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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杰:宏观经济热点问题

2009年05月23日 10:39

 

 (本稿未经报告人审核。作者观点不代表宣讲家网立场。未经宣讲家网站同意,请勿转载。)

今天,就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问题,我与大家做一些沟通。

现在,宏观上最主要的压力就是增长速度急剧下滑。关于经济增长,国家曾经制定过一个目标,就是我国GDP每年的增幅要保持在8%—10%之间,简单地讲,就是“八九不离十”。最高不要超过10%,尤其不要超过11%或者12%,因为一旦超过10%,我们的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这三大资源供给就会出问题,尤其超过11%以后,煤电油气运就全面紧张。当然,增长速度也不能低于8%,因为低于8%的话,就业就会出问题。大家都知道,2030年我们要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所以从今年起,每年必须新增就业人口一千万。因此,2009年我们的重要任务是保经济增长。具体来讲,就是保增长速度不能低于8%。

怎么样实现这个任务呢?决定经济增长速度有三个因素:一是投资,二是消费,三是出口。2009年我们要保经济增长,靠出口拉动显然已经不可能了,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如果继续靠出口拉动的话,中国的增长方式就仍然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全世界都已经失败了。1987年日本出问题和1997年东南亚出问题,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惹的祸。因此,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可能保证一个国家的正常发展。我们这次出问题,实际上也是由这个增长方式引发的。所以,不能只把责任算在美国人头上,我们的问题在于1998年后我们所实行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到了2007年,我国出口对GDP的贡献接近40%,而这个数字在1998年只有12%。接近40%,那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结果,使得中国出现了双顺差,即贸易顺差和资本顺差。贸易顺差是指出口远远大于进口,其实质是我们辛辛苦苦生产了一大堆产品,换回来一大堆别的国家的纸币。资本顺差是指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而我们资本流出去的少。双顺差的一个结果是国内通胀。大量的外汇涌入中国,迫使中国的中央银行发行人民币收购这些外汇,结果人民币发得太多了,国内通胀压力很大。从2003年5月起,我们的通胀压力基本上没有减缓,原因即在于此。而双顺差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财富缩水。我们手里的外汇成了烫手的山芋,因为外汇在国内是不能用的,它是对外购买力的符号,所以只能用于对外投资。为了我们外汇的增值保值,只有对外投资,就买了美国5000多亿美元的国债,结果美国人宣布美元贬值,首先受损害的是我们。此外,我们还买了美国一些企业的债券,比如说两房债券,一共买了4千多亿美元,结果企业也出了问题,最后还成了美国人迫使中国一起救市的一个筹码。美国说,中国应该继续买两房债券,如果不买,美国就完了,中国的4千亿也就没有了。所以,外汇成为中国财富缩水的重要通道,现在对外投资基本上都是亏的。我们成立了中国投资公司,进行主权经营,基本上没有赚钱。出口无法再拉动经济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全世界出现了金融危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在减少。

所以,要保增长,只能靠国内的投资和消费。2009年我们的基本思路是靠内需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保持增长速度在8%以上。

保增长如何靠投资拉动

投资和消费对于经济增长都有作用,但一般来讲,投资见效比较快。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的投资一旦运作得好,最快六个月到九个月,最慢一年就可以见效。消费见效比较慢一点,从启动到见效,最快需要一年,鉴于我们现在的增长压力很大,那么,首选当然是投资了。

怎样通过投资来保经济增长?一般来讲,投资分为三种。

第一种投资叫“民生投资”。民生投资就是我们讲的公共产品投资。公共产品有四种: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民生投资的主体是政府。

第二种投资叫“生产性投资”。生产性投资就是对各个产业的投资,比如说对制造业的投资,对资源类、产业类的投资。生产性投资的主体是企业。

第三种投资叫“资产投资”。资产投资在中国主要指股票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有时称为资本市场投资和房地产市场投资。资产投资的主体是公众。

 民生投资的主体是政府,是我们首先启动的一种投资。国务院讨论启动经济保增长,主要讨论的就是民生投资,我们讲的4万亿投资,主要指的也是民生投资。所以,民生投资成为2009年投资拉动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

我们刚刚讲了民生投资包括四个内容,其中资金运作最大的是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又分了四个方向。

一是轨道交通。就是城际的高速铁路和城市内部的地铁。按照铁道部的规划,到2010年差不多是两万亿元的投资。而我估计可能会超过这个数字,因为最近国务院要公布第三批可以建地铁的城市,其中包括一些地市级城市。

二是高速公路、港口机场。按照规划,高速路七纵十八横,在2012年以前要封网。最近批准新建的机场相当数量都在地市级城市,而且原有机场还要进一步的改造,所以我估计这部分基础设施投资数量肯定会超过原来的设想。这部分投资对经济拉动的力度可能会比较大。

三是农村投资。就是建设县乡以下的公路网、电网、通信网和中心镇的上水系统和下水系统。这块的投资可能是近几年最大的一个部分。

四是环境投资。就是指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工业污染的治理,这也是这次基础设施投资中讨论最多的方向。

这四个方向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开始运作,对经济的拉动影响可能很快就会见效,因为它们的投资量都比较大。上个星期,我去京沪高铁德州到济南段调研,我发现京沪高铁就等于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架了一座桥,所有的轨道不在地表而都在桥上。大家想想,这需要多少钢材、水泥?这样拉动的力度就会比较大。所以我估计,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运作,今年六月份像钢材、水泥等相关的产业就会开始回暖。最近,我还调研了几个钢材批发中心,他们告诉我,2008年的存货已经大幅度减少了。我估计存货一旦用完,生产就会起来,对这些产业的带动很快就会显现出来。今年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应该是1998年以后最大的一年。因此,我估计保增长应该问题不是太大的。我曾经算过一个账,我们国家的民生投资,大概投五个单位就会增加一个单位的GDP。今明两年我们民生投资这部分,中央4万亿,地方18万亿,估计最少在20万亿左右,按5:1的产出来算,形成四五万亿的GDP没有问题。2007年出口占了GDP的40%左右,也就是10万亿左右,如果2009年的出口减少一半,这减少的五万亿需要内需来解决的话,应该说投资的拉动能填补上。

因此我估计,2009年增长速度到8%以上是没有问题的。对此,学界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但对民生投资,我们学界有四个担心。一是担心我们的投资最后会不会形成一些既没有社会效益又没有经济效益的项目。这次鼓励地方投资,会不会有些人由于政绩的原因,弄出一些没有社会效益或者没有经济效益的投资项出来?比如说高速路修好了,可是没有汽车跑,只好闲置在那。二是担心会不会出现太多的权钱交易。基础设施投资是最容易产生权钱交易的一个部分。三是担心会不会损害已经形成的民营经济。因为这次民生投资基本运作的都是国有部门,受惠的也主要是他们。如果这次投资使国有经济获得了好处,而损害了民营经济,对我们新体制可能会有损害,会不会产生国进民退的情况?在最近的调研中,民营企业对这点意见也比较大。尤其是政府投资力度太大,会不会影响到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我们是有所担心的。四是担心虽然保8%能够实现,但解决不了就业问题。为什么?因为过去8%能解决一千万新增就业人口的时候,我们的产业结构里中小企业比较多,劳动密集型企业比较多,出口企业比较多。但这次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大量的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企业倒闭了,我们的8%是靠机械化的投资来完成的,像京沪高铁、京广高铁,基本上是现代化设备,这实际上对增加就业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这四个担心也就是在下一步运作民生投资中要注意的四个问题。

在整个社会投资里面,民生投资所占的比例大约在1/3左右,所以还需要启动别的投资才行。我们要启动的第二种投资就是生产性投资。不像民生投资的主体是政府,生产性投资的主体是企业,所以要启动生产性投资,就必须解决企业在投资中的困难才行。

现在企业遇到什么困难呢?主要有四个。

第一个困难是融资难。企业要投资,可是没有钱。国务院的“金融九条”以及后来国务院办公厅的“金融三十条”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最近在这方面放开的力度比较大。比如说企业并购贷款放开了,并购贷款就是企业之间的重组贷款。尤其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国家还加大了对担保公司的投资力度。一般来讲,中小企业没有多少资产可作抵押,大量的中小企业需要担保进行贷款,可这种担保公司通常收益比较低而风险比较高,很难完成这个任务。这次国务院加大了对担保公司的投资或贴息,使担保公司有力量来担保,就可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另外,国家对于直接融资的放开力度也很大,比如提出来在适当的时候推出创业板。创业板实际上对技术创新型的企业很有意义,可以打通它们的融资渠道。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生产性投资就会起来。

第二个困难是企业负担过重。如果负担过重,企业就不可能投资。另外,企业负担太重,它就无法用价格杠杆来开拓市场,最后投资就会很难。现在,企业的负担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税收负担。2009年我们将准备大幅度减税,尤其降低中小企业税收负担。第二个是关于各种费的负担。国务院各个部委制定的收费,在2009年将陆陆续续取消。第三个是社会保障的负担。2008年1月1日,我们实行了新的《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来讲,产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增加了成本,尤其是社会保障交纳的钱比较多,压力很大。所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同意,2009年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晚交半年,这实际上是适当降低了企业负担。

第三个困难是政府对企业的服务效率问题。政府在项目审批、各种标准的制定上要提高服务效率;不然,各种审批、准入条件卡得很死,企业没法投资。

第四个困难是企业启动市场能力不足。现在好些企业之所以不敢投资,就是因为没有市场,银行也不敢贷款,所以最近我们一再强调银行要支持企业,给企业贷款。为什么银行不贷、惜贷?因为银行从自己利益出发,它明白一旦把款贷出去,如果企业生产的产品卖不掉,就变成呆坏账了。关于启动市场,我觉得这不只是流通的问题,可能还涉及到后面我们要讲的其他问题。

 

 

生产性投资和民生投资有点不同。启动生产性投资会形成供给,但现在我们的增长出问题是因为需求不够,如果把钱再投到生产能力过剩的地方,就更加大了现在的困难。所以,生产性投资不能乱投。对生产性投资,国务院提出来四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要有利于结构调整。不能向生产能力过剩的方向投资,要向短缺领域投资。第二条原则是有利于转变增长方式。过去我们的增长主要靠资源高消耗和环境高污染来完成的,现在我们不能向“双高”部门投资,要向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部门投资。第三条原则是要有利于技术创新。要向能够推动技术创新的领域投资。中国已经进入技术创新时代,我们的企业过去竞争主要靠低成本,现在低成本时代结束了,进入了高成本时代。企业靠低成本不可能永久性获利,只有靠技术创新才行。第四条原则是要有利于就业。

按照这四条原则,现在我们应该加大投资的主要有以下产业。

 第一是农业。要加大对农业的投资。不过,我们现在不再笼统地讲农业投资,而是强调要提高农业的抗风险能力。抗两个风险,一个是自然风险,一个是市场风险。抗自然风险,比如说化肥、农药、种子的投资就要加大。抗市场风险,实际上指农产品的深加工问题,要解决农产品的生产收获期和消费期的错位问题。比如说北京市的蒜苔,差不多是五月份生产出来的,如何将五月份的产品供给一年的消费?这就是市场风险。所以现在有一种技术就是保鲜技术。现在我们吃的蒜苔不是反季节种植的,反季节种植的营养不好,是用保鲜技术处理的。五月份收割了,可以保留一年,吃到第二年五月份,我看价格每个月平均都在三五块钱左右,这利润挺高的。

第二是制造业。制造业是我们这次重点投资的产业。我们把制造业分为两种:一种叫产品制造业,就是消费品制造业,像服装、家电、玩具都属于产品制造业;另一种叫装备制造业,就是指设备制造和工作母机制造。现在,我们的特点是产品制造还可以,而装备制造非常落后,生产产品的好多设备是国外引进的,而产品制造是所谓制造业中间的低端,装备制造属于高端。有人讲,产品制造是食草动物,装备制造是食肉动物。中国处于产业链的食草阶段,生产的产品卖给别人,别人把设备卖给我们,最后利润就发生转移,我们的利润低,别人的利润反而高。所以,这次我们重点将向装备制造倾斜。汽车到底算哪一种制造业呢?它是处于产品制造和装备制造之间的一种制造业。国务院振兴十大产业,把它独立起来的,它既不同于产品制造,也不同于装备制造。

第三是资源类产业,既包括能源产业,也包括原材料产业。我们现在资源短缺,需要加大投资。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很重要的过渡期,要从传统能源的时代进入新能源时代。大家注意到,奥巴马振兴美国经济计划的核心就是新能源。

第四是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整体技术创新问题,因为所有产业的技术创新都离不开高新技术产业。比如,车床制造要发展,信息产业不发达就不行。现在我国85%的数字车床依靠国外进口,价格都很高。

第五是服务业。服务业是消耗资源最小却能最大解决就业机会的产业。我们把服务业分为四种服务业。第一种是传统服务业,就是餐饮或者商贸服务业。现在传统服务业就业的潜力很大,比如现在的零售走向分散化、社区化,把产品卖到家门口,零售的分散化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二种是现代服务业,主要是指机构服务,像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咨询公司等。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刚刚开始,应该大幅度推动。第三种是生产性服务业,是直接为生产过程服务的服务业。最近,我考察了钢铁服务业。比如冶炼设备因为氧化老化会出问题,现在涂上一层特有涂料,就解决了氧化问题,这种服务就属于钢铁服务业。第四种是所谓精神产品服务业,就是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服务业。大家知道,人的享受分为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当人富有后,物质享受弹性就不大了,主要消费的是精神享受。比如北方人吃馒头,穷的时候一天吃两个,富了也吃两个,不可能富了就吃30个。不过,大家注意,精神产品服务业可不只是高雅音乐、国粹京剧等,它是个复合概念,凡是能够满足人的精神享受的产业,都叫精神产品服务业,像创意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甚至出版产业,都属于精神享受的服务业。美国的产业结构里面,服务业占的比例是75%,现在我国的服务业只占不到25%,因此要大力推动服务业的发展,解决我们的就业问题。

启动投资的第三块是资产投资。资产投资的主体是公众,如果资产投资启动不起来的话,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就提高不起来,财产性收入提高不起来,消费就起不来,最后还是无法拉动内需。所以,国务院强调稳定经济、稳定金融,同时还强调稳定资本市场、稳定房地产市场,也就是要启动这部分投资。

在资产投资启动的同时,有些问题还需要我们思考。比如像资本市场、股票市场怎么启动?房地产市场怎么启动?实际上,2007年对这两个市场的投资,我们有点失误。资产价格,就是房价和股价,涨得太快就是泡沫,跌得太快就是资产缩水。在中国,到底多高是太高?多低是缩水?一直搞不懂,最起码学界没有统一的认识。所以,股票价格爬到6300点,然后就自行破灭了,就成了现在的情况。房价在三个月内翻了一番,结果走向泡沫,房子卖不掉,房地产投资就起不来。房地产投资涉及到许多方面,像中国钢材产量的30%多是房地产钢材,房地产投资下降,钢材生产就受影响。同时,房子卖不掉,地方政府的地也卖不掉,而地方政府收入里很大的一块是来自卖地,所以地方政府的运转也很困难。出问题的原因在哪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资产价格涨得多高叫泡沫,跌到多少叫缩水,我们的认识一直不统一,所以就一直没有出手稳定这两个价格。2007年我们放任了资产价格,现在这个投资就很艰难,但下一步这块的投资还要启动起来才行,不然不能解决我们现有的问题。

以上就是关于怎么启动投资的大致框架。

 

保增长最终启动靠消费

内需既包括投资,也包括消费,内需的最终启动要靠消费。消费也分三种。

第一种叫收入性消费。所谓收入性消费,就是自己赚钱来消费。收入性消费的决定因素是收入,收入提高了,消费就起来了;收入低了,消费就降下来了。现在中国消费起不来的重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太缓慢了。因此,要启动收入性消费,就必须提高居民收入,这是2009年的重要任务。

怎么样提高居民收入?有五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我们的国民收入被分成三块,分别是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个人收入。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国家财政收入占的比例太高,居民个人收入占的比例太低。近十年来,国家财政收入每年的增长速度都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居民个人收入增长速度一直低于GDP增长速度,老百姓比较穷,所以消费起不来。应该说,改革开放30年,国富的问题解决得不错。我们办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又紧接着成功发射了“神七”。改革开放的下一个30年要解决民富的问题,必须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上的比例,这已经是共识了。

怎么样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无非是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免税。给老百姓免税,他们的收入就多了。奥巴马在竞选纲领中提出给年收入25万美金以下的人免税,我一看就知道他一定当选。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代表中产阶级,不过共和党代表中产阶级上层,民主党代表中产阶级下层,在美国年收入在25万美金以下的人是多数。他的免税政策一出台,美国经济很快就会反弹的。第二个办法是退税。就是交了税以后退给你,我们简单称之为“发红包”。最近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要给国民发红包,不过发的不是货币,是购物券。本以为支持率会提高,没想到发完以后,支持率反而降低了。所以,看来退税这个办法实行起来难度比较大一点。第三个办法是提高个税起征点。个税起征点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会相对的减少,而老百姓收入就会相对的增加。2007年我们讨论过一次提高个税起征点,当时征求意见时,我的意见是提高到5000块钱。在北京一个月赚5000块钱,日子过得挺紧张的。后来通过全国人大讨论,提高到了2000块钱。从1600到2000,老百姓并没有增加多少收入。所以,去年下半年又讨论提高个税起征点,一个记者问我还坚持不坚持过去5000元的观点?我说我仍然坚持。结果,他把这话发在各大网站上,搞得很多人给我写信。读者来信大部分反对大幅度提高起征点。例如,一个安徽读者告诉我说,他现在一个月收入2000块钱,不交税挺好,但为什么赚5000块钱的人也不交税?这不公平。中国人的平均主义思想太重了!实际上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才能保证收入增长,我是极力主张这方面要做一个大幅度的迈进才行。从总体来看,要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

第二个办法是提高初次分配劳动收入的比例。初次分配,就是企业对个人的分配。初次分配收入分成两块,一是劳动收入,二是企业利润。近十年来,中国企业利润都呈上升趋势,而劳动收入增长比较缓慢,所以,我们提出应该提高初次分配过程中劳动分配的比例才行。许多老板对此有意见。我去调研中小企业,他们告诉我,企业利润很薄了,再提高劳动收入,企业就生存不下去。后来我发现,中小企业确实利润很薄,那怎么办呢?要提高劳动收入,就必须给企业减税。企业减税了,他就可以提高劳动收入的比例。后来,大家认可应该给中小企业减税。企业的贡献有两条,税收和就业。中小企业主要是解决就业的,收那么高的税干嘛?税怎么减呢?从增值税改革开始。通过增值税改革,大幅度降低企业的税收,企业税收降低了,当然就有力量给劳动力提高收入了,劳动收入提高了,整个的居民收入就会提高。

第三个办法是提高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居民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劳动性收入,另一个是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性收入相比,我国现在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占的比例太低了。一个人光靠劳动收入富不起来,只有财产性收入比例提高了,这个收入才能提高。我们发现,美国人的收入里40%多是财产性收入,50%多是劳动性收入,所以美国的中产阶级比例比较大。而中国的居民收入里,财产性收入只占了1.8%。因而我们提出要提高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有一次我们调研的时候,老百姓说,你讲这个话等于没有讲,因为我现在根本就没有财产,怎么提高我的财产性收入?你得先让我有财产,才能提高财产性收入的比例。这引发了一场讨论,这个讨论涉及到深层次改革。另外,财产性收入不外乎是两种收入,一个是动产收入,一个是不动产收入。动产收入就是利息、债券、股票等,不动产收入就是房子、土地等。老百姓说,现在不是提高我的收入,而是把我的钱搞不见了,股市从6300点掉到2000点以下,房地产市场晃晃悠悠,资产收益没有提高。所以,我们才提出稳定资本市场、稳定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不能大起大落,因为它影响到人们的财产性收入。现在,我们琢磨的是怎样适当提高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比例的办法。

第四个办法是提高农民的收入。现在农民收入增长太慢,导致整个居民收入增长太慢。怎么样提高农民的收入?通过税?这个办法已经没了,因为农业税已经取消了。通过价格?好像也不好办,因为农民个人占有的土地比较少,每家生产的粮食比较少,就是把粮价再提高,可能收入也增加不了多少。所以,只有通过体制改革,才能提高农民收入。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城乡一体化。什么叫城乡一体化?现在讲的城乡一体化是指两个一体化的统一。一个是城乡公共产品享受一体化。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该平等地享受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而现在农民享受不了。比如社会保障根本就覆盖不了农民,他本来收入就少,又不能享受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所以就穷。农民进城,不管干什么,都叫农民工,为什么?因为他是农村户口,农村户口是不享受城市的公共产品的。中国为什么不能搞身份证制,而搞户籍制啊?户口的含金量不一样。农民进城,他的孩子却不能进城上学,所以出现了4千万留守儿童,这也成为人权组织攻击我们的重要借口,说我们破坏了亲情权。另外一个一体化是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要一体化。比如说产权制度就应该一体化。现在,城里人买了房子,这个房子有产权,产权既可以抵押,也可以买卖,但农民的宅基地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我们调研过,中国农民的宅基地最少值20万亿。实际上,中国的农民充其量只能叫农工,因为他的所有财产不具有产权性质,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所以他很穷。这次提出城乡一体化是两个一体化的统一,推动起来难度比较大,但不解决又不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点就在城乡一体化的突破上。

第五个办法是提高经济比较落后地区人们的收入。经济落后地区人们收入增长太缓慢了,所以总体的居民收入增长就比较缓慢。过去对经济落后地区我们采取的办法是扶贫,结果发现越扶越贫。因此,要提高他们的收入,我们必须转变思路。这次提出一个新的模式,要为这些地区提供就业和创业机会。拥有就业和创业机会,他们才能够富有起来。最近,我在南方的一个城市调研,这个城市有一条“小吃一条街”。由于本地人已经不太想投资餐饮业,因而“小吃一条街”上都是外地人。其中一家兰州拉面,老板不是兰州市的人,是甘肃乡下的农民,过去在家里种土豆,一年收入就一两千块钱,但他有一身绝技,拉面做得很好。他悄悄告诉我说,现在一年收入在十万左右。为什么过去一年一两千,现在一年十万左右?这就是获得了一个创业机会的问题。

 

 

对于这次的毒奶事件,我进行了思考,看来要真正做到食品安全,必须把好种植和养殖这第一关。我就想,能不能让农民带着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加入到食品企业中来,一方面给农民创造了财产性收入,一方面又可以保证食品安全。这不就是体制问题吗?如果所有制不能解决,70年使用权总可以吧?所以,提高落后地区收入要重在体制改革。

如果居民收入在未来能够提高的话,那么收入性消费就能够起来。

 消费的第二种是信贷性消费。所谓信贷性消费,就是借钱消费。信贷性消费也是消费的重要形式,尤其不动产消费中信贷性消费占了很大的比例。大家注意观察,西方国家只要家庭的主要成员没有进入中年,基本都是银行的债务人,因为谁大学一毕业就能买得起房子啊?都是信贷性消费,也就是银行按揭,差不多到中年才能还完。美国这次次贷危机就是信贷性消费引发的,但这不是信贷性消费有问题,而是美国做得过头了。最近讨论的第二套住房按揭的问题,就是属于信贷性消费的内容,因为不动产消费还是要靠信贷性消费启动的。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到日本学习的时候,我的老师们住的是独体别墅,我很羡慕,一问才知道,一个老师在57岁还完贷款,另一个老师55岁还完贷款。但人家一早就住着好房子。后来我发现,日本跟中国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日本妇女大部分都在家里就业,就是家庭主妇。我们中国保护妇女,是让妇女同志多干活,你多干活就有地位了,结果妇女同志和男的一样在社会上竞争,回家还得保卫家庭。日本保护妇女地位很有意思,日本《婚姻法》明确规定,男人和女人离婚,家庭财产男人得到零。所以,虽然日本离婚率很高,但中年离婚率最低。日本的酒吧文化世界闻名,而酒吧里面基本上是中年人。后来我研究发现,这不是国民行为问题,是经济和法律结合的产物。

信贷性消费又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信用性信贷,就是根据你的收入状况来决定给你贷多少钱让你消费,信用度越高,贷的款就越多。在加拿大,你要去贷款买房子,首先要拿三年的固定收入工资单。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在于不考察收入。第二种形式是抵押性信贷,就是把自己有价值的东西抵押在银行,获得一部分钱来用于消费。要把抵押性信贷搞好,就必须要把抵押物的产权清晰,价格的定价要搞清楚。一般来讲,只有当铺、拍卖市场很发达,抵押性信贷才能起来。中国现在抵押性信贷发展起不来的主要原因就是这方面市场不发达,所以我们很难断定抵押物的产权状况和价格状况。第三种形式是担保性信贷,就是由别人担保,你到银行借钱,然后消费。像现在的助学贷款就是属于这种信贷性消费。没有钱到银行贷款,上完大学后再还,谁来担保?银行最需要老师担保,因为老师担保比较保险。一般来讲,学生不会坑老师,而老师也能还得起,但我发现这个制度也有点问题。比如老师担保了40多个学生,结果两个人不见了,那么老师就得还钱。所以要研究一下到底谁来担保?是自然人担保,还是机构担保?如果自然人担保,哪种自然人比较合理?不能一概让老师担保。担保性信贷是一种信贷性消费的形式,但担保的制度要完善才行。关于第二套住房贷款问题,我一直告诉银行不要叫第二套住房信贷,因为只要这个人和银行没有信贷关系,没有欠银行钱,他买五套你都别管他。有人有两套房子了,现在没有欠银行的钱,他还想再买一套,那贷就行了,何苦去考察他。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察信贷关系的状况,而不是第几套,这个没有意义。2009年中国必须启动信贷性消费,如果信贷性消费起不来的话,不动产消费就起不来,不动产消费起不来的话,整个的消费就起不来。

消费的第三种是预期性消费。就是人们有些消费是和预期相关的,预期越好,他就越敢消费;预期不好,就不敢消费。预期对消费影响很大,比如奢侈品消费一般就和预期相关。当一人感到自己已经不能赚钱时,他一般不敢消费;当预感到自己今年能够赚更多钱时,他就敢消费。我们现在启动消费,也要考虑启动预期性消费的问题,要提高人们的预期。

怎样提高预期?人的预期和两个因素有关。

一个因素就是安全感。这里讲的安全指四种安全。第一种安全是工作安全。就是会不会失业?失业后有没有失业救济金?能不能培训再上岗?第二种安全是生活安全。比如退休以后,生活水平会不会受到影响?有没有良好的退休制度?有没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种安全就是健康安全、生命安全。就是生病以后,会不会出现看不起病、看病难的问题?有没有良好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如果没有良好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遇到了看不起病、看病难的问题怎么办?第四种安全是财富安全。比如存在银行的钱会不会不见了?财富会不会缩水?美国布什救市和英国布朗救市有很大的差异。布什救市,一开始是收购银行的呆坏账和垃圾财产,结果银行没有救住,而且把该负责的人给放跑了。布朗就比较聪明,他主要收购银行的股权,把私人银行收购为国有银行。国家是不会破产的,所以银行就不会破产,银行就有了无限信用,储户就会感到比较安全,不紧张就不会挤兑。所以布朗后来成了救市英雄,因为他考虑到了人们财富安全的要求。当安全感好的时候,人们预期比较好,就敢消费。所以,我们国家在下一步运作中,要强调增强人们的安全感。安全感的核心是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果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们就会感到很安全,于是人们的预期就会好,就敢消费,最后消费就会起来的。

现在人们老感到不安全,怎么办?就自己给自己保障,就是银行存款。为什么我们国家储蓄率这么高?人们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自我保障,所以虽然降息,大家仍然对消费无动于衷,而且越降越紧张,越紧张就越不敢消费。所以我一直建议存款利率不要再降了,可以降贷款利率。因为再继续降存款利率,老百姓一共就存那么点钱,利率越降存款就越不值钱,老百姓就更害怕了,一害怕就更不敢消费了。这点我们要吸取日本的教训。为什么日本的首相上台像走马灯一样?过去,日本各个阶层感到安全,因为有两道安全网。一道安全网是企业,所有居民都明白,只要好好干,企业就不会亏待我,企业会保障我的,最后发展到终身雇佣。结果小泉改革,把这道安全网改掉了。第二道安全网是国民退休金。在日本,不管在哪儿退休了,不管在什么机构退休,从退休那天起就可以领取国民退休金。而且不但丈夫拥有国民退休金,从丈夫退休的那天起,他的妻子也可以平等地拥有国民退休金。日本退休人员为什么离婚率高?就是因为国民退休金。但现在日本进入老年化社会,交国民退休金的人越来越少,领的人越来越多了。国民退休金发不出来了,发不出来就要改革。改革就是不发、少发,所以人们感到不安全。麻生太郎首相最近在吃饭的时候发牢骚说,为什么给那些不干活、光吃饭、看病的人发钱?结果传出来以后,社会哗然。存款利率不降,而贷款利率降了,银行收入少了怎么办?通过国家贴息就行了。

中国改革一定要注意安全感问题,尤其是2009年起的一段时间,我们一定要给老百姓安全感的预期才行。要有安全感,关键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所以我认为,四万亿投资里应该拿两万亿搞社会保障。

 美国从上世纪30年代危机中走出来,起重要的作用的就是《社会保险法》。1935年《社会保险法》通过,美国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私人的消费才起来了。到现在为止,美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数量在50%左右,它的内需很强就是社会保障的原因。

解决预期问题另外的一个因素是增长感。要让人们感到中国经济还会持续增长。我们讲的信心就是增长感。我告诉大家,中国经济还会持续增长,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完成城市化,没有完成工业化。

当然,在国家做工作的同时,我们个人也需要调整。我最近调研发现,中国人之所以不敢消费的原因就是想的事情太多了。年轻时要想老的时候怎么办,老了吧,还要想孩子怎么办,越想就越不敢消费。这个思维要变一变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别想那么多。现在每个人都要追求幸福的一生,但你说谁有幸福的一生?我发现谁都没有,但有幸福的时刻,抓住这个时刻就行了。我想,这恐怕是政府和个人都要努力的问题。

总体来看,如果这三种消费能够起来,那么内需就会起来,增长就能保证。所以我们保增长,靠出口是不行了,要靠内需。内需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怎么样启动?投资有三种投资,消费有三种消费,大致情况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报告人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根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09/0523/56913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