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抓住战略机遇，应对风险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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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今年4月初就组织了一个拥有庞大阵容的写作班子，负责起草这次全会文件。这个文件虽然从表面看起来并没有提出很多新口号，但是它有许多东西需要琢磨和解读。

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基本思维逻辑

从基本思维逻辑角度看，五中全会文件与历次全会文件思路有一些不同。

第一，最大的不同是前提假设有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隐含着的前提假设是我们所处的全球化一直处于黄金时期。历次全会文件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来考虑我们的发展思路和可能有必要采取的重点举措。但这次金融危机使原来的外部条件假设发生了重大变化，就是全球化潮流可能会继续，但它的黄金期已经告一段落。“十二五”的关键就是要应对这样一个判断，特别看重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就是更多依靠我们本身经济成长的推动力，同时又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会带来一个各位非常关心的问题，即要把中国社会成员中很大一部分主要是原来的中低收入者成长为中等收入者。扩大内需要适应改革开放发展形成自己的支撑力，这种支撑力的形成在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我们已经意识到虽然中国在整个经济全球化格局中不能独善其身，但是我们要争取靠内需支撑的经济成长。

第二，五中全会文件重点关注三件事。

一是中国在全球化经济分工中的定位。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黄金期告一段落的情况下，我们的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定位应该是两句话：一是中国要继续保持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二是中国要逐步成为国内市场规模位居前列的国家。从数据上看，如果把全世界看成一个大消费市场的话，我们现在占的比重是5.4%，而美国占到19%以上。经过测算，有一个相对乐观的估计：如果我们掌握的好，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有希望使这个份额迅速提升到15%—16%。那时，在所谓消费市场大国的世界排序上我国会居于第二。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提升消费市场份额要把握两个方面：一个是壮大中等收入阶层，让大家有更多的消费能力；另一个是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应该让全社会成员更多的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让更多低收入阶层成长为中等收入阶层。

二是中国的城市化模式。

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如果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为标志，解决了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民族问题，中国终于成为一个在世界民族之林里独立主权相对完整的国家。在以后的发展中，我们对于发展的工业化追求是非常明确的。在建国之初，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应对迅速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站稳脚跟后迅速安排以“一五”为代表争取尽快形成自己相对独立工业体系的经济建设的全盘安排。“一五”的156项重点项目像布棋子一样，成长为自己的骨干企业和经济增长点。但是和工业配套的城市化或者城镇化，我们过去的指导思想上一直没有明确。60年代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文革期间接近2千万人从城市里到乡村去了。改革开放以后，终于基本解决了上山下乡的历史遗留问题。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看到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伴随着工业化以及我们改革开放改革体现的二次市场化、开放体现的国际化，再加上全世界带动力十足的新经济信息化或者高科技化，几股潮流合为一股，这是整个发展中间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在这个上面，城市化的模式就很重要。

中国的城市化既然不可逆转，那怎样使它更合理，争取在发展过程中更多发挥城市化的正面效应，减少负面效应,这就是需要我们大家深入思考并努力解决好的问题。现在，决策层考虑五中全会文件时特别关心一个所谓城市承载能力的天花板问题。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形成了规模还在提升的特大城市。韩国的汉城有三千万人。墨西哥发展的不是太好，但墨西哥城也有两千万人以上。巴西的圣保罗也是一个特大城市，发展过程中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比如连片的甚至很大规模的类似于贫困窟的低收入阶层聚集区。它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是中国要走好自己的路不能不考虑的。客观上，我们要找到城市承载能力的天花板，不要去突破它，同时又受到一个制约。在中国的发展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小城市工作机会少，很多学者也包括一些管理部门都希望推进小城市建设。像费孝通先生生前就曾经提出“小城镇，大问题”，中国应主要发展小城市。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首选目标是一线大城市。而中小城市的人口比重在整个人口比例是下降的。因此，在“十二五”期间，我们需要进一步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注意治理好城市地，发展好城市群，形成大中小城市合理的网络化。

三是处理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

中等收入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个陷阱，就是所谓在人均GDP3千美元以上到5千美元之间，如果处理的好这个经济体就会继续往前发展，如果处理不好这个经济体就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特别典型的是拉美。拉美在前面几十年曾出现很好的发展势头，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4000美元左右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它一蹶不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看到很大起色，这就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要吸取类似的教训。拉美国家方面的教训有三方面，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间存在垄断因素。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两极分化后，经济政策出现民粹化倾向。就是看起来在某一段时间非常受到下层社会成员欢迎的类似于杀富济贫的手段。拉美的政治领导者在发展出现两极分化以后，简单套用美国的民主化模式。政治家要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要争取选票，就要迎合民粹主义的诉求，在分配方面就可能做得很过分，采取了种种带有杀富济贫色彩的手段。三是出现了在民主化和军人政权两个极端的摆动。迎合民粹主义的诉求导致真正在创业方面有一定贡献先富起来的人产生种种不满，他们合在一起，通过各种渠道推动军人政权以政变的形式使国家一下子从民主化走向军人统治。在军人统治下经济发展不错，但社会上留有大量的问题，使社会处于严重的动荡和摇摆中间。

我们还要总结并吸取美国的教训。前些年美国在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里曾经推行过一个取得更多民众拥护的措施，就是让大家都拥有住房，试图通过带有政策性支持的住房，化解在收入差距明显存在的情况下低收入阶层的不满情绪，房地美、房利美等大量提供次贷，不用抵押就能取得贷款住进房子。这样发展了若干年后，问题就出来了。以次贷为导火索一步一步推到雷曼兄弟倒闭，花旗银行、高盛陷入危机，美国不得不动用货币霸权来注资救市，一直到注资拯救实体经济的通用公司。这种教训我们也要注意总结、警醒。美国有我们不可比拟的货币霸权，他出了问题以后就开动印钞机，实际上就是提供一些电子符号，给那些企业经济和金融机构注资，让全世界来一块买单。因为全世界都把美元作为硬通货，美元的实际价值稀释实际上是全世界一起分担的。同时，因为别的货币还强大不到能够取代美元，欧元不行，日元也不行，美元在一段时间反而成为大家都追逐的安全性最高的信用资产。这种事情中国人学不来，所以我们特别警惕在美国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来的处理不当的教训。

还有希腊的教训。希腊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就是因为它的高福利制度不可持续。希腊学不来美国，它要挽救不可持续的高福利制度，只有表示姿态：我要减赤字，我要压福利。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后来得到平息是靠德国出手。德国毕竟是欧洲里的带头大哥，希腊只占欧盟经济体总量的3%，德国经过反复思量愿意出一笔钱拉小兄弟一把。希腊不再继续恶化，就排除了很多人包括中国人都担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希腊倒了，没有人去救它，后面可能牵涉到西班牙，西班牙后面还可能牵涉到英国，等等。现在危险平息了，但教训要吸取。在这方面，中国社会均贫富的压力比较大，这就要求执政党高度理性，不能轻易简单的走极端，不能在某一些时候迎合短视的不够理性的要求，否则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我们看到这些问题以后，在收入分配方面应注意四个问题：一是要争取扩大就业。二是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整合，不要让它零散化、碎片化。三是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方面要注重创造机会公平，合理调节收入。这里包括不同层次，黑色收入要坚决打击，灰色收入要加以规范，另外要保护合法收入。真正合理合法的收入，勤劳致富，通过自己的科技能力致富，通过自己的管理经验致富，等等，这些致富都是应该给以鼓励的。适当的再分配调节应该有柔性特点，不是简单地把收入抹平。四是引导社会情绪理性平和。作为执政党，要注意引导舆论导向。小平同志晚年特别关注这件事情，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所遇到的问题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如果中国的收入分配处理不好，改革取得的成果可能就会被冲倒。小平同志把它放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看。在收入发展的判断上有一个不太乐观的说法，因为现在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相当长时间内存在的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在“十二五”期间不一定会得到根本改变，或者是非常重大的改变。如果我们在“十二五”期间使收入差距过大的势头不再发展，能够控制它，或者使它略有回调，这就相当不错了。

第三，进一步强调改革。

首先，决策层现在有一种更鲜明的意识，就是高度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因为中国的改革是先易后难，渐进发展，摸着石头过河，逐步推进。应该说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现在每推进任何一项改革，马上就受到既得利益的阻碍。这个既得利益是不能简单否定的。现在中国社会有各种社会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你能说哪个集团没有存在的道理，必须实现矛盾调和中的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

其次，要突出一些重点领域。比如说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推进法治政府、服务政府建设。公报里专门写到财税、资源型产品、金融等方面一系列的事项。从我们前面的分析和设想到未来发展的重点，再到未来的发展空间，只有强调改革，处理好改革事项，才可能真正解放生产力。我们追求发展的前提保障是宏观经济运行要稳定。因为现在的市场经济是经济周期的反周期操作，必然有种种偶然性和不确定因素。《公报》里谈到，我们将面对诸多可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这是一句新话，在以后会不断出现。

最后，在未来发展中应对那些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前提保障是经济运行不能出大事。我们的经济运行如果从眼下往前看，存在通胀预期。现在中央调控方面货币政策实际上在转向，开始抽紧，从屡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到提高利率。在货币政策适当的抽紧来防范通胀的同时，又要警惕中国式的滞涨。有研究说，在中国划一个8%的线，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8%而物价高于8%则很难压下来，这时就是中国式的滞涨，那时我们的情况会非常棘手，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关键词解读

第一个关键词：战略机遇期。

《公报》体现了全局判断，用了一些具体字眼，从全局角度强调了当前我们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公报》里出现了两个重要表述，一是战略机遇期，二是可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在战略机遇方面，我们要特别重视什么呢？改革开放以来，从小平同志那个时期开始，中央就反复强调战略机遇期，决不可再错失机遇。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度发展势头非常好，但后来有一个时期指导思想出现严重偏差，直到十年浩劫，丧失了重要机遇。改革开放30多年后，要抓住机遇的思想越来被实践证明是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

现在强调战略机遇期的意义何在？

一是中国经济表现出高成长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年均GDP增长9.8%，这样的增长速度被美国的一位很有影响力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称为“中国奇迹”，他说“以我全部的经济学知识，我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如此之大的国家，在如此长的时间段之内，实现如此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的高成长性分析起来有很多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弥合二元经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现在它的弥合过程还刚刚走出不到一半，因为代表性指标城市化率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现在官方数字是46.6%，差不多一年上升一个点。我们的城市化率还会继续提升到70%到80%，那时增长速度可能会慢慢降下来，但相对比重还会继续往上走，这个趋势在经济判断上很有代表性。我注意到斯诺在上世纪60年代初见到毛主席时提到，当时美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是5%以下。毛主席听了表示难以置信。因为当时中国的说法是十亿人中有九亿人在从事农业生产，日子仍然过得紧紧张张，很难想象美国全社会人口中不到1/20的人从事农业就能解决整个社会的吃饭问题。但美国确实是这样，它的城市化率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很高，不到5%的人从事大农业，包括种植业、养殖业，不仅能解决全社会人的吃饭问题，而且还有剩余的农产品可以出口。它的农业政策还鼓励农场主休耕、轮作，耕地种一年休息一年，减少耕地生产过程的压力。改革开放后，我们越来越能理解美国的那种生产情况。

二是WTO框架锁定全面开放格局对中国发展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

中国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一不能仿照之前崛起国家走发动战争去掠夺别国的道路，二不能靠这些国家大规模异地转移发展中的压力，我们靠的是经济手段为主，通过WTO框架给我们提供的全世界交易舞台，形成一个大循环。我们有城市化激发出来的需求，通过我们的一些中国制造产品、劳务和资本输出，去换取在全世界范围内共享别人的资源和可流动性。这个大的经济循环是我们在战略机遇期可以看出来的，WTO是跟我们的高成长性配套的一个全世界都认可的框架。回过头来看，我们高层决策在这方面看得是比较准的。那个时候觉得差不多了，下决心哪怕美国人提出来条件很苛刻了，但是讨价还价可接受他的一部分条件加入世贸。

一旦加入WTO，中国的某些行业要遭受严重的冲击。第一是农业。国外的廉价农产品涌入中国，抢夺我们的市场，最典型的是大豆，现在我国80%以上市场份额被转基因大豆占领，但是总体而言，没有出现中国农业不行的局面。第二是当初曾以为中国汽车制造业全军覆灭，别再考虑自己汽车业再往上发展。可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有了这个压力，我们原来汽车业方面的一些机制被激活了，出现了汽车制造行业生龙活虎的发展局面。但是它带来的前景是经过整合我们汽车制造厂家数量将逐渐减少，相对而言，有实力的、有自主品牌的厂家会做大。现在整个汽车行业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它的繁荣程度是难以抹杀的，中国已成为全世界的汽车产销大国。

三是我国在国际论坛上的话语权、影响力在提升。

这次应对金融危机，中国仍然像上一次应对亚洲危机一样是表现最好的国度。现在世界上开会，认为中国不参与这个会就没有意思。原来有一个七国集团，虽然现在架子还在，但是影响力大大减少了。在七国集团框架中发展出一个G20，现在G20是世界方面最有影响力一个峰会了。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顺应我们承诺更多会费，提升我们的表决权。虽然总的份额上仍然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但是我们排第三位。这样有人说中国在提升自己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地位。

第二个关键词：风险挑战。

与战略机遇期相对应的是风险挑战。中央早就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特征是黄金发展期伴随着矛盾凸显期。现在，中国是一系列矛盾在凸显。

从生产力角度看，资源制约、环境制约越来越有实际制约的力量。我们过去说中国地大物博，后来认为这样说不对。毛主席说是汉族地区实际上人多物不博，是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主要是指资源。那里地域广阔人口稀少，有很当多的矿物质等自然资源。现在种种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原油，现在一半以上的需要进口。这种资源制约，我们能举一串出来。但是我们也有一些资源可以反过来跟人家要价格，比如稀土。稀土并不是中国独有，但是中国所占的比重相对高一些。我们现在稍微一收紧，外国就嗷嗷叫。可以说，我们有一些重要的资源项目，但我们确实不是资源大国。与此伴随的还有环境制约。中国原油少，主要靠烧煤。虽然煤的储藏量相当可观，但是燃煤造成了空气污染、环境污染和其他很多事情。我们粗放式的发展带来了种种污染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

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说，现在中国社会人际关系问题、收入分配问题非常严重，矛盾丛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公检法没有秉持社会公平正义的公信力了。各个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指标好看，不惜工本，派人到处截访。另外，现在公民的公民意识越来越强烈。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各种不满，老百姓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讲良心话，老百姓的生活都提高了，但在提高过程中的差距扩大了，一些不公正的因素放大了。跟公民意识的上升对应的是落后的治理、公权的扭曲，公权虽在，但扭曲非常严重。

再往外看，我们外部国际性竞争不可避免。现在讲的是全球共赢，很难设想现在有哪个国家包括美国的领导层会轻易考虑再发动一次世界大战，因为有种种制约和威慑的力量。在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实力是最重要的。现在我们内部矛盾凸显和外部紧张因素在累加，很多举动，动不动牵到贸易摩擦，扯到汇率。贸易摩擦加剧，汇率上施压，这种情况不断。

美国人前一段时间一再施压，说中国操纵汇率，汇率低估。从逻辑上说，货币和它运行中形成的汇率必然被政府权力操纵，问题的实质是谁更有实力来操纵？美国人现在手上拿着美元货币霸权，最有实力操纵汇率了，实际上美国一直在操纵，但是它偏偏在这方面指责中国。它的依据是中国的贸易形成了顺差，而美国是逆差。中国现在对发达国家主要是顺差，我们把大量制成品卖给他们，他们不肯把高科技卖给我们，就给票子。虽然票子是硬通货，但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美国把美元稀释的风险。那我们怎么办？在汇率事情上，我们只能采取小平同志原来韬光隐晦战略里表现的隐忍态度：审时度势，要讨价还价，但是又不能把战略均势破坏掉。但我们也有一本账：我们的汇率市场化程度在机制上是不足的，必须提高汇率市场化机制建设，仍然是讨价还价，争而不破。中国要走市场经济道路，现在，在全球市场我们是低端，美国是高端；美国是最强的经济国家，手上有高科技，中国是新兴市场经济成长性最高的代表。只要这种战略均势不打破，中美关系好不到哪去，也坏不到哪去。在这个过程中，时间会使中国一步一步做大，几十年之后美国可能看到一个它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人民币一步一步周边化、区域化，最后国际化。那时中国就真的有操纵汇率的实力了。如果中美关系处理得好，中国发展的就好，美国也是很占便宜的。现在，中国2.6万亿美元以上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是实际的美元资产，中国是最大的美国国债拥有国，有8千多亿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另外，我们必须要看到，现在中国持有的外汇是今后发展的一个条件。贯彻“走出去”战略，我们在不声不响地对外扩展，开始在非洲、拉美等国家，甚至包括欧洲，收购企业、矿山，靠的就是手中的硬通货。虽然这些外汇储备有被美国人掺水的危险，但是我们手上毕竟有全世界谁都毫无疑义就接受的硬通货，克服掉其他一些障碍后，就可以买矿产、买资源，在WTO框架下，形成对应我国高成长性的供应。

外部威胁的紧张使我们发展中的矛盾凸显，敌意在上升。怎样消减敌意，我们确实需要进一步考虑。讨价还价要有从短期到长期的考虑，要消减矛盾，化解敌意，至少要占领民意上的道德高地。比如，中国应该高举贸易自由、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低碳化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旗帜。应对气候变化，不管科学家说确定性如何不确定性如何，它对于可持续发展并无坏处，我们应该积极考虑，推进环境建设，发展可再生能源。在财税领域，“十二五”期间应该考虑建立碳税的框架。发展碳税，实际上就是鼓励制造和消费环节尽可能节能降耗。作为经济杠杆，碳税促使大家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更关心节能降耗，更加关心集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这是同我们民族的根本利益一致的，也是同人类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同理可得，汇率问题上也是这样。我们应该把汇率市场机制的承诺明确表达出来，在实际行动中要争取缓慢走，因为人民币汇率的真正充分市场化是和人民币国际化有一定内在联系的，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是人民币最后一定要走的重要转变点。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也有一定的好处，像堵防火墙。在金融危机中，像索罗斯这样的人在中国市场上兴风作浪，防火墙对他们有明显的障碍。但这堵墙不可能永远不拆，因为人民币要周边化、区域化，真正走向国际化，使之成为硬通货，变成谁都可接受的货币，资本项目下必须是可兑换的。

另外一点的矛盾凸显是既得利益在阻碍改革推进。最近，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CNN记者采访的时候很有感慨地说了几句话，“风雨无阻，至死方休”。有点像朱镕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的，“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将一往无前，义无返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听起来很悲壮，这不是政治人物在作秀，他有很多的苦衷必须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来。在决策上，中国很多事情相当棘手，既得利益是明显的阻碍因素。我们设计讨论一些改革方案，包括现在大家热议的不动产保有环节应该有税收，确实困难重重。在执行上，教育部一位退下来的领导曾经说：“现在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这个话可能夸张一点，但是在有些事情上是大实话。政策在执行中扭曲的现象也大量发生，比如房改已经推行了这么多年，现在变相的通过公共权力集资建房的事情仍然层出不穷。

以上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将它们同战略机遇期结合起来，全面的看，不能只看好的方面，而忽视、不重视负面的东西。

 

第三个关键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怎样化解上述矛盾、风险呢？在年初的政治局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格外强调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最主要的一点，实际上就是顺应中国矛盾凸显所带来的风险的化解。如果处理的好，矛盾凸显所带来的风险不再聚集、威胁甚至打断现代化进程的话，我们就可以渡过矛盾凸显期，争取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路越走越宽的情况下继续去接近“三步走”、后来居上的现代化战略构想，就可以提升中国人民的福祉，让大家真正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再继续简单粗放地发展，表面上还在增长，一旦后劲没了，以后的事情就成了难题。

在全局判断、化解风险之外，公报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方面明确重述了过去已经提出的“提高两个比重”，一个是整个国民收入中个人对应企业和国家所占的比重，另一个是在居民收入中要提高劳动所得的比重。要特别注意到，要使低端劳动者跟着我们的发展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这部分中提出了一些有新意的说法，比如说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在过去均等化的提法上加上了体系建设。另外还有一处有新意的表述，是文件中明确提出的“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这个表述在过去的中央文件中是没有出现过的。我们的解读是要在国强的同时让民更富。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的政策是富民政策，使原来社会底层的很多人迅速地富起来。如今，富民政策却成了一个突出问题，变成了发展过程中的一块短板。这主要还是人民收入虽然纵向比有了很大提升，但是贫富差距在扩大，公正性不足。从表层上看，在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同时，要使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来迎合新的阶段上国家综合实力上升之后新一轮民求富的社会愿望。当然，要解决好这一问题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在中央强调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之后，各地政府在最低工资标准上做了一些规定，但是按照经济学上的分析，最低工资标准不是政府想提高多少，就能行之有效地提升上来，人为提的过高，超过临界点，会逼着企业用其他手段来提升产能，不再使用人力，千方百计地减少就业岗位。这样一来，政府简单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决策会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应该更多地发挥工会组织劳方和资方集体谈判来提高工资水平。这是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总结下来的机制性的作用。这样的机制带来了美国一些工会很能制约资方，但也带来了像美国汽车制造业走下坡路的窘境，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工资水平过高，竞争力下降。因此，中国在这方面不能感情用事，一方面并不是简单组织集体谈判就可以漫天要价，另一方面如果简单的让工会组织按独立性导向发展可能会产生一些偏差。

要真正解决普遍较快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一线劳动者收入，难度是相当大的，它需要其他方面的条件，比如强化收入再分配。强化收入再分配主要是经济手段，并不是简单的将高收入硬砍下去。个人所得税应该进一步合理化。先富起来的人一般都有多处不动产，在保有环节应该适当增加一些可承受的压力。现在官方已经表态要在某些城市试行房产税。这是“十二五”规划在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和优化分配结构方面值得去看的一些要点。

还有一个新提出来的概念是包容性增长。从字面上讲，包容性增长主要是两点，一是参与，二是共享。参与就是有不同诉求的社会成员应该在一起有相互之间和谐、容忍、共存、共同参与的合作。共享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福祉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分享。总起来说，就是共和、合作、共享、协调的增长。这一概念同科学发展观统筹协调的精神一脉相承，只不过是用了亚洲开发银行首先提出的包容性增长的具体表述。当然它也带来了关于这方面的讨论。

第四个关键词：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公报中有这样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面对改革的障碍，就是既得利益形成的阻力。既得利益并不绝对是坏事，它由种种原因形成。化解改革的阻力，主要是让大家有从短期到长期的全面认识，寻求一个对全体社会成员来说尽可能体现共同长远利益的改革方案，这些全面改革的事项包括经济、政治以及相关文化等。

现在全国都在推进改革和转变发展方式。“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从中国目前的资源性产品上看主要是煤炭、原油和天然气。中央针对新疆的发展改革专门举行了工作会议，在支持新疆实现长期长治久安的一整套管理战略部署中，包括今年启动的重要措施——6月1日起，国家率先在新疆实行油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政策，主要覆盖原油和天然气两个项目。接下来，资源税改革要扩大地区覆盖面。如果一下子推向全国存在困难的话，至少应该推到西部。油气资源税改革把原来已经对于市场主体无关痛痒的从量计征的资源税，改为从价计征。通过这一方式，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就能前所未有的体现出来。此次资源税改革所带来的直接作用，就是促使产业链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的所有制造业市场主体，应对新的税收压力所形成的资源产品更加金贵的经济压力时，能够更珍惜，千方百计开发有利于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使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政府所要掌握的是在量度上使大多数企业继续发展，少数企业被淘汰出局。如果在杠杆调节作用下，使少数企业在压力下被迫重组，那么这些企业所代表的恰恰是我们希望淘汰的那一部分落后产能。

资源税改革会带来一个新的机制，就是资源性产品价格多了一道价格形成机制。如果资源税的征税范围能够扩大到煤炭，税改的影响就更具有全局性了。中国当前的能源生产、消耗中，煤炭占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煤炭资源中75%左右用来发电。多年以来，中国存在着煤电价格不能理顺的棘手难题。因为煤炭的价格早已市场化了，但电价是受调控的，整个电力行业有特别的管制和规定。虽然最近有消息说民用电价要向阶梯制转变，但是从总体上来说煤炭和电的比价关系以及生成机制并没有理顺。一旦把资源税改革扩大到煤炭，马上就会形成一个改革契机，就是理顺煤电价格的同时推动整个电力行业消除过度垄断。在改革的逻辑联系中，电力行业里头真正属于自然垄断、无法改变的是输电电网。在一国的国土上，或者一个行政区域里，不能够设想有相互竞争的两套以上的输电电网，必然是一套。自然垄断要单独处理，要由政府特许权、政府管制的方式单独管理。在“厂网分开”的概念下，进一步推进实质的“竞价入网”。发电环节大家都可以参与竞争，但是在所发的电能不能够入网方面“竞价入网”机制的作用就体现出来，能够适应比较高的资源产品成本，能够有效节能降耗的参加可以得到入网，那些不能够承受这样税收压力的厂家要被淘汰，这也是一种升级换代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把“竞价入网”落实到实处，能够削弱原来在发电环节形成的不必要的、不合理的垄断。现在的发电环节，由于过度垄断式的管控，地方政府推进的光伏电池产生的清洁能源，在国内解决不了入网问题，只有销售到国外。要真正改变这一荒唐的现象，就必须真正解决电力行业配套改革，真正实现“竞价入网”，同时政策上必须要透明、公平。这样的配套改革如果能够在电力行业内部积极推进，就会带来一些示范效应。其他有着过度垄断因素的行业势必要比照这样的配套改革方式，考虑在他们的行业里面怎样深化改革。

在整个资源产品流通的过程中，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最后传递到最终消费者。作为最终消费品，它的价格表现一定是上扬的。有人批评阶梯电价是变相涨价，这是不对的。它的好处在于当消费品传导到消费者手中时，会调整消费者的消费模式，水更贵了，注意节水，电贵了，注意节电。它带来的将是全社会在消费方面的低碳化，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一种调整。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及时、适度的提高低保标准，让最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不下降，让中等收入阶层以上消化价格信号，如果能实现这些目标，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改革。推动这些改革，需要像公报中强调的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当然，这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找到一些适当的、可行性比较强的途径。

第五个关键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民素质。

公报中需要我们必须特别琢磨的一条是，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国民素质。软实力是美国提出来的概念，这个概念确实有内涵。目前中国最深刻的危机是信仰危机，能不能有一个凝聚全民族的文化导向，带有人类文明真正的、应该肯定的、有价值的信仰导向非常重要。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有价值内涵的凝聚力将非常重要。软实力的建设同国民素质提高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比如，前些年南京一独立别墅群里发生了一起灭门惨案，这户人家住的是德国和扬州方面合资运作的汽车制造厂的德方代表，一家四口被四个苏北来的小伙子杀害了。其实犯罪分子打的是旁边一栋房子的主意，进去后发现还没有装修，另一边房子正在装修，就进去了。为了保证事情不败露把里头的人都给害死了。案子告破之后，受害人的母亲到中国来听庭审。庭审过后，这位母亲竟然要求法庭不要判这四个年轻人死刑。她说，她原来想象的犯罪分子都是面目可憎的家伙，没想到是四个很青涩的小伙子，他们没有接受什么正规教育，是在懵懵懂懂的状态下走向犯罪的道路。这个要求连中国人都觉得很难接受。法官告诉这位母亲，中国的法律规定对这样的犯罪分子必须执行死刑。这位母亲在要求不能得到法院满足后，她就和另外一个德国人组织了一个慈善基金，定向支持苏北地区的贫困少年，帮助他们解决入学问题。我觉得，这位母亲的行为背后有一定的宗教因素，就是人死不能复生，现在要做的是考虑为以后的人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这种情怀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讲，对于社会和谐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论很尖刻，认为中国在发展，但它可能无法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大国，因为中国在意识形态文化方面没有让其他民族能够认同事物。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怎样形成，五中全会《公报》中虽然没有明确方案，但已经破题，这是非常重要的。

（报告人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0/1207/59735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