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松：60年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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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分期来看，以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转折点，把新中国60年分为前后两个30年。前一个30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旧时代饥贫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后一个3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全国上下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走上了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我们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条主线看，这两段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脉相承的整体。

第一，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以社会主义方式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这个进程是主动现代化进程，采取了社会主义的方式，而不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来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启动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的。中国自近代以来，内忧外患不断。内外矛盾的巨大冲突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长期斗争，一直到我们建立新中国，这个斗争历经了一百多年。伴随着人民革命斗争，西方资本技术包括商品的大量输入，我国沿海口岸在不平等条约下被动对西方开放，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南京条约》首先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接着沿线遍地开花。这是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打击下，我们被动开放。这种被动开放过程实际上是中国开始从几千年来封闭的农业社会开始向近代工业经济社会缓慢演进的进程。

从1840年开始，经过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我们经历了不同代表人物所领导的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一些最主要的特征和标志来看，如近代大机器工业、铁路、邮电、银行、内外贸易、商业服务业和有一定规模的近代工商城市，比较突出的是上海。上海是最早五口通商城市之一，而且位于中国沿海腹心之地，逐渐形成了带有国际性的金融贸易中心。在近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建制市也诞生在这个时期，也就是蒋介石统治时期，公共交通、上下水道、电力电话、医院、公园等城市基础设施和市政管理、治安警察、街区派出所、卫生防疫、救济机构等城市社会基础设施初步建立了。在国家管理层面，建立了各级行政机构、司法机构。在孙中山时期有考试机构、现代文官系统、军政军工机构，还有教育、科技、文化、新闻、出版等机构。这些在近代意义上的城市所必备的因素已经基本成型。但从整个社会经济的构成来看，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农村是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小农经济仍占主要地位，城市人口不到10%。除了少数交通便利的一些地区以外，全国农产品的商品水平很低，用于市场交易的不超过1/3，商品经济很不发展。所以，旧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刚刚起步，处在一种初级形态。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必须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才能为国家工业化和推进现代化扫清根本障碍。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基本上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两大基本历史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的建国纲领是新民主主义建国论，不是直接去搞社会主义，因为条件不成熟，经济技术很落后，所以建国初期，首先实行的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向新民主经济转变。毛泽东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深刻分析了基本国情：现代化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占10%，其余的90%都是分散、落后的个体生产方式，不能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毛主席强调，这种基本国情是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党的一切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出发点。这与邓小平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从基本国情出发的。因此，建国初期首先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是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组成，各得其所。这种混合经济形态和我们现在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形态是相通的，只不过在层次上不一样。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种发展的螺旋上升的高端阶段，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得出，就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过混合经济发展的实践。

建国初期确定的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公私是一对，劳资是一对，城乡是一对，内外是一对，这叫四面八方，就是要统筹兼顾四面八方的利益。现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我们要统筹兼顾，统筹城乡、统筹区域发展、统筹人和自然环境等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已经有了。这些大政方针都明确写入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国初期发展的新民主主义混合经济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型的经济模式。第一，结束了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历史，使国家经济命脉和社会发展方向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第二，没收官僚资本，组建了国营经济，这种国营经济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尽管那时候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但国营经济本身掌握在国家手里，就是社会主义性质。国营经济成为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领导力量。只要壮大了国营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就有了物质力量。第三，在上述两个前提的条件下，一方面要鼓励和提倡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要对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实行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使其不能操纵国计民生。这是建国初期经济发展战略和策略的核心内容。第四，重视发展市场调节，承认市场经济调节下的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所需要的。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实际上是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所有制关系、多种分配方式和经济调节手段相并存，因此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利益矛盾，如劳资矛盾、公私矛盾，这些矛盾可以在不超过发展生产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获得调节。这个调节就是工商业政策的灵活运用，使经济呈现出灵活性、多样性的特点。应该说，这种发展模式适合我国在不同地域、不同产业以及城乡之间发展极不平衡的生产力，有效利用了旧社会遗产，也照顾了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四面八方的利益，有利于调动全社会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建设新中国，同时也体现了较好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处理好我们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推动了战后中国经济的恢复。只用了三年时间，工农业生产的产品产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创造的令世人瞩目的奇迹，正是因为实行了适合中国特点的基本经济政策。三年全面恢复国民经济最主要的是，促进了现代工业比重提高，从10%达到了26.5%，生产力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总体上有利于经济社会朝着现代化方向前进。现在回过头来看，可以说，50年代初期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最终选择提供了实证经验。

在共和国发展史中，有一些突发的不可预想的情况和形势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时，朝鲜战争爆发了，国家安全受到了外部威胁。东北是我们赖以起步的一个重要的大工业基地，不能让美国染指，于是我们不得不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这是同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对手——美国进行的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我们志愿军虽然得到了一些苏联的武器装备，但基本装备在没有换装前是非常落后的，且不说没有飞机了，就连坦克大炮的配置也远远低于美国，我们一个军的配置还不如美国一个团的配置。我们所能携带的干粮最多是七天的，再多就背不动了。美国人嘲笑我们称为“礼拜攻势”，也就是只能打一个礼拜的仗。而美国是全副机械化部队，先藏起来，等到我军没粮食了，就能非常快反扑过来。这给我们争取战争主动权造成了很大困难。且不说美国占有绝对的制空权、制海权，单说当时美国的钢产量每年就有五千五百万吨，而在1950年开战时我国钢的年产量只有六十万吨，到1952年才有几百万吨钢。这就凸显了我国要加快国家工业化、实现国防现代化的紧迫性。那么，像毛泽东这样的中国领导人不能不开始考虑国家工业化问题。苏联在二三十年代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到1936年宣布实现国家工业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种工业体系为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虽然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牺牲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但苏联实现工业化的高速度使全世界瞩目。抗日战争后期，1943年时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资委，就开始讨论战后国家重建问题。有不少人主张，在政治上采取英美的议会制，在经济上采取苏联的国家统治经济，才能先图强、后致富，在外敌入侵时，才可以避免国内建设毁于一旦。所以，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对后发国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同时在国际范围内，二次大战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民族独立国家。这些民族独立国家都面临着工业化战略的选择，能不能迎头赶上先进工业化国家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景和命运，因此发展速度问题在各国的工业化战略中是至关重要的。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面对四十多个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更多地考虑尽快建立重工业基础来增强国力、抵御外敌。所以，1953年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一百年，国民党统治榨取二十二年，直到其撤退台湾又带走了国库中的92万两黄金、几乎全部外汇储备和大量的国家资产。这些东西在台湾复兴、建立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是一幅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大规模经济建设严重短缺的就是资金。当时苏联帮助我国设计了156项重点工业项目，而且以最优惠的条件提供总共17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可这部分贷款在我国基本建设计划投资中只占3%多一点，因为我国要用700多亿人民币，相当于七百多万两黄金来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化建设。因此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就必须依靠国民经济内部积累。首先是工业积累，用轻工业的利润拿来投资重工业。同时，因为我们是农业大国，有相当一部分积累来源于农业。所以1953年时碰到的问题就是粮食紧缺，国家立刻决策实行统购，粮食、棉花、油料等相继实行统购，凭票证购买，这样就把国家所需要的大宗生产资料、原料掌握在手里进行工业化建设。这意味着通过当时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5亿农民为国家工业化的初创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然而发展重工业不仅需要大量资金，且建设周期长，它的产品、生产的工作母机、大的钢铁炉等不能直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全体人民就不得不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在资金短缺、物资匮乏的时期，要建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最便捷的办法就是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手段来配制有限的资源以确保156项重点工程建设。这就是我们之所以采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原因。

工业化是启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方面，首先要实现工业化，才谈得上全面现代化。当时，允许发展的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对发展生产、活跃经济起了不可忽视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与国营合作社争原料、争市场，就不可避免地和国家已经开始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发生矛盾冲突，所以1953年毛主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建立国家工业化基础的需要。

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这个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奠定的制度基础。所有一切的发展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前提下进行。这是我们所说的新中国成立开启了用社会主义方式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含义。从这时开始，我国形成了单一公有制经济结构和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制度安排是一种外援性的，也就是照搬苏联模式；同时也有内生性，是我国自发要求的，也就是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的现实需要。所以，当时采取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在旧中国经济遗产非常落后的条件下，建立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

1953年到1957年，我国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是依靠内部积累和自力更生，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就是说，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起来了。像鞍钢进行三大工程改进，年产量很快从原来60万吨一下提高到几百万吨。以苏联援建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一共建设了694个大中型项目，为我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在这五年里，我国工业技术基础得到加强，生产水平有较大提高，工业总产值的平均增长达到18%。农业总产值稍微低一点，达到4.5%，也超过了“一五”计划的指标。总的来说，在“一五”期间，经济发展较快，经济效果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这个时期国家是不断增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财政体制、物资分配体制、劳动工资等。因为当时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比较简单，全国国营企业只有几千家，所以计划经济效果比较好。但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产业结构日益复杂，到1976年-1978年的时候，国营企业已经发展了30多万家了，经济统计资料的可靠性低，特别是农作物产量预测性很差。实行计划经济的管理成本相当高，效益却很低，所以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就一步一步暴露出来。

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寥若晨星，市场调节退出经济领域，商品化程度大为降低。在计划体制下，形成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户籍身份制度区分了农业人口、非农人口，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实际上，城市化是工业化的重要指标，城市化进程受阻不利于推进现代化进程。对此，我们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从1956到1966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国家用计划手段集中调配资源，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的发展就有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成果。但另一方面，党的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比如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但可惜的是很快出现了失误。

1958年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我国经济总体上处于缓慢发展状态，其中有我国当时所处在两大阵营冷战的国际环境的问题。后来搞备战备荒等都是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作出的决策。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一直采取敌视政策，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在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六十年代以后，本来是友好结盟的中苏关系也处于紧张状态。从六十年代初中期大陆周边的形势看，我们东部对面是台湾，蒋介石集团在美国军事援助下，利用大陆1959年—1962年经济困难局面，叫嚣反攻大陆，连续向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派出了几十股的武装特务。美国U2高空侦察机、无人驾驶飞机、间谍卫星不断深入中国腹地拍摄军事情报，并且进行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两次核武器演习。在南部边界，1962年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逐步升级。过去美国出钱出物援助西贡，变为直接派出特种部队，并表示不承认有任何武器限制，潜台词就是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并且可以使用任何武器，包括核武器。在西面，1962年10月、11月，印度军队悍然由中印边界东段向中国发动大规模入侵。印度认为西藏和平解放是侵占了其在西藏的固有利益，于是就越过“麦克马洪线”向我方进攻。在北面，从1960年起，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侵占中国领土，挑起驱赶殴打绑架中方人员事件。1962年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苏联策动了几万中国居民外逃。1963年，苏联和蒙古签订了针对中国的边界防务条约，随后苏联派重兵进驻蒙古。以上事实都说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非常严峻的。同时，中国原子弹已经研究成功，并且从许多信息和情报了解到美国正在策划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打击。紧张的国际形势使得党中央、毛泽东对于战争危险的估计日益严重。上世纪60年代正在制订第三个五年计划，陈云、刘少奇提出解决吃穿用的问题，40%以上的投资转到三线建设。从长远看，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对当今的西部大开发、整体区域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但在那时，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没吃没喝也要干，还有所谓“山散洞”，过分强调了靠山、分散、隐蔽的要求。因此，60年代的经济建设带上了浓厚的战备色彩。另外一种情况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去一直对苏联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绝对化倾向、教条化倾向。从五六十年代开始，首先是波兰、匈牙利，接着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先后兴起改革。随着苏联出兵解决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苏联的霸权主义日益发展，中苏关系发生了严重分裂。在国内，为了克服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有的地方出现了像安徽凤阳的包产到户。这样的生产经济方式的改变是老百姓自己创造的，但当时被认为是分田单干，是集体经济的倒退。于是，在上述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下，毛泽东在1962年八届四中全会上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后来进行了反修防修的运动。

1956年到1966这十年，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积累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培养了一大批建设事业的干部。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那个期间建立起来的，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以及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那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党和国家工作的主导方面。但另一方面，在1957年后，逐渐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严重干扰了现代化进程。“左”的错误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左倾错误的积累最终压倒了八大以来的正确路线，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造成十年动乱。在社会主义探索的这十年中，我们经历了曲折，因为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实践，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缺少规律性的认识。我们还没有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没有规律性的认识，加上复杂国际形势的影响，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发生了曲折，特别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突出了反映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虽然发生了错误，产生了曲折，有了复杂情况，我们就没有成绩了吗？不是。把前30年贯通起来看，1976年以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究竟发展了哪些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结束了旧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控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帝国主义特权被废除，真正建立起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并挫败了西方敌对势力长时间对我国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同时抵制了苏联试图干预和控制我国内政的大国主义行径，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

第二，实现和巩固了大陆范围的国家统一。当时除了香港、澳门以及台湾游离在外，我们实现了几百年来空前的统一局面，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一团散沙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国家三大基本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在1949年确立，形成和发展了56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们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这就形成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力量源泉。

第三，结束了旧中国几千年剥削制度统治的历史。先是结束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接着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后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初步展开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四，结束了旧中国劳动群众没有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民主权利的历史。我们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民主政治协商制度这三大基本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全国人民享有各方面的民主权利，能够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

第五，经过几个五年建设，基本结束了近代工业极端落后、国民经济破败不堪的状况。在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基础上，我们奋力实行工业化，到1980年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在许多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改变了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形象。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工业、交通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所实行的低物价、低工资，公费医疗、住房分配等社会福利制度在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六，改变了旧中国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各种传染病疫病流行的局面。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中小学教育普及在发展中国家中达到较高的程度，一些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人均预期寿命比旧中国延长。

第七，拥有了某些尖端科学技术，在增强国力、保障国家安全方面显示了重大作用。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这些都是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基础。

第八，结束了旧中国没有独立外交和相应国际地位的屈辱历史。我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万隆会议（亚非会议）上提倡并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维护世界和平，赢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广泛尊重和赞誉。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同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纵观新中国成立前30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取得的这些成就为进一步建设现代化准备了基础。党在战胜困难和挫折中，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自己的力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党没有分裂，认真纠正指导思想的“左”倾错误，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第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新历史阶段。

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之后，我们面对的是十年内乱造成的危难奋而求变图强，这就是我们改革的内因。从外部环境来看，六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并呈现出全球化趋势。中国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因此，后30年变革的一条主线是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向多元利益主体灵活适应经济规律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另一条主线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半自守的封闭状态向全方位对外开放转型。所谓的闭关自守，其实是五六十年代受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加上我们自身没有很好地适应全球变化的状态。我们把这30年叫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这两条主线就构成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改革的历程实际上是按照三中全会提出的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进行的。

按照这种精神，我们逐步深入地推进改革。首先是农村改革。农村改革为什么能够很快取得突破？因为农村处在城乡二元体制的边缘，国家所有的计划到不了农村，所有的社会保障、物资供应处在边缘状态。农民发明的所谓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有，只不过当时被认为是单干，被压下去了。这些行之有效的东西一旦实行起来，一点就破，冲破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而且得到了党中央的支持和确认，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多种经营迅速推广。农村改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乡镇企业依托城市大工业和技术力量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显示了一种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非农产业的巨大潜力。

城市改革最先是从放权让利起步的。给企业下放自主权，有利于企业增加收入。中央向地方下放财权和物权，扩大企业生产经营、用工分配的自主权，调动了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傻子瓜子的年广九一下就雇了二三十人，最后达到300多人炒瓜子，不断有人反映，最后邓小平以“傻子瓜子”为例明确表示了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不能变。这突破了8个工人以上是私营企业，8个工人以下是个体经济的僵化制度，实际上就鼓励和支持了城乡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的自主创业。这是一种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改革，打破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解决了文革十年积压的城市待业人员和2000多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规模返城的就业安置问题，很快就产生了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效应，城乡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普遍得到改善。

从改革的目标定位上，我们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从最先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条件为辅，或者叫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1987年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等一系列的理论，这都是理论上的过程。但当时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实际上长时间在认识上没有取得突破。邓小平在1979年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但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十四大才确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间经历了十三年。但是，在这十三年里政策界定模糊不清，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是陈云“鸟笼理论”中鸟和鸟笼的关系——计划经济是一个鸟笼，个体经济只能在笼中发展，到底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争论很多很激烈。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党的十四大依据邓小平理论对计划和市场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当代解读，确认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从根本上解除了长期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根本属性的思想禁锢，正式确立了中国改革的总体目标：建立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开始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

十四大以后，我国加快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其中经历了什么？首先是价格双轨制，就是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同时存在。一些人钻双轨制价格的空子，从中渔利，大发其财。而不制定双轨制，计划价格永远无法突破，改革无法进行，所以价格双轨制在当时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很快向市场形成价格并轨，主要依靠市场形成价格。在前面一系列改革的基础上，1992年粮食价格全部放开，实行了40多年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结束了，几乎在不知不觉之间把实行了40多年的凭票证供应的制度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商品开始丰富起来了。从1993年开始，短缺经济时代的卖方市场已经开始向买方市场转变。当时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先是推行企业承包责任制，但它容易造成企业承包者的短期行为，所以很快国有企业改革就转向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法人治理结构的股份制改革。从1992年、1993年开始，企业股票大量上市，个体私营经济开始迅速壮大，越来越显示出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增加税收、吸纳社会就业等各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形成中外合资、中外合营、中外合作的三资企业，进行出口加工订货有了长足的发展，打破了单一公有制的经济结构。

1997年十五大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回想一下，五十年代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一脉相承的。过去我们老是讲个体私营经济只不过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补充，现在确认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这些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所有制是这样，而且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并依法保护私有财产权，突破了长期将非公经济置于拾遗补缺地位的历史局限，在政策法律上解除了对发展非公经济种种不必要的限制。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仍存在种种不必要的限制，前几年针对这些限制，国务院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十五大的一系列规定在1999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把已有的成果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予以确认。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向市场化的转型是中国改革最重大、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它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更加充满活力、更主动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奠定了基石。最佳的证明就是一旦中国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入世谈判立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0世纪末期两大阵营冷战格局结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相继选择走上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加入全球化趋势。中国也在这个时候走向现代市场经济，但没有走前苏联以及东欧一些国家所谓完全的彻底的私有化道路，而是通过对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重组，使国有独资企业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也就是国退民进，而主要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如在军工、国防、高科技等领域国有企业占有支配地位。通过结构调整，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实力不是被削弱，而是更增强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国有经济始终发挥着主导影响和主体作用，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意义就在于此。现在国资委管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越来越少，但这些为数不多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为国家提供了80%的税收。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江苏、浙江基本上实现了民营化，非公经济占到了80%以上，成为国民经济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也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全国新增GDP的60%以上、新增劳动力的80%以上是由非公经济提供和吸纳的，实际上体现了市场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十四大以后，国家还加快培育市场体制，大力发展商品市场，特别是生活资料市场。在培育专业市场的同时，积极培育债券股票、有价证券等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劳务、信息、房地产等各类要素市场。经过市场化改革，全社会90%以上的商品由市场来决定价格，企业已经摆脱了过去完全依附于政府的附属地位，包括国有控股、国有占股等各类混合所有制的企业、民营企业，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现在，我们在市场培育、诚信规范、依法管理与国际接轨方面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同时以国有、集体两种公有制为主体，私营、个体、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等多种非公经济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结构也基本形成。

在深化改革的同时，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WTO以后，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开放。过去我国只是单方面的自我开放，现在是WTO组织成员之间双向互动开放。在加入WTO前后，我们对入世可能带来的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进行了充分地预计和准备，不断提高监管能力和承受能力。所以，我国安全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更积极更主动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在更广泛的国际经济合作竞争中发挥我国的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的跨越性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加强，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会把自己对经济规则的一些修订意见提出来。

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的市场化转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过去发展不平衡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增强了互动联系。非农产业开辟了农村工业化前景。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相结合，包括工业反哺农业，很多地方加快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城乡一体化进程是现代化进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人流、物流、资金流不仅在国内四通八达，而且在国门内外交汇，历史上没有任何时代中国如此紧密地同世界联系在一起。当然，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特别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由于中国种种国情还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代。

30年的经济转型已经足够使我国的社会阶层发生变化。中国的改革推进了单一社会结构向多元结构的转变，逐步打破由国家高度控制的资源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体系。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他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而且这种变动还会持续下去，这是市场经济的特点。所以，新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和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反映了我们执政党立足于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客观实际，为党长期执政进一步扩大社会基础、巩固群众基础做出了主动应对。从中央到地方对党的组织建设、宣传理论、统一战线和民主法制建设等各方面都提出了新的工作任务。按照早先的有关统计，全国私营企业有四五千万家，投资人大概有1100多万，自由职业者大概是1000万人，他们作为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有资料反映，新的社会阶层从业人员已经超过了1.5亿，约占总人口的11.5%，他们掌握和管理着大约十万亿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的贡献着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税收。他们不仅创造GDP，还提供就业岗位和财政税收，并开始通过合法利益的诉求和社会参与，不同程度地改变着社会的政治生态和观念文化。这种政治生态和观念文化的变化促使社会形成一种合力，影响着我们向现代化转型的实际进程。

另外，在市场经济转型中，国家从原来对社会资源的完全控制转向控制一部分社会公共资源，其他向社会基层组织、社会自治组织、一些志愿者、中介组织逐渐退让。这个退让过程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仍然掌握着相当大的资源分配权利，虽然各种许可证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在不断消减，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在政府官员手里。如果法律法规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就会发生一些官员以权谋私、权权交易的腐败现象，使一部分资本效益和社会财富按照权力的规则进行分配，严重损害了公众的利益。在社会分化中，有一些非均衡的现象表现在分配领域，也就是说不同地域群体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平均主义与分配不公同时存在，双重矛盾交织在一起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针对这种情况，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要适应我国利益格局变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客观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抓紧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以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发展社会事业、维护社会稳定等为着力点，努力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十七大报告醒目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决定了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做好各社会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关系协调和利益整合。对于新阶层的合法利益要继续保护，可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但同时要更加注重协调好新老社会阶层的利益平衡。在强调新阶层的作用和利益的同时，要采取有利的措施为弱势社会群体提供基本社会保障，保证我国基于公平正义的基础上的社会稳定。

过去主要靠投资拉动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来推动经济发展，我们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就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到现在还没有根本转变。许多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指标，投资冲动难以遏制，以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造成了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恶化、效益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各个部门之间利益是相互分割的，也有一种利益驱动。这种利益驱动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那么各主管部门对市场和企业的行政干预仍会不同程度的存在，特别是石油、化工、银行、航空，铁路等垄断性行业。中石化仅仅今年上半年的利润已经达到了4000多亿人民币，小的民营加油站无法与其竞争。当然这是国家的一种战略性安排，但这种资源独享超额利润，包括商业贿赂和官员权力寻租，都造成了市场竞争中的机会不平等，市场主体的权益受到侵犯。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可以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但同时也造成了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拉大，企业破产，职工下岗，就业压力增大。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协调机制方面遇到了难题、新的挑战。我们说，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资源垄断的存在、信息的不对称会导致市场机制失调。这些都应该是我们政府介入并发挥作用的领域。一些专家说，效率由市场去实现，公平由政府来安排。而实际上，在30年改革中，政府主导与市场化始终是扭曲在一起的，有时候政府主导能够兼顾公平，但效率就难以保证；市场化效率优先，但公平难以体现。这些就导致了公共领域建设的缺失，反映在医疗、住房、教育、收入分配等一系列环节上。所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住房、医疗、教育、收入分配和基本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既要引入市场机制，又要坚持政府主导，二者不能偏颇，这样才能维系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

现在，政府正在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政府应该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要确保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应该有足够的财力，要由公众来监督纳税人的钱是不是用在公共建设领域，要加大对公益性的基础性的领域的投入，还要增强政府统一预算的透明度和约束力，建立严格高效的财政支出管理体系。要通过审议、听证监督制度来监督、规范政府的投资行为。同时，还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机制，建立健全各种应急突发事件机制，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大大激发了公民的参与意识。我国的互联网发展非常迅速，.cn域名注册在全世界已经是第一，我国网民人数也是世界第一。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博客等方式，有效监督政府的行政行为。同时，公民参与为同政府协起手来共同治理社会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方式。通过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和公益组织，动员和集中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和闲散的资源参与国家建设，特别是在政府的作用力相对薄弱、一时还顾不到的领域，帮助解决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边缘性问题，像希望工程、光彩事业等，这些都持续推动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资助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和贫困地区，加快了社会协调机制的逐步完善，对于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很现实的意义。

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发展，上世纪末中国已经在总体上进入了小康社会，但这不是我们的最终奋斗的终点。进入21世纪以后，党的十六大一方面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提到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进入21世纪，实际上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也就是我国外部面临着资源和市场空前剧烈的竞争，内部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需要解决，像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拉大，教育、医疗、住房、生态环境不断增长的压力的。所以，现在是一个充满机遇的黄金发展期，又是一个存在着可预见或不可预见风险和巨大挑战的矛盾凸显期。面临新的挑战，我们提出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的全新要求。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相继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针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新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战略思想，归纳、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总的一句话，把前后两个30年联系起来看，新中国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历程中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华民族正大踏步地赶上时代前进的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研究员，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09/1016/5728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