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政：我国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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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着重想讲这样八个问题：一、我国经济增长的现状和趋势；二、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策略；三、资源型产品供给约束问题；四、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五、劳动成本上升问题；六、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七、深化国企改革；八、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我国经济增长的现状和趋势

我国的经济增长，一月到九月仍然处在经济增长的高位运行，大的格局没有出现拐点。一到九月GDP增长是9.9%，但是增速逐月回落，特别是七到九月份，GDP增长9%，十月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也跌到了10%以下，增幅的回落比较明显。

之所以要采取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也是针对九月份以后出现的经济增长明显回落的格局。从表面上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并不低，大数是27%。但是今年上半年投资品价格上涨比较快，全国平均是11%，到了九月份，投资品价格增幅已经降到了6.6%。大家明显感觉到水泥、煤炭在下跌，预计全年的投资品的价格平均涨幅估计要在8%左右，所以固定资产的使用量和去年相比，实际增长大概在16%左右。经济增长出现明显下行。在正常的条件下，由于我国工业在整个的经济增长中权重比较高，大概占43%，第二产业要占到45%甚至更高一些，所以，如果要确保经济增长9%的话，工业增长应该比GDP高出五个百分点，也就是，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应保证到14%。那么到十月份，工业增加值已经跌到了10%以下了，如果再跌下去的话，明年的经济增长就可能跌幅比较大。

消费品零售物价一到六月涨得很快，七到九月已经降到了4.9%，到十月份物价进一步下跌，可能在4%左右，预计全年物价总水平仍然在5%左右。明显结构性的通货膨胀已经得到了遏制，已经不是当前的主要矛盾。从全国来看，房地产的价格呈现出回落的趋势。出口和去年相比，明显下滑，前九个月平均为22%，十月份是24%，比前九个月稍微高了一点。但是和前几年相比，明显回落，回落至少在7个百分点。这就是前几个月的经济态势。

那么，2009年经济增长走势和工作主要任务，概括起来就是这样几个字：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促改革，重民生，保稳定。要保持社会经济的稳定，同时要防止美国金融风暴进一步对中国经济产生消极影响，抵御或者是防范金融风暴带来更大的消极影响，确保2009年经济增长尽可能不要低于8%；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争取能恢复到14%；新增就业900万人，出口增长还能够保持20%左右；消费品零售物价的指数要控制在5%以内。

针对当前这个经济形势，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经发生了变化，由2008年上半年的“双防”——防止经济增长偏快转向过热，防止结构性通货膨胀转向明显通货膨胀，转为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的反弹。基于这种变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进行了调整。过去两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是相对偏于保守的财政政策，是为了抑制经济过热。现在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两个含义：第一，增发国债；第二，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因为前几年，我国财政盈余，财政超收部分增幅比较快，所以赤字是逐年缩小的。那么为了刺激经济，在明年预算中可能进一步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增加国债发行。还有加大转移支付，加大直接的财政支持性的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货币政策由前两年的从紧货币政策转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连续降低了银行的存贷款利率；第二，扩大信贷规模，尤其是对于资金困难的中小企业。各个地方建立财政性担保公司，然后鼓励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增加贷款。

以上是总体的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变，具体来说，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中央实行所谓“十项工程”，从这个月开始到2010年的年底，要增加四万亿的投资。这个四万亿怎么算？目前有一些计划，比如说地震灾区的重建，损失八千多亿，重建需要一万亿。一万亿原计划可能要用四年时间，现在可能只要花两年时间，实际上把地震灾区的重建一万亿提前到最近两年完成。另外，比如说南水北调工程，还有一些客运专线和铁路建设，现在要加快进度，扩大它的投资规模，提高它的投资强度。这个四万亿每年两万亿多一点。那么，我们现在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今年预计在14万亿到15万亿，所以国外认为，这四万亿是个很大的数，但是对中国来说，四万亿分在两年，每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假定是14万亿，两万亿占14万亿的1/7，也就是16%左右。如果明年再增加三万多亿，达到18万亿或者19万亿。这对于上游的提供投资品的行业，依然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将扩大对上游产品的需求。

第二，扩大消费需求。中国经济增长过去主要依靠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出口拉动，现在转向投资、出口、扩大国内需求同时运行。尤其要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来弥补因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出口下降的损失。现在的问题是，国内的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高收入人群消费倾向是下降的，低收入人群想买东西没有支付能力。如何增加包括农民在内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是扩大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增加收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问题，现在采取的措施是：提高粮价；增加对离退休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养老金；准备增加中小学老师的工资；将来还要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实行一些减免政策。当然，扩大固定资产规模，实际上增加了就业机会，也增加了从事重点工程建设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工的收入，这也有利于刺激国内消费。

第三，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2009年1月1日起，全面推进增值税改革。增值税改革核心的问题就是抵扣。过去，当年采购的机器设备不能当年抵扣，必须根据将来逐年的折旧判断成本。从2009年开始，购置设备可以当年抵扣。这样，一是能够增强企业的对现有生产技术改造的能力，增加企业的积累；二是在经济周期低谷的时候，通常一个国家的减退政策首先是给企业减税。现在增值税的税率不大可能调，整个企业的平均税率仍然偏高，增值税17%，再加上所得税，平均的税率要超过33%—35%，将来仍然要实行进一步的减税政策。今年增值税全面改革，实际上等于减税。

第四，稳定人民币汇率。过去几年人民币升值比较快，三年时间升了18%—19%，而美国滥印钞票造成美元贬值，把国内危机转嫁给他国。所以不能完全按照美国的指挥棒转。尤其在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应当扩大我国的发言权。首先是稳定汇率，再也不排除在美元贬值情况下，人民币也贬值的可能，这样有利于克服目前出口企业的困难。再就是提高出口退税的税率。对于钢铁、钢材、高耗能产品的出口，也不再征出口关税，将来可能适当有一点出口退税。因为现在国内钢材开始价格下跌，生产能力过剩。另外有3000多种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出口退税，全面恢复到14%，有可能进一步调到17%，有利于企业扩大出口。

第五，应对美国金融危机。下面我会专门讲美国金融危机问题。

 

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美国金融危机的产生，概括起来是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美国实行的是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2000年全世界的网络经济泡沫破灭以后，美国国内出现经济不景气。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实行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13次降息，使一些没有购买能力的、没有支付能力的低收入群体买房子。2003年以后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财政赤字扩大，同时石油价格上涨，美国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又连续七次提高银行的贷款利率，这样使原来买房子的人还不起银行按揭。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美国的次贷危机。

第二个原因是放任的经济监管。格林斯潘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什么？市场是能够自动调节、自动实现均衡的。虽然每个利益主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最终通过市场使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均衡。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基础。在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下，政府放松了经济监管。放松经济监管就出现了金融的过度创新，贷款的按揭打包，打包以后卖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再转给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再上市，这就引来了资产的证券化。当然，前面的第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还不起贷款，出现银行呆坏帐。银行呆坏帐影响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又影响到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又出现了证券资产的缩水，这样就诱发了金融风暴。

第三个原因是国民收入超分配。美国人的消费习惯和中国人是完全相反的，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消费不足，积累偏高，而美国是消费过度。所谓消费过度，就是美国的财政赤字有八千多亿，美国的外贸逆差有八千多亿，平均每一个老百姓负债15万美元。就是所谓的借明天的钱实现今天的消费。但是它留下了呆坏帐。美国人的国民收入超分配也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低收入阶层无力偿还银行贷款，房子被金融机构收回拍卖，有一百多万户人家无家可归。第二，一系列的金融机构倒闭，金融资产价格下跌。第三，从华尔街开始，大幅度的裁员，失业增加。第四，进一步引起美国的消费信心下降，消费需求下降，进口减少。这样，使整个的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9年全世界的平均经济增长率，2007年预测4.9%，前两个月预测3%，最新的预测可能要降到1%。

我们应当从美国金融危机中吸取一些教训。从指导思想上，认清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不适合于中国，市场经济必须是有宏观调控、有监管的，而不能完全实行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短期的理性解决不了长期的理性。市场只能解决每个人的利益，但是它解决不了宏观利益的问题。具体来说，第一，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以实体经济为基础，二者协调发展。第二，正确处理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第三，凡是短期的高回报，最后必然是有风险的。价格要围绕价值来波动，偏离过多，必然受到市场强制性的矫正。第四，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美国的问题是消费过度，中国的问题是消费不足。我们积累率平均45%以上，甚至达到了48%，消费率却低于60%，所以要扩大消费。第五，推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改革。

但是，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改革处在一个两难的选择。第一，对金融危机是否已经过去，现在还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美国的金融危机会不会进一步深化到美国的实体经济，引起美国中长期的经济萧条和衰退，现在还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第二，能不能减少金融危机对实体的经济影响，避免世界性的经济衰退？第三，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都要进入一个经济衰退期，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新能源、生物工程、IT，这三大被认为是引领新世纪技术进步前沿性的技术，目前没有重大的突破，没有出现新的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就出现了实体经济的利润摊薄，而利润率越来越低。大量剩余资本进入金融市场，实体经济利润摊薄，又遇上了金融危机，加上科技进步没有突破，那么会不会出现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这至少在目前经济研究上，还得不出结论性的意见。第四，能否改变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所确定的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体系？美国的经济地位已经发生变化了，但是美元的主导地位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摆脱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这样一种格局，至少目前很难实施，因为全世界的外汇储备的64%是以美元形式存在的，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多数也是美元，欧元只占全世界外汇储备的27%。实际上，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发生变化了，应当改变美元的主导地位，但是如果改了，美元贬值直接会影响中国的外汇资产和持有的美国国债。重新调整国际金融货币的秩序，应该给美国增加一些约束条款，阻止美元不断贬值出现巨额的财政赤字，把危机转嫁给别国。

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金融危机？首先，中国不可能替代美国。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没有到这一步，人民币也不是可兑换的货币。再加上中国目前对美国市场还有一定的依赖。西方国家都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应该出手大方来救市。有人说1991年苏联解体，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那么这次美国的金融风暴，有人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这是夸大其词了。中国救不了资本主义，中国的外汇储备不可能拿这么多钱救美国，或者救国际金融货币体系。

另外，经济危机的走势，现在还看不清楚。所以，我们的策略是冷静观察、谨慎出手，扩大话语权和对于规则的制定权。我们的立足点必须是，要把国内的经济工作做好，使中国的经济生产要素的配置更加有效率，确保国内的经济能够稳定增长，同时扩大国内的需求，同样也是对世界经济渡过这次危机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资源型产品供给约束问题

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使没有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今年或者明年也会进入一个经济相对调整为主调的阶段。

因为从2003年到2007年这样高速的增长，形成了大量的生产能力，当这个生产能力形成以后，没有足够有效社会需求消化吸纳这些生产能力生产出来的产品，这和西方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规律是一致的。马克思讲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遇到了工人阶级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这时候必然会出现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就是说从繁荣一下子到了很多企业关门，形成企业之间相互拖欠债务，产品卖不出去，危机阶段出现大量的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然后进入萧条。然后再重新经过危机的淘汰，把一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淘汰出局。这样在新的基础上，通过国家的宏观干预重新走向复苏和繁荣。所以，最近在德国、法国、英国，《资本论》的销量比前几年上涨了十倍，认为应重新回到马克思的经典理论。

所以如何来认识当前的这种形势？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面临一系列新的变化和新的矛盾。下面我想具体分析一些中国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条件的变化。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价格上涨。

中国人多资源少，人均占有的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扩大进口、靠国际市场的资源供给肯定会引起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我国工业构成中的重化工业高速发展。数字表明，在我国工业生产的构成中，重工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了69%，轻纺工业的增加值只占31%。现在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重型的工业结构。过去的十几年，中国人口增长了14.35%，但钢材、水泥、发电量、能源消费量都成倍增长，生产总量和人均消费量都出现了超常规的增长。

在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是必然的。那么怎么解决价格上涨的问题？

第一，我们不可能建立在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这样一个基础上来实现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必须从节约资源上找出路。我国工业产值构成中，工业增加值全国平均不到29%，71%的价值是转移的物化劳动，100块钱中71块钱都是上游转移过来的物化劳动。这也说明降低物化劳动消耗有非常大的空间和潜力。中国平均的吨钢能耗是726千克/吨，日本646千克/吨。我们最先进的是宝钢，吨钢综合能耗大概是650—660千克，接近日本。水泥的综合能耗，全国平均是181千克/吨，每吨水泥的综合能耗日本是128千克。发电机组能耗，目前我国最先进的60万千瓦以上机组煤耗达到了290克/千瓦时，但是全国平均是380克/千瓦时，如果都采用30万千瓦以上的大机组发电，我们一下就能够节煤将近20%。

第二，在产业组织结构方面，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要素集中化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提高资源密集型产业的集中度。在市场供给紧张的时候，小的发电厂、水泥厂、造纸厂可能存在着合理性。在这次调整中，必须下决心关掉它们，这样才能使生产能力向那些具有自动化程度高、设备规模大、能耗低的大企业集中，降低我们的资源消耗。

第三，加强对资源开采过程的管理，解决资源开采税问题，提高资源税，发展循环经济。

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

关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问题。什么是产业结构？就是生产要素配置的比例关系，有多少人财物，放在重工业多少，轻工业多少，上游多少，下游多少，形成的生产能力，相互之间要匹配。这种匹配就形成一种比例，这种比例就是结构。那么现在我们调整产业结构要做什么，主要解决以下6个问题。

第一，协调与平衡的问题。所谓协调和平衡，就是说消除结构性过剩，或者是结构性短缺，来实现平衡增长，避免这种经济过程的大起大落和严重的短缺或过剩。现在中国的工业情况是过剩与短缺并存。下游的加工制造业普遍的生产能力过剩。什么叫过剩、不过剩？有没有一个量化指标？通常讲，低于70%的开工率，那这个企业可能就是固定成本摊得非常高，可能这个企业平均的那种赚不赚钱和亏不亏损处于盈亏临界点上，过了80%可能属于景气。那么现在上游的企业开工率都在90%以上，属于繁荣，所以我们尽可能地使生产能力的开工率和利用率不要低于85%。

第二，效率问题。现在结构调整的重点，必须是把生产要素配置在更有效率的部门、地区和企业。增强工业的竞争力，增强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结构调整从大处着眼，我们认为是第一产业做长，第二产业要做强，第三产业要做宽。所谓做长，就是提高第一产业的农副产品的深加工能力，使其不断升值；做强，就是提高第二产业的竞争力；做宽就是开拓第三产业的更宽的经营领域。现在第三产业大多局限在一些传统的第三产业上，后面我再接着讲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问题。

第三，抑制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问题。重复建设可能既污染了环境，又浪费了资源，造成外部不经济性。那么怎么改？现在大家对发改委意见特别大，为什么项目都要拿到发改委去审批？发改委管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它的改革的方向是要逐步减少行政审批，规范行政审批，使行政审批更加透明。但是目前还不可能完全地取消行政审批。从长远看，发改委应该通过制定市场准入规则和标准，对微观的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进行规范。

第四，生产集中化问题。这种集中化有两种含义。第一个含义是生产要素向优势地区集中，第二个含义是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一、向优势地区集中。市场竞争的结果必然是有一种集中化的趋势。计划经济可以在全国均衡布点，而市场经济必须坚持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为原则的布局。全世界的GDP生产总量60%以上都离海岸线不超过100公里。比如美国的工业生产分布在以纽约为中心的东北部的五大湖地区和旧金山湾地区。日本分布在东京湾地区和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中国沿海的省市产值的GDP占中国GDP总量也是60%。重化工业集中在沿海沿江的优势是便于运输，进口原料，出口产品，所以这种集中化趋势要向优势地区集中。二、向优势企业集中。根据二八定理，资源密集型产业必须向大企业集中。资源密集型产业集中化，有利于企业采用大型化的设备，有利于上下游一体化，有利于大幅降低环境治理成本和投资成本。

但是有人认为，提高基础产业进入门坎，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国有大企业集中，抑制了民营资本进入基础性产业，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从法律上和政策上看，并不存在阻碍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密集型基础产业的障碍，但是民营的进入，必须适应资本密集型产业有机构成高、资本投入强度大的特点，必须解决资本集中化和社会化问题，实行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委托代理机制。

第五，社会化与专业化分工问题。对于加工组装型的工业，必须推进专业化分工。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产业集群、龙头企业为核心，众多的小企业来配套，这是最有效率的产业组织方式。中国在加工制造业领域的问题是“大而全”和“小而全”。专业化分工是提高生产效率的一个有效途径。广东顺德的主导产业叫“两家一花”，“两家”是家电和家具。顺德的专业化流水线生产，分工很简单，工人上岗三个月就能很熟练，做腿的就做腿，做后靠就做后靠，做桌面就做桌面，喷漆的专门做喷漆，完全是专业分工的组织方式，成本就能够降下来。讲的通俗一点，如果资源密集型的企业必须向大企业集中，做大，那么加工组装企业必须要做小，做专业化，形成小而专的大批量生产的“小巨人”，这样形成一个完整的配套体系。

第六，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问题。生产性服务业具体包括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等重要的行业和部门。现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远远不够，因为这个服务业通常具有专业化程度高、知识密集的特点，需要有专业化的人才。生产性服务业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亦庄有一个企业给ABB做配套，负责原材料采购，零部件的供给，到最后产品的清洗、打包、运输。ABB公司直接生产成本降低了8%。整个机械加工制造的平均利润率一般也就是8%左右。所以在中国这种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发展还有广阔空间。发展生产外包，企业把非核心的业务转移出去，专心致志地做好核心的业务，赚取价值链中的高利润环节。这样将有限的资源集中配置到企业强势领域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来突出企业的竞争优势。

 

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

总体上，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依然存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比较优势。过去我们的平均工资水平是美国、日本、德国的1/25。即使从2002年到现在，国有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大致上涨了130%—150%。但如果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的劳动力价格还是比较低的。发达国家也绝不会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又重新捡起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互补关系仍然存在。

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可以长期保持低工资水平不变。随着经济发展，工人的工资水平也不断提高，特别是《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给很多企业带来一定的成本压力。从解决社会分配的合理性、公正和正义，解决农民工和企业职工收入水平过低的矛盾，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全局来考虑，制定贯彻和实施劳动合同法是完全必要的。9月份时，关于《劳动合同法》国家又有一个十四条的重新解释。这种解释实际上是就是企业与职工、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一种博弈的结果，是在寻找一个平衡企业效率与员工利益之间的关系。企业不能只考虑利益最大化，而不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如果继续维持过低的工资水平，甚至实行“血汗工厂”的原始积累方式，将难以保证劳动力的供给。东南沿海出现的所谓的“民工荒”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目前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不合理造成的。这种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讲，税负过重，需要减税。这些年我国的GDP平均每年增长11%，国家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30%。这就反映了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格局中从企业集中到中央财政的过多，要逐步地实行减税政策。2009年实行的增值税全面改革，就是一种减税政策。二是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没有转化为国家的国库收入。特别是行政和自然垄断，并不是由于本身经营的改善而获得利润，而完全是通过垄断地位获得的利润和没有理顺价格体系获得的利润。三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也就是企业出资人和普通员工的分配不合理。2002年以来，制造业的工资在整个增加值的份额是下降的，2002年占整个增加值的7.2%，现在是6.8%，下降了0.4个百分点。也就是劳动的增加值增长很快，劳动所得没有跟着相应的增长。所以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必须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关系，解决这三个问题，这才有可能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有所增加，来刺激消费。不然生产的商品卖不掉，反过来受害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的生产者。

中国的劳动力生产成本在上升是必然趋势，因为社会必要劳动变了。所谓社会必要劳动，就是购买劳动力再生产和培养下一代劳动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支出这一部分费用，叫社会的必要劳动。现在物价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必要劳动的内涵也在变化，它的费用成本也在变化，因此劳动力生产成本上升不可避免。韩国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上升到5000美元的期间，工资水平涨了5倍。当然我国不可能像韩国那样，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我国面临的矛盾是，既需要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但又要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必须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也是增加企业成本的一个必需的支出。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是搞好生产经营，吸纳就业，增加供应，并能获得利润，给国家上缴利税。企业社会责任不是说企业一定要去做好事，去行善，去捐款，才尽了社会责任，不捐款就不尽社会责任。我们所说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必须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的社会责任首先是强制性的，不是自愿性的。这种强制性的责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执行标准。这个标准，一个是企业生产环境的安全，保证劳动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即安全标准；再是企业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也就是生产者生命的安全和产品安全这两个方面都是强制性的。三鹿奶粉事件非常直接的教训是，企业不履行这种强制性的社会责任，最后遭到了灭顶之灾。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能牺牲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由于三鹿奶粉事件，国家技术监督局局长辞职。实际上这是农业部的问题，我国的产品质量监督体系是“八个大盖帽管一个破草帽”，是多头行政。第二是达到环保标准。企业不能损害外部利益，造成严重污染和损害整个环境。2007年发生的“太湖蓝藻事件”，大家总结了三点：“企业赚钱，百姓遭殃，政府买单”。这种格局必须在制度安排上，在经济制度上，在法律法规上要调整。虽然治理环境、减少污染必然会带来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上升，治理污染成本投入的上升，但它所产生的效果表现为环境友好的外部效应。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提出，是社会进步和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大家维权意识的结果，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要求。

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这两年很少有人在讲国有企业改革了。实际上国有企业改革没有完成。国有企业改革还会继续推进下去：首先，要解决深层次的矛盾。所谓深层次的矛盾，说到底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政治体制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合中国国情，必须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这是中国国情的客观规律要求。第二个是国有企业民营化问题。中国必须要坚持国有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或者是混合经济为主体这样一种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的结构和布局，在竞争性领域收缩国有独资经济的战线，但是不等于放弃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民营经济要想全面替代国有经济，至少在现阶段还没有这样一种能力。

其次，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继续深化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垄断性行业的改革，不能拆分了事。尤其是自然性垄断，需要形成一个寡头垄断竞争的格局，有相对垄断，有规模经济，又要有一定的竞争。实际上，往往在西方国家带有垄断性的行业，需要国家授权、国家规范、国家单独立法来规范垄断行业的行为。

第三，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改革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结构，要吸引战略投资者在坚持国有控股的情况下，实现国有企业股权的多元化。

第四，对现有国资委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这样一种体制还需要完善。目前国资委的确结束了国有资产管理五龙治水的局面，但是现在国资委确确实实是婆婆加老板。它虽然不是政府的成员单位，但是实际上相当于一级政府。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委托代理人，不是真正的老板。所以这种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经过五年的探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和西方国有企业的比重完全不一样，摊子非常大，需要进一步完善国资委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国资委本身的职能。

第五，规范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这个我不展开讲，几天前闭幕的全国人大刚刚通过一个关于国有资产产权的法律。

第六，规范国有控股管理层的薪酬。国资委所属的国有企业不包括金融机构。国资委所属的大企业老总的平均工资薪酬，2006年底大概是70万，当然那些金融机构更高了。现在，国资委有一个薪酬局、业绩考核局，到底怎么来定薪酬呢？第一，薪酬必须和推动的资本量相适应。管理一百亿资产和管理一个亿资产的企业老总的工资一样，这是不合理的。第二，必须要和当年的经营绩效挂钩。基薪应定得比较低一些，业绩工资、绩效挂钩那一块浮动的比重要高一些。第三，必须和企业发展的后劲相联系。这是目前最缺少的。什么叫企业发展后劲？如果把现有选题都进行生产，充分利用，或者不进行更新改造，那么，企业就没有发展核心。但是如何有利于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又与现在的国有企业老总任期相对较短相矛盾。第四，同行业的参照水平。同一行业，有一个平均利润，薪酬得差不多。另外，还要考虑企业成本的承受能力和企业职工之间的差距。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来规范国有企业和国有控制管理层的薪酬。

创新问题

目前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一直强调的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这种自主创新能力，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原始创新，第二是集体性创新，第三是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

为什么要强调自主创新能力？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第一是投入的差距。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创新性国家，首先衡量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虽然我国这些年研发投入增长很快，但只占GDP的1.5%左右。第二，对于外来技术的依赖程度，我国在50%以上，美国在5%以下。第三，技术成就指数。这是联合国工业开发署定的一个指标，就是技术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73%以上的增长是靠技术进步引起的，日本70%是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经济增长的，中国只占37.4%。

所以，创新体系不能光是国家的，它是包括院所、也包括企业研发机构的综合，全覆盖的体系。企业必须要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在起草“十七大报告”的时候，有一些科研院所提出异议，认为中国创新的主体当然是研究所。但是，我们所说的创新主要是指技术创新，而不是指科学发展型的创新。创新有两类。第一，自然科学家从事基础理论研究。揭示物质世界从宏观到微观的存在形式和它的运动方式，这叫发现。比如说居里夫人发现了铀的存在形式，为后来造原子弹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是不能要求居里夫人去造原子弹。第二，技术发明的创新，必须要有动手能力的工程师去实施。企业成为主体，第一有动力，有压力；第二有工具，能够工程化。把产学研三条要素整合起来，科学院所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能指望技术创新放在科研院所。

由于我国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在国有大企业,因此国有大企业必须发挥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主力军作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需要一个途径，我把这种途径归纳为“需求牵引、工程依托、企业为主、社会化分工、市场化运作、政府支持”。所谓需求牵引，就是企业到底干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也可能是公益问题，也可能是社会问题，也可能是材料问题。最终，企业通过一个工程把人组织起来，不是发表论文牵引，是要解决企业新产品的开发、新工艺的开发。比如说神五、神六、神七，或者是中国航天事业做得成功，它是靠需求牵引的、引导的。

同时，由于技术创新有风险，需要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在税收抵扣，尤其是那种上游采购的比较少，更多的是智力的支出。没有太多原材料采购，企业很难抵扣增值税。所以由于研究技术创新的特殊性，需要政府制定政策来支持。

另外，要处理好引进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中国现阶段应当是坚持把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作为创新重点。目前，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很明显，如果完全寄托在原始创新，那是一个很慢的过程。神舟七号的成功，很多技术也是建立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的。去年动车组通车以后，有人挖苦中国高速铁路CRH（中国高速铁路的英文缩写）不是中国的和谐号而是中国的耻辱号（耻辱号的首字母也是CRH）。我认为，知耻而后勇，没有引进，就搞不出这种动车。通过引进消化吸收，第一步先做出200公里或者250公里的这种准高速动车。在引进基础上消化吸收，然后自己开始造将来达到时速300-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国家发改委在高速铁路引进技术的方针上，叫捆绑生产，捆绑合作生产，技术转让。捆绑生产的前提必须要转让技术。在这个基础上，再消化吸收，我们的技术将来可能比德国的西门子技术还要先进一些。如果说我们再花12年的时间，到2020年把发达国家现有的成熟技术都能够消化吸收掌握，我们与发达国家整个技术差距就会明显缩小。而恰恰这12年世界技术进步又处在一种相对缓慢的过程中，到那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技术基础将有另外一种状况。

创新需要解决体制和机制以及人的精神问题。第一，创新型国家必须要形成一种平均利润的机制，抑制投机资本。香港的产业结构为什么升级升不上去，就是香港的大老板有的是钱，但是哪一个香港的老板在高科技产业领域有所作为?没有。他们不愿意去冒这个不确定的风险。因此，香港企业在内地的资本更多的是集中在房地产。因为房地产的利润非常高。所以要建设创新性国家，必须形成一个平均利润率机制，尤其要抑制投机资本。第二，必须要解决科技人才向企业集中的问题。目前，我国企业所占的工程技术人员、科技人才只有50%多一点，还有将近50%是在大专院校、科学院所，而发达国家75%以上是在企业。所以，必须要鼓励绝大多数理工科的大学生到企业去。第三，需要解决体制问题。事业单位还没有市场化，享受的是公务员的保障，而企业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化的，这不利于科技人员向企业倾斜，向企业集中。

最后，关于树立创新精神问题。为什么美国能创新不断？除了他的移民政策以外，美国还不断地在宏观战略上寻找对手和敌人。在冷战时期他以前苏联为对手，通过军备竞赛来推动的科学技术进步。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冷战也结束了，没有和美国为敌的强大的对手了，但是美国仍然在寻找敌人，仍然在寻找对手。他把中国当作他的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所以，创新必须不断寻找对手，必须要有这样一种紧迫感、差距感、危机感，才有可能有所作为、有所成就。

这两个小时，我跟大家做一个交流，供各位参考！谢谢！

（报告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09/0226/56418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