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景明：我国稳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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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题目是稳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我将结合宏观经济、财税改革以及货币政策的协调关系来谈这个主题。

2007年下半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后，2008年开始出现了全球性的宏观政策调整。2008年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政策取向调子变得最多的一年，宏观政策取向一年三变，这是历史上第一次。2008年年初的时候，提“双防”，也就是防经济过热、防物价过快上涨；到了年中的时候，宏观政策取向变成“一保一控”，就是指保增长、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到了年底的时候，调子变成了保增长。这三个基调的转变，不是简单表述上的转变，它体现为具体的一系列政策手段跟着变化。

在提“双防”的时候，实行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所谓稳健的财政政策，就是带有收紧的意思，要压缩支出，要逐步地压赤字。在货币政策上，也是从紧的，特别是在2007年体现了压贷款指标、贷款规模，利率不断地向上走，存款利率从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的二点多一直调到四点多，贷款利率一直调到六到七。当我们提“一保一控”的时候，政策手段，货币政策开始放松，财政政策上也开始松口。到了提保增长的时候，我们的政策出现一个大的掉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下子转为双松，即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四季度三个月里，为了实施保增长的宏观政策取向，财政上开始减税，比如暂停利息所得税目；在支出上，公共投资规模开始扩大。在货币政策上，连续几次降息，第四季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利率，贷款规模猛增。这个转变以后，我国继续实施积极地财政政策一年时间。党中央、国务院现在对经济的判断，正如温总理说的2010年是经济不确定性最强的一年，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因此我们还要继续实施积极地财政政策。

如何体会2010年是经济不确定性最强的一年？我认为有两个主要的依据。第一，国际经济形势非常不好判断，这是一个基本的依据。相比2008年、2009年，2010年经济形势不好判断在哪儿？2008、2009年世界经济向下滑，这是大家形成的共识。从2008年开始到2009年，各国都实行扩张性的政策，经济向上刺激了一下，2009年的世界经济相比2008年，确实有所回升。但这个回升能到什么程度，在2010年不好判断。第二，2010年各国的宏观政策的走势与2008年、2009年相比没有把握。2008年、2009年世界各国达成共识，都要刺激经济，各国的政策都是扩张的，大家都用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货币扩张，把利率向下压；一条腿是财政上采取了一些减税的措施，扩张需求、扩张支出。但是，从去年各种大的国际会议上，就2010年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各国的意见出现了分歧。法国最早提出经济刺激政策只能是阶段性的、短时间的，不能够长期化。紧接着，一些国家都提出了类似的调子，并从没有明确表态到后来逐步表态。包括美国也表示刺激经济既要考虑短期利益，又要考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各国是否都保持刺激经济政策，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当大家都刺激经济的时候，各国政府的政策会加大国内需求，这时中国的刺激经济跟国际能够配套，比如稳外需，我们的出口扩张是建立在其他国家需求增长的前提下。如果别国退出扩张性政策，需求可能往下降，我们出口给谁？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2010年各国到底保持什么样的宏观政策取向？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现在有的国家倾向要收紧，前些时候澳大利亚、印度加息。从财政上来讲，现在有一些国家已经正在退出扩张性财政政策。比如欧洲一些国家出现了债务危机，所谓的“笨猪四国”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是最明显的，现在还包括英国、德国，这几个国家当年赤字占GDP的比重都向10的方向努力，有的国家已经突破10了，希腊已经突破10了，这就意味着财政上要收紧。收紧是压缩支出、增税。典型的就是希腊。欧洲国家压缩支出，等于是压缩了需求。比如说减工资，给财政供养系统减工资，当然引起了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罢工、抗议。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要继续实施积极地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就是经济不确定性因素之一。

怎样认识积极财政政策的含义

积极财政政策是一个官方用语，在学术上没有这个用语。积极财政政策，在学术上理解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于财政政策，有人理解为它是所有财政政策的总罗，它是一个特殊的学术用语，就是政府运用财政收支手段，也就是说通过规模和结构的变动来反经济周期。所谓反经济周期就是，当经济过热的时候，减少支出，降低需求，往下压经济；当经济相对箫条下行的时候，财政可以扩张，比如扩张支出、减税，扩大总需求。这源自于一个公式：一个国家的总需求是指投资、消费加政府购买，政府购买就是财政支出、购买性支出。那么财政政策可以影响总需求有两点：一是直接扩张支出，这种加大总需求是凯恩斯理论当中的人为加大一块；二是减税，减税以后等于无形地加大消费和投资。

我们国家现在实施的这种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张需求、刺激需求来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我们从2008年底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2009年实施了一年，今年继续实施。这种积极财政政策，它包括三层涵义。一层涵义是要保增长，财政要加大刺激经济增长的力度，这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宗旨。所谓加大刺激经济增长的力度是指现在采取的政策力度要大过前轮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我们国家实施过两次积极财政政策，上次是1998年我们实施过一次积极财政政策，这一轮跟那一轮相比，力度更大就是指刺激需求的手段力度更大了。这体现在减税力度要大过98年那一轮；支出、扩张的程度要大过上一轮。这一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减税的力度去年达到5500亿，包括增值税转型、车购税、房地产税、印花税的减收。如证券交易印花税从双边征收改成单边征收，从3‰降为1‰。而5500亿只是静态算账，因为2008年推出这些政策的时候，都是低水平估计，认为2009年经济可能要下滑，对股市没有把握，对房市也没有把握，对车市也没有把握。但2009年经济运行超乎人们的预想，房子是价量齐增，股市也是，比如说上证指数一年差不多上涨了百分之八九，车市是1000多万辆产销量，所以，动态算帐还不止5500亿，而且还有增值税转型问题，有一些抵扣指标是挪到今年来了，实际上我估计动态算帐，差不多有1万亿元。

第二层涵义，积极财政政策要加速扩张支出，要打破追求财政收支短期平衡的理财观。所谓财政上有一个黄金法则，就是收支平衡。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后，可以不平衡。实际上，从深层次说，不是完全不追求平衡，而是不再追求简单的年度平衡，改为追求周期性平衡。我国财政支出扩张对整个国家经济影响的比重相当大。按总需求=投资+消费+政府购买的公式来算，一般国家政府购买占30%左右的比重，而我国政府直接购买和间接购买加起来占总需求的比重是40%，如果按照国外的口径计算，我们的比重还会更大。如果宽泛的口径算，政府在总需求中的地位更大了，因为除了政府购买之外，投资里面还有政府的比重。按照宽泛口径计算，我国政府支出甚至占到总需求的50%。为什么这么说？西方国家把公共部门的经济行为为全算政府行为，如果要按照这样计算，国有企业、国资委管的企业，中央到省里管的国有企业，金融业的国有大商业、大证券公司、大保险公司等属于财政管财政管的，如果把这些都算上，比重就更高。加速扩张支出指什么？就是指要加大支出增长的力度。这体现为这两年的赤字，去年是9500亿元，今年预计是10500亿元。

第三层涵义，着眼全局和长远立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积极”二字体现在着眼全局和长远，这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的核心意思。所谓着眼全局和长远是指什么？着眼全局的涵义就是财政刺激经济增长，要承担成本，承担风险。着眼长远的涵义就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要注重结构调整。着眼全局，要承担风险。任何一个国家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都有成本和风险。风险与成本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发债后是能不能还得上？第二，财政上的扩张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第三，资金的安全性。所以很多国家实行了一两年就想退出来。

第一个问题靠发债来弥补赤字。债跟税比起来，债是一种有偿性的融资，税是无偿性的融资。发了债以后怎么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假设前提为其他支出不扩张，那么债好还。问题是其他支出都要求向上扩张，如此一来还债的钱怎么来？发新债还旧债是一条路，增加税收来还债是另一条路。现在的问题在于增加税收这条路走不通，世界各国都是这个问题，那怎么办？这就是是风险。我国1998年那一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发的债刚还完，或者说还没完全还完了，因为2000年发的10年期国债，可能2010年刚到期。出口退税当时欠了8000多亿。2003年到2007年，是我们国家财政收入的黄金时期，每年20%，最高峰能达到30%的财政收入增速，其中税收增速都在27%、28%。财政增收高峰期时，中国解决了这些问题。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一方面收入增长乏力，一方面支出需要扩张。收入增长乏力，经济增长的形势、物价形势是稳定的，财政收入没有高增长的空间，改税制、增税又是非常困难的事，同时支出又要加大，如医疗、社会保障、科技、住房保障等。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债？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说要调结构、保增长。我觉得中国在两轮积极财政政策中，在调结构上都是卓有成效的。比如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每年上千亿的长期建设国债注重投向电网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这对后期经济发展确实起了作用，后来经济增长能够到10%的增速与基础设施改造是有关联的。目前，我们也注意结构调整，政府制定了4万亿的投资规划，2008年到2010年落实政府财政上1.18万亿元。与上一轮调控相比，这一轮投资一方面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一方面用于灾后重建，差不多有1万亿用于灾后重建；另外还用于保障性住房、铁路建设方面。

如何把握结构性减税的调整和减税的着力点

具体到政策措施上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套组合拳，我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税收，结构性减税；二是赤字，扩张支出；三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当然还有一些补贴等，但概括起来就是这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结构性减税的力度和着力点。结构性减税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减税的目的是扩张需求，把钱留给企业和个人，结构性减税的出发点是使留给个人、企业和机构的钱能够转为消费和投资。我国从2008年第四季度就开始实施结构性减税。

结构性减税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结构性减税带有结构性刺激的特征。结构性刺激是什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着力点问题。结构性刺激的是一些能够刺激经济增长的环节、一些带动效应比较强的产业或环节。我们去年的做法具体体现为刺激投资，如增值税转型——从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就是购进的机器设备这些固定资产，可以抵扣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如刺激汽车产业发展，去年1.6L排量以下的乘用车车购税率从10%为5%。刺激房地产市场，在购买90平米以下的第一套房子时，契税从原来的3%调为1.5%。2010年我们还将延续去年这些带有结构性的刺激，并根据对2010年形势的判断，对现有政策有所调整，比如车购税，原来1.6L排量以下从5%调为7.5%；在房地产方面，取消契税的政策，但基本上脉络、结构还是这么一个结构。这是所谓结构性的刺激。

第二个特征，结构性减税是有增有减的减税。实际上,我国政策是以减为主、增为辅。去年在烟酒消费税方面我们做了增税，从5月1号起开始施行，提高出厂环节烟的消费税税率。一年增下来，增收了500亿元左右的规模。

第三个特征，继续推进税制改革。结构性减税过程当中，结构性减税两类，一类是税制改革性减税，一类是短期政策性减税。短期政策性减税，如车购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等。像增值税转型就是一种税制改革性减税。还有资源税、环境税、个人所得税等都属于税制改革性的动作。

现在结构性减税规模比较大。2010年，我国结构性减税规模至少是1万亿元，还有中央财政给的7000多亿出口退税指标。这上万亿元相当于我国公共预算收入的13%，相当于税收计划额的15%。这里说明一下“相当于公共预算”，我们常说的国家财政收入实际上概念还不是很清晰。财政收入，宽口径的是指政府预算管理的收入，分为公共预算（原来叫做一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净预算三部分。按照2010年，政府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中央、地方加起来有10万亿。10万亿是什么概念？如果今年8%目标实现，达到三十五六万亿元的规模，10万亿元，就占到总量的20%左右。其中所谓公共预算收入是7万多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是1.4万亿左右，其余是国有资本金预算。以往每年1万多亿元的社会保险金一般不算在内，但这福分从今年开始也要进行预算管理，纳入预算管理。这块为什么不算？因为这块是专项资金，不能用于安排各种事务的支出，用于相应的社会保险支出要用在这个方面。前面三块是政府可以用来进行支出的，特别是公共预算可以安排各种支出。基金性预算不是活钱，有一些基金有专项用途，比如土地出让金的规定用途是城市建设、土地拆迁补偿、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不能把它用到科技上去。而公共预算的钱，政府按照规划去安排。

之前提到减税的额度相当于公共预算的13%，也相当于政府整体收入的10%。具体来说，结构性减税要怎么掌握力度和着力，这里有几个需要研究的问题。结构性减税和税制改革怎么配套，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对一个国家来说，减税实际上是对税负的一个短期性的政策，核心的问题是通过税制改革，形成自动调节器来确保经济正常的发展。作为自动调节器的税制设置是相对比较合理，能够自动地反周期，自动地促进消费发展。比如说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计就是一个自动的调节器。所以，中国的问题是税制改革怎么走的问题。西方国家在经济调整——刺激经济或抑制经济时，税制基本上不怎么动。而中国不一样，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怎么样进行税制改革？税制改革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实行结构性减税是一个必须研究的问题。实施税制改革，这里涉及到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个问题就是增值税怎么改？增值税是中国第一大税种，按照今年的预算，国内增值税是15000多亿，相当于整个税收计划的20%多；再把进口环节增值税加进来，那么有2万多亿，这就接近30%了；再把出口退的增值税加进来，那就30%多了。目前的增值税改革是从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但这种转型还不完整。因为现在进项税额抵扣是指机器设备可以抵扣，其他的固定资产还没能抵扣，突出的问题就体现在房地产上。现在我国增值税的链条主要是在第二产业上，部分延伸到第三产业上，如新闻出版、出版业。可是增值税链条没有延伸到大部分第三产业领域，很多领域征的是营业税。营业税包括交通、运输、建筑，以及金融业、餐饮、通讯等。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增值税的税种，它应该覆盖所有流转活动，应该覆盖所有的劳务和商品的流转。因为增值额课税是一个流转税课税的原理，而营业税标准的就是重复课税。重复课税，无形中加重了税收负担。特别在我国经济企业经营集团化、多角化、细分化，社会分工细分化的情况下，营业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现在很多企业也提出想改增值税避免重复课税，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现在国家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增值税立法已经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了。

 

增值税要立法，现在摆在面前的突出问题在于，是把现在的《增值税条例》翻牌变成法？还是改革税制，把该纳入增值税征税范畴的领域纳入进来，然后在其基础上立法？这是一对突出的矛盾。对此，现在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现在应该先进行税制改革，把营业税归到增值税来征，因为法一旦形成就有稳定性。而一旦直接把《增值税条例》变成《增值税法》，《营业税条例》还是《营业税条例》，那个时候再改就改不动了，那么税制改革就长期搁置在这儿了。而主张增值税立法把现有条例转成法的主要依据是，现在税收主要是法制化，先变成法，其他再说，有法总比没有法好。中国的一个现实就是现行23税种只有两个有法，即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其他都是条例，条例都是行政法规。随着我们经济全球化，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税收的法制化确实有其现实的要求和迫切性。基于这种考虑，加之增值税是第一大税，先将其变成法律，那么其他税种也就能跟进，形成法律。这两种观点要怎么权衡？

我个人的看法是，增值税确实有深化改革的必要的。营业税领域实重复课税比较厉害，实际税负较重。我测算过，如果改成增值税，很多领域税负是向下降的。所以从税制改革的角度来说，增值税改革确实有必要，但不能够轻易动，其中包含很多问题。归纳起来有两大问题。第一，如果说增值税链条扩大到房地产，扩大到交通运输，扩大到餐饮和通讯，财政减收怎么办？一边是支出扩张，一边是收入减少。如果通过调税率，标准税率动不动？如果不动，就可能要减收。如果动标准税率，则会加重原有第二产业的负担。第二，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怎么处理？营业税除了几个大的行业、中央级的银行外事地方税收，如果动了交通、运输、餐饮、建筑，就可能影响地方收入。这几年，地方收入中房地产的比重相对比较高，与营业税关联较大。如果全归到增值税，原有中央与地方原有七五、二五的比例调不调？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怎么调能使双方满意，既保既得利益，又对未来得增量能够均占，达到平衡？

第二个问题是个人所得税怎么改。我国个人所得税从现有纳税人的结构来看，中等收入阶层是纳税的主体，而且倾斜度比较高。关键是税制是否合理？现在个人所得税在国家税收结构中，已经排在前位了。增值税是第一大税，之后是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后面就是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实事求是地说，现在我国个人所得税占整个税收的比重与国外相比还是低。现在个人所得税改革确实有深化的必要。这涉及到三个问题。

首先，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改成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个人所得税实际上就是三种模式，分类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完全综合的，西方国家是综合的。我们国家现在是分类的，想要走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中间道路。现有的个人所得税有11类，哪些进入综合课税，哪些还分类课税，是问题的实质，先要把这个理清楚了，才能够谈工薪所得课税的费用扣除额（2000元）是高是低的问题。

其次，纳税人的确认问题。现在纳税人的确认就是自然人。我认为，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无论是劳务课税，还是工薪所得课税，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考虑赡养系数。如果一个人带一个孩子，他挣5000是20%的税率，另外两个人带一个孩子，一个人挣1万，两个人挣两万，两家一样的税率，这合理不合理？赡养系数确实有必要进行研究，否则就影响课税的公平性。

最后，费用扣除额问题，也就是媒体一般说的起征点。费用扣除额应该怎么扣？应该怎么确认？现在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实证政策研究上，应该说还有完善的空间。工薪所得费用扣除额，目前是2000元，实际上不止2000，缴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不在税基。三险——养老、事业、医疗个人缴纳部分加起来占个人工资总收入的比重在16%、17%。完善费用扣除额的确定核心涉及的问题是，哪些是必要劳动力成本，哪些是必要的生活费，这些要进行细致的研究。这就涉及到怎么看待物价和费用扣除额的联动，涉及到怎么样看待一个国家所谓的必要消费品是什么的范围确认。比如说很突出的，现在房贷是人们的必要支出，以前没有住房商品化的时候可以不考虑，现在要不要考虑？这些都要经过细致的研究。这就是个人所得税涉及到的三个问题。

如何处理保增长和扩张支出的问题

现在很多国家在扩张支出方面都在减轻力度，怕引起通货膨胀。无论是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际运行的角度，都确实有这个问题。我国财政赤字今年是1.05万亿元。我认为，1.05万亿元可以说是拉满了弓的箭，没有太大的空间了，依据如下。现在赤字的规模已较大，10500亿元包括8500亿中央财政赤字和2000亿地方财政赤字。这里有一个警戒线，当年赤字占GDP比重不能突破8%，债务余额不能突破60%，按照这个指标来说，如果按照36万亿算，我们没有达到3%，但需要注意四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看以个国家财政赤字风险大不大，还得看它的所谓债务依存度。债务依存度指，赤字靠发债来弥补，占本级收入的比重。像企业也有债务依存度的问题，现在中央财政8500亿，相当于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是22%了。因为中央财政38000多亿的初次收入中，现在8500亿元已经占了22.3%了，这个指标值已经比较高了。

第二个指标，中央财政的8500亿元赤字占中央财政本级支出的比重50%多。中央财政收入38000多亿元，转移支付加上债务，一共46000多亿的支出，除去转移支付还剩一万五六千亿，那么8500亿元占本级支出比重就是50%。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实际上大部分转移支付给了中西部。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中央花钱很多要靠发债来花的。

第三个指标，我们国债的付息支出增长。国债的付息支出占公共预算比重不断增长，从今年开始，付息增长是16%，以后还要逐步增长。因为债务得还，特别是还债高峰在五年以后就来了。这个风险的累计比较大。

第四个指标，赤字会连带政府投资的加速膨胀。中国债务的核算实际上是不完整的。按照国外的口径，政府债务还包括公共部门负债。公共部门负债应该还包括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负债。撇开国有企业负债不谈，其他的公共机构负债如教育、医疗负债，政府融资平台等这些债加起来是比较多的。

现在我们说的赤字不到3%，债务余额是7万多亿，也就是20%，离60%还远着，但我认为现有赤字的风险比较大。实际上，今年的赤字预算遵循了一个原则，即赤字的规模基本上对应的是减税的规模。如果再多加赤字，风险就更大了。所以，赤字的扩张应该是一种审慎的态度，要尽可能的压缩赤字。有的人认为多打点没有关系。但多打后后面的风险就会更大。另外，如果赤字多打极易引起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中国基于体制的特征，中国的银行（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跟政府是连裆裤。在国外，中央银行和政府是一个连裆裤，因为政府财政和中央银行是连裆裤，因为政府在左右经济时有两个公权在起作用，一个公权是有权利收税、有权利发公债，另一大公权就是发行货币。发行货币里面还有一个铸币税的问题。西方国家财政发债动时，中央银行予以配合，但商业银行跟中央银行、跟财政不是连裆裤，相对是脱节的。在中国，我认为国有银行、商业银行和政府是连裆裤，因为我们的机制是统管的机制。这个时候赤字的扩张就是发债，发债实际上就连带着挤占储蓄资金，这就会诱发通货膨胀。中国政府的发债、投资，都要求配套，所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要扩大，那么带动的就是通货膨胀。所以，中国的货币供量占GDP的比重远高过其他国家，我们现在基本上是货币供应量60多万亿，相当于GDP比重的180%。美国占70%、80%，日本在110%以下。但这些国家跟我国机制不一样，它们直接体现在政府债务规模比较大，占GDP比重余额是150%；中国的特点是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大，但货币供应量折算过来也是一样的问题，实际上在放大货币，如果再继续下去，物价的上涨是难以避免的。因此，赤字应该适度减少，要适度控制赤字。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比较

2009年时，我们实行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地财政政策的搭配。2010年还是这种搭配。学术上的研究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保增长中效应是相互弥补的，共同确保了经济适度的增长。而且我个人认为，这两者是不可或缺的：一是不可或缺，二是在一定意义上说，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力度更大。有很多观点认为，财政政策力度最大，我个人认为可能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力度还大。为什么这么说？第一，在刺激力度上，以房地产为例，契税、营业税能减多少钱？90平米以下契税减两个点，90平米的房子100万，无非就是减2万块钱。营业税也减不了多少钱。但货币政策中，降低利息对去年房地产的增长是更很强有力的刺激，利率从7调到5，再打七折，剩三四点，一个百分点一年少一万，贷款20年，假设利率不变，就能少交几十万。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百姓去年出手买房子的原因。其他的投资也是一样，利率下调，给企业带来多大的利益。而减税减不了多少，增值税转型就是定项抵扣，卖机器设备还抵扣不了，又不可能全免税。出口退税跟利息比也是相对少。所以，货币政策的力度更大。财政政策力度再大，支出扩张是有度的，发债不能发10万亿，最终是靠货币政策来支持的。就说4万亿投资，实际上财政的钱时1.18万亿元，然后大头是贷款。所以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者在调节经济中需要共同发力。

从2010年开始，处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

首先，财政支出的扩张和信贷规模之间的协调。现在财政支出扩张，连带着要求信贷规模保持一定的扩张度。但核心的问题是，现在信贷规模增量较大与抑制通货膨胀两者协调问题。我认为，信贷规模的控制源头可能在于财政支出，特别是投资性支出不宜扩张过快，这就跟政府投资有关系。

其次是利率问题。利率对财政政策的实施有突出的影响。利率如果上调，对财政影响比较大。利率上调对财政收入来讲，可以增收，因为贷款利息是营业税的税基，那么利率上调，肯定收入能跟上一块。但如果说存款利率不动，贷款利率上升的话，那么所得税又多一块，如果利差没有拉大，利差跟着走向走，那么所得税这块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利率上调，对财政政策有三方面的冲击，一是利率上调加大融资成本，无论是政府公共项目，还是私人投资项目会加大成本。加大融资成本以后，财政政策要刺激经济增长就受到一定的对冲。第二，如果利率上调，国债政府的融资成本要加大，国债利率跟着肯定要动。因为利率如果上调，特别是上调的幅度比较大了以后，国债利率也要上调，加大融资成本，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100亿，利息就增加100亿，10年期的就增加1000亿。第三，如果一旦利率上调，对税收政策想刺激消费，这又是一个约束。刺激消费就减轻税负，如果动了利率，如果利率上调，那么消费信贷就受影响。西方国家的消费有60%是靠消费信贷支撑。这问题就是两者怎么协调，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如果提高利率能够抑制住通货膨胀，那么动利率可能也值得。但现在有没有实证经验，利率这么敏感，我觉得这个还值得研究。中国在紧缩的时期，为了控制物价上涨，我们一再调高利率，但物价还在走高。我国利率曾经到了十几，加上保值储蓄，到了14%，但物价还在往上走，货币供量还在往上增。

第三是汇率的问题。从财政和货币角度协调来讲，汇率跟财政的手段是联动的，两者是关联在一起的。出口退税的增长，一方面基本上抵消前期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我们现在还保持一定的升值空间。另一方面，人民币前期升值时，我们的进口环节消费税和增值税没有完成预算，这里面有一个因素就是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因为以人民币来计算税基，那么升值以后，进口便宜了，价格下来了，所以没有完成预算。现在，现在世界各国都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已经涉及到经济和政治双方面的问题。人民币升值，从纯经济角度看，可能有三大利益：第一个利益，如果人民币升值，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成为国际货币奠定基础以后，我少支出铸币税。第二，进口商品价格下降，在出口结构当中的加工贸易成本降低下来了。第三，对中国的消费是一个大刺激。中国这两年消费的增长，很大程度上跟国际经济一体化有关系，如果不加入关贸协定，北京不可能有400万辆车，从单纯研究财政的角度，人民币升值有三块成本要付出：一是进口环节的税收，关税、消费税、增值税要减少；二是人民币升值得加大退税力度；三是，假设人民币升值，连带着其他支出，有一些要扩张。

汇率的变动，特别是现在的挤压升值，从政治角度，西方国家挤压人民币升值，根本目的并不在于简单地保护它们的国内市场，更深层次的动机在于，在经济角度设了一个陷井。通过人民币升值刺激消费，这是一个大的陷井。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通货膨胀的国家，老百姓手里二三十万亿储蓄。我认为高储蓄是一个好现象，政府安排或者是银行安排投资，这是一个化解的渠道。如果把这些储蓄放出来，一共十几万亿的社会商品销售额，如果放出10万亿储蓄来，社会一下子无法消化，通货膨胀比什么都可怕。巴西等南美后来走向衰落，就是工业化加速不了，通货膨胀抑制了经济增长。巴西惧怕通货膨胀，都不敢发展，采取高利率、高税率、高汇率的“三高”政策来确保不出现大通货膨胀。可是中国不发展不行，但首先要避免通货膨胀，避免物价上涨。可能人民币实行稳健的、稳定的、弹性区间小一些的汇率政策。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汇报的，基本上是这些看法。有很多错误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报告人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0/0507/58441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