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鸣：增强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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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党中央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有一个重要要求就是让党员干部受教育。经过五年多的学习宣传，科学发展观对党员干部来说已经不陌生了，所以受教育不能再停留在对一些话语的重复，而要把重点放在增强党员干部的“两个性”上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自觉性来自于对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的真正把握，也就是让大家明白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所在，做到心甘情愿；坚定性来自于对我们所处时代特征与社会要求的清醒认识，也就是让大家明白科学发展观的“基础”所在，做到旗帜鲜明。我今天就围绕这“两个性”，讲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明白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所在。

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初，在我们党员干部中存在一种模糊的认识。认为科学发展观不就是在发展观前面加了“科学”两个字吗？如果加上这两个字就科学了，那么做其他任何事情加上“科学”两个字，不也就都科学了吗？虽说随着党的十七大的召开，这种观点在党员干部中间已经不再有市场，但一些疑虑和困惑还存在于一些同志心中。如果我们不能把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所在讲清楚，那么实践自觉性就是空话。所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弄明白科学发展观为什么是科学的。

我认为，科学发展观在解决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指向、发展的模式选择、发展的战略取舍这三个方面进行了科学的创新，取得了科学的成果，赢得了科学的地位。

（一）关于发展的价值指向

发展的价值指向，说到底就是发展是为了什么。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社会发展阶段，任何的发展都必须回答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发展是为了什么？发展是目的还是手段？发展能否成为一部分人占有另外一部分人利益的策略手段？这三个问题是关于发展最基础性的问题，但也是不容易回答好的问题，在实践中往往容易走偏。这些年，中国社会发展实践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就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偏差，或者换句话说，我们称之为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异化。

第一个异化，发展被变异为为发展而发展。自从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以后，发展在我国的地位与日俱增。发展是主题、发展是主线、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笼罩在发展身上的这个光环越来越大，越来越耀眼。可就是在这一系列耀眼的光环中，发展被神话了，被推上神坛了。我们很多同志想当然地认为，在当代中国，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一切工作都要为发展让路。这个观念对不对呢？我们党这么多年来改革开放，不就是想让党员干部确立起尊重发展、支持发展、推动发展的观念和意识吗？现在大家开始有这样的意识了，怎么能质疑呢？

对此，我们先重温革命导师列宁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真理，再往前走一小步，哪怕是朝同一方向走一小步都会成为谬误”。对待真理是如此，对待发展同样如此。坚持发展、推动发展、尊重发展没有错，但要是走过了头，变异为为发展而发展，问题就出现了。这些年，高楼大厦越建越多，大工厂大马路越来越多，可是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发展在满足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方面却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偏差。更有甚者，有些同志把为发展而发展又进一步变异成为GDP而发展，不管干什么，都只是追求GDP。学过经济学的同志都知道，所谓GDP只不过是在特定区域内、特别时间段内衡量经济活跃程度的一个指标。好比有一条马路，给这条马路挖一条沟，创造一次GDP，再把这条沟给补上，又创造了一次GDP。在经济统计上确实是两次GDP的量，可是对于马路来说，还是这么一条马路，甚至给人民群众的使用还增加了很多的不便。

正因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变异成为GDP而发展，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很值得我们反思的现象。2000年前，每当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上一年度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扩张的时候，老百姓总是很高兴。因为大家想，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发展速度的加快和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的生活不是可以过得更好吗？2000年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增速从9%到10%、12%、13%，经济总量从8万亿到12万亿、16万亿、24万亿、30万亿元人民币，速度越来越快，总量越来越大。可是我们发现不少群众不仅沉默了，还产生了逆反情绪。因为一面是经济总量的快速膨胀，另一面是人民群众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看病难、上学难、住房贵，被称为社会群众的新“三座大山”。固然我们不赞同这样的说法，但无风不起浪啊。可面对这样的状况，很多的党员干部已经不去、也不愿意再进一步问一声：发展是为了什么？

中国社会的发展，如果仅仅是这个异化，问题还不算大。为发展而发展固然不应当，但真有发展成果摆到那儿了，总有一天能为人民群众所共享，为当地经济发展做贡献。更可怕的是第二个异化，发展被异化为为政绩而发展。

领导干部追求政绩无可厚非，但是领导干部的政绩应该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通过创造真正为人民群众所认可、能经得起历史考验、实践检验的发展成果来取得。可是一些同志却本末倒置了。

为了政绩，有些时候发展就会完全不考虑现实的可能性。2004年国家搞城市发展规划，竟然有183个城市上报要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国际化大都市应该有最起码的产业支撑、经济发展支撑，乃至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配套。中国有几个城市能称得上国际化大城市？屈指可数。虽然我国目前有662个城市，但好多城市的政府所在地其实还是一个大镇或者是小县城，连这样的城市也要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可能吗？既然没可能，为什么又要做呢？一个中部地区的市长说，道理很简单，如果把一个中部内陆城市变成国际化大都市，这意味着市长有水平有能力，这么有水平有能力的市长，还不应该到更重要的岗位去为人民和党工作吗？当城市上水平上台阶时，领导干部头顶上这顶“帽子”也要水涨船高。如果他这么想的时候，这发展就不再是为社会与群众的发展，而是为一己私利的政绩了。

为了政绩，有些时候发展就完全不考虑现实需要和发展质量。现在我们常说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些工程都是一些党员干部在追求政绩的过程中出现的。当年，王怀忠在安徽阜阳心血来潮要建飞机场，可阜阳市政没钱，怎么办？招商引资、银行贷款、公务员捐工资，后来还不够，就对每个农民摊派点，惨淡经营凑了近三个亿，把飞机场给建起来了。可是，阜阳作为一个欠发达的中等内陆城市，没有那么大的物流与客流，机场建成6年后才重新启用，这期间跑道上都长了一尺多高的草。为什么要这么干啊？王怀忠心里很清楚：机场竣工之日，就是他升任副省长之时，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借钱怕什么？欠债怕什么？自有后来人还去。这样的政绩，这样的发展，对于人民群众又有什么意义？

为了政绩，有时候发展就完全不考虑有效性。中国是个缺少资金的国家，为了引进外资、招商引资，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可我们自己有的钱在如何花的过程中也出了大问题。前些年，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的政府投资决策失误率达到30%以上。对这一数据我不认同。我说其中好多钱花的看起来可能没有经济效益，但属于花钱买社会效益，不能算成投资决策失误。但政府投资决策失误率比企业高、并且高很多也确实是一个客观事实。做企业的朋友告诉我，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投资决策不可能没有失误，但企业一般把失误控制在5%左右，如果突破10%就“割肉”跑了，绝对不能让它烂下去。企业能控制失误率，为什么政府做不到？是我们政府官员水平低吗？我们有的干部说，其实有些时候并不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个失误去决策，而是明知道它是失误还要义无反顾地去决策，是为了追求决策本身带来的收益。西部有个年轻市长，到了北京舍不得住宾馆，辛辛苦苦跑一个他明明知道注定亏本运营的项目，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工程开工，地方政府有财税收入；工程开工，拉动地方经济增长1.5到2个百分点；工程开工，需要人干活，解决了地方就业问题；工程开工，人来人往，吃喝拉撒，市场也繁荣了。政府四大考核指标，通过一个项目就全部搞定，何乐而不为。国家的钱打水漂，不能说他没有皱眉头，但他皱着眉还会这么干，就是因为发展理念出了问题。这样的事情在前些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并不是个案。

 

这些年来，经常听到有党员干部告诉群众，改革是要有成本的，发展是要支付代价的，大家要忍受成本、支付代价。可是现在有些发展，不仅没有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甚至是要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为代价的。前几年广东的新宁矿难，坍塌的煤矿下埋了123条人命。煤矿主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救人，而是先算账，一算账发现赚了不少钱，就想拿三亿来摆平这件事。如果不是中央政府抓得紧，不是社会舆论越来越透明，这个事情也许真的就让他给摆平了。这个煤矿没出现坍塌之前，我们能说它不是个好的项目吗？把地下的煤挖出来，国家有能源使用，地方政府有财税收入，煤老板有利润，矿工有工钱。可是当这一发展要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为代价时，这样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

正是基于对这些偏颇的发展理念的纠正，科学发展观旗帜鲜明地提出，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必须是为了人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以人为本，为人民发展，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后，锦涛同志只要讲到发展，必讲发展以人为本、发展为人民发展。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发展离开了为人民发展这一目的，发展就没有意义，发展就会走到邪路上去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发展观是在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后面又加上一句话“为人民发展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

（二）关于发展的模式选择

发展的模式选择，就是发展是如何实现的。这些年来的发展在不少地方，不少方面是一种粗放式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叫作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路子。这种粗放式的“三高一低”的发展固然为中国经济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也种下了难以下咽的苦果。

先说高投入。这几年我国经济有个时髦的词，叫投资拉动型经济。只要一看经济不景气，就投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固然是最立竿见影、最直接，但不能常用、老用。常用老用的结果有两个。第一，把所有的钱都投到经济建设上去。这些年，固定资产的投资占GDP的比重逐年在攀升，2005年的时候达到55%，2007年达到63%，就是说我们上一年度刚刚挣的钱，下一年马上就得投入到经济建设上去，只要一不投，经济就要滑坡。第二，投资的效益在不断下降，钱越来越不经花了。同样数量的钱能办的事情越来越少了。

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发现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哪个地方不投钱都会出大问题。2003年那场非典把北京人折腾得草木皆兵，可回过头看，如果当时社会公共卫生预防体系健全，非典在社区内就能得到比较好的遏制，可是我们没有把钱投到公共卫生预防体系上去。这就说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哪个方面不投入或投入少了，社会就会给我们报复。所以，以往那种高投入的模式不能持续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就会入不敷出。

再说高消耗。发展经济肯定要消耗资源。目前，我国企业消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是日本、德国的八九倍。美国的汽车又大又笨又重又耗油，但美国人不在乎，当然现在他们也在乎了。可就这么不在乎的国家，企业能源消耗不到我们的一半。有同志说，我们不要老跟这些发达国家比，他们的产业结构已经转型了，当然资源能源消耗低。可是，中国与印度产业结构相似，发展阶段相当，中国的能源消耗是印度的1.65倍还多，我们又该如何解释。

有同志说，问题不大，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只要有钱，我们可以采购全球资源。可是我们购买国际资源的结果是：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买什么什么贵，甚至有些产品中国才说要买，价格就开始上涨了。以铁矿石为例，中国大炼钢铁，需要消耗大量铁矿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作为大买家应该有定价权，我们却不是如此。从2003年到2007年这四年多的时间内，铁矿石价格涨了680%，我们只能被动接受。

铁矿石尽管涨价，我们还能买得到，但有些东西是我们想买却买不到的。目前，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突破52%了。工业化时期能源是生命，石油是血液。美国曾经说过，只要卡住马六甲海峡，就能遏制中国发展。2004年的时候，中海油想收购美国一家油气公司，进行石油战略储备。当时出价不低，本来以为稳操胜券了，最后美国国会不同意出卖，不是经济原因，而是政治原因，美国不允许中国有稳定的海外油气资源。

为什么中国在全球资源采购中会出现这样的窘境呢？国家发改委2004年、2007年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中，对我国2003年、2006年GDP与消耗的资源能源的状况作了分析。2003年中国创造的GDP占世界GDP不到4%，却消耗掉当时全球7.5%的石油、27%的煤、30%的钢材，40%的水泥等一系列资源。2006年中国创造的GDP刚刚达到全球GDP的5.5%，我们消耗了8.5%的石油、40%的煤、40%的钢铁、50%的水泥等。如果中国发展的资源消耗方式不变，要达到2020年占到全球GDP20%的理论目标时，就意味着我们要消耗掉全球石油储量的85%和几乎全球的全部其他矿产资源。那时，就是中国人想这样干，国际社会同意吗？所以，高消耗我们难以为继。

再看高污染。目前我国河流的污染率达到99.7%，除此以外还有土壤污染、大气污染。过去，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崇洋媚外，可是当今天我们再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时候，科学家说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月光通过大气照到地球上，如果大气是透明干净的，那么光线直射下来，月亮的轮廓就很清晰；如果大气中有各种浑浊的颗粒，那么光线就会发生折射，所以我们看到的月亮周边出现毛边；如果大气颗粒达到一定密度后，我们看到的月亮甚至会有些变形。一句笑话成为现实的背后，是如今环境的严重污染。

有些同志说，发展经济怎么能不破坏环境？我们可以先发展后治理嘛！只要发展了，有了钱，再来治理就可以了。先发展后治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泰晤士河污染了，仅仅恢复生态就花了一百年。难道我们中国还要走别人的老路吗？有些时候，就算有了钱，进行治理，能不能达到效果，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北京奥运会那20多天的蓝天、白云，是靠什么换来的？先是汽车单双号限行，紧接着北京的大工厂停工，到最后奥运期间连小饭店都不让开门，连周边省份也是停工的停工、停业的停业。如果环境保护要以经济发展的停滞为代价，那么要环境干嘛？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经济增长一定要以环境付出代价，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有什么用？

面对这样的情况，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我们要走一条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兴工业化之路，我们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我们要搞循环经济，要建设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模式方面给予了我们科学的解答，为我们指出了一条科学的发展之路。

（三）关于发展的战略取舍

发展是要有战略的，不同的战略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这些年来，有两大战略支撑中国社会的发展。

第一个战略，非均衡发展战略。由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财力、物力有限，不可能在短期内让13亿人都共同富裕，不可能让960万平方公里都同时发展，所以我们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一条非均衡的发展道路。这一战略同样为中国社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同样也带来了三大问题：城乡巨大差距、区域巨大差距、社会群体巨大差距。这三大差距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政治问题。

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讲讲城乡差距。城乡差距其中一个指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一个社会中的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直接取决于他能挣多少钱。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开始搞“一五”建设，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时候，当年城镇居民一年收入235块钱，农民73块钱，收入差距比例为3.22。这个差距是比较大。但没有办法，中国社会刚刚经过8年抗战，3年国内战争，好不容易取得天下了，还没有开始搞建设，朝鲜战争又爆发了。三年下来，我们欠了前苏联很多债务。可是当时中国还必须迅速完成两大使命：第一，必须尽快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没有工业化做支撑，不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立起来；第二，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因为当时的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没有国防做支撑，连政权都保不住。解决这两大问题都需要钱，钱从何处来？我们告诉群众，先勒紧裤腰带，把这两件事干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说了，只要中国经济不崩溃，绝对不让城乡差距收入再扩大。这一代共产党人说到了，也做到了。尽管后来中国经济发展并不是特别乐观，甚至用现在的话说，一度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可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再也没有拉大过，甚至有开始缩小的态势。真正开始缩小是1978年。1978年，中国改革从农村改革开始，中国农民感受到了中央政策的威力，结果当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例一下子就缩小到了2.37。中国农村改革的好日子大概就是五六年时间。1985年是我们中国农村改革的辉煌顶点，也恰好是城乡收入差距比例的历史最低点——1.72。从1985年之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迅速拉大。到了1990年，基本上回到了1978年的水平。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农民增收，想了不少办法，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能做的都做了。可是在巨大的非均衡发展的惯性趋势下，城乡收入差距还是被无情拉大了。到2007年的时候，城乡收入差距比例达到了3.33，而且拉大的态势还在继续。这些经济数据背后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的深刻矛盾。

面对非均衡战略我们要自省：是不能？还是不为？不能，是因为没有能力，这可以理解。但如果不为，恐怕就是良心上的问题了。在50年前，如果说不能，可以理解。经过60年建设、30年改革发展，在取得这么重大成就的背景下，再说不能，只能被认为是偷懒和偏心。

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要统筹区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可以继续加快发展，但中部要崛起、西部要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要振兴，全国一盘棋；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注重公平正义，更加关注民生建设，解决社会群体之间的财富不合理差距。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战略方面指出的是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均衡发展战略。

 

第二个战略，发挥比较优势的战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我们可以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为世界打工，做世界工厂，赚世界的钱。这些年来的发展，不能说我们没有赚到世界的钱，接近2万亿的外汇储备不都是赚来的钱嘛？可是我们这点钱，赚得太辛苦了！

由于中国跟美国、欧洲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美国开始叫嚣中国威胁论。可一位美国学者在研究中美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后，认为以中国跟美国目前产业结构的差异，中国发展得越快，对美国越有好处。他以罗技鼠标为例。罗技鼠标，在中国苏州生产，目前每年生产2000万个，这2000万个鼠标又全部卖到美国去。这就是所谓的两头对外。一个罗技鼠标在美国市场上卖40美元，可是这40美元是怎么分布的？首先，生产罗技鼠标，使用罗技公司的品牌、专利，在中国加入WTO背景下，得保护知识产权，就要交专利使用费和品牌使用费，于是交了20%，就是8美元。其次，鼠标到达美国得有一个物流过程，经销商、批发商、零售商，哪个环节都要钱，就这样又交出37.5%——15美元给人家。那么剩下的就是中国的吗？应该是但实际上不是。这个鼠标与其叫中国制造，还不如叫中国组装。因为鼠标里面有一些元器件我们生产不了，还得再买另外一家美国公司的，于是又给别人35%——14美元。最后只剩下7.5%，也就是可怜的3美元是中国的。而这意味着中国苏州要从农民手里把这块土地给征上来，地方政府的利税、企业的利润、工人的工资以及水电等消耗，都在这3美元里。这个案例是美国学者提供的。美国学者对中国产品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所占的利润分配额已经高估了很多。实际上，有很多中国产品的利润根本连7.5%都到不了。前任科技部长徐冠华就曾经说过，中国目前是世界PC大国，全世界75%的计算机硬件是中国生产的。可是我们是PC大国，不是PC强国，主机、机箱、显示器等一整套生产下来，我们只得到50块钱加工费。

难道是比较优势战略错了吗？学过经济学的同志都知道，比较优势战略是国际经济贸易里面最基本的原理。那么，为什么中国运用比较优势原理，参与国际竞争时得到的却是很可怜的收入呢？原因在于比较优势战略里用于交换的劳动的劳动价值必须处于同一个层面。但现代经济发展中，不同劳动的价值发生了像原子一样的裂变，劳动价值差异是天壤之别。中国一个打工者一天干十七八小时下来能拿到25块钱人民币，已经很高兴了，他能跟比尔·盖茨干一天去比吗？网上有个笑话，假设比尔·盖茨一不留神从口袋里面掉了100美元到地下，他是不会弯腰去拣的，因为弯腰的这两秒钟里，他能创造2000美元的价值。同样都是劳动，为什么有的劳动那么值钱，有的劳动那么廉价？因为劳动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如果中国永远满足于这种低层次的为国际社会打工的角色，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世界打工者这个地位，让中国在国际社会能得到什么？现在国家的地位已经不完全靠武力来决定了，更多的是由在国际产业结构中的分工地位决定。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在国际产业发展中占领制高点，那么我们有可能越发展越可怜，越发展越将成为世界的最底层。

出于解决就业的需要，中国固然不能完全放弃打工赚钱，但同时也要靠卖专利、卖品牌赚钱，因为只有专利、品牌才可能赚大钱。这就需要我们走出一条科技创新道路。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其战略意图就在这里。所以，科学发展观在实现发展再上新台阶方面实现了战略创新。

发展的价值指向，发展的模式选择，发展的战略取舍，科学发展观在这三个方面都给出了科学的回答。而这三方面归结起来，正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上所讲的，科学发展观解决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使得科学发展观赢得了当之无愧的科学地位。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就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二、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基础，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基础”所在。

党在十七大上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次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把重点放在实践上，也是希望能把科学发展观体现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中。

为什么科学发展观能有这么高的地位？为什么我们党要把它作为指导思想？很简单的一个理由就是现实社会的强烈需要。

一个主义、一个思想要想成为社会现实运行阶段的指导方针，与其说是应该和优秀，不如说是其背后所具有的那种“不得不”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压力。这种“不得不”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压力是导致一种思想成为指导思想的很重要的基础。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我说可以把这句话改一改：社会一旦有需要，就会比众多领导者和红头文件更能把某一种思想变成党的指导思想。

当今中国对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体现在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上。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中国社会发展八个方面的阶段性特征。由于时间关系，我只从其中选择三个方面阐述为什么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方针的实践基础。

（一）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社会有了更高期待。

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中国摆脱了贫困，跨越了温饱，进入了小康，甚至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老百姓已经彻底告别了吃不饱穿不暖的状况。对于这一成就，中国共产党是可以充分骄傲的。但客观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为它高兴时，我们已经高兴不起来了。这些年来，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有些地方的干群关系特别紧张。有的同志不理解，为什么一方面经济发展了，日子好过了，另一方面群众对我们的意见越来越大。其实这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一种反映。

人有做人的尊严，有人的精神追求、文化追求、政治追求，有人的权利。在没吃饱没穿暖前，吃饱穿暖是人的第一需要。等吃饱了，人的其他需求就会自然而然出现，这都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一种需求的提升。如果只解决了吃饱穿暖问题，而没有相应解决其他需求，麻烦就会到来。邓小平晚年时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如果经济建设上去之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没有相应跟上去，没有相应地把人民群众精神温饱、政治温饱，精神小康、政治小康跟上去，那么已经解决的物质温饱会引发更多的麻烦和问题。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这点。党的十七大报告里有“人民群众新期待”的说法，就是指人民群众已经从过去仅仅要求吃饱穿暖的物质温饱，开始提升到了要求政治、精神、文化的温饱和小康了。如果共产党人不能及时地跟进，不能有效地解决人民群众的期待，那么过去巨大的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就会成为未来社会不稳定的条件因素。所以，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社会便有更高期待，要求我们不得不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不是我们的先知先行，而是实践逼迫我们不得不这样去做。

（二）发展存在严重隐患，各种代价开始显现。

有人说，这些年来中国好像运气不好，挖煤老挖出人命不用说，就连喝牛奶都喝出人命来了。我说这不是运气问题，而是必然要发生的问题。正如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年那种片面、盲目、粗放的发展事实上是给我们种下了很大的苦果。那种发展，很多时候只看收益不计成本；只要眼前蝇头小利，不管未来巨大代价；有问题都硬着头皮扛，扛了几十年，欠下了数不清的账，留下了众多的后遗症。

为什么矿难频频？是因为安全关没过。过去，外国煤矿总羡慕中国挖煤成本低。我们很骄傲地说，这是中国国情，可是这个中国国情背后是没有安全投入。煤矿刚建成时，问题还没有暴露，过了十年八年了，设备自然老化，当然该出事了。

为什么资源如此匮乏？还以挖煤为例。有些小煤窑主发明了一个词，叫“吃菜心”。就是发现了煤层，只拣煤层最厚的地方，在中间挖，挖完就跑。而国际上怎么挖煤？勘探出煤矿之后，先整体设计好，想尽办法挖到95%的煤。这需要一整套的规划、设备，包括成本的投入。但“吃菜心”的挖法只35%就够了，可挖完之后，整个煤矿全给毁了，要想挖剩下60%的煤，目前我们的技术根本达不到。

这些都是前些年发展中可以不考虑的问题。但现在不考虑行吗？大家记住两句话：第一句，没有免费的午餐；第二句，欠债还钱。现在是该开始为过去一些不科学的发展来还债的时候了。我们要还的账很多，有安全账、资源账、环境账，甚至包括政策帐、制度账等等。

什么是政策账？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过去我们总是津津乐道中国劳动力成本低，我们劳动力成本低体现在工人的工资低上。马克思告诉我们，工人的工资是包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切费用。我今天劳动所挣的钱，不仅要用于养活现在的我，还要用于将来不能劳动时的生病养老，以及下代的抚育培养。可是中国的工资里都没有包含这些。如果现在挣的工资不能支付以后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费用，怎么办？只能由政府来承担。现在，中国还属于人口红利阶段，随着未来社会进入人口老化状况之后，政府背上的包袱不知道要有多重，而这些包袱都是现在本来该背的，或是过去本来该承担的，我们把这些包袱无限地推到了未来，但再往下推还能推吗？

这些年来，对于东南沿海加工企业解决农民工就业，我们一直沾沾自喜。很多同志就一厢情愿地设计：农民工打工赚点钱，然后回到农村去花，根本不考虑农民工进城之后能不能融入城市。本以为农民工在城市里面待不下去，他们会回农村去。可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太自以为是了。这次金融危机让农民工找不到工作了，现在我们有2500万的农民工没工作可干。广东今年3月份前后只需要160万的农民工，涌入了700万；上海只需要60万农民工，涌入400万。为什么农民工找不到工作还不在家里呆着，要跑到城市里。一个农民工告诉我，在农村连个澡都洗不上，打电话手机都没信号，让他怎么待着。城里面尽管找不到工作，好歹比农村还是要好一些吧。

但这么多的没有工作的农民工待在城市里总不是长久之计。有的城市甚至都提出来愿意花钱帮助农民工培训，支持农民工回乡创业，可是很多农民工就是不回去。当一大批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涌进城市的时候，城市管理者不得不发愁了。大家设想一下：一大批年富力强又没有工作的人在城市里长期待着，这个城市将会是种什么状况？这些问题现在都摆在了我们面前，因为我们曾经的政策安排、曾经的制度设计，没有考虑到这些人的城市生活可能，但现在我们再不考虑不行了。因为当他们不回去，城市又不能提供相对稳定、体面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可能就要铤而走险了。

这些年来，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的提法不断在变化，从“快速发展”改为“又快又好”，再改为“又好又快”。有的同志对此不太理解，甚至认为是玩文字游戏。其实不然。这种变化其实反映的正是我们对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没有好，没有质量，没有效益、没有高水平，能是什么样的发展。没有全面发展，群众不买帐；没有协调发展，农村西部地区有意见；没有可持续发展，我们的下一辈靠什么过日子。但如果不把农村给建设得跟城市大体持平，如何能让农民工回去？如果不把西部、中部建设得跟东部大体协调，凭什么要他们建设完东部回到西部呆着。

这一系列问题的暴露，使我们发现今天的中国已经要为过去不科学的发展、不计代价的发展、不计成本的发展开始买单了。那么在还账的时期，我们不坚持科学发展行吗？

 

（三）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既有手段力不从心。

现在经常有党员干部感慨，过去好多行之有效的办法不敢用、不管用、不能用了。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一声令下，有好多事情说一不二，这确实给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这样的发展方式，我们还能继续用吗？

中国由封闭式的社会向开放透明的社会转变，导致转换是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络的出现。前段时间贵州瓮安、甘肃陇南等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刚开始官方媒体都没有报，但互联网络、手机短信已经铺天盖地，到最后我们很被动。信息的无障碍传播让目前中国社会政治运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发生了问题可以捂住，也真能捂住，而现在捂不住了，信息无障碍传播带来了今天中国的社会政治参与热度和能量显著提升。现在中国群众参与政治的欲望越来越高，政治参与的行为越来越多。信息无障碍传播带来的是组织功能和组织效应。前年的重庆钉子户事件，在网络上一度支持者的点击达到6千万。6千万的概念是什么？在政治学上，这是一个能改变世界的力量。关键是这6千万人遍布全球各个角落，平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万一突然走到一起的时候，我们真是防不甚防。

但中国共产党不能把互联网络拒之门外，也不可能把它拒之门外。既然这样，就应该主动地适应互联网络的出现，适应这种现代政治公开透明运行状况的出现，要善于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管理社会，推动发展。这种要求是过去所没有的，也是过去不熟悉和认为没有必要去做的事情，今天都必须成为我们必须要应对的事情。今天，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不能及时应对网络上对他的质疑、批评以及要求，他就很难在这个位子上继续坐下去。所以，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我们中国社会呈现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发展环境。在这种发展环境下，过去适应、习惯的做法已经不管用了，我们不能用、不敢用了，必须采取新的、管用的、能用的适应现在的社会发展要求和趋势的做法，要以人为本，群众利益无小事。这是国内环境的变化。

国际环境也同样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30年的历程，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开放的感觉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放初期，国际社会特别希望我们开放。我们要什么，外国基本上给我们什么。尽管那个时候中国产品质量也很差，但我们卖什么，外国要什么。而现在中国的产品质量提高了，可是我们总被人家扣上倾销的帽子。很多同志仅仅把这归结为由于贸易量太大了，国际社会受不了，其实这背后是今天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关系跟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关系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相对与世界有点格格不入的或者至少游离于世界之外的国家。但朝鲜战争让美国人意识到，必须把中国拉到国际社会大家庭中，必须让中国感觉到资本主义的文明、现代社会的文明，否则他们的日子过不安稳。所以，当年中国对外开放，与其说中国面向国际社会开放，不如说国际社会希望中国融入世界。

国际社会这种做法的理论缘由被一位美国社会学家一语道破：“一个社会，主要指东方社会，不管它是一个多么专制和独裁的社会，如果这个社会中的民众跟我们一样，穿着牛仔裤、喝着可口可乐、听着摇滚乐的时候，这个社会跟我们社会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了，因为最终决定一个社会状况的是社会中的行为模式。”这些年，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使我们越来越接受认同并把西方社会的行为模式当成理所当然的行为模式。

问题是如果完全按照西方行为模式发展下去，我们将得到什么结果？如果通过对外开放，中国真能做到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那么我无话可说，但第一，我们还没有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第二，西方发达国家绝对不允许中国跟他们平起平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发展快一些，他们马上就喊中国威胁论。因为在他们的定位中，中国可以融入国际社会，但中国只是国际社会的打工者，别指望平起平坐。

中国是否甘心做打工者？如果不甘心，过去的那套对外开放模式当然需要反省了。为什么科学发展观要求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要求建设创新型国家，一定要提高科技水平与核心竞争力。因为不这样做，我们在国际社会发展中会没有自己的位置。

八个阶段性特征中的另外五个特征的深刻程度、严峻程度一点都不比这三个差。我建议同志们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这一理论要认真地学习、领会、琢磨。因为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为什么科学发展观必须成为中国社会指导方针？因为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背景下又同时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这就好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奠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一样，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奠定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只要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必须或者说不得不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往前走，不得不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的指导方针；同样，只要明白了这一点，就会增强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坚定性。

三、清除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障碍，夯实科学发展观的“制度”保障。

科学发展观从提出到现在，已经五年多时间了，但科学发展观在发展实践中究竟贯彻落实得怎么样？我们不能过于乐观。为什么这样一个好的思想，中央又如此强调，还会出现这种现象。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障碍何在？只有真正弄清楚制约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障碍所在，才能有的放矢，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到实处。

概括来说，有三个方面的障碍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思想障碍，不知实践科学发展观。

人的思想看不见摸不着，但人的思想也是最从容、最顽强的。一种观念在头脑里面确立起来以后，要想把这种观念给改掉，还是很不容易的。二十多年来，过去的发展模式、发展观念，都已经成为党员干部理所当然的习惯和传统。什么叫习惯？习以为常，不自觉地遵守。什么叫传统？前辈、前任留下来的做法。不论习惯也好，传统也罢，都有强大的惯性。这种惯性的力量，不是一言一语就能消掉的。

有些同志不是不了解科学发展观，但总是不自觉地回到了原来那条老路上去。所以，我们首先要打破这个思想惯性。过去有一句话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现在应该把这句话改成“新的不来，旧的不去”。如果不把科学发展观灌输到党员干部头脑中去，那么过去的思想惯性就不可能消失掉。正因为如此，大家注意到，在这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中央把学习两个字放在前面，而且特别强调学习阶段要深入、认真，就是希望通过学习把新的东西学进来，把旧的东西排出去。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但这个过程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二）本领恐慌，不会实践科学发展观。

什么叫本领恐慌？有同志说，科学发展观很简单，只有几十个字：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方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要求是统筹兼顾。但科学发展观真的就是这么几十个字吗？绝对不是。科学发展观意味着一种全新能力的培养和全新本领的要求。

比如，我们不愿意做世界的打工阶层，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所以要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只是一字之改，但这一字背后却是路途迢迢。如果没有技术储备，没有素质的培养，哪来的创造？近年来，中央提出的各项指标中，只有“节能减排”指标很多地方不能完成。一个省长说，一调查才发现，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占到全省产业比重的三分之二强，如果全关停，那么省的经济就要崩溃，因此节能减排好是好，但实在是做不到，科学发展好是好，但真的是没有本事。不是省长的态度不坚决，关键是没有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本领。节能减排背后是技术的储备、资金的支撑。

还比如，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共建共享，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群众利益无小事。可是很多地方干部一听“群众利益无小事”这句话就头疼。他们说，过去做工作只要开会贯彻就行了，现在要求跟群众面对面谈话、交流、沟通，我们不会啊！我们说的话，群众听不进去；群众说的话，我们听不明白，这样怎么和谐，怎么沟通啊？这就是本领恐慌，不会实践科学发展观。

但不会实践科学发展观，可以学。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的政党，只要认真学，总能学会。

（三）利益驱使，不愿意实践科学发展观。

这是实践科学发展观中更值得关注、更应该给予高度警觉的障碍。说实话，过去的发展模式，在客观上让不少党员干部获得了很大的好处。过去的发展模式对于我们这些发展的推动者、参与者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描述四种经济模式。前两种模式说的恰好是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这种模式成本很大，效益很低。因为花别人的钱，花多少都无所谓；办别人的事，办得好坏无所谓。过去的一些发展不就是这种模式？花国家的钱、花银行的钱、用国家的土地、资源，给老百姓修条江堤、修条公路，经常修成豆腐渣工程，因为反正这条路又不是我用，这条江堤又不是我用。第二种模式，“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有一些党员干部也想把事情办好，因为他认为这是自己的政绩，但由于花的是别人的钱，所以花起钱来没谱。有一位市委书记曾经为了政绩，花了2500万，修了条农村的高等公路，美其名曰“为农民办事，就要舍得花大钱”。本来，2500万是可以修5条农村公路的。那么，在“给农民办事要舍得花钱”这一冠冕堂皇理由的背后是什么？答案很简单，修5条普通公路，无法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

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所体现的发展方式，是另外两种方式。一种是“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领导干部搞发展，不但要考核GDP增长了多少，还要考核为了GDP，消耗了多少资源、破坏了多少环境，花了多少钱，有没有留什么隐患、后遗症等等。如果这些都做到了，就是好样的。如果哪条没有做到，对不起，还是不合格。这种方式自然有点累。另一种方式，“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党员干部要把政府机关、部门这些年来收的钱拿出来，投到民生建设、教育、医疗卫生建设等方面。这些钱本来可以花到改善自己的办公条件，增加自己的福利待遇上。但科学发展观要求拿出来给群众，这就有点难，很多人舍不得。

所以，利益驱使让很多党员干部不愿意去实践科学发展观，不是不明白，不是不会，而是他很清楚，如果那样做了，过去的好日子就没有了，过去赚大钱的地方就没有了。

利益的问题要靠利益去解决，固然我们党可以要求党员干部主动放弃过去那套不规范、不科学的利益获取模式，但是更重要一条，要努力形成实践科学发展观有利益的制度氛围与社会氛围。如果没有这条，只靠大家的觉悟去改，不是说不可能改，但比较漫长。在这里我们要铭记邓小平的一句话：“还是制度靠得住”。我们一定要构建起一整套科学制度体系，比如科学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绿色GDP统计体系等等。如果能够实现，那么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当然这需要我们在进一步的学习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完善、不断实践。

今天所讲的基本上是个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正因为是个人的观点和看法，所以肯定有很多不科学、不准确、不规范乃至错误的方面，但为了给同志们提供进一步学习思考的出发点，我就畅所欲言了。不妥的地方，恭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报告人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09/0807/56909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