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治波：抗震救灾与和谐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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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抗震救灾，另一个是和谐文化建设。

最近最大的新闻事件就是抗震救灾。汶川大地震是8级地震，能量相当于两个唐山大地震，5个台湾9•21地震，相当于日本阪神大地震的32倍，相当于1000枚原子弹的能量。因此，这次地震历史罕见，危害非常大。我到前方住了10天，走了好几个地方，北川、青川、汶川都去了，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我看到一辆汽车挂在树上，是因为地震震下来一块大石头，砸到车尾上了，车就飞起来挂到了树上。唐家山堰塞湖的那个“水库”本来是没有的，是两边各掉下一个山头来，把水挤在中间了，有两个村都压在下面。这种力量平常是不可想象的。在北川，有的狗没有受任何伤就吓死了，有的狗疯了，不认得主人了。有座山原来离东方电器的厂房3000多米，经过地震以后离厂房才800多米，快挪到工厂的跟前了，而且以每天2厘米的速度往这个厂里移。原来厂房之间隔的很远，现在都挤在一块了。地壳的运动和震动都很厉害，整个地震发生区域共计12万平方公里，地壳向东北方向移了6米多，而且下陷，四川海拔下降、重庆的海拔却上升了好几米。大自然造成的后果，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这次地震整个受灾面积44万平方公里，重灾区12万多平方公里。4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东部好几个省，相当于4个江苏省；受灾人口4624万，相当于一个省的人口。到目前为止，发生余震11800次，余震最高的是6级以上，6级以上的余震5次，遇难人口69000多，失踪人口17000多，加起来近9万人遇难，受伤人口37万多。房屋共计倒塌778万间，损坏房屋是2459万间，损坏房屋基本都需要重建。形成堰塞湖35处。四川省统计死去的牲畜4462万头，遍地都是。参与救灾的解放军、武警部队共计139000人，指挥部队救灾的将军86位，公安、消防、特警共计28000人，预备役部队75600人，专业的地震救灾队5257人，出动飞机7000多架次，转移被困群众140万人，从废墟里挖出来并且存活下来的共计6541个人。救灾的物资方面，目前为止，中央安排财政250多个亿补贴灾区，预计总共安排700个亿。国内外的捐款和捐物合计450个亿，这是史无前例的，向灾区捐款捐物最多的一次。1998年抗洪救灾总共才捐了18个亿，远远没有现在多。为什么没有现在多呢？一个原因是现在经济发展了，大家钱比以前多了；第二个原因是这次灾情重，即使经济没有发展，大家拿出的钱也会更多。所以这两个因素决定了这次捐款的数量史无前例。

这次抗震救灾总的来说反映速度快，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勇气和精神。表现最好的是解放军，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尤其可贵的是什么呢？这次救灾的解放军战士，大都是80后的军人，甚至是90后的军人，这批人到前线去能不能吃苦？能吃苦！守不守纪律？守纪律！他们的战斗力非常强。我们的解放军真是天下最可爱的军队，天下少有的好军队。军队反应慢，首先是因为灾情发生以后有一个评估的过程；二是动用军队需要经过行政程序，这是不能省略的，任何人随便动军队，这是不可能的。美国亚特兰大飓风灾害以后，美国军队第四天才到达灾区，他们没有任何交通障碍，开着坦克车，拿着枪，叼着烟卷，老百姓的事根本不管，仅仅是维持治安。而我们的军队完全是无代价的劳动力，所有最险、最难、最重的活都是军队干的，甚至包括灾后重建时的插秧农活军队都要帮忙。我们的军队前往灾区最多的是济南军区的部队，济南军区的54军是具有光荣传统的一支军队，是我们全部21个集团军里最了不起的一个军，54军是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两个部队汇合以后组建的军队，它的前身是红一军团，然后是八路军的115师，后来的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最后变成54军，十大元帅里面有六个是出自这个军。这个军的战斗力非常强，号称铁军。整个54军都去参加了这次抗震救灾，最险、最重的活都是这个军干的。还有我们的空降兵。那天晚上的空降创造了世界空降史上的一个奇迹，那种天气条件是不能空降的，晚上、下雨、云层很低，飞机下不去，而且降落的地方是峡谷，非常危险。但是温家宝总理要求紧急降落，因为灾区路进不去，桥也断了，只能空降。当时传说是死了4个人，实际上后来一个都没有死，全部成功降落。美国、英国、德国非常震惊，觉得中国空降兵的水平非常高，一个失误都没有地完成了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支军队就是上甘岭的那支军队——15军，是曾经出现了黄继光那样的英雄的部队。

这次地震还反映出中国人民的团结和道德的光芒。灾情发生以前，大家觉得道德下滑，社会风气不好，缺乏诚信，但是灾情发生以后，大家忽然发现其实中国人团结、善良、众志成城、同舟共济，捐钱的捐钱，出力的出力，出车的出车，献血的献血。这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爱国热情，一种集体主义精神，一种侧隐之心。在非常时刻，这些可贵的品质都焕发出来了，以国为家的主人翁精神就表现出来了。这次去了130万志愿者，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这些志愿者为什么很可贵？没有人要求他去，他们要承担来回的路费，有的志愿者在那儿一直干到现在。我认识一些人，有的人病了，病好了以后又去了。在前线分发、管理物资，登记、管理、联络各种事务，办广播站、小报，晚上露宿操场，非常辛苦，但是大家毫无怨言。这次的捐款里，企业捐款的比例很高，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民族产业捐的很多，日照钢铁公司在全国的钢铁业排列60多位，捐了1亿5000万；王老吉，一个民族产业的饮料，捐了一个亿；有一个叫陈光标的人，地震灾情发生后，他将在各地的挖土机、掘土机全部组织起来，浩浩荡荡60多台开到了汶川，他到的时候解放军还没有到，因为去的早，救了很多人。黑龙江一个开小铺的老板，看到灾情以后就把小卖部的东西全部装到卡车上，从哈尔滨万里迢迢开到了汶川，他到的时候，老百姓正缺吃的。有一个拉蜂窝煤的老头把自己所有的钱1万多元全捐了。唐山地震孤儿张祥青在天津开钢铁公司，总资产3个亿，他捐了一个亿，把三分之一的家产都捐了。表现不好的也有，一个是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肯德基、麦当劳、诺基亚等捐的都很少，不到1000万。这次表现不好的还有房地产行业，中国100个富人里50多个是房地产的老板，但是捐的钱很少。这次灾区老百姓的自救活动中反映出来的人性的光辉，也很值得说说。一位女大夫，50岁，救援人员救她4次，没有救出来，由于有余震，非常危险，她就自杀了，把戒指吞下去，用玻璃割断自己的动脉。还有一个叫刘德云的工人，被压在废墟里，用圆珠笔在自己的胳膊上写：我欠王老大3000块钱。这是一种让人震撼的道德的光芒。还有一些小孩救老师，救同学，非常勇敢。有一个残疾的女孩用残疾的手扒石头救人。到前线去的志愿者中河北农民去的特别多，因为河北发生过唐山地震、邢台地震，他们感同身受，非常同情灾区，在灾区干了很多艰苦的活。山东莒县几个农民，一听说发生了灾情，开着三轮车就赶赴灾区，三轮车不让上高速公路，他们就走辅路，千辛万苦赶到灾区，什么苦干什么，什么累干什么，非常朴实。还有一个云南农民跑到了灾区，当天晚上深夜到的，人家给他一个盒饭，他说我不吃，我还没有干活，怎么能吃这个饭呢？咱们的农民多朴实啊，多善良啊！

这次灾区的房子倒了一大片，因为灾区抗震的标准是7级，但是这次地震是8级，所以房子不倒是特殊情况，倒是正常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叫刘汉的开发商，总共开发了五所希望小学，一间都没有倒，后来人家问建筑商，你这个房子怎么盖的这么结实？他说就是按照规则来做的，混凝土是用石子和水泥搅在一起，石子有圆石头一定要捡出来，鹅卵石是不粘的，混凝土就很危险了。有个校长叫叶志明，这个校长有忧患意识，在学校里老搞演习，学生、老师烦的要命，他看教学楼不结实，那是16万盖的5层楼，他就花了40多万加固，人家怀疑他贪污，他就说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这次地震发生以后，楼也没有塌，而且号一吹，大家都出来了，2400个师生一个伤亡的都没有。

我谈谈捐款的问题，这次得到的捐助很多，跟网上的舆论也有关系。最后客观上造成的结果是很多人不好意思，又捐钱了，所以捐的就比较多。《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认为逼捐是非常不好的行为。我说逼捐挺好的，为什么？因为逼捐逼着那些名人、富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西方的一些富人、名人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比咱们强，为什么？因为西方最早的一批股份公司是公元10世纪出现的，当时的企业是教会的企业，那个时候有一个观念，就是死了以后，自己的部分土地、财产都要交给教会，教会的土地、财产自己没有能力经营，就雇经理人来经营。所以最初的股份公司的老板，有一种浓厚的上帝信托意识，我是为上帝干的，企业的捐助意识也就非常强。可是，经理人慢慢富起来了，形成一种私有意识，企业的信托意识、责任意识就淡化了。1890年，美国出台了《反垄断法》，把企业改造为公民广泛持股的股份公司。这个法律就把老百姓的福利跟公司的发展联系起来，老百姓可以分享公司的发展成果，西方的公司自然就承担社会责任。再看看咱们，上帝的信托意识没有，法律的强制约束也没有，大家表面上看捐助是自愿的，但是落实到社会责任这个层面，这是必须履行的一个社会责任，所以网上的逼捐、议论纷纷是有好处的。从常规的道理来看，富人、企业、名人应该多捐。为什么？第一，能力大，就应该多出钱。第二，名声大，人家都崇拜你，得做一个好榜样。第三，从社会上索取的多，占有的社会资源大，回报社会是应该的。所以从各个角度里说，捐赠都是必须的，不是可有可无的。

这次地震灾害，我提了几个建议，第一个就是建抗震救灾的博物馆。这次地震灾害非常大，无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还是从人文的精神都应该弘扬这个精神，都有必要建一个博物馆。第二，校舍的重建。这次地震灾难中最惨不忍睹的就是孩子的死亡，教训就是我们下次一定要把校舍建好，校舍应该是全社会最结实的房子，只有震不垮的学校，才有一个打不倒的民族。

我们要逐渐向公民社会迈进，没有社会公德，公民社会建不起来。所谓社会转型，就是从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那么现在需要一种新的风尚，就是社会公德的建设。大家可以注意到，在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这个圈子里面，中国人是非常讲道德的，热情、讲义气，两肋插刀，大家生活在这个圈子里，感觉很温暖，很方便，但是出了这个小圈子之外就不行了，中国人不能善待陌生人，不能遵守公共秩序，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大声喧哗、破坏公共物品，这个现象跟老外一比就更明显了。老外在亲戚朋友圈子里比较冷淡，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都是经济关系，中国人不是这样的，咱们中国人在亲戚朋友里是不分彼此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跟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有关，小农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宗法社会里，大家的交流基本上都是封闭的，没有一个广泛交流的公民社会，生活的圈子就是亲戚朋友。在这个圈子里，大家是不能做坏人的，要对亲戚朋友、父母承担义务。中国人百善孝为先，这是这个小圈子里面的核心道德，所以中国人的私德很发达，很讲究。中国人讲私德是跟社会结构和经济模式有关系的。中国人公德的欠缺，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跟我们的社会形态不协调。老外在公共场合很讲秩序，显得彬彬有礼，但是他未必是好人，有的非常自私、蛮横、有道德优越感，甚至有种族歧视。有的时候我们把中国人不讲公德这面妖魔化了，善良的中国人其实非常多，与人为善、同情弱者，这是中国人的特点。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精神文明，中国社会风气的好转，根本问题就是公德意识的好转。社会转型，就必须道德转型，在讲私德的基础上讲求公德。

中国人要树立公德意识，就必须从人的利己立场出发解释讲求公德的好处。对个人没有好处的事，谁去做啊。如果想让所有的中国人长久地讲公德做好事，那就必须从内心深处认同讲公德对自己有好处。在中国有一个讲公德的榜样——雷锋。雷锋是一个讲公德的好人，把别人的利益最大化，把公共利益最大化，把陌生人的利益最大化。对于个人而言，他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个人价值，由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变成了一个伟大的人，一个千古流芳的人，变成了成千上万人怀念、学习的一个光荣榜样。

人跟动物之所以有区别就在于人的社会属性，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除了生存还要发展，在社会关系中发展。因此，社会关系越丰富越好，得到的社会认可程度越高越好。如果人没有奉献精神，你的社会关系就不能最大化，路就越走越窄。大家都知道武训很穷，通过乞讨攒钱来办学，他感动了很多很多人，穷人给他捐东西，富人更给他捐东西，武训就变成大家接受、认可的人物，他就是在奉献过程中，成全了自己的人格，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天津的白方里老人70岁退休以后，想到退休以后就吃饭等死，这么活下去没有什么意义。就做了一个决定，风雨无阻骑三轮车挣钱，最后挣了35万元钱，帮助350个穷孩子上学，感动了很多人。他活到96岁去世，自己没有孩子，这些孩子都变成他的孩子，他活的非常快乐。去世的时候，天津市共有26000个人出来给他送葬。还有一些企业家带领大家共同致富。比如说吴仁宝，原来是江阴的县委书记，辞职回老家村里当书记，大家感觉很不理解。华西村兼并了周围25个村，变成华西镇，平均每人向国家交税50万，贡献非常大。青岛港的老总常德传，当港务局局长16、17年没有解雇一个工人，朱镕基总理要求减员增效，当时全国4500万人都被赶回家了。在企业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他说一个工人下岗，伤害三个家庭，自己的家庭和两边老人的家庭，要想办法不减员也要增效，转员、培训、从事第三产业。中国人报恩的心很重，工人众志成城，拼命地干，最后这个10平方公里的青岛港挣出来的钱比47平方公里的天津港挣的钱还要多，并且创造了矿石装卸和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企业发展起来以后，他提出要扩大就业，帮助沂蒙山区的农民就业，他对农民工非常好，只要好好干，一个月五六千。他招了7000个农民工，干的好提干，家属、孩子都调过来，家属安排工作，孩子安排学校。一个农民一起来，一个家庭就得救了。这个企业的发展，带动了很多人致富，向国家交的税比海尔、海信、青岛啤酒都多。所以这样的人是新社会最可爱的人。他个人在那个厂子里、码头上一呼百应，威信非常高。他的企业管理得非常好。很有趣的是，我们中国人跟外国人合资的公司，通常全部都引进外国人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和外国人合资以后，都是用他的管理方式，老外心服口服。

所以作为人来讲，你在社会上讲公德，善待陌生人，不光是亲戚还要善待别人。人付出的善是有回报的。所以我觉得精神文明的建设应该有勇气把宗教引进来，把佛教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引到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当中来，这个是非常有用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利己的角度解释利他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有了这个东西以后，人就有了牢固的观念，我去做好事，是为了自己不光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也得做好事。利他者利己，助人者自助，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而且是个规律性的认识。

做官的基础是做人，首先把人做好才能把官做好。怎么样做人？首先第一要求是与人为善，与人为善首先是一个起点，其次是一个高点。一方面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用君子之心去待人处事，用君子的心去度量他人，心术要正。如果与人为善的话，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好人，如果没有与人为善这个品质，那么再大的优点都是小优点，因为从根本上讲你这个人站不住，所以与人为善是做人起码的要求。同时也是个非常高的要求，为什么？因为你一时做好事，一处做好事比较容易，在所有的地方都做好事，时时刻刻都做好事，这个比较难。但是不管怎么难，都应该把它作为对自己的要求去追求。就像共产党员这个标准，是共产党员的一个要求，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与人为善就是我们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去算计人，不要用恶心去对待别人，不要做坏事情。

第二，做什么样的人？做性格硬朗的人。善良的人有一个缺点是性格很弱，经常受人欺负，经常受窝囊气。我们要做与人为善的人，但是不能做窝囊废，不能做窝囊的好人，要做一个硬朗的好人，强悍的好人。有一个词叫以德报怨，中国人把这当一种美德看待，人家对不起我，也对他好，显示自己宽宏大度，显示自己善良，而且还认为这是孔子的教导，应该遵循。孔子从来没讲过这个话，孔子有一个弟子问以德报怨怎么样？孔子说以德报怨何不报德？学生就问那么办呢？孔子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直就是直来直去的，就是他对你好，你就对他好，他对你坏，你就对他坏。不要用善去对待恶，因为以德去抱怨，助长恶。我们要做像仙人掌那样的人，我不惹你，你惹了我我就扎你一下，要有这种硬朗的性格。首先可以保护自己。其次可以树立一种邪不压正的导向。要做性格硬朗的人，不单单是善的保护，而且是对善的弘扬。敢于跟坏人坏事做斗争，否则就成了宋襄公那种窝囊废了。楚军进攻，将领建议半渡而击，等楚军游到江中央的时候赶紧打，宋襄公说不行，应该让人家到了岸上，列队以后咱们再打，这才是君子，结果楚军上来以后把宋军一下就消灭了。愚蠢的宋襄公就是那种迂腐的、软弱的东郭先生。所以做人的第二条，应该性格硬朗，要以怨抱怨。

第三，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孔子说的很有道理，叫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意思，小人什么都要学人家，一模一样的学，学的结果是真假恶性竞争，不可能和。不能做同而不和的小人，要做和而不同的君子，要跟人家不一样。他做电脑，我做插座，你做硬件，我做软件，配合起来，所以君子是跟人家合作，而不是模仿人家的，是跟你和谐的。美国西部开发的时候，大家都去淘金，有一个叫斯密斯的人，他没有去淘金，去卖水去了，卖的水非常贵，结果他发得财比淘金的人发得财都大，这就是和而不同。这是做人和做事的思想方法，具有哲学的方法论的意义。做自己有个性的东西，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做，做自己拿手的事，演出自己的拿手好戏。

第四，做忠孝两全的人。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忠孝不能两全，好像只要忠就不能孝，只要孝就不能忠，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忠孝不能两全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在特殊情况下，像战争、这次抗震救灾，在这种情况下，号召你舍小家顾大家，舍孝顾忠。但是，在和平时期，忠孝不但能够两全，而且应该两全。既顾家，又顾国，两边都要顾，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好了，社会就稳定了，对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贡献，把孩子教育好了，子女教育好了，就等于为国家培养人才。父母健康照顾好了，家庭关系好了，这对国家也是贡献，社会上安定和谐。所以忠孝一定要统一起来，和谐起来，忠和孝是中国文化里的核心概念，在家言孝，在外言忠；忠是孝的放大，孝是忠的浓缩；忠是孝的社会化，孝是凝聚家庭的，忠是凝聚国家的；孝可以理解为对父母的忠诚，忠可以理解为对父母的孝道；所以古人讲“求忠于孝子之门”，就是找忠臣到哪儿去找？到孝子中去找，如果是个孝顺父母的人，对国家对朝廷也容易是忠诚的。所以要把忠和孝统一在一起，一大一小两个美德合在一起，这个人就是一个既顾家、又顾国的人。我们可以争取做给单位争光的人，给单位争光，就是我代表这个单位出去参加活动，不给单位丢脸，给单位争光，我觉得做人就很成功。

做官就是在做人的基础上做官，做官为什么首先做人呢？因为做官要求比做人的要求要高，所以你首先要做好人，把人做好了，才能把官做好。做官还有几个具体的要求。首先，一个禁忌就是做官不要贪污腐败。我还是从利己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做官如果贪污腐败，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少贪点不值得，因为人格很高贵，不值那个3万、5万，10万、8万。多贪点很危险，说不一定哪一天就东窗事发，锒铛入狱。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你要是贪的多了，那是个定时爆炸，说不定哪天要爆炸。张国光从辽宁的省长调到湖北去，一样查出来了；药监局的局长郑筱萸，那是退休了的，在任的时候的贪污查出来的，退休了也抓起来。有人说多贪点很危险，我就豁出去，贪了以后传给自己的子女，把自己牺牲了在所不惜。你这是把子女害了，这个孩子有了一两千万，绝对不努力，他就湖吃海喝的坐吃山空，弄完了以后是个流浪汉。所以少贪点不值得，多贪点危险，交给孩子就害了孩子，贪污腐败这个事绝对不能干，因为从利己的角度看，对自己不利对孩子不利。

每一个人都讲公德，这个社会就和谐了。没有这个，人与人之间不信任，人与人互相不帮助，不合作，和谐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中国人的公德意识不够，中国人活的非常累。大家都不讲公德，正常的事按照正常的程序办都办不了，都得找人，不找人什么事也干不成。到医院去看病得找人；打官司变成“打关系”，首先不是找律师，而是赶紧找人，找法官、检察官；小孩生下来从幼儿园就开始找人，上小学、初中、上高中找人，上大学再找人，分配工作找人，找对象还得找人，弄房子得找人，一直到死闭不上眼，活得真是累。中国人不能善待陌生人，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没有这个是没有和谐社会的。按照自己对自己有利的原则，去做一个讲公德的好人，爱护公共财物，遵守公共秩序，善待陌生人，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和谐。

我再谈谈社区建设。我参观过几个社区，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宁波的江东区。这个社区跟别的社区不一样，这个社区是做正规化建设，从银行、保险公司大公司里、外资企业里招年轻人，待遇比原来企业还好，让年轻的大学生主持街道的工作，年轻人有点子、有激情、观念上也新，来了以后红红火火地把社区搞起来了。按照办家的办法来办街道，这个街道的任何人得了荣誉了，在荣誉室把得到荣誉的经过写出来，挂上照片、奖状，街道的人对这个街道就很有归宿感，像个大家庭一样。有科技室，有研究兴趣的人愿意到这儿来进行科技研发；有一个大会议室，定期地请人做报告，讲家庭生活、讲文化、讲政治、讲炒股票，放电影、搞文艺演出，演出一个礼拜组织一次，大家到时候都来了，可以请外头的人，街道人自己也上阵，扮演各种角色，演唱、跳舞；街道有巴士巡逻，谁家有事，可以帮着送上学，有病人送医院；治安方面是由社区警察和治安骨干组成一个网络，每个人有名片，有联络电话，一有陌生人进来比较可疑马上互相报告。每一个社区里楼道里面都放着一个小篮子，叫葱姜墙，放葱姜蒜，谁看到没有了就往里加点，谁用谁从里面拿着用，一看没了就往里加点，很自觉。每半个月或者一个礼拜有一次大会餐，就是一家做一种东西，一家拿一份出来会餐，高高兴兴的，互相特熟，特热乎。社区搞了一个网站，这个社区的领导人是大家网上投票选举的，对社区的工作有意见，就在网上提，当面提也行，匿名在网上提也行，他都答复你怎么改进。有健身房，社区的人优惠，很便宜，还有游泳池。社区的人要出差的话，家里的小狗没人管，他给你管起来；花卉没人管，他给负责浇水。小孩如果提前放学，家长去不了，街道给你接。核心的观念就是把这个社区办的像个大家庭一样，老百姓很方便，有归属感，互相很亲热。有的人参观了之后说不能学，因为宁波有钱。实际上关键不是钱，关键是一个观念。我去广西的梧州，那个地方很穷，但是和谐社会也搞的很好。那个地方的农村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农民都不出来打工，日子过得不富裕，但都自得其乐。原来是因为村里也组织活动，篮球比赛、拔河比赛、游泳、掰手腕、举石头、举杠铃、摔跤，农村的土游戏也什么都搞，养得黄牛、猪牵出来比，斗斗鸡，弄的农民劳动之余非常快乐，过得很和谐。我觉得这个欢乐比富裕还重要，要是人富起来以后，幸福指数上不去，这个富裕就是白富了，还不如却穷欢乐呢。梧州这个地方的经验值得大家参考，就是把活动搞起来，给大家提供欢乐了，这个地方就有凝聚力了，非常和谐。这就是社区建设的经验和精髓。

报告人系人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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