提高财产性收入。

农民在城里干活，干了很多年还被戴着“农民工”的帽子，之所以叫“农民工”，就因为不是城里人，户口是农村的。每到春节农民都要回家，一回家就搞得整个公共交通体系受不了，其实有些农民回家不仅仅是出于习惯，是体制、制度造成的。农民在城里找不到家的感觉，多么努力都享受不了城里的公共产品。而农村的土地产权又不能变成资本成为他竞争的原始积累，一个农民在农村可能有一套三层高的房子，但在城里仍没有地方住，他没有办法把农村的房子变成资本，然后进城。

第五，提高欠发达地区人们的收入。欠发达地区人们收入必须提高，要改变过去扶贫的模式，为他们创造就业和创业机会，让他们利用自己的各种优势进行创业或者就业。比如蒙牛集团，所有给蒙牛供应奶的牧民都是蒙牛的股东，他们带着自己的草地和牛，已经入股蒙牛了，蒙牛对他们实行全面收购，牧民们按照蒙牛的方法去养牛，牧民们每年的收入都很高。

最近我去贵阳，看到贵州省的旅游资源很丰厚，但是很多旅游资源闲置着，而一些大的旅游公司又没有资产，没有办法运作。为什么不允许资源所在地的人们带着这些旅游资源进入旅游公司呢？既让当地的人们成为股东，旅游公司也成为实体，这不就是解决问题了嘛！

前几天，我在广东省调查创业和就业机会，他们让我看了小吃一条街，全是外地人开的店，很多都是夫妻店，一条街上就有四家兰州拉面。广州市政府给他们提供的只是门面，这些人都有一技之长。我问了其中一个卖兰州拉面的人，他原来在甘肃是种土豆的，一年再努力也就挣两三千块钱，但是到广州来，因为有一手好绝技，拉面拉得好，一年挣二三十万没有问题。同样是一个人，给他提供了创业和就业机会，很快就富起来了。所以提高收入的关键不在于扶贫，而在于选择就业和创业机会。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其次，要启动居民的公共消费。

居民的公共消费不是个人拿钱，是国家拿钱投资的。比如说医疗卫生，医改方案还在改，我认为国家必须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加大国家的投入，提高国家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比例，提高了才能解决看不起病、看病难的问题。另外，必须健全三级医疗体系。这两个问题国家不解决，无论怎样讨论医改方案都没有意义。

国家要解决这些公共服务领域里的问题就必须加大国家投资。文化教育也是如此，像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国家必须投资，否则肯定有孩子上不起学。高等教育不是公共产品，但国家也必须要加大投资。而国家要加大投资，就会面临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如果税收不增加的话，钱从哪来？我认为，有两个途径，一是央企交利润。大家知道，过去中央企业不交利润。过去国家搞了一个利改税，交税不交利。去年央企赚了一万多亿的利润，既然有利润就应该上交，把利润交给财政部用于四大公共产品投资。今年，央企已经分三类开始交利润了。二是提高资源税。提高的这部分税收也要交给财政部用于四大公共产品投资。中石油之所以有1000多亿的利润，主要是因为我国资源税太低。提高资源税后，中石油每年将会失去400多亿的利润。中石油以每年1000多亿的利润在美国上市，每年被美国分去30%，中石油去年回归H股，股价定为48，当时我极力反对，按1000多亿的利润可以定48，今年提高资源税后，利润差不多要砍掉一半，应该定20块钱左右。结果中石油大跌，也导致了整个股市的下跌。今年拜年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恭喜你越来越年轻，像中石油一样去年48今年24”。如果中石油开盘价定24块钱，我估计我们的股市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在调整，过去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它们是怎么排序的？从1998年以来，排序第一是出口、第二是投资、第三是消费，结果导致国际收入失衡、人民币多发、国内经济失衡。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所以十七大提出，要转变发展战略，转向消费、投资、出口。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大问题，所有的企业都要考虑这个问题，国家的发展模式已经调整了。

过去强调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占领国际市场，现在倒过来了，要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启动国内市场。2008年以后若干年将是新战略的实施阶段，在这个阶段所有企业都要考虑自己的改革问题，不能再按过去的路子走了，必须要调整，否则很难适应发展。所以，这次我国对需求拉动型价格上涨采取的主要对策就是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当然国际收支失衡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最起码2008年解决不了，我的想法是需要五年。

 

目前市场上流动的货币还是太多，怎么办？2008年要实行一个短期的办法，就是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把多的钱吸回来，这就是经济规律。

第一，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现在已经提高到15.5%了，这就意味着市场上的货币有15.5%要回流到中央银行。

第二，公开市场业务。中央银行不断卖票据，把货币往回吸。最近，中央银行卖得最多的是央行商业票据，央行写一张纸，盖一个章，这张纸就值500万，给央行500万就可以把这张纸拿走，这就叫“央行商业票据”。

第三，窗口指导。央行要求商业银行不要往外放款，对于去年不听指挥，还在往外贷款的8家银行，央行给予了严厉处理，并且警告了20多家外资银行。

第四，提高存款利率。今年要不要提高存款利率现在还很难说得清楚，现在央行不想利用这个手段，这个手段效果不好。去年每次提高利率都使得股市大涨，去年三月份提高利率，第二天上海股市一鼓作气突破了三千点。

我估计今年最起码有四次提加息的机会，但是到现在还没加，不加的原因可能取决于商业银行的货币存款能少多少，如果货币存款大幅度下降了，就会提利率，如果存款货币还在上升，就不会提利率。

第五，控制信贷规模。中央银行给所有的银行下了信贷规模控制任务，最近人们到银行去存款的时候，银行工作人员会建议你不要存款要理财，理财就不是存贷款，可以突破信贷规模控制，就不受银行的控制。

这五个办法应该能把货币大规模往回吸，我估计今年企业压力会很大，因为贷款很难，所以2008年可能不是规模扩张的一年，首要的问题是维系企业资金链的稳定。

所以，现在我们对付需求拉动型的价格上涨就是这两个办法，治本的办法是解决国际收支失衡，治表的办法是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但是这两条措施几乎得罪了所有企业。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降低出口退税，得罪了珠三角、长三角沿海地区靠出口退税赚钱的企业，他们对取消出口退税意见很大。去年十月份到深圳征求意见的时候，他们说很多企业刚把生产线建立起来，成本还没有收回来，现在不退税了，有些企业就难以生存下去。内地企业对于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也很有意见，内地企业既没有出口，也没有搞别的，正正经经的发展，政府为什么还要拦着呢？总之，2008年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估计今年6月份以前压力都很大，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必须首先解决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关于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

企业成本上升很快，所以企业产品的价格当然就要涨价了，在原有材料等成本上升拉动下，最后全面价格上涨。企业成本上升的最深层次原因是资源短缺。现在我国资源非常短缺，所有的企业都是要使用资源的，资源涨价后所有企业的成本就会跟着上涨。

这里讲的资源指能源和原材料。2006年我国GDP达到了20万亿以上，那时就发现我国的能源和原材料都不够了。石油方面，我国对国外的依赖已经突破了51%，我估计今年就会达到60%。我国生产钢材的铁矿砂80%要靠进口。2020年的时候，我国的GDP要达到40万亿以上，现在20多万亿，资源就显得这么紧张，要达到40万亿，那时将会多紧张？

现在该怎么办？我提出三条对策：一是推动资源的全球配置，二是调整我国资源发展路线，三是节约资源。通过这三个方式，可以缓解资源供求关系来稳定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的趋势，但大家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这个问题不是短时期内就可以解决的。

第一，资源的全球配置。国务院已经决定所有钢厂都迁向沿海，因为铁矿砂从海上来，再运到内地成本就会增多。现在，我国企业所需的资源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全球配置，但这种全球配置影响到了现在的资源格局，于是就出现各种力量来折腾我们。在这次西藏事件中，达赖背后的那些国际势力不一定都是要支持他独立，而是想利用达赖折腾我们，让我们不得安宁，以阻挡我们发展。未来这种摩擦会越来越多，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觉得中华民族要有新的思想出来才行，中华民族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适应时代要求的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不然就没有办法完成这次全球配置资源，这是我们面临的一场大挑战。这里我有一个观点，可能大家都不太赞成，最近学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很高，甚至有人提出了“国学治国”。我要告诉大家，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完全解决目前中国的新问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一百多年的挨打、受气、割地、赔款的历史，我认为这里面也有文化落后的因素，民族竞争很大程度上也是民族文化的竞争，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办法应对当时的世界形势。中华民族不能往回看，只能往前走，不要把希望寄托于在历史堆里找到新武器。

今年春节我看到一个历史学家写的资料，清朝在没有入关之前，它的政治体制设计就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了。八大王议政不是皇权制，相当于西方资产阶级的贵族民主议会制。进关之后，清朝照搬了明朝所有的管理制度，取消了八大王议政转向皇权制，所以清朝虽然出现了康乾盛世，但那不过是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回光返照。必须要创新，不创新不行，中华民族现在面临的世界挑战是能不能进行全球配置资源，要研究和分析这个问题，就必须形成新的民族文化和思想才行。

第二，调整资源发展路线。中国的资源结构不合理，煤比较多，油比较少，电能是最好的能源，未来我们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去搞核电。但电能的使用范围比较有限，比如汽车就很难用到电能，总不能让汽车后面拖一根电线在高速公路上跑。如果汽车能用上电能的话，就能大大减少对石油的需求量，那将对我们多大的影响啊！这里存在一个蓄电电池技术的突破问题，充一次电可以跑两千公里，一小时达到128公里，能达到这种水平，我看就差不多了。清华大学里有公交车，那些公交车不是一般的汽车，是电动汽车，是清华的一个科研项目。每过一段时间我就问他们最近有没有进展？今年春节前他们告诉我，这种汽车的最大时速只有每小时25公里。还得继续努力才行啊！这都是我们要搞的。

再比如说新材料，现在我国新材料制造的技术含量还是不行，像地下钻探用的钢管，我国造的最多只有1800米，超不过2000米，美国可以造5000米的。现在我国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我国西藏是全世界接受太阳阳光最好的地区，一年365天都有太阳能，能不能把太阳能变成电能？如果把西藏的太阳能变成电能的话，输入内地，我想我国就不会缺电了。现在的问题是，把太阳能转变成电能的多晶硅我国生产不出来，这种技术控制在美国和欧洲手里，他们不卖给咱们。

第三，节约资源。资源既然短缺，就得节约。怎么节约资源？一是推行节约型经济，二是推动循环经济，三是搞规模经济。

推行节约型经济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经济形态。推行节约型经济，一定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放开资源价格，资源是短缺的，放开资源价格就会涨价，价格这么高不节约行吗？迫使大家节约。要陆续放开资源价格，我们现在开车用的油是五块多，按照国际的价格，应该是八块九。有人说，这样一来我们就开不起车了。说句老实话，政府希望大家买车，但是不太希望大家开车，不买车制造业发展不起来，要开车又没有油。我们要向日本学习，日本几乎每家都买车，但只是出去玩的时候开，上下班都不开，都坐公交车，这叫日本模式，未来北京也要实行这个模式。我估计，2009年一定会全面提高资源价格，所以我们要节约资源。第二件事就是提高资源税，这样做也是要迫使大家节约资源。第三件事是实行资源的行业消耗标准。每个行业都制定出资源消耗标准，首先要制定GDP的资源消耗标准，增加一个单位GDP应该消耗多少资源？不能消耗太多。2009年以前要完成每个行业消耗资源的标准制定工作，强制让大家节约。

节约资源的第二个要点就是大力推动循环经济，让资源在重复使用中实现零排放，这样就能节约资源。鄂尔多斯正在搞一个煤转油的企业，它旁边还有两个企业，一个是发电厂，一个是水泥厂。煤转油完成之后，煤还可以继续燃烧，可以用来发电。发电厂烧完煤的煤渣，还可以变成水泥。循环经济就是把资源利用到最佳程度，实现零排放。

节约资源的第三个要点就是搞规模经济。生产规模达不到要求的话，就无法实现节约资源。去年，从发电行业开始入手，达不到火力发电规模的那些小电厂统统关闭，今年转向炼钢、水泥等行业。2009年以后再要创办一个企业，除了遵守《公司法》，还必须要达到两个指标：环保标准和规模经济标准，达不到规模经济要求的，不能投资生产。

价格上涨在未来中国基本是一个大的趋势，对此要有充分认识。今年国务院提出了CPI控制在4.8%，我估计很难控制住。有些价格涨了以后是不会回落的，发达国家吃的东西都很贵，我国吃的东西相对比较便宜，这就意味着吃的将永远贵下去，我们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时代。

 

价格全面上涨背景下的国企改革

价格上涨的问题不是一两天就能解决的，这是这一轮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未来的体制变革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在这种大的体制变革下，对企业体制也有了新的要求，这样才能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

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无论是需求拉动型的价格上涨，还是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都要求企业增强活力，不增强活力，就受不了这两方面的调整。增强活力将是我国企业改革遇到的一个严峻挑战。国有企业怎样增强活力，我认为，要改革的问题很多，其中有两个问题很迫切。

第一，国有企业的经济形态，一定要按十七大所讲的，走向公司化、股份制。十七大报告关于国有经济改革，很明确地强调了两点，一是在现在的产权制度基础上推动混合经济形成，一是坚持公司化、股份制改制方向。我想，将来可能不再搞独资的国有企业了，充其量是相对控股的问题。全世界的跨国公司都是相对控股，最大的控股股东拿3%的股份就不得了了，哪像我们非要拿51%？如果国家拿51%，企业将永远摆脱不了是行政干预，只有搞混合经济公司化股份改制才有意义。

我想，将来这种公司化、股份制改制或者叫混合经济的改革一定要取得根本性的进展才行。如果仍然是国有独资，好多问题都解决不了，行政干预没有办法推进企业自身的改革。对那些决定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国家要控股，其实控股还分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我看最好是相对控股。比如银行是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但我们也不再搞国有独资银行了，四大国有银行有三家已经实行股份制改制了，而且在海外上市，银行都可以这样，别的国有企业也可以。所以，央企提出来要整体上市，不像过去那样剥离上市，而是全面走向公司化、股份制，这是我们一定要推动的。凡是竞争性很强的、没有垄断的国企更应该走向公司化、股份制改制，把各种经济成果吸引进来。

第二，要形成新的公司治理。新的公司治理，讲得再直白一点，就是真正能够保证企业保值、增值的公司治理。不一定由企业的主要出资者来控制企业，而是让那些能够让企业保值、增值的人来控制企业，于是怎么样使企业中的人力资本充分发挥作用就成为了现实的问题。按照全世界企业进步的状况来看，企业主要靠成本优势谋求进步的时候，人力资源是企业最主要的问题，但当企业成本优势上升，要靠技术创新谋求进步的时候，人力资本就成为企业最重要的问题，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不是一回事。

现在的国有企业里面，把岗位分成两种。一种岗位很重要，但不决定企业兴衰和存亡，把这种岗位叫做“劳动性质的岗位”。一个人竞争到这种劳动性质岗位的时候，就被称为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泛指普通员工，研究人力资源的人主要是管理学家。企业中还有一种岗位，是决定企业兴衰和存亡的，叫“资本性质的岗位”。一个人竞争到这种资本性质岗位的时候，就被称为人力资本。能进入资本岗位的人主要有两类：技术创新者和企业家。现代公司治理认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虽然都对企业很重要，但真正决定企业命运的是人力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源，尤其企业进入以技术创新为中心的阶段后。

现在中国国有企业改制后进入了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在企业内部要重视的是人力资本积极性的调动和控制的问题。在现代国际企业里面，对人力资本进行调动，主要靠一种收支平衡的制度，就是薪酬制度，不是工资制度。国外企业里面有两种收入分配方式：工资制度和薪酬制度。工资制度是人力资源的回报方式，薪酬制度是人力资本的回报方式。工资制度是企业劳动人事部门管的，薪酬制度是企业董事会管的，董事会里面的一个机构叫“薪酬委员会”，它不是管所有人分配的，只管人力资本的薪酬设计。工资制度和薪酬制度不是一回事，是两种不同的收入方式，二者之间没有可比性，而我们总要比，就是不想认可这些东西，这样如何给人力资本保障？

现代差别理念包括三个逻辑层次。一是人的能力差别决定分工差别。有些人总是强调人没有能力大小之分，只有分工不同，所以很多人都琢磨着要是重新分工会怎么样？你能当董事长，我也可以！他不认可能力差别，认为就是分工的不同，实际上不是分工不同，是能力的差别。现代人力学已经告诉我们，造成人们能力大小各有差别的因素有很多种，其中有一条是先天因素，这不是唯心主义，因为每个人的天赋是有差异的。天赋背后是基因，基因是物质的，不是唯心的。最近我才知道送孩子去幼儿园还要给孩子写简历，给3岁的孩子写了15页的简历。我想奉劝各位家长一句，不要过度望子成龙，教育的功能是开发，有些孩子没有某一方面的天分，后天多么努力教育也无能为力。所以我们要正确对待自己，有些事不是你后天能做到的，努力就行的。二是分工的差别决定收入方式的差别。分工不一样，收入方式就不一样，有人拿的是工资，有人拿的是薪酬。刚才讲了薪酬制度和工资制度不是一回事，工资完全记入成本，薪酬不行。薪酬里面有一部分是对企业利润的分割，它不是成本。三是收入方式差别导致收入水平差别。收入方式不一样，所以收入水平差别非常大。薪酬上税上得多，工资上税上得少，他们之间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我们曾经考察过美国的一家企业，专门考察清洁工，不是清洁环境，是清洁机器设备，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确切地说应该叫保全工。我们问他一个月多少钱，他告诉我们，一个月不到三千美元。我们说你挣得太少了，你们CEO一年拿118万，你一个月才不到三千。他想了好半天告诉我们，他挣得不少，因为他不会干CEO的那些事情，他很奇怪我们怎么会问这种问题。这就是说，他能认可这种差别，而我们很多人并不认可。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国有企业的会议，开完会后那个企业老总的司机送我回家时跟我说：我实际上比我们老总还累，他早上八点上班，我七点去接他，早一个小时，应酬完了送他回去，又晚了一个小时，比他累，但是拿的却比他少。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人人都一样，实际上国有企业改制改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要求人们的价值理念有所调整，不调整没有办法搞下去。国有企业到一定的时候就是要让人们慢慢认可这些东西，如果还是这种老思想，认为人都是一样的话，新体制就很难建立起来。

未来技术创新将越来越重要，而要搞这种技术创新，就要考虑人力资本的问题。我有一种观点可能不对，我老觉得凡是有创新的人，他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一般都不同于常人。这个时候，体制怎么让这种人充分发挥作用，这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现在，民营企业改制力度很大，大家别以为只有国有企业在改制。很多民营企业都能认可人力资本的范畴，国有企业也应该认可才行。而国有企业恰恰不太认可，这样一来要强调竞争就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我们的思想解放需要进一步推动才行。

所以，在目前中国经济发生重大转轨的时候，企业改制必须抓住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公司化、股份制改制，一个是建立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现代公司制度。这两个制度如果建立不起来的话，我们的改制很难成功。只有走向公司化、股份制，才能走向重视人力资本的现代公司制度。那些平均主义、大锅饭的观念都得调整，不调整就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有差异的现代社会。我们搞新体制就是要强调效率、竞争、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效益，要深入讨论这些问题才行。

今天就讲到这里，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报告人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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