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忠：北京如何成为世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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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世界城市已经是大家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如何按照世界城市的标准去审视、评价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去确立、展望北京未来发展的定位和方向及一些重大战略性的安排，是北京“十二五”规划非常重要的立足点。我个人和研究小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积累了一些心得和体会，今天主要从四个方面跟大家一起交流。

世界城市的概念

我们研究和整理了很多方面的文献资料，从世界范围来讲，世界城市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德文里。19世纪后期，德国学者首先提出了这个概念，当时是用来描述19世纪的罗马和巴黎。1915年，著名的建筑家和城市规划专家格迪斯写过一本书《进化中的城市》，他首创和应用了英文的世界城市概念。这样看的话，世界城市这个名词从提出到现在有100多年了。但真正给世界城市赋予科学的内涵并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该是上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因为在此之前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世界如此，中国也是如此。比如一个企业很难把不同的政治活动、总部、研发机构和财务机构等在地理空间上，特别是在国与国之间分离开来，在传统的国际分工体系下，这些职能基本上集中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区位上。上世纪70、80年代以后，由于交通、通信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和远程管理技术的发展，企业可以在空间上尤其是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分散布局。这样就为国际城市的产生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微观基础，我们后面会讲到企业总部、研发机构、财务部门高度聚集，这些都是世界城市不可或缺的要素。

最近国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把迄今为止关于世界城市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概括为三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世界城市（The World Cities），这是美国地理学家弗瑞德曼在1982年正式提出来的，此后世界城市研究迅速在全球蔓延开来；二是全球城市（Global City）,这是美国社会学家沙森提出的，他写过一本《全球城市》，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纽约、东京或伦敦；三是全球城市区域，这是由美国学者斯考特提出来的，他主要从事人文和经济地理研究。

这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差别：

第一，弗瑞德曼所主张的世界城市强调指挥和命令功能，包括跨国公司总部、国际代理、政府等都是指挥和命令功能的载体，所以在他的描述里面，把是否有跨国公司集聚作为世界城市最重要的指标。

第二，沙森强调作为全球城市，高级服务、高附加值、高效率、高生产率、高辐射率、高垄断率的高端服务业高度聚集，像纽约、东京、伦敦既是金融中心，也都是商务服务中心。全球城市强调厂商服务企业，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生产型服务企业，他认为能不能成为世界城市，关键在于能不能吸引这样的企业到这个城市来。

斯考特的全球城市区域理论特别强调把这个世界的市场经济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由市场经济阶段或者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第二阶段是福特主义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大规模生产、标准化产品，以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特点；第三阶段被称为后福特主义。上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体系或者说市场经济体系发生了重大转型，我们把这种转型称为后福特主义，这是一个经济的新阶段。

后福特主义是指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灵活性（弹性）的生产模式。现在全球市场环境变化越来越快，消费模式和消费方式上越来越个性化。在这种环境下，企业要获取竞争优势，就要看是否具有适应市场环境变化，迅速调整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提供的能力。所以大家经常听到，这个时代是速度的时代，谁的速度快谁就能走得远。

第三，对于世界城市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里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三种观点的看法不完全相同。

弗瑞德曼认同“世界体系论”，把世界体系划为三个部分，一是核心，比如美国；二是半核心、半边缘，新兴工业化国家包括中国；三是边缘，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都是边缘国家。弗瑞德曼认为世界城市就是在这样一个全球网络里面不断生产这种世界体系，也就是空间上的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

沙森的全球城市概念主张超越既有的全球核心、边缘、外围结构，从这个角度来看，沙森的全球城市概念是非常动态的，是现有的世界核心边缘体系的改造者。

斯考特的全球城市区域概念更加超前一点，前面说了他把资本主义经济划分为三个阶段，很多外围国家或者半边缘、半核心都还属于福特主义经济时期。他认为全球城市区域在全球网络里是一个弹性生产、反应能力极快的岛屿。

第四，斯考特强调的世界城市概念实际上是一个都会区域的概念，就是中心城市跟周边的一些小城镇、农村所组成的一个空间上连续的整体。

斯考特的全球城市区域的概念不仅强调城市，还强调城市所在的区域，把它们看成是一体的，一个城市没有所在区域强有力的支撑，就不能成为世界城市。所以他特别强调全球城市区域的概念，强调都会与他周围的区域构成一个整体。

实际上在纽约、东京、伦敦，很多跨国公司的总部并不是在市中心或者中心城市，而是在郊区。因为郊区空间宽敞，环境好，交通通讯也方便，所以很多跨国公司就把总部建在郊区或者更远的比较高端的新城，在美国叫做边缘城市。

 

虽然以上三种观点有很多差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世界城市最核心的就是全球管理能力，也就是说世界城市能够通过国际之间的劳动分工和交往，有效地组织、规划、指导、协调和控制全球经济。

如何判断、识别一个城市是不是世界城市呢？现在大家公认的有四个标准。

第一，具有指挥和命令功能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是不是高度聚集，这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第二，为跨国公司、全国性公司尤其是大国的全国性公司服务的金融是不是高度集聚，世界城市都发挥着金融中心的功能，纽约、东京、伦敦，也包括洛杉矶、香港等都是金融中心，将来北京也要成为金融中心。

第三，围绕跨国公司、政府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各种资本、信息和通讯等各种要素的流动是不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集、规模越来越大，世界城市在这种国际网络里面是不是处于枢纽的地位。

第四，世界城市一定是跨国阶层高度集中，比如专业管理人员、外交官高度集中，这些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比较高，因此世界城市一定是具有世界级生活品质的城市。生活品质不是孤立存在的，如果整个社会的品质很差，个人也很难有很好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是一个公共事物、公共产品层次问题。

我们对世界城市的理解是有一个过程的。北京第一次提出国际城市的概念是在1993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2004年到2020年北京城市规划仍然坚持这样一个目标。2005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里既讲到了国际城市也讲到了世界城市，比如国务院在批复第二条提出努力将北京建设成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到2020年确定北京特色鲜明的现代国际城市地位；规划文本第九条明确提出以建设世界城市为努力的目标，不断提高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第十条也明确提出到2050年左右北京要跻身于世界城市行列。

 

 

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是国家战略的选择

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是一时的头脑发热还是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我认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是国家战略的选择。

在2008年以前，从中文的角度我们只看到国际城市或国际大都市这样的词。2008年以后，我国开始明确提出建设世界城市，在2008年国务院批复的关于促进长三角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里面，明确提出到2020年把上海建设成为世界城市。在国务院通过的珠三角区域规划里面，也明确提出到2020年把珠三角建设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城市都市圈，也就是前面讲的全球城市群。

为什么在2008年以后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建设世界城市逐渐成为国家战略呢？我理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国正在从世界政治经济的外围国家向核心国家转型。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估算，2009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已经占到全球工业增加值的15.6%，超过日本的15.4%，仅次于美国的19%，成为世界的第二大工业生产国。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2008、2009年我国总的GDP已经接近日本，2010年肯定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8年我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相当于美国GDP的55%。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国“十二五”期间保持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平均9.8%的经济增长率，到2015年我国按照国际汇率计算的GDP将接近2008年日本GDP的两倍，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我国有可能接近美国。虽然很多人说，我们不能只看总量，但总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我国现在的经济已经步入超日赶美的快车道，这就把我国推向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核心和前端。美国著名咨询机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在2008年美国外交杂志上曾经专门撰文，建议美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应该进一步升级为永保世界经济秩序的两国集团格局。   

2009年7月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提出努力使中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这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原则的适度调整。过去我们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现在还要韬光养晦，但是强调了积极有所作为，这是我国从一个外围、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转型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二是我国正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制造还得要，但我国已经开始向中国创造转型。2004年我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2010年全国“两会”上有人提出，今年应该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转折年。中国创造转变发展方式最重要的是要把我国的发展建立在创新的驱动基础上，所以中国创造必然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机制。

三是我国由全球生产和贸易大国向投资和金融大国转型。从2004年开始，我国在技术贸易生产和扩张的同时，跨国公司、金融也开始迅速地发展，2009年金融危机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进程。资本输出和金融服务正加速成为提升我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地位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大家知道现在我国很多大公司都在进行资本输出，在国外进行并购、兼并。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国外资产，自然对全球经济越来越具有管理能力。

四是我国由注重硬实力增长向发展软实力转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硬实力增长比较快，但是我国的软实力在某些方面不仅没有增长和提升，而且有下降的态势。

在一定硬实力的条件下，软实力等于文化加信誉，所以我们现在搞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同时，还要提升中国在世界的信誉，特别是我国的战略信誉，在国际上我国的态度和话语不能反复，这样有损国家战略信誉。国内也是这样，过去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政府的信誉在老百姓心里有所下降，政府的硬实力强了，但软实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

由于这样四大转变，我国管理全球能力在不断增强，但这些转变不可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均衡地去布局，这种转变带来全球管理能力的成长，一定会发生在我国最主要的城市，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提出要把上海、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要把珠三角、津冀建设成为世界级都市圈。

 

 

北京建设世界级城市为什么是国家战略选择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建设世界城市对我国争取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动权、管理能力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也是有效平衡我国南北关系、世界各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客观需要。大家都知道，南方跟北方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更注意的是沿海跟内地的关系或者东中西的关系，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南方跟北方的关系可能更为重要。在北方的环渤海地区，它的人口跟东南沿海五省市的人口基本上是一样的，面积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如果这个地区的发展严重落后于南方，将会大大损害3—5亿人口的福祉，这是国家不愿意看到的。正因为如此，从2002年开始，我国提出振兴东北两大工业基地，紧接着推出天津滨海新区、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辽宁沿海五点一线战略、山东黄河三角洲生态经济区战略，现在沈阳在申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山东在谋划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国家是有意识在加快北方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环渤海地区人口面积跟东南沿海五省市是一样的，人均GDP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到2003年的时候，环渤海地区的GDP总量只相当于东南沿海的68%左右，人均GDP相当于80%。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发展，是我国南北关系均衡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增长器。

第二，发挥北京的全球竞争优势是实现国家世界城市战略的客观需要。北京在世界城市建设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优势，下面我们拿两项最重要的指标——跨国公司和生产型服务来分析。

首先，跨国公司。世界五百强基本上可以代表跨国公司，北京已经成为世界五百强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世界五百强企业70%—80%在北京设有地区总部等管理机构，已经超过纽约和伦敦。

其次，生产型服务业。英国有一个叫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它根据世界城市的生产服务型业务的价值对全球城市进行了排序，2000年总共排了300个城市，北京排在第29位，上海排在第27位，纽约是第一名。到2008年，北京上升到第9位，上海是第8位。2010年北京的排位会更高。美国外交政策与咨询公司从经济政治等五个方面给世界城市拟定了一个指数，北京排在第12位，上海是20位。日本东京一个战略研究所的世界城市指数排名显示，北京是第26位。

第三，北京正在从初级发达的城市转向高度发达的城市。世界银行按照收入水平的高低对国家和地区有一个分类，把人均GDP超过1008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叫做高收益水平国家和地区，纽约的人均GDP是4万多美元，2009年北京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已经跨入或者基本跨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门槛，成为一个初级发达城市。经过“十二五”，如果考虑汇率变化，北京人均GDP可能达到2—2.5万美元，是现在纽约的一半以上。这样来看，到“十二五”末期，北京大概可以成为中等发达城市。按购买力平价来算，2008年北京在全球城市里面排在第38位，到2025年北京将会排到第17位。

 

 

如何推进北京全球管理能力建设

世界城市是具有全球管理能力的城市，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其关键核心是全面推进北京的全球管理能力建设，那么全球管理能力来源于哪里？建设的主要途径是什么？

根据我们对国内外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的探讨，全球管理能力主要有四大来源，据此，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主要途径是：

第一，北京要加强作为全球运筹中心的地位和作用。

传统上，企业不同的职能在空间上是不能分开的，比如总部、配送、研发和生产很难分开，现在由于交通、通信的发展，企业的总部可能在纽约曼哈顿，研发可能在美国硅谷，配送可能在中国香港，生产可能在中国大陆，对此我们通常的叫法是新劳动国际分工。

企业把不同的职能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分散布局以后，就有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统筹管理、统筹调度、统筹指挥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它的不同活动布局到真正有优势的那个国家和地区，才能实现企业通过整合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优势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的目的。企业如何把不同的活动进行全球布局、全球组合，以最低的成本在最短的时间内设计、生产出最符合顾客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并且正确地送达顾客所指定的地点，成为企业不可避免的一个重大决策。

所谓全球运筹，简单来讲就是将全球不同地理位置的原材料、制造能力、劳力以及市场做最好的组合，达到最有效的目的。

政府的决策机构、管理机构在北京高度聚集，跨国公司、500强公司在北京高度聚集，国内很多大公司的总部也在北京。北京也是全国最重要的贸易中心。1985年以前，北京的进出口贸易占全国的78%，是比上海还重要的贸易中心。由于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进出口贸易增长很快，相应近些年，北京贸易中心的地位在下降，即便如此，2009年北京的进出口总额也占到了全国的10%。从物流去理解，北京也是我国最重要的物流中心或者说运筹中心。从贸易签约的角度来统计，北京是全国最大的贸易中心，因为很多贸易的签约是在北京发生的。再加上北京基础设施非常发达，新机场也是要建设的，辐射全国的高铁在“十二五”期间也要建起来，这样的交通状况也是北京建设运筹中心非常重要的条件。

第二，北京要研究制定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全球运筹管理的计划。北京在1999年的时候就已经制定了一个文件，鼓励跨国公司在北京设立地区总部。2010年又专门成立了服务中央在京单位的一个机构，这都是北京吸引总部、发展全球运筹中心的重大举措。但是北京迄今还没有明确提出建设全球运筹中心的定位，因此现在并没有关于促进北京成为全球运筹管理中心的发展计划。

建设一个全球运筹中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其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有三个层次：其一，吸引跨国公司。包括本土跨国公司或者全国型公司的总部集于北京。这一点过去一直在做，但过去忽视了对本土跨国公司的吸引；其二，制度的创新。比如顺义空港已经是一个综合保税区了，如果北京要成为全球的运筹中心，进一步提升综合保税区的效率和等级，成为全球自由贸易区，制度的创新就不可或缺；其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刚才讲了机场很重要，此外还有海关、全球电子商务等。

 

 

第三，北京要大力推进高端服务业的全球化发展。这是北京“十一五”规划里提出来的。高附加值是高端产业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但是只有高附加值不行，因为这个高附加值有可能是劳动密集型的，技术水平可能很低，劳动生产率也不一定高，资金毛利率高。所以不仅要有高附加值，还要有高效，只有提高生产率，才会有高收益和高生活水准。高效来自于什么？可能是创新，创新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还包括组织、管理行销等方面的创新。高效最重要的是要有高垄断力和高辐射力。

跨国公司为什么能到中国来且成功运作呢？关键就在于这些公司有高辐射力。高辐射力真正核心的就是高垄断力，而高垄断力的核心是知识财产和规模优势。这里的规模优势讲的不是一般的生产性领域的规模优势，而是非生产性领域的规模优势，比如全球化的管理组织、集中研发、行销体系，这些给企业带来的成本节约和效率提高就是规模优势。

高端服务行业中的跨国公司到不到一个城市来，关键取决于四大因素。其一，接近密集的技术人才。对于高端服务比如法律、规划、咨询、金融等行业来说，人才是至关重要的。其二，接近知识、信息或技术的源头。一个城市是不是知识生产、信息传播、技术开发的源头对于高度服务业来说很重要。其三，接近市场。有人质疑，是不是北京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服务业？很多国际城市的调查研究表明，高端服务业一半市场来自于其他的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其四，能不能建立起行业内相互信任的面对面交流平台。高端服务业非常依赖信息和创意，很多时候信息、创意不仅仅通过正式的市场进行沟通和交易，而是通过非交易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来实现。比如几个人一起喝咖啡，并没有交易的目的，但通过这种面对面的接触，却交流了很多信息和创意。

目前北京的高端服务业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我们可以看到北京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是有很大优势的，除了满足北京的需要以外，还能辐射全国乃至全球。从实际上来讲，北京目前是全国最大的科技中心、全国最大的文化中心、全国最大的商务中心、全国最大的信息中心、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

就发展趋势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信息传输、租赁商务服务、科学技术服务、文化服务等行业在全国的比较优势上升很快，结构规模超越上海越来越多，这表明北京作为全国最大的科技中心、文化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地位在日趋加强。此外北京的商务服务在全国比较优势上升得也比较快，但相对于上海，北京的规模优势趋于下降，这表明北京作为全国最大的商务中心，虽然中心性在加强，但龙头老大的地位正在受到上海的挑战。在2005年时候，北京商务服务是上海的1.19倍，2008年只有上海的1.09倍了。在金融服务方面，北京在全国的比较优势和相对于上海的规模优势都有明显下降。比如2005年北京在全国的比较优势是3.53，2008年下降为2.55。2009年北京金融的增加值已经低于上海。

北京在高度重视科技中心、文化中心、信息中心建设的同时，还要重视教育，2009年北京教育增加值创造的GDP是405亿。我国现在跟美国签了协议，有10万美国人要到中国来留学，其中有大约4万人会选择北京。

现在北京要进行两个改造，一是用知识或者说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二是用文化改造传统产业，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全球竞争力的品牌。品牌文化是一个符号，过去我们讲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文化经济时代来临以后，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使符号价值越来越重要。

第四，北京要集聚全球的高端人才。美国有一个研究人才的学者叫理查德·弗洛里达，他有一个理论叫做创意资本，这个理论颠覆了我们过去的逻辑。过去大家认为，人才分布决定于企业的分布，比如企业在这儿开工厂、办商店，自然就创造了就业，相应的人才也就来了，是这么一个逻辑。弗洛里达通过调查美国大量的城市后发现，对高端服务业也就是创新驱动的产业，并不是企业的区位选择决定人才的区位选择，而是人才的选择决定了这类产业的区位和发展。过去如果人才的分布是企业产业分布的一个函数的话，现在人才的分布变成了自变量，产业变成了因变量，产业分布已经变成了人才分布的一个函数。所以，他说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关键在人才竞争。

正因为如此，现在全球的竞争焦点越来越转向了人才。要想吸引顶尖的人才，就要想办法把城市的生活品质搞好。生活品质主要有三个要素决定：其一，城市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其二，城市的多元性和包容性。目前外国人口只占北京总人口的0.6%，而东京是5%—10%，纽约是25%——30%；其三，城市中是否经常有各式各样的国内外大型活动。

 

 

建设世界城市给北京带来的问题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建设世界城市能给北京带来全球的管理能力，使很多人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世界城市也会给北京带来一些问题或者使原本就存在的一些矛盾更加激化。

第一，社会分化问题，包括社区的分化和地理空间上的富人区、穷人区的分化。纽约、东京、伦敦基本上都是M型社会，中间小、两头大，两极分化非常严重，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全球管理能力的增长必然带来全球跨国阶层、高端管理人才的集聚；另一方面，世界城市的发展过程必然意味着制造业相对的衰落，而制造业是中产阶级最主要的支撑，制造业衰落将导致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进入到低端行业，低端行业劳动力市场供给越来越多，劳动力工资就更难提升，所以低工资人群越来越大，社会的低端人口不断扩大。北京的城乡接合部已经出现了大量低端人口的集聚，而且集聚的人口慢慢形成一个小社会，这是一个世界城市的通病。北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城市建设，应该尽可能克服这种情况，所以今年北京开始着手城中村的改造。

第二，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世界城市一定都是巨型城市，2009年的统计显示北京拥有1755万人口，即使是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实际上还有一部分人在统计时被漏掉了，2008年底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将近790万，这样一来北京的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人口的高度密集给资源环境带来很大的问题，2009年北京人均水资源是110多立方米，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人均水资源量低于2000立方米就是缺水。我们现在是严重缺水，正在走向全世界最缺水的地区的行列。全世界最缺水的国家是马耳他，人均水资源量是89立方米。

我曾经专门测算过北京到底能承载多少人口，从水的角度看，北京到2020年的时候，不要超过2200万人，退一步讲也绝对不能超过3000万人。如果超过3000万人，即使考虑到南水北调，北京人均水资源量也只是达到马耳他人均89立方米的水平，生活品质很难保证了。

第三，交通拥堵等一系列城市建设问题。世界城市都要面对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适度地疏散过于集聚的人口，一个基本的办法就是多中心、网络型的发展。北京现在的高度集聚已经带来交通的严重拥堵，所以北京奥运会之后就在大力推进多中心发展。

北京的多中心发展从区域讲可以从三个层面推进。第一个层面，要在大力巩固提升中心城市的基础上把新城做好，把北京向多中心转变，比如建设通州新城等。第二个层面，要参与到京津冀区域新城的建设，比如通过参与天津滨海新区、河北曹妃甸等新城的建设，疏散一些相对比较低端的产业或者低端的人口。第三个层面，要在环渤海区域里考虑疏散低端产业和人口的问题。比如山东半岛是投入上海的怀抱，还是投入北京的怀抱？这是一个战略性问题。北京希望它能够投入到北京的怀抱，这样北京的全球竞争力区域基础就更加强大。建设三个层面的多中心的发展格局要求交通一定得跟上去，所以北京不仅要发展市内轨道交通，还要尽快把城郊铁路发展起来，使其形成一个网络。

（报告人系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0/0621/58891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