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与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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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经济形势分析

一般来说，看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我们要看他的先行指数、先行指标。

在2001年我们研究所就有一些研究人员提出，人民币汇率是否能够开始弹性和浮动改革，很大程度上要看2000年的先行指标PMI，即制造业的采购经理指数。目前制造业是中国最重要的部门，而采购经理对未来的定单和行情也是最敏感的，如果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在50以上的区间，就说明经济进入了扩张区间，如果是50以下的区间，则说明经济在紧缩区间。通过这个指数，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经济是从去年三月份开始由紧缩到扩张的，也就是二月份这个指数到了临界点49，三月份就进入到扩张区间，一直持续到现在。很多人问，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走出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呢？从这个先行指数看，去年二月份就走出来了。

除了PMI之外，我们还有一些辅助指标。如果我们说国内经济从三月份开始进入扩张区间，那它一定会拉动初级产品进口价值量的增长，价值量是价格和数量的乘积，因此价值量的大小很大程度上是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数量变化，二是价格变化。而进口价格无论是油价还是铁矿石价都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所以要想知道我国国内经济是不是在二月份走出了困境，就要看初级产品也就是原油、铁矿石数量的进口情况，如果需求好了，就一定能拉动像原油、铁矿石这样的初级产品的进口数量增长，而初级产品进口数量由负增长转为正增长也发生在去年二月份。因此我们基本上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中国经济上从去年二月份就走出了困境。

支撑我国经济去年二月就走出困境的，主要是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这两项。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四月份，我国的消费增长一直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同时我国的投资增长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另外，去年一月到二月我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是3.8%，从那以后我国工业增加值就进入一个持续上涨的区间。到今年一二月份，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由3.8%增长到20.7%，所以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走出危机的冲击并走向了复苏。

美国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没有全面恶化，因此并不是外部冲击导致我国2007年四季度GDP出现一个明显减速。此外，我国对受这次危机重创的美、日、欧等出口的变化也能说明这点。2000年以来，中国对美、日、欧的出口始终高于美、日、欧平均进口的增长速度，但在2007年四季度到2008年四季度这段时间内，我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出现大幅减速，中国对美国、日本、欧洲出口的增长速度基本上是美、日、欧进口平均增长速度的一半。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的减速不是外部冲击而是内部调整的结果。自主调整首先是对两高一资产业和产品的调整，也就是对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性产业和产品的调整，其次是对贸易顺差过大的那些产品和产业的调整。除此之外，2007年5月对23种钢铁产品采取了出口许可证管理，对240多种钢铁类产品实施出口关税的制度，从2007年6月1号开始对200多种产品取消或下调退税率，2007年7月1号对2800多种加工贸易的产品实施调整，所有的调整实际上主要是减顺差。只不过当我们国内自主调整到了关键时期，美国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产生了叠加效应，使我国经济出现了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的大幅滑坡。

从宏观经济形势看国内的情况，很明显，我国经济走出了一个V形的复苏。出口是外需的函数，也就是，出口的好坏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外需求。危机时期我们政府出台了多项保增长、稳出口的政策，加上企业在危机期间所做的努力，从去年12月份便出现了一个比较显著的好转。也就是说，国际经济形势在第四季度好转，而我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好转，这一轮我国经济的复苏比美、日、欧要早两三个季度。

我们现在的宏观政策实际上是在保增长、调结构和稳预期这三者之间协调平衡。现在价格的走势是我们走出危机以后非常关切的问题，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由负转正是从去年11月份开始的，今年的CPI调控目标是3%。国家统计局今年7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CPI同比上涨2．9％，而人们最关心的便是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消费价格指数下一步是走平、高升或是下行。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由负转正是在去年的12月份，此后PPI出现了一个扶摇上升的趋势。四月份我国PPI上涨6.8%，工业品出厂价格往往跟上游产品的价格是直接相关的，而上游产品的价格不仅跟工业增加值和工业品需求有关系，而且跟输入性的成本上升也有关系。由于现在我国原油、原煤、原木以及铁矿石都是净进口，因此国外的这些商品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们国内的PPI。这里主要有几个影响因素：一是基本面的影响，也就是供求关系的影响。二是跟美元升值、贬值有关。因为绝大部分国际大宗商品都是用美元定价，如果美元贬值，那么商品价格就会上升；如果美元升值，那么商品价格就会下降。三是跟国际投机炒作有关。像石油、铜等大宗商品的定价往往不是现价而是远期价格，甚至还有期货价格。

期货定价中最简单的是农产品期货定价。市场经济孕育出一批商人，他们认为农民只会种地，而不懂管理市场风险，于是就在庄稼还是青苗的时候给农民一个好价格，让农民安心种地，几个月之后收获了粮食按照这个价格卖给商人。商人买了青苗以后，又把青苗合同卖给需要粮食的饲料厂、食品厂。食品厂也很高兴，因为粮价高了他的原料进价就受损失，粮价低了他的库存就受损失。企业家需要知道未来的收益和未来的成本，并且这些都在他的可控范围之内，这样一来他只要做好经营管理就可以知道能获取多少利润。于是“买卖青苗”的人把三个月的以后的粮食买了又卖了，但是万一要砸在手里怎么办？于是“买卖青苗”合约的人走到一起，专门商量制定“买卖青苗”合约，再把它标准化、规范化和透明化，而此时农产品的期货市场就产生了。去“买卖青苗”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买空、卖空的人，就是投机者，真正是需要“买青苗”和“卖青苗”的人在这个市场中可能只有3%，最多不超过5%，95%以上是做投机的人，但这也带来了以下几大好处：一是农民的青苗卖掉了；二是面粉厂、食品加工厂的青苗买到了；三是买卖合约的投机者为市场提供了流动性；四是几个月以后粮食的价格也就是远期价格的发展机制形成了。

市场上这些投机者在衍生品市场的炒作对油价等资源商品的价格影响更大。前年原油期货每桶147美元的时候，影响面最大的国际能源机构就做出研究和预测，国际油价要突破200美金一桶，所以这种国际资本和炒作对于工业品的价格影响是很大的。此外，还有一些意外事件，包括政治、军事以及全球流动性泛滥，也是输入性成本上升的因素。

从宏观经济上来说，需求支撑了国内的增长，现在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的增长出现了下调的趋势。今年一月到四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1%，同比回落4.4%，其中国有和国有控股投资是1.9万亿，增长20.8%，房地产投资是9932亿，增长率是36.2%。现在房地产市场价格的确上升太快，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对稳定房价是有很大好处的。如果要使房地产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我认为以下三个措施是需要今后在合适的时间出台的。

首先，加快基本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房地产实际上是有双重属性的，既有商品属性又有社会属性。记得我在加拿大上学的时候，当时多伦多市政就有一条明确规定，每年住房租金上涨不能超过5%，这不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多伦多是一个拥有大量移民的城市，房地产价格飙升很快，住房需求上升也很快，但是如果房子价格和租金提高太快的话，低收入阶层住哪儿去呢？所以从房地产市场来讲，除了强调市场的调节机制以外，还要考虑其他的条件。今后北京要想使中低收入和普通百姓能买得起房、租得起房，需要加快推进基本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廉租房体系的建设。

其次，尽快解决小户型福利房大量闲置的问题。如果物业税能在合适的时候出台，大量的闲置房就能适度被吐出来，对平抑目前的供求关系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住的是当年单位分我的福利房，房子不大，设计也不合理。我的邻居是另外一个国家机构的，我跟他商量说我家太小，如果你的两居室能卖给我，我把两个两居打通居住条件就会好得多。但他没表态，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既不是为了投资，也不是为了投机，只是把这套房子作为一个保值的资产放在那里。在我国各种体制转型中，很多这样的小户型福利房闲置，如果这部分房子能走进二手市场的话，房价或许能降低一些。

 

第三，土地批租制度的改革。土地批租等于让买房子的人一下交７０年的地租，因为开发商肯定要把地租转嫁到房价里来，改革土地批租制度将房价中土地批租部分的费用大幅度降下来，若再配合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改革，中国的房地产就会走过市场化的坎坷。

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人认为房地产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如果房地产受到创伤，那么我国GDP的增长就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我个人认为不尽然，改革之后住房市场的结构会发生变化，大户型高档房的增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受到遏制，但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廉租房和基本保障住房体系会得到更快的发展，而大户型高档房需用的高档建材相当一部分是进口的，它拉动的是国外供给，所以实际上对国内经济而言，房地产所拉动的建材和钢筋水泥以及家电等行业并不会受多大影响。

接下来我们看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人民币汇率又叫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扣除通胀因素，根据贸易权重加权以后的汇率。比如欧洲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因此欧元的权重相对来讲就比较大。通过计算我们发现，实际上从2008年8月美国金融危机全面恶化以后，随着美元的贬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这段时间是下降的，但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出现贬值、美元出现升值，人民币实际上呈现出随着美元而升值的趋势。这样即使人民币跟美元的价格不动，在未来人民币都会出现一个对欧元、日元等其他货币升值的趋势。

当前国内经济面临的新问题

第一，中国经济是不是过热了？

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情况来看，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长是11.9%，那么中国经济是不是过热了？从2003年以来，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这个问题就一直在争论，就像我国钢铁产量一样，3亿吨的时候就有人说太多了，5亿吨的时候又有人说太多了，现在7.5亿吨的产量，有人说这个产量实在是太多了，但我国的钢铁产量下一步可能还要提升。从经济角度来讲，有一个概念叫潜在GDP或GDP的长期增长水平，而我们说的经济过热是指经济高于GDP的潜在水平。然而有时人们就很容易混淆，因为有时是实际产出水平增加，也就是能力提高而使得经济指标高于GDP的潜在水平，因此并不是过热。

2004年以来我国GDP增长很快，这跟美国泡沫经济有关。因为从2002年开始美国的家庭负债率呈两位数增长，美国金融机构的信贷增长率也呈两位数增长，然后美国的房价、次贷也跟着飞速增长，所有的这些增长就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泡沫、很大的需求，这个需求带动了中国的出口，于是出现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但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还能回到危机前的泡沫经济时代吗？如果还能像以前那样，那只能说明美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泡沫。如果美国没有开始新一轮的泡沫，那就意味着要紧缩了。在美国经济紧缩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和GDP还能不能像2003年到2007年那样繁荣增长？我个人认为很难。因此，这时候过点紧日子恐怕是下一步不可避免的。

第二，中国经济是不是已经走出危机，应当转向正常的经济运行，危机管理的政策、措施是不是应该退出？

在前不久召开的2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提出现在各国政府对于危机时期采取的经济政策要协调退出，建议各国在退出时要更加谨慎，因为目前全球经济还是不太好。有人提出，现在欧洲出现主权债务危机，是不是中国还不能轻易从危机管理政策组合中退出。去年出口拖累了我国GDP3.9个百分点，今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拖累是否会大于去年呢？我认为不会。在去年经济状况最差的情况下也就拖累了3.9%，今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顶多拖累我们两个百分点。中国的GDP增长今年应该在8.7%到9.2%之间，我认为不必要像欧美那样重新回到一个更加宽松的危机管理中，中国应当根据自己经济发展的需要来决定自己的政策。我比较担心的是，如果欧美经济复苏了、趋稳了，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会不会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

第三，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

目前来看，我国经济结构确实是趋于好转。今年一季度投资拉动GDP6.9个百分点，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由去年的94.6%回落到了57.9%。在消费和投资的增长中，消费增长是稳中有升，投资增长是稳中有降，今年一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是52%，拉动GDP是6.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消费对GDP的贡献一直都是持续上升的，而且始终在历史最高水平上增长。因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消费的作用是增强的。进出口对GDP的贡献今年是负9.9%，拖累我国GDP增长1.2个百分点，比去年拖累GDP增长3.9个百分点显著减少。但并不能只因为这些因素的变化就说我国调整结构的形势是趋于好转，目前结构好转更多还是周期性因素，而结构性因素的好转只有靠制度结构的改革和转变，因此调整结构仍然任重而道远。目前的核心问题是，国内经济结构性的矛盾仍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提升城乡消费和民间投资在需求结构中的作用和对经济的贡献。提升城乡老百姓消费，首先要从制度上解决城乡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问题，就是进一步解决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中老百姓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问题。另外，要提升现代服务业在产业中间所占的比重。发改委“十一五”中期评估的时候，一共有五个指标完成的不尽如人意，其中有两个指标跟产业结构有关：现代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间的比重和现代服务业的就业在总就业中的比重。这两个指标完成的不是很理想，而其核心实际上涉及到人才、机制等问题，服务业旧体制的束缚仍然非常严重，所以根本的出路还是改革。

二是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结构不平等问题。

三是处理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低碳发展之间的平衡协调问题。

这几个问题都涉及到下一步的经济结构调整，是我国政策和我们努力的着力点。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分析

去年美国GDP增长是负2.4%，而美国也只有在今年一季度是正3.5%的增长。经过此次危机重创以后，美国人的消费行为是有变化的，现在美国人的消费更多的是根据收入和储蓄消费了，在借贷消费方面变得非常审慎。这就意味着未来美国的个人消费会比过去缩水。

有学者提出了一个观点，企业在繁荣的时候，其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赚钱最重要；在衰退和危机的时候，其目标是负债最小化，活下来最重要。这就说明在衰退和危机期间，企业在投资决策时变得非常悲观和审慎。即使美国的利率接近于零，但企业还是轻易不借钱。2010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12.5%，国债的债务率是93.6%，都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欧盟有一个财政的纪律，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不得超过3%，国债占GDP的比例不能超过60%，因此格林斯潘说美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面临如此重大的财政危机。日本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是9.4%，但日本的国债债务率高达229%，远远高于60%，因此日本的债务率是发达国家中最糟糕的。现在只有中国还是比较好的。目前希腊是欧盟最薄弱的环节，如果它倒下去，那么受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影响，下一个倒下又会是谁？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英国的情况都很糟糕，这几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随时倒下去。现在在欧洲一些国家不是政府刺激经济，而是政府怎么救政府，所以就要紧缩财政，如果私人不敢花钱，企业不敢花钱，政府再不敢花钱，那么谁花钱？谁都不敢花钱，就意味着需求缩水。

奥巴马说，未来的五年，美国的出口要翻番，要为美国创造两百万个就业岗位。然而私人消费不好，私人投资不好，政府开支不好，而美、日、欧的需求都在缩水。如果蛋糕在缩水，而美国却要切更大的一块，那必须有人让出更大的一块，可谁会让出呢？另外，美国靠什么让出口翻番呢？大家知道美国是世界最先进技术的策源地，美国的创新情况怎么样呢？在危机前的2006年，美国发明专利最多的是网络和电讯。美国IT革命的制度准备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而它的技术储备开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主要从军事研发开始。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美国企业的竞争力被日本企业和德国企业一个一个赶到海里去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结构性的调整必须首先要有制度结构的调整，而这时美国在制度上做了几件事。一是大幅度降低企业的税负。当时美国的理论就是企业只有轻装上阵才能进行投资和研发，才能和日本、德国的企业竞争。二是大规模取消和降低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也就是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用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努力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三是大幅度减少政府对教育和社会福利的开支，大规模增加政府对军事研发的开支。军事研发和企业研发不同的地方在于，军事研发是没有成本约束的，一直到重大技术突破成功为止，而企业研发是有成本约束的，太贵的话一般企业搞不起。四是每年都出台若干个法案，鼓励大中小企业的合作。整套改革从1980年一直推行到1991年，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这套改革制度，美国会不会有IT革命。当欧洲和日本要大规模增加对IT技术的投资时，美国人说了一句话：太晚了，制度软，环境硬，不是有钱就能投资出来的，之后美国迅速和他们拉开了距离。

然而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美国面临着重大的结构失衡。美国需要大规模减少企业的税费，这样一来美国的财政赤字就大规模的上升。美国要解决为财政赤字融资的问题，就大幅度提高利率，吸引全球的资本流向美国。但大幅度提高利率导致美元大幅度的升值，美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美国财政项目的赤字大幅度的攀升，美元太强了，所以美国的竞争力就弱了。到1985年的时候再也没办法进行下去了，所以这时必须要有人为美国结构失衡买单，可谁来买呢？从1985年一块美元对250块日元到1987年一块美元对120块日元，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为美国结构失衡买了单。1990年3月在美国进入IT革命和创新浪潮的时候，日本却陷入了经济的停滞，一直到今天都翻不过身来。

新兴的科技领域在美国专利中所占的比重是多少呢？生物技术只有1.87%，污染和废物管理技术只有1.02%，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只有0.17%，在美国发明专利的比重中这几个代表未来新兴领域的发明专利的申请和储备比例很低。实际上这一轮经济全球失衡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0年到2000年上半年，IT泡沫破灭是2001年，也就是IT革命和IT泡沫形成和破灭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IT泡沫破灭以后重新开始新一轮的金融泡沫和楼市泡沫，一直到2007年8月次贷危机爆发。

 

过去的十年，美国在技术创新上有严重的忽略或者叫重大技术创新的间歇期，所有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的申请都是20%的负增长。在这个间歇期中产生了OECD富国制造业。从1998年到2008年这十一年，高技术制造业是持续下降的，低技术是持续下降的，而中低技术和中高技术是稳中上升的。在缺少重大技术突破的期间，传统竞争的优势是上升的，而新兴产业领域是下降的，因此去年下半年我们到美国调查研究时发现，美国在新能源领域又开始像IT革命那样圈钱、烧钱了，几千辆电动汽车，恐怕若干年都很难盈利，但是一上市就能圈到20多亿美元，开始炒作新能源的改革，要引领新能源技术和产业未来的发展。我看到一些一流的美国跨国公司从现在起就盯住中国了，希望中国在新能源、新材料的需求中再次出现井喷，拉动美国新科技领域的发展。铁矿石从2003年以来价格平均每年上涨40%，今年可能会上涨80%。长期以来，铁矿石的供求关系是供大于求的，铁矿石的价格指数是持续下降的，为什么现在就成了香饽饽呢？因为谁都没想到，从2003年开始铁矿石的需求会出现井喷。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的私人消费不好，私人投资不好，政府公共开支不好，现在要靠出口，要靠新能源革命来拉动美国经济的复苏，而且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美国会处于结构调整阶段，他希望中国能够拉动他，一直到他调整结束为止。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提交美国国会的一篇报告中谈到，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的失衡，美国和中国应当分别为全球失衡承担一半的责任。美国是因为消费太多，中国人则因为储蓄太多，美国人因为进口太多，中国人因为出口太多。他们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在于中国特定的制度和产业政策，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太大。

从1948年到2008年的60年间，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从0.9%上升到8.9%，美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从21.2%下降到8%。美国的出口在过去60年里大幅度下降，但美国工业的增加值占全球增加值的比重在过去60年里却稳中有升。虽然美国出现工业向服务业的转移，进入后工业化，但美国的制造业和工业在世界的比重和竞争力在今天来讲并没有被明显削弱。竞争力并没有削弱，为何出口却大幅度下降？美国在过去这么多年里形成了大量的资本向全球投资和分布，也就是说，从美国本土出口的东西并不多，但从全世界出口的美国企业的产品和增加值却是巨大的。实际上，美国建立起来的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而不是从美国出口。去年我国贸易顺差是1961亿美金，但我国加工贸易的顺差是2647亿美金，也就是说中国出口顺差很大，但顺差再大也大不过加工贸易顺差。而加工贸易主要就是跨国公司的全球产品的价值链，跨国公司把关键技术研发放在欧美，把关键零部件的生产放在日韩，把一般零部件的生产放在台港澳，把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工序和环节放在中国。两亿中国农民工和国际资本结合，形成了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这部分产生的顺差是大于我国总顺差的，而这部分的贸易顺差属于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

美国海关统计，2006年中国对美的高技术贸易顺差是491亿美金，超过了全世界其他地方对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顺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研究成果表明，1995到2006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95%是加工贸易，90%是外商投资企业完成的，相当一部分是美国在华投资后生产后返销美国，但顺差是算在中国账上，而实际上是美国在华投资的分公司和美国在美投资的总公司之间的贸易。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是什么。2009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占的比例是14%，而美国对华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只占11%。我就问美国政府官员，难道你们仅仅是农业国吗？难道你们就不能对中国出口你们的优势产品比如高新技术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有参议员要求中国进一步扩大美国农产品的进口，那么究竟是美国四五百万美国农民的人权大，还是中国五六亿中国农民的人权大，难道为了那四五百万美国农民的利益，就要牺牲中国五六亿农民的利益？现在我国进口美国大豆已经造成我国大豆全行业的亏损，难道今后越来越多的农产品我们都吃美国人生产的？那中国的农民怎么办？

中美贸易不平衡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是伪问题，完全站不住脚。以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个官员在一次公开的论坛中跟我对话时自己承认，中美贸易不平衡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我国经贸发展前景

关于中国贸易顺差是否会继续上升，我主要谈以下四点：

第一，我认为顺差是不会进一步扩大的。现在我国的劳动力、土地、资源以及环境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前30年我国的优势是低成本，但现在我国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成本不再低了，而且预期未来十年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基本转移完毕，便宜的劳动力没有了。当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告一段落的时候，由低成本创造的顺差将会下降，而我们还要思考下一步我国新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目前国外承接低成本工序的转移地正在逐渐成熟。现在印度虽然总人口没有超过我国，但15岁到34岁这个年龄层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我们，而且年轻劳动力比我国更便宜。我个人认为现在印度和我国的区别主要是两点，一是基础设施条件远远不如中国，二是制造业率也就是工业化程度远远不如中国。但这并不影响现在国际资本大量进入印度，去打造印度从孟买到德里工业带的基础设施，未来十年印度的基础设施条件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印度就会像1979年的中国那样参与国际分工，因此我国的加工贸易不需要国内主动调整就会减少。

从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开始，我国会采取扩大内需和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政策，重视进口和重视对外投资是我国下一步政策的一个主题，顺差也就会相应减少。

来华外资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在中国投资、生产以及销售的外资比重在快速上升。前30年来中国投资是为了出口，这部分企业的比重大幅度下降。房地产等服务类外资的比重在大幅度的上升，2007年一年就上升了10%。

第二，来自于避税天堂和自由港的外资现在出现了很高的增长，而实际上来华投资产生出口这部分外资的比重出现了结构性的下降，我国贸易顺差从长期趋势来看，即使我们不主动调整都会出现下降。

前30年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叫旧模式，未来30年的模式我们叫新模式，坚守前30年生产模式的我们叫旧企业，能够面对未来的就是新企业。在未来30年，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为主的外向型模式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外向型经济在前30年功德无量，主要是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解决了我国外汇短缺和资本短缺的两个缺口；二是引入了外来竞争压力，促使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培育和发展了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缩小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在发展理念上跟国际的差距。

现在，前30年的外向型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因为外向型的模式是小经济体的模式，大国应当有大国的转变，转变为大国的发展模式。未来的30年我国的发展模式首先应该是以内需为本，以内需为本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很多企业做外销，一旦转内销就严重不适应，因为国内的市场经济环境和条件与国外的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市场和条件相比差距很大。如果不解决这个差距问题，不解决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问题，很难形成一个内需为本的大国战略。

虽然以外需为辅，但外需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以内需为本，那么出口是满足内需的增量，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出口就可以担保一个单位内需的固定成本，这样一来外需不需要全成本定价，只要定在固定成本的临界点上就可以了。边际产品是递增的，因此内需的“本”要守住，外需的“辅”也不能丢掉，这样才是一个开放的大国。

第三，从贸易角度来讲，下一步我们的产品是转变为零部件产品的出口、中间产品的出口还是成套设备的产品出口？

现在出口的主要是纺织服装、箱包鞋帽，大都卖给老百姓，接下来要想卖更多工业品就要求我国产业结构要变得更加迂回、更加延伸、更加有深度。我们希望能进口更多的能源、资源、技术、设备、人才，这样进口的东西既能保护环境，也能通过国内的创造和生产来提高附加值。

前30年竞争的策略是价格竞争，未来30年的竞争不再是图便宜，而是要质量好。由价格竞争变成差异化竞争，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根本性转变。

第四，过去我们更多地引进外汇和资本，今后要更多地引进创新型技术和人才。前30年主要是商品走出去，未来30年要资本、人民币和银行协同作战，共同走出去。

过去的商品走出去都是跨国公司帮我们卖出去的，我们自己没有培育和形成自主市场营销能力，下一步就要培养出一批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提升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综合运作能力，能力比钱更重要。在未来的30年，中国要一步步打造自己的全球生产体系和区域生产体系。现在鼓励大企业为主体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比如大企业海尔在巴基斯坦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江苏阳光集团是一家纺织企业，现在在柬埔寨建境外经贸合作区。现在是把开发区建到国外。但是目前的大企业还不够多，可以通过我国政府和境外政府签订政府境外经贸合作协议，为企业在国外站住脚搭建基地。

前30年我们打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未来30年对企业家而言，可以说一切从零开始，是一个新的起点。

（报告人系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0/0925/59390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