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及其战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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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主要介绍一下新时期我国外交和对外战略面对的三大挑战。在讲三大挑战之前，先说一下我们现在面对的全新国际环境。

中国大国外交战略的国际环境

过去几十年，中国就像一个爬山者从山脚登上了半山腰，目前又在从半山腰向山顶攀登。山脚下的中国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新中国建立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现在已成为全球经济、贸易、能源方面真正举足轻重的巨人。中国在这段时间最大的变化就是海外利益不断增加，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影响力与日俱增。我们上一代人的海外利益很少，口袋里的每一块钱中大概只有一两分钱来自于海外收益，即海外合同、出口石油及少量的对外贸易。到我们这一代，中国已经成了全球大国中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我们现在口袋里的每一块钱平均至少有四毛几分钱是来自于海外收益，即来自于成千上万的海外合同及成千上万在国外的钻井队、采油队、各种各样的货轮、油轮等。在过去的短短30年间，中国从全球大国中最封闭的国家一跃变成了全球大国中对外经济依存度或者是经济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也就是说对外贸易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现在比美国、日本、英国这些老牌西方国家还要大。这里有一些数字可以说明中国的这种变化。

比如出国人数。1949年到1979年整整三十年间，我们的出国人次为28万，就是说包括主席、总理、部长和大使合起来一年还不到1万人次。现在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了，仅2008年一年我们出去旅游的就达4000万人次。如果加上打工的、留学的、经商的，一年总共有5000万人次。从一年不到1万人次到现在一年5000万人次，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惊人。过去出国都是因公出差，一年1万个出国人数中可能九千九百个都是出公差。现在一年5000万人次，虽然出公差的人比过去多多了，但与因私出国的人数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5000万人中99%都是因私出去的，这说明普通百姓越来越多地从国家开放、从中国和世界的新关系中获益了。

再比如留学生。现在中国的留学生已经占到了全球的七分之一，即每七个留学生中就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如果加上港澳台地区的，比例还要高。有人说中国人口本来就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留学生多也是很自然的。我认为这观点不具有历史的眼光，尤其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一百年前中国人口在全球人口中也占了大约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但那时一年出去也就几十个人。1909年，当时的晚清政府把对外赔款的一部分截下来，建立了第一个正式派遣出国留学的机构，让中国派学生到欧美去学技术，这是中国留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那是中国人留学梦的开始。第二个里程碑就是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建立，要加快人才培养，当时中苏关系比较好，我们利用双边的协定派了一批学生到东欧、罗马尼亚、波兰、苏联，但十几年间派出了不到2万人，平均每年1000多人。第三个里程碑是2008年。2008年是中国教育实现新跃进的一年。教育部统计的留学人数是一年12.8万人。改革开放30年我们派出了至少有150万留学生到全球近200个国家留学。可见，留学生是我们外出大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在不只是靠国内的几千所大学、几万所中小学和职业学校来培养人才，我们还利用全球最好的资源在为自己培养人才，全球的教育资源越来越多地为中国的发展服务。这是新时期中国人大踏步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比如旅游。旅游与我们许多人都密切相关，我们家里可能没有留学生，但许多人可能都出去旅游过。有人说旅游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有假期，谁都愿意。我说这也不是历史眼光，因为过去在中国人生活中压根就没有旅游这个词。过去每周上六天班，剩下周日顶多睡个懒觉，或在家里洗刷洗刷，加上口袋里也没闲钱。所以，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还说不上有旅游。1994年3月1日我们开始实行每周工作五天半，1997年5月1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每周工作五天的规定，从1997年起我国才正式像世界发达国家或者多数国家一样实行新的工作周，加上五一、十一和春节小长假。这时旅游才开始出现，从周边游、跨省游、港澳游到新马泰游，再到现在的全球游。目前，全球有将近140个国家已经同中国签署了双边旅游协定，中国的旅游大军像旺盛的泉水般涌向世界各个旅游点，各个旅游景点也把中国游客视为他们未来赚钱的一个主要来源。过去，由于中国人没有海外旅游，即便偶尔有人在海外旅游也经常被别人认为是日本人或者韩国人。现在则相反，全世界五大洲、四大洋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中国人，在海外人们甚至把日本人或韩国人当成中国人，这个变化就是最近短短十几年间发生的。虽然我国的单人、单次平均消费还比不上美国、日本、欧洲的游客，但是中国的团队多、批次大，所以特别受世界各国旅游业者的欢迎。20多年前，人民币在国外用不上，出国的人只能在国内先换一点美元，现在很多国家甚至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了，而且很多地方要中国人当导游，要印制中文说明书和各种中文标牌、标识，以吸引中国游客。中国游客数量像井喷般增长，预计到2020年，单是中国大陆每年向全球输出的游客就要超过1.2亿人。现在我们是世界上前四位的旅游大国，再过几年中国就能发展成第一旅游大国。

再看出国务工。1990年中国人开始批量出国，那一年中国出去了5万人。现在我们一年将近100万劳工走出国门到全世界打工。现在，中国的油轮、货轮、商轮是全世界最繁忙及数量增长最快的，外轮中很多船员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是我们的转业退伍军人和经过短期训练就到外轮上去的农民工。现在全世界外轮上最多的外籍船员是中国大陆的，有18万多人。中国劳动力物美价廉，特别受欢迎。1987年，我第一次去苏联，一方面看到红场等宏伟壮观的建筑，让人感到苏联那种超级大国的气势，另一方面在红场边上的菜市场蔬菜品种之单调、存放时间之久，又让人觉得倒胃口，黄瓜、西红柿上面都盖上了一层土。苏联的建筑是全世界最宏伟的，地铁、航空器、破冰船、原子能电站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为什么大半个世纪解决不了民生问题呢？这让我感到极其困惑。特别是蔬菜问题，一直到1987年，苏联老百姓的蔬菜供应总是不够，几十年品种总是那么单调。现在，多数俄罗斯居民已能够吃上像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吃的青菜、水果了。全俄境内70%的蔬菜、瓜果是由来自中国苏北、温州、黑龙江等地的农民，在俄罗斯很偏僻、很寒冷的不毛之地上利用大棚、地热没日没夜种出来的。这些农民不仅自己发了财，同时也解决了俄罗斯大半个世纪没有解决的蔬菜供应问题。

在埃及、约旦、阿联酋有个词叫外劳，就是外国劳工。这些石油生产国自己的劳力不够，要输入一些外国劳工。过去，埃及、菲律宾、土耳其的外劳很多，现在三个新的外劳来源是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所以，在世界最高的迪拜塔下面到处可以见到戴着工程帽、穿着工程人员制服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和劳工。虽然他们一个月三四千美元的工资，但是他们很珍惜，他们的劳动纪律、干劲、工作质量堪称一流。说起中国的海外劳工现象，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过去非洲是印度商人的天下，印度在非洲拥有最大的市场，而新世纪短短的十年时间里，中国的小商品和中国商人雨后春笋般涌现，很快就把过去印度人拥有的地盘给占领了，那里人民的衣食住行大部分来源于中国大陆。更有趣的是，拉丁美洲有一位地方领导说，中国的工程师太厉害了，竟然从他们手里把一些废弃不用的矿井买去，没几年功夫这个废井的产值就比当初最高产值还高。拉丁美洲的领导感到很纳闷，为什么中国工程师能创造这样的奇迹？类似的事例不计其数。可见，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海外劳工创造了中国今天的形象和财富，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新风景。我国现在海外的华人、华侨、留学生超过了6000万，每年还要出去几千万的游客，现在持有中国护照的海外中国人超过500万，这都是全世界数量最大的。所以，我国的外交部门非常繁忙，每天要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现在领事保护部门从一个处室扩大为一个跨司局的联系、协调中心。因此，外交部门提出“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口号，这不是外交部长个人脑子聪明想出来的，现实就是这样，外交部必须把大量的精力、主要的业务用于服务这个群体。

再看商务部，商务部是管对外贸易的。最近，商务部在制订十二五规划，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向全世界布点投资，可能是几百亿的规模，充分显示出一个世界大国的气象。

军队也是如此。从1997年开始到现在的十多年间，中国军队发展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从改革开放初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保民生、促发展和整个经济的恢复，军费一下子降下来了。上世纪80年代，军人待遇很差，招兵一度困难，只能到最贫困的农村地区招兵。现在不同了，这几年部队薪水提高很快。有个将军说，现在我国军队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个发展机遇就是我国的利益走出去了，我国的军队保护力度也要走出去，从传统上的守土有责、内线作战、本土防御的军队变成一个面向大海、面向外洋、面向全球、面向太空的大国远投力量。

所有这一切说明，一个全新的世界级大国的形象开始出现，中国为人类、为这个星球作出更大贡献的梦想开始初现端倪了。不过，在那众多令人鼓舞的现象背后，我们还要有更多的忧患意识，因为山爬得越高，一旦摔倒，可能摔得更重，爬得越高风景越美，也可能更加孤寂、寒冷。现在中国就恰巧处在高山，风景更加壮美，同时又是高处不胜寒的双重境地。所以，今天我要重点讲三大挑战。为什么要讲挑战而不讲成就呢？古人讲得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如果老讲成绩、讲盛世，可能进步就到头了，反之，保持一种忧患意识，中国才能进步，才能站得更高、更稳。

中国外交战略面临的三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经济领域中的发展的危机，第二个挑战是在安全领域中的安全难题，第三个挑战是国际领域中的国际压力。这三个角度好比一个物体的三个面，立体地呈现出中国新时期可能面对的不同挑战。

第一，经济领域中的发展的危机。

简单地说，发展的危机是指过去曾经让中国富强和发展起来的要素正在变得枯竭，越来越多的不利因素正在成为中国新时期前进道路上的麻烦和障碍。如果对这些问题处理不当，中国的发展就会走向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所以，危机也可以说是一个十字路口，要么开辟新路，要么走进死胡同。现在，我就几个最主要的发展的危机做一下简要介绍。

在新时期新的画面中，我们的海外安全问题在日益凸现，包括海上通道安全、人身财产安全问题在日益加剧。据悉，现在有关部门一天所接到的海外遇险事件比过去一年都多，而且多数是没法处理的，包括不久前发生的轮船被劫持事件。我们几十个船员被勒索，最后还是通过当地的长老作为中介把赎金交了，才把人放出来。虽然我们的海军开始去护航，但因为海盗都是在暗处，伪装成普通的渔船、货船，碰到海军时他们全都不露武器，碰到货轮、油轮和商船时他们才下手，而且多半在夜幕中下手。比如，不久前被劫的那艘四万吨青岛远洋货轮，当我们的护航编队赶到时，海盗早就把人劫走了，把船也运到索马里内地去了。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外交部门去谈判、交赎金。不只是对中国如此，对几乎所有的国家包括大国都是这样。印度一天就被劫20多艘船，基本上十有九个要交赎金。所以，现在中国油轮、货轮、商轮较快增长的同时，我们被劫持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再比如，在非洲的某个石油工地，我们十几个工人深夜遭到一伙蒙面枪匪的洗劫，现在都不知道凶手是谁。我们在西班牙的一个鞋城本来非常红火兴旺，可是一夜之间整个鞋城被人一把火焚烧掉，数亿美元的财产化为灰烬。2009年底，在俄罗斯最大的一个被当地人称为“一只蚂蚁”的批发市场，当地警察和海关部门及特种部队两天时间把中国的货物全给查收了，40多亿美元的物品大部分到现在还要不回来。此外，很多商人在国外被抢劫，甚至遇到恐怖袭击和爆炸，虽然这些恐怖袭击和爆炸可能不是冲着中国人来的，可是农贸市场、菜市场、学校到处都有中国人，那里出事中国人也不得不跟着倒霉。所以，现在外交领事保护部门最头痛就是人身安全，包括财产货物的保障问题。还有我们的海洋通道安全问题，我们很多能源、物资都需要通过海洋从海外运输回来，而一旦海洋通道被切断，就势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的打击。就是说，对外经济依赖越高，经济的脆弱性就越大。

比如说石油。过去中国的石油是绰绰有余的，不仅满足了我们自己的消费，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可出口。过去我们千方百计地产油，出口赚外汇。现在不行了，1993年起中国就从一个石油输出国变成石油进口国。2009年，我们消费的全部石油中每100桶就有51桶靠进口，过半的油都要从外国运来。可想而知，如果外国的油供不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现在进口石油的一些国家多半有政治上的动荡、战乱等。我们进口石油的前十位国家中就有六个未来有可能出事的，最典型的就是伊拉克。过去，伊拉克与中国做了很多石油买卖，可是当萨达姆一下台，政府签的所有的合同都作废了，我们的70亿美元的石油交易都打水漂了。现在的风险更大，因为伊朗早就取代了伊拉克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仅次于沙特阿拉伯，我们百分之十几的石油消费都要从伊朗进口，而伊朗是当今世界最容易发生战争、出现政治动荡和巨大风险的地方，一旦出了事情，对当地老百姓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巨大灾难，对我们来说至少意味着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合同作废或者搁置。虽然伊朗大使说中国未来有多大的石油缺口他们都能填补上，这从技术上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安全性谁也不能保证。如果以色列或者美国人对伊朗动手会出现什么情况？最简单的情况就是整个波斯湾一片火海，原先世界上这个最繁忙的石油运输线立马中断，包括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乃至日本、韩国的这些繁忙的油轮、货轮立马就得转向到南非的好望角，或者从大洋彼岸的巴拿马运河重新把油运过来。那样的话，不仅时间会大大延长，而且成本没法控制、没法预期。

如果中国是很小的国家，如果中国今天对外依存度很低，进口石油很少，估计这种影响不大。可是，现在中国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是全球第二位的经济体，中国的石油进口占总消费的一半以上，而且这个比重过几年会上升到60%，一旦主要石油来源地和主要运输通道出了问题，这个后果会多么严重，这是中国经济面对的新的危机的一个含义。

铁矿石也是这样。现在中国的铁矿石进口的比重高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程度。现在中国占了全球粗钢生产的47%，就是将近一半的钢铁生产在中国，可是钢铁生产的原料早已不够了，大体上每消费三吨铁矿石有两吨需要进口。所以，中国越来越依赖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铁矿石，这是中国一个巨大的软肋，也是中央不得不推进科学发展观的一个主要原因。科学发展观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能再靠现有的资源来维系经济的增长。过去中国经济规模不大，发展速度不快，进口有保障，未来这个路是越来越窄了，越来越走不通了，只有靠新能源、新材料、新结构，比如靠原子能、核能、太阳能、风能，甚至是潮汐能等。这次在哥本哈根气侯大会上就有一个教训。过去人们把主要矛头指向美国，因为美国、中国是第一、第二大温室气体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国。美国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责任就大，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还可以推一推，往后面延一延。但是这次中国却成了众矢之的，世界的各种批评火力指向美国的少了，指责中国的多了。所以，近时期中央高层领导人特别强调，我们不是为了去迁就任何外人，而是为了对子孙后代和自身发展负责，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不然这个发展危机会越来越严重。

第二，在安全领域中的安全难题。

传统安全威胁就是中国是全世界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在联合国海洋法生效之后我们面对的问题会更复杂多样。过去说中国面积960万平方公里，14个邻国，这在过去是对的，但现在已经不全面了。海洋法生效之后，我们必须要有新的国土概念和新的邻国数目概念，以更好地来捍卫我们的权益。现在，中国有12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其中960万平方公里为陆地面积，300万平方公里是海洋国土。这是新时期中国的国土概念，我们的权益不仅仅是在过去的陆地面积，而且现在还包括海洋面积。我们的邻国数量也不一样了，过去由于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大国，中国邻国主要是指各个接壤的国家，比如俄罗斯、朝鲜、印度、越南等边界靠在一起的国家有14个。现在这个说法不全面了，因为有一个非接壤邻国的概念，韩国就是一个例子，虽然韩国与我国之间在陆地上隔了一个朝鲜，在海洋上隔了一个黄海，但是现在韩国与中国互为最大贸易伙伴，而且还有核问题、安全问题等更重要的利害关系，所以说韩国是中国的一个非接壤邻国。日本也是中国的邻国，我们叫东面的邻国。日本跟中国没有土地上的接壤，之间隔了一个东海，但有钓鱼岛的主权争端，而且中国和日本互为最大的经贸伙伴，所以日本也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非接壤邻国。这些年我们讲上海合作组织、讲东盟，东盟中的多数国家跟中国都属于非接壤邻国。但是,在我们如此多的邻国中有将近一半与中国有主权纠纷。

确切地说，到2010年4月初，中国跟十个国家在主权问题上存在着引爆点，弄不好就要出问题。我们与这十个国家存在着主权纠纷，而且情况不一样，有的是陆地，有的是海洋，有的是大陆架，有的是岛屿，有的是礁石，没有一个方案能够管所有的情况。全世界近200个国家中，只有俄罗斯的邻国数比中国多，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多的主权纠纷。比如美国一共就两个邻国，一南一北墨西哥、加拿大，一东一西大西洋、太平洋，所以美国从建国之初就没有担心什么主权问题。

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主权始终是最令人操心的事情，历史上中国被迫卷入的军事冲突都跟主权、边界的维护有关。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冲突“抗美援朝”，实际上主要是保家卫国，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守护东北大门之战，防止战火烧过鸭绿江，是为中国新生政权能够站稳脚跟，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冲突，是1962年中国和印度发生的中印边境战争。为什么打？因为中国和印度没有清晰的边界，双边说不清楚，最后就动手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占了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二，但到现在还没有边界。虽然中国和印度之间有一个实际控制线叫麦克马洪线，但那是当年的殖民者印度总督划的，这个线印度不满意，我们更不接受。直到现在，进行了十几轮外交谈判就是谈不下来，而且现在印度认为自己强大，屯兵十万，有高科技武器。印度虽然不想与中国打仗，但是也决不想把应属于中国的这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场冲突是1969年中国和当时的超级大国苏联在一个边境小岛的冲突。这个冲突引发了全面的紧张、对峙，双方屯兵百万，各自把核武器对准对方。当时我们国家随时准备打大战，全国各行各业深挖洞、广积粮，全国人民都要备战、备荒。所以在我国，只要是中等规模以上城市全都有防空洞等人防工事。虽然中苏没有全面的战争，但是第三场世界大战的阴影在当时却越来越重，压得两国人民喘不过气来。俄罗斯人说，当时他们比我们更紧张，因为他们害怕中国人像蝗虫般把他们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吞没了，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先进的核武器把中国的所有战略目标摧毁。所以，主权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并且经常成为直接的导火索。

与三个大国分别交手之后，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枪声不断在中国的南海响起。在西沙和南沙群岛，我国与东南亚的越南、文莱、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五个国家同时发生主权纠纷，而且地段都不一样。有的是在陆地边界，有的在岛屿，有的在北部湾，所以，就有了1974年的炮战、1979年的陆地战争、1988年的海战等。一直到去年上半年，新闻媒体像《环球时报》、《新京报》等还以大标题“南海风云集”报道过隶属于中国的南海、南中国海的那一带水域上某些国家在蚕食我们的主权，比如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都挑起了蚕食中国海洋权益的行动。中国也不含糊，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有力措施，维护了国家的主权。

虽然进入新世纪后大家都很克制，但历史遗留的争端还在。最近几年，东海又冒出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中国和日本围绕着东海划界和钓鱼岛的归属问题曾经一度关系紧张。现在问题缓和了许多，所以胡锦涛主席指出东海要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最近日本新首相鸠山说很赞赏胡主席的话，希望中日关系像德法关系一样。因为德国和法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一对冤家，打了很多仗，现在德国、法国是新欧洲的火车头，他们叫“双引擎”，就是一个火车，一前一后两个引擎车头，把整个欧洲推向前进。日本首相用这个例子说明中国和日本要不计前嫌，要面向未来，成为亚洲这个列车前行的双火车头。虽然现在日本政治领导人有这个表态，其外交部门也希望对华友好，但是日本社会，尤其是日本的右翼、日本的民众对中国的怀疑还是根深蒂固的。而且东海划界、钓鱼岛纷争还没有最终解决，不知道将来什么时候再出问题。此外，现在韩国和朝鲜对我们也有心结。韩国一些运动员在中国开亚洲运动会的时候竟然在领奖台上打出一个标语叫“还我白头山”，他们说的白头山就是我们的长白山。

总之，中国是全世界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面对的主权纠纷也格外错综复杂，是全世界最复杂的一个，所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对我们的最大挑战。但是这个捍卫不像某些作者、某些媒体讲得那么简单。去年一本叫《中国不高兴》的书说中国现在之所以存在主权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军事，等到中国有了航母等杀手锏之后，一切问题都不在话下。这是一种偏见。当然，军力是必要条件，但决不是充分条件。美国强大，航空母舰也多，军费也高，全世界前十位国家捆在一块没有美国厉害，可是美国人为什么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却栽了那么大的跟头？用他们自己的说法，叫“陷入泥潭”。因此，不是军事强大就能战胜一切，很多时候还要通过外交、法律、对话等和平方式解决。

中国作为一个承诺和平崛起、主张和谐世界的大国，解决主权纠纷一定不会按照帝国主义的方式，这就是困难所在。既不能丧失主权，也不能简单地夺回来，所以势必使得中国未来处理主权边界等传统安全问题变得非常棘手、漫长、复杂。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联合国海洋法生效后中国捍卫主权权益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全世界都在往外扩张自己的领海。这是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就是大家要把自己的领海、大陆架、经济区往大洋推，这个推的过程势必造成越来越多纠纷，而中国就是纠纷中面对的麻烦最多的，所以我们未来如何处理好这个挑战，是一个极其艰难而复杂的任务。

再就是非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特指那些在战场上无法决出胜负的安全挑战，不是靠军事手段就能应对的那些危险，是敌人来无影、去无踪的这些麻烦。中国面对的三种非传统安全威胁都有这个特点。

首先是恶性传染病，即恶性的大病魔蔓延，我们叫非传统安全威胁。比如SARS和甲型流感。2003年，没有任何外敌入侵，中美关系没有任何紧张对峙，但是整个北京城一时间好像是一座空城、死城，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全都被打乱了。这就不是传统敌人和传统威胁所造成的，而是一种特殊的病原体造成的。这种病毒来无影去无踪，现在都不知道当时死去的几百人到底是何原因带走了他们。很多人过去很健康，从来没有任何毛病，但是最后却突然消失了，消失的原因也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从一种小动物身上传染的，有的说可能是美军实验室释放的一种特殊病菌，还有人怀疑可能是外星人通过陨石带来的，每一种说法都缺少足够的科学依据，因此决策者不敢对任何一种百分百排除。这就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说，非传统安全威胁造成了最大的伤害，但是人们却找不到威胁自己的敌人。非传统威胁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可我们却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又是怎样走的。美国人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在“9·11”后他们发现美军攻打恐怖主义时经常是大炮轰蚊子，全都打上了却使不上劲。这也是非传统安全的一个特点，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新的挑战。

再比如金融海啸。这次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了全球金融业的大动荡和全球经济的大衰退，这个衰退也是战后6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它造成了几万亿乃至十几万亿美元的损失，这不亚于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造成的直接损失，而且其复杂性在于传统的权力部门、安全部门、情报部门对它没办法，只好眼睁睁看着它发生，最后把大家的财产搭上。中国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我们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有三分之一，即8000多亿放在美国由美国财政部或者美国的一些金融巨头代管，这中间不排除有那么一些骗子给我们下套，挖坑要把我们的钱冠冕堂皇地拿去不准备还。说实话，我们买了美国的很多债券，不只是国债，还包括华尔街的一些金融打包产品，不知道将来收益多少，也可能会翻好几倍，也可能血本无归。

美国华尔街有一位曾经最受人爱戴的金融巨头叫麦道夫，过去他的产品就是排几天几夜队都买不上，银行家都要买他的债券，但不久前这个麦道夫被关在纽约的一家监狱里，判了150年，他罪名是用各种名目骗取了全世界近600亿美元，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的。这600亿美元现在没办法收回了，很多小国整个国民生产总值都达不到这个数。麦道夫就是通过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基金、债券，天花乱坠地把人套进去的。

当年朱镕基总理曾经有一个特别精彩的内部讲话，大意是说我们中国改革要过三关，从经济角度来看第一关是农业关，第二关是城市关，第三关就是金融关。他说自己唯独对第三关最没把握，最不踏实，因为金融看上去是个好东西，可以使经济变得更加润滑，是个润滑剂，但是也可能让这个机器转的失速，一直转到这个机器零件散了、飞了。这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军队、某一个外交部门所能控制的，是现代经济的一种自然的现象。

美国那么强大，曾几何时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到了极致，中国还远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平，但是大家切不可五十步笑百步，现在我们中央银行也在建立自己的次贷，也有可能要出问题，而出的问题可能跟美国的一样。我们没有全球影响，但如果金融业出了问题，那在国内同样是重大损失。这个损失不一定死人，有的时候它以一种非战场流血的方式给整个社会、民族、国家、集体造成巨大损害。

第三，国际领域中的国际压力。

目前，“三股势力”正呈现出危险势头。过去一二十年间，中国安全态势最初是重点防范东部地区的台湾海峡、朝鲜半岛等。这是中国战略打击的重点，是我们安全力量或者我们的军队分布的主要方向。从1996年台海危机开始，中国军队就在做战争准备，有人曾经预测2008年是一个难以跨过去的坎。但是，台海局势现在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在台海方面打起了主动牌，两岸关系变得对我们有利，战争阴影离我们远去了。所以，我们曾经面对的东部的巨大危险现在变小了。虽然危机的根源没有消失，但是可控。估计在未来的五年、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东部无大战，这是中国安全态势在过去二十年间出现的重大转变。但是在东部的麻烦趋于缓解、危险趋于下降的同时，西部开始出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股势力”。“三股势力”就是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三股势力”给中国带来的麻烦正在与日俱增，并已经在我国的西部和边疆多民族居住区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骚乱和人为的社会地震。

在新疆乌鲁木齐的“7·5”事件中，仅几天时间里数千人拿着大刀追赶无辜群众、砸商店、拿砖头砍人，数百人同时被打死。说实话，中国公众不敢相信这一幕，觉得那是发生在非洲之角，发生在阿富汗，发生在伊拉克的事情。“三股势力”正在中国的领土、中国的境内，特别是中国西部地区蔓延扩大。类似达赖、热比娅这些反动头目只不过是跳梁小丑，但幕后真正牵涉的势力就大多了。

“三股势力”并没有随着“7·5”事件平息而偃旗息鼓。我们要特别注意问题的复杂性，因为这些麻烦现在还不可预期，加上我们现在准备还不够，不知道下一步发生什么。另外就是这类敌人不是军队，不是航母，不是飞机大炮，而是一些伪装的宗教人士，是一些表面上的少数人群，是一些说起来无业的青年。如果我们掉以轻心，没有危机意识，让它蔓延下去，就有可能造成大的麻烦。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不仅要对外部势力铸起铜墙铁壁，而且还要在西部民族团结问题上多做工作。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上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在教育、科技、文化建设等方面也应当注意东西部发展的平衡。

总之，应对“三股势力”不是单一的军队能解决问题的，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经常来无影去无踪，敌人不是那么明确，甚至军队还往往使不上劲。我们应对“三股势力”要靠综合治理，军队只是最后的防线。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刚刚开始面对，与应对各种各样的主权纠纷等传统安全问题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新时期我们面对的又一新的安全威胁，我们需要认真研究，采取切实具体的应对措施。

（报告人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0/0602/58581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