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十二五”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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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关键时期，由于外部环境、体制改革、工业化、信息化及城镇化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将会表现出诸多不同的新特征、新趋势。报告从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十二五”期间中国面临的主要经济增长矛盾、宏观经济政策须做的调整和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等方面，深刻分析了“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

围绕当前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主要讲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十二五”规划是在中国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提出来，也就是中国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什么水平，它面临主要基本任务究竟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面临的主要经济增长矛盾，有哪些是威胁我们经济目标实现的。第三个问题，针对这些矛盾，我们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会做哪些调整，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人们有怎么样的认识。第四个问题，实现我们“十二五”目标和更长远发展目标，需要我们发展方式究竟在什么方面有所变化，发展方式转变要解决关键问题在什么地方。

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

中国经济发展到底达到什么水平？衡量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争论特别大，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按照GDP统计，我们去年完成GDP总量不到34万亿人民币，按照最近三年平均汇率，折成美元大概不到5万亿美元，这个水平在去年年底排在世界第三位，我们前面的是美国和日本。我们不到5万亿美元的总量在世界GDP总盘子里面占7%，和美国比有多大距离呢？美国去年完成14万亿美元，占世界GDP将近25%。美国最鼎盛的时候是2001年，当时它占全球GDP的32%。但也是从2001年之后，美国每年的比重都稍微有所下降，下降份额基本被新兴经济体取代了。我们去年GDP的总量相当于美国的27.7%。

在6月份我们总量上赶上日本，一是因为人民币升值，折算成美元的时候自然就提升了，二是中日经济增长率差距比较大，去年日本经济增长是负增长，我们是增长9%以上，这样的话，相差差不多10个点。

衡量发展水平更重要指标是人均GDP，我们国家人均GDP去年是3620美元。在世界上是什么样一个水平呢？去年全球60多亿人，人均GDP是8700美元，我们人均水平现在不到世界平均水平一半。世界银行公布了世界213个国家和地区的材料，我们去年排在世界的124位。在发展中国家中又分出三档，低收入的穷国、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发展中国家。高收入发展中国家就是新型工业化国家，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中等收入国家又分三等，下中等、中等、上中等，上中等基本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全面小康。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基本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初步小康。去年世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人均GDP是3460多美元，按照这个水平我们的人均水平和世界比，处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水平。

对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判断，目前还是有争论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个判断低估了发展水平，认为我们比这个水平高出不少。国际社会之所以这么认为，主要有两个理由，一个原因是统计口径不一致，特别是对于服务业的统计，中国当前很多服务业在法律上没有得到承认，但是在国外它是承认的。另外，像军队、警察这些不通过市场买卖的服务，在国外是纳入统计的，虽然我们也统计，但是我们是按照财政部预算统计。西方人认为公共财政是法制化、民主化、程序化的，因此，它的数字是准确的，但是中国的公共财政是个黑箱，各种经费很可能被低估了。还有一部分是家庭服务，它也不是通过服务市场买卖的，在家庭内部成员之间提供服务帮忙是不计价的，所以没有统计。把这些都汇总起来考虑，西方人认为中国GDP统计大概是少了20%左右，缩小五分之一。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中国GDP比正常统计口径多出来20%，这多出来20%里面就有93%多在服务业，所以2004年等于是我们自己搞经济普查把西方人之前的估计实际上给验证了。

另一个原因是汇率。外汇价格有两种决定方式，一种是市场定价，另一种是政府管制。中国的汇率政策采取的是政府管制，它和市场定价是不一致的，要么高估，要么低估。现在西方人认为我们管制汇率，低估了人民币。经济学上有一个普遍的做法是货币购买力评价，比如说，我选一千种商品，在中国大陆买是多少人民币，同样的商品我到美国市场去买，它又是多少价格，然后把这两个货币量一除，除出来一个比价，这个比价就是两个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在各自市场上买完全相同的东西，它的市场购买力的对比关系。用货币购买力评价来替代汇率折算的方法很流行，但是这个方法背后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即它的结果具有严重不确定性。关键要看选哪一千种商品，如果选的商品里面多数是人工成本高，劳动密度程度大的，人民币在中国市场购买力相对强，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大国，人工便宜。如果选择资本密度高、技术密集度高的商品和服务，美元在美国市场购买力相对就高，因为他是发达国家，资本大国，技术大国，资本品和技术品相对便宜，不同的选择，其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认为世界银行还是比较公平的，它测算人民币跟美金的货币购买力对价结果显示是1.9：1，即1块9毛钱人民币大概相当于1美元的购买力。刚才讲的是按照1：6.8折算，如果按照1.9：1折算的话，我们GDP规模差不多放大四倍，放大四倍之后，总量基本上达到了美国80%以上，人均水平达到一万五千美金。在国际社会上人均超过一万二千美金水平就是发达国家，到了一万五千美金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往下降了，所以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按照发达国家身份进入国际市场。如果那样的话，等于我们进入国际社会成本就增大了。这也是为什么西方人认为我们低估发展水平。

还有一些不受汇率影响的经济结构因素，表明中国确实是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主要有以下几个结构指标：

第一，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现在大概是43%左右。世界银行有一个统计，当代世界最穷的国家赤贫的社会，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是72%，解决温饱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54%，初步小康的国家，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平均40%，全面小康社会，农业劳动力比重平均25%，然后高收入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9%。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大概在5%到6%之间。最主要发达国家像美国、英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在2%以下。经济越发达，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越低。中国现在是43%左右，这个结构看，我们属于是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

第二，恩格尔系数。大家都知道衡量生活水平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叫恩格尔系数。恩格尔是19世纪德国中后期德国煤矿工程师，他发现一个统计规律，生活水平越高，人们用于食品支出比重在人们消费支出占的比重越低。联合国根据恩格尔定律，做一个恩格尔参数就是恩格尔标准系数，按照恩格尔系数的标准，如果一个国家居民吃的支出在60%以上叫赤贫，50%以上就是勉强度日，40%以上叫初步小康，30%以上是全面小康，20%到30%之间叫富裕，20%以上叫极其富裕。进入新世纪，主要发达国家基本都进入极富状态，恩格尔系数都在20%以下，中等发展国家像西班牙、葡萄牙这一类国家，基本是在20%到30%，剩下的发展中国家基本分布在宽裕、小康、温饱和赤贫，像南部非洲仍然是赤贫状态。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恩格尔系数是61%，当时农村是63%，城市是59%左右。那个时候中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我们真正对外宣布中国人解决温饱问题是1984年，1984年粮食总产量到了6千亿斤，人均拥有量达到了5百斤。其实，中国真正解决温饱是以取消粮票为标志的。我们现在的恩格尔系数是40%。农村大概是44%，城市37%。40%到50%就是一个初步小康的水平。

无论是农业比重情况，还是生活水平结构，都说明了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十二五”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大体上达到这样一个阶段提出来的新目标。在这个阶段我们的任务一是完成工业化，二是完成城市化。

现在中国工业化率大概到了什么水平？工业化中后期，这说明没有完成工业化，但是到了工业化最后冲刺阶段。工业化率有流行的计算公式，按照当代国际标准，如果工业化达到了100%，这就是完成了工业化。越大于100%说明后工业化走得越远，越小于100%，说明离现代工业化距离越大。现在京津沪三个城市没有多少农村，按照当代国际标准基本上完成了，然后东部沿海的工业化值在70%以上，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中部和西部一些比较发达、交通便利的地方工业化率在0.5到0.7之间，就是50%以上。西部落后地区工业化完成情况大体上在50%以下，最穷最落后一个省是贵州，贵州工业化现在不到30%。所以，我们现在工业化率大体上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十二五”规划是中国最后完成工业化冲刺的最关键时刻。

工业化的生长空间一定是城市化。在城市化经济发展史上，城市化率达到了30%到70%是这个国家城市化进入加速的时候。30%以下力量太小，城市吸纳能力太弱。70%空间不大了，速度也会慢下来。去年我们公布的数据是中国的城市化率为46.6%。这个数字反映了很多问题：第一，低于世界水平。2009年人类社会文明史出现一件大事情，就是世界总的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乡村人口，今后世界上的人主要是生活在城市，所以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么，我们中国46.6%显然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第二，城市化率中含有“水分”。因为城市化率指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以赚取收入为目的人口算城市人口。我们有1.4亿进城农民工，我们统计的时候把他们作为城市化的人口。中国城乡差异不仅是发展水平差距，更要紧的是体制上是二元的，同工不同酬，社会保障，福利水平，受教育机会等等完全不同。水分去掉后，大概中国真实城市化率现在是35%左右，所以，中国现在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阶段。“十二五”规划是中国第一次在真正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所做的五年规划。“十二五”规划期间实现城市化的速度恐怕是空前的，城市化速度空前和工业化加速是相联系的，工业化加速一定要求城市化加速。

那么，到中等收入阶段经济遇到最大变化或者是困难是什么？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一篇报告，第一次系统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到这个阶段以后，有几个因素开始明朗化，不利于发展，可能使这个国家经济长期停滞，然后矛盾积累，出现了大问题。这些因素包括：一是环境，现在环境污染可能很严重了，严重到了一个国家环境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问题。中国碳排放量每年新增量世界第一，全球新增碳排量我们一个国家占了50%以上，碳排量总量存量里面美国占比重最大，新增量里面中国最大。实际上环境问题就看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不接受约束的话，任何措施都是无效的。因此，现在全球都在盯着中国，我们要治理污染的话，成本就大了，竞争优势就有了问题。

二是资源约束。各种资源越来越稀缺，稀缺不是说没有了，而是原材料、有色金属、钢铁都涨价了，比如说，中国一年进口铁矿砂相当于全世界贸易量60%，再比如中国每年原油消耗增长速度8%，现在原油进口依赖度超过50%，将近60%了。我们一年消费不到4亿吨标准油，自产只有1.5亿，所以每年以8%速度递增，必然越来越依赖进口。国际原油价格在1973年中东战争的时候，涨到三块多，整个西方出了大问题。2003年之前，每桶是十几块钱，2003年第一次快速上涨，大家都在预测能不能翻一番，结果30美元大关几天就攻破了，然后大家又在预测能不能再翻，结果又是几天就过去了。所以，价格上涨实际上就是成本提高，竞争力下降，往往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到这个阶段，就会遇到资源约束。

三是人工成本。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到中等收入发展国家，人们有理由把文明进步带来的好处要求它直接的更多的体现在人们的生活上，所以往往在这个时候，加薪问题，提高福利标准和社会保障水平问题都被提出来。人工成本就要涨，竞争优势再进一步下降。

总之，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时候，这些因素出现可能使一个国家竞争力迅速下降，成本迅速上升，这个时候如果缺少创新力，可能导致这个国家长期停滞在那个地方，意味着社会矛盾不能通过发展来解决，最后出现严重经济危机，或者由经济危机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整个社会就出了问题。像马来西亚、泰国，还有南美的国家，都陷入过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现在正好到这个时候，引起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可能因素都存在。现在到中等收入阶段能不能再保持持续增长，关键就看“十二五”规划这五年，如果持续高速稳定且均衡增长，就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并可能迎来未来10到2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

 

“十二五”期间中国面临的主要经济增长矛盾

从目前来看，困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两大类，一类是总量失衡问题，另一类是结构失衡问题。

先看总量失衡问题。所谓总量就是指总需求和总供给。总需求是一个国家一年时间里的购买力，政府、居民、企业他们手里钱就是购买力。总供给就是一个国家的生产者、生产单位在一年里能提供用于最终使用的产品，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以及各类服务的价值总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要均衡和协调，买和卖之间要保持大体上均衡。如果说需求少了，供给多了，就是过多商品追逐不足的货币，经济学上叫做流动性不足。流动性是凯恩斯提出来的，是指财产变成货币的能力，财产变成货币能力越强，我们就说它的流动性越强。什么东西流动性是百分之百？就是货币本身，所以现在人们经常讲流动性过剩，流动性陷阱等等这些概念，实际上就是指货币。流动性不足的话，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需求不足，等于说企业销路不畅，东西不好卖，企业资金周转就发生困难，出现到期不能还债的情况，到期不能还债的企业一旦增加，就意味着依法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在增加，实际上它也意味着失业率上升。所以，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就会出现通常所说的通货紧缩，考虑到统计误差，一个国家物价上涨率如果是2%以下，一般就说他出现通缩了。通缩绝不是商家良心发现，实际上是卖不掉不得已降价，降价本身意味着市场萧条。要解决需求不足，就要想办法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把需求刺激起来，向流通中注入流动性。

还有一种宏观经济总量失衡是需求大于供给，就是流动中票子太多了，然后物价上涨形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看起来是一个货币现象，实际上通货膨胀是一种税，是政府利用发钞权，向社会强行征收的税，这是坑害百姓的税。我举一个例子，假设今年国民经济生产一百个产品，印了一百张钞票，我要通过信用通道发下去，下面是三个人——政府、企业和居民。政府通过税收通道从一百块钱收了30块钱，企业通过市场通道从一百块钱赚了30块钱，老百姓通过打工从一百块钱挣了40块钱。假定货币只周转一次，一个商品单价是一块钱，现在政府收了30块钱，按道理可以买回30个东西，但是政府突然发现他如果买30个东西的话，人吃马喂根本就不够用了，不够用怎么办呢？那些钱已经给了老百姓，不能到人家口袋里面抢，政府就使用印钞权，再印一百，这次就不讲信用了，不是说谁劳动，谁提供产品我就给谁，而是直接就给了财政部，财政部直接预算列支。这样财政收入是30，而财政支出是130，这就有一百块钱赤字。可流通中产品还是一百个，追逐100个产品的货币是200，原来一块钱一个东西，现在两块钱一个了。老百姓原来挣了40块钱，按道理是可以买回40个东西，现在却只能买20个，这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就是政府利用发钞权，把老百姓已经拿到口袋里面的财富又抢回去。所以任何一个对老百姓负责的政府，都不能搞积极的通货膨胀政策。

中国的宏观经济总量失衡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一直到1998年5月份以前。这个阶段是需求大于供给。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需求大于供给，它不反应成涨价，价格是冻结的，所以表现为短缺，什么都要排队，这就是一种计划经济下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就是一种不表现为物价上涨，而是变形的，表现为排队越来越长的恶性通货膨胀，只不过形式隐蔽而已。改革开放以后物价开始放开，慢慢的，经济失衡表现为物价上涨。1998年5月份之前，中国有三次大的通货膨胀，第一次是1984年底，因为那年秋天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过去体制改革在农村是全面开展，城市只是试点，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展开，城里人担心涨价，就开始抢购，这次抢购实质是百姓用手持现金和政府拼商业库存。第二次是1988年夏秋之际，北戴河会议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要进行价格改革，老百姓就又去抢购，抢了三个月，中央宣布价格闯关失败，停止价格闯关，才平息了下去。第三次是1994年，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接着是十四大召开，都是好的消息，然后全国开始大发展、大投资，需求迅速膨胀，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很快就拉动了物价。

第二阶段，1998年5月份以后到2002年。1998年5月份以后中国开始另外一种失衡——需求不足。从1999年到2002年，中国物价基本上是负的，都在2%以下。在那段时间，工业消费品的三分之一产能是过剩的，然后全国大概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乡镇企业破产。城市那么多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真实失业率大概已经达到14%以上了，7%失业率是警戒线，而我们成倍超出。造成当时困难状况的原因很多，一个是结构转型，另一个是市场化，过去为什么短缺，现在为什么过剩？不要钱的东西永远短缺，到1998年市场化搞了20年改革，很多商品市场化基本上完成了，所以很多过去不要钱的，现在变成要钱的了，面对这种转变，人们不一定会去购买，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过剩。1998年伴随着中国发展和改革进展，中国经济失衡出现另外一个情况，即通货膨胀。1997年，十五大定调是“九五”期间整个宏观经济政策适度紧缩保持不变，到2002年召开十六大，十六大讲“十五”期间宏观政策是扩大内需保持不变。

第三阶段，从2003年到2007年。在这一阶段，它既不是需求大于供给，也不是需求小于供给，而是出现了投资领域经济过热，消费领域经济过冷，也就是说投资领域需求大于供给，煤、电、油等上游投入品始终在高价位振荡，说明它的需求是过热的，消费领域里面大量消费品，特别是工业消费品过剩，大量积压。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麻烦了，既不敢像十五大那样在“九五”计划期间搞紧缩，也不敢像“十五”计划期间搞扩张。搞紧缩，有利于控制投资领域过热，但是恶化消费领域失衡；搞扩张，有利于解决消费领域里面的矛盾，但是激化投资领域失衡。在十七大报告中就没有提到“十一五”期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紧缩还是扩张，实际上是回避总量选择，而是提出“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等于是在淡化总量政策的选择。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采取的是反方向的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在刺激需求，在扩张，增大财政支出，增大财政赤字，增大国债，货币在紧缩，在收紧银根。

第四阶段，08年下半年以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开始持续衰退，所以松紧搭配财政和货币政策就改为双扩张双松的政策。2007年经济增长13%，2008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10.6%，一下子掉了2.4%，第二季度出来数据更糟糕了，经济增长10.1%，第三季度掉到了9%，到了第四季度仅为6.8%，一直到2009年第一个季度的6.2%，连续15个月经济增长直线往下掉，这就引起我们很高的警觉。终于，2008年7月24日国务院开常务会议正式确认全面一揽子反危机措施出台。实施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加大货币投放。2008年第四季度追加贷款，整个2008年年末比年初新增4.9万亿，各个地方都花不出去钱了，给你钱让你花，没有项目的，就把好多“十一五”制定规划的时候淘汰的项目或者是放缓的项目，翻出来再报上去，否则就没有项目对接了。2009年新增贷款9.6万亿，差不多是2008年的一倍。今年1到6月份新增贷款4.6万亿，至少上半年这个政策和去年同期力度差不多，连着两年大量票子出去了。

需要指出的是，第四阶段的反萧条不同于1998年那一次，我们现在根本不怕通胀，已经前后治理过三次通胀，积累了经验。但是我们担心的是滞涨，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现在我们实际上是四个车轮赛跑，从国民经济供给方面来看，是两个车轮赛跑——效率和成本。当前，我们面临着人力、土地、能源等要素不断上涨的压力，如果是效率提高压过成本提高，那么，成本即使提高，也进入不了价格，不会使物价上升，不会出现严重的通胀。如果效率提高跑不过成本提高，成本是推动型的。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跟需求拉动通货膨胀不同，如果物价上涨是需求拉动的，虽然有坏处，但它也有好处，需求活跃刺激了经济，企业开工充分，这也就使就业得到了保证，失业率降低了。

从国民经济需求方面来看，也是两个车轮赛跑。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那么多财政支出，那么多货币投放出去，这些钱进入流通当中之后，它是双面刃，它起两个作用，一个是可能刺激需求，活跃经济，繁荣市场，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这是我们政策目标所在。还有一个作用是拉动物价，从多发货币到拉动物价普遍存在一个规律，我们称之为时滞，就是时间滞后性。欧美国家时间滞后性是6个月到18个月，中国大体上是7个月到24个月。这笔钱投放出去，一方面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引发通货膨胀，在它拉动通胀时滞期到来之前，如果能传导至实体经济当中去，拉动实体经济增长，增加地方财政税收，增加群众居民收入提高，增加企业活跃程度，增加就业的话，那等到两年之后，它冲击物价的时候，就不用太担心，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将敢于把政策调头，紧缩需求。紧缩需求可能要付出代价，有可能使失业率提高，但是经过前几年的有效发展，失业率很低，并不用担心紧缩带来的损失，经济能够承受的住。需要警惕的是另外一种局面，如果这些释放出来的流动性没有流入实体经济，而是跑到虚拟经济市场里面去了，要么在银行手里，要么冲股市，要么去冲楼市，我们现在进行打压，把泡沫挤出来，打压差不多了，它们冲撞也差不多了，出来就是洪水猛兽，到哪里去哪里就涨价。企业也没有因为这笔钱带来了更多的活力和效率，失业率仍然高，经济萧条的威胁因素依然存在，等过了时滞期，就形成高失业和高通胀并存，所以说中国现在的失衡和过去都不同了。

当代中国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大概是五个突出方面：

一是总需求当中结构性失衡。受外需影响太大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和国际市场风险联系太紧密了。现在出口需求每增长10%，拉动GDP增长1%。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每一年出口增长平均26%，所以对经济增长是2.6%。经过20008年的金融危机，全世界2009年出现负增长，所以中国出口是负的17%左右，拉动经济增长是负1.7%。那么，负的1.7的绝对值和正的2.6加在一起的是4.3了，也就是说危机前后出口变化使中国经济增长发生了4.3个百分点的上下起伏。这个起伏太大了，和大国经济不相称，大国经济应当是基本内向型的，不能受外边影响这么大。为什么那么依赖出口呢？说明我们内需不足。为什么内需不足呢？说明创新力不够，没有发现新产品，没有发现新的投资领域，其实咱们的钢铁、电能、煤炭的产能都过剩了，为什么还能在高价位振荡，就是出口支撑这个需求。

二是内需中过于依赖投资需求。现在世界经济增长10%的话，投资需求增长大概拉动3个点，消费需求增长大概拉动7个点，而中国是如果经济增长10%的话，7个点是投资需求拉动的，3个点是消费需求拉动的，和国际趋势刚好反过来。这是有客观原因的，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社会，历史上发达国家走到这一段，也是投资需求比其他要快，但是没有像我们国家投资增长这么猛，时间这么长。改革开放30多年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速13.5%，比世界高出一倍，2003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从来没有低于24%的，这使得我们经济带有浓厚的投资驱动性。世界银行对中国和美国做了评估对比，认为两个国家都是内需不足，但是美国内需不足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私人资本是不听政府的，所以动员私人投资信心比较难，世行认为消费需求在美国实际上过旺了，美国人需要改变生活方式。反观中国，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认为中国比较容易刺激投资增长，因为金融资源88%在国家手里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基本上在国有企业。但是，这一轮扩大内需的实际做法美国和中国刚好搞反了，美国还在刺激消费，中国还在刺激投资，这样的结果是使原来就失衡的结构更加失衡。我们去年固定投资33%，而且刺激的都是“铁公鸡”，基础中的基础，这种投资对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大，对就业带动弹性很小。

三是国民收入出现分配上的深刻的结构性矛盾。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宏观，一个是微观。宏观上就是大格局出了问题，国民收入分配是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中间分，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很多数据，其中有三个数据一定有，即反映企业活跃程度的GDP增长速度，反映政府收入增长速度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以及居民收入，历年中哪个增长最快？是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差不多是GDP一倍了。从微观上看，居民收入内部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越来越高。基尼系数是指国民收入分配占比中20%的居民占多大。基尼系数如果是20%，这就是平均主义，但是，到40%就是警戒线了，等于说20%的人拿了40%的国民收入，那意味着剩下80%的人只去分60%，那肯定差距太大了。我们国家基尼系数是从1995年就过了0.4，进入新世纪，我们基本都在0.47到0.48这个水平，实际上说明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更多更快地给了有钱人，越有钱的人，他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低，他的大部分钱用于投资，用于储蓄，用于购买保值品去了，而国民经济当中消费肯定是不足的，内需不足，增长动力就有问题。所以说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不仅影响公平，同时影响效率，影响经济增长了。

四是城乡差距太大。城市化率低不可怕，可怕是城乡差距太大了。城市化率低可以慢慢发展，城乡差距一旦大了，社会结构对立也就变大了。中国城市化率水平还是比较低的，60%居民现在还是农村居民，大概有7亿人。200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一个农民纯收入相当于一个市民一年平均可支配收入的30%，换句话说就是3.3个农民才顶一个市民。需要注意的是农村和城市家庭是不一样的，农村家庭是一个生产者，要投资，要买农具，要生产资料，而在消费能力上就比城里人差更远了，大概4.5个农民相当于一个市民。长此以往，对中国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长期依靠40%左右的城市居民收入在支撑着，60%左右的农村居民和国民经济增长不相匹配，在随着国民经济增长下来之后，消费动力、消费需求会越来越不足，进而出现一种结构性扭曲。因此，我们现在扩大内需的一揽子措施，很重要一点是刺激农村需求，送家电下乡，送汽车下乡，这说明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一点的是，问题的本质不是送什么东西下乡，而是要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

 

五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服务业比重是40.3%，本来是想通过“十一五”规划平均每一年提高0.6%，累计下来提高三个点，达到43.3%。但是2008年的时候，不仅比重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到2008年的时候是40.1%。现代服务业低带来很多问题，一个是影响城市的质量，工业化决定城市的数量，服务业决定城市的质量，另一个是就业弹性低，因为农业是往外转移劳动力的，工业制造业越往工业化中后期，它带来就业机会越少。2003年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朱之鑫（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来北大作报告，在报告中他表示80年代初GDP增长一个点，带来的就业机会是240多万个，90年代初GDP增长一个点，带来的就业机会是170多万个，2003年增长一个点带来就业机会不到90万个。这就充分说明制造业的资本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排斥劳动，带来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只有调整结构，大力发展各种服务业，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服务业解决的就业，从高级到低端是立体的，什么样都要有。

宏观经济政策须做哪些调整

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主要是四个方面：

第一，总量政策的方向性调整。在2008年初的时候，温总理在两会中提出要“两防”，一防经济过热，二防通货膨胀。当时讲的是防经济从局部过热转化为全面过热，从结构性上涨转为总体性上涨。“两防”实际上就是防通胀，所以2008年春天我们采取的是紧缩性宏观政策，到了08年7月中下旬，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表现出来了，沿海地带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大量企业倒闭，各地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变为负增长。中央做出“一保一控”的决定。首先是要保增长。保增长就要刺激需求，意味着年初的反通胀紧缩政策开始松动。可到了2008年年底，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更快，在当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扩张，形成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物价问题从宏观目标当中消失了，一年的宏观政策发生了方向性的逆转。

现在的问题是总量方向要不要调整，要不要择机退出，这也是2009年二十国峰会讨论的核心问题。政府干预一定是有代价的，一方面是经济上低效率，政府行政性投资的效率肯定比市场竞争性立项效率低，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高腐败，只要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掌握更多审批权，商人肯定会找政府谈判，商人找政府谈判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行贿。

第二，调整财政政策的重点。财政政策要不要从刺激需求作为重点转变为关注财政本身的风险。财政一样有风险，不要以为财政背后是国家信誉，其实它如同金融市场有危机一样，否则就没有冰岛和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去年我们的财政赤字是9500亿，财政赤字意味着政府从老百姓口袋里把钱抢回来，有多少财政赤字，就抢回去了多少钱。财政赤字有一个上线，按照现在一般市场经济经验，财政赤字上线不能超过GDP的3%，我们去年GDP33万多亿，最多也就只能赤字近一万亿，也就是说中国去年财政赤字实际上顶到3%的红线。今年继续实施更加积极，可见也积极不到哪里去了。有人会因此有异议说，美国财政赤字是一万四千亿美元，占GDP的10%，但是，有几个美国国民有存款，美元存款主要在“金砖四国”。

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债务风险。一直以来，我们说国债比例不大，但是中国有地方债，这些年好多地方政府搞融资平台，然后拿财政收入做担保抵押在银行，从银行贷款出来做市政投资。拿什么担保？预算内财政收入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刚性的，都是年年要花的人头费，所以，只能是预算外的——土地专项。将来地能不能卖出去是有风险的，这就等于是风险杠杆化了。

第三，货币政策是不是要变宽松为紧缩。中国不缺钱，小企业没有订单了，它就停产，停产后不需要货币。大企业，主要是央企，不需要银行的钱，它有垄断地位，垄断利润丰厚，加上这几年国家注资的很厉害，再加上直接融资，所以它对银行的依赖度很低。银行金融参数的变化对央企不敏感，加息不加息对它们来说无所谓。因此，在中国货币市场上不是简单增加货币投放量的问题，而是怎么样培育货币需求。让小企业在制度上能够公平运用融资市场，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解决它的担保和抵押问题，不要有制度歧视，让大企业能够提高创新能力。所以，中国货币政策势必采取一个紧缩性态势，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央行已经多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了。

第四，人民币汇率政策。人民币要不要升值，这是一个国际话题。我们现在面临比较大的升值压力。首先来自于美国，美国去年它的财政赤字一万四千亿，贸易赤字是7000亿。贸易赤字有一个警戒线是不能超过GDP的4%，14万亿GDP的4%应当是不到6千亿了。现在，美国的财政赤字、贸易赤字都超过了警戒线，失业率很高，说明它的内需不足，外需也疲软，因此，美国去年失业率为9.8%左右，超过警戒线7%。所以要采取办法扩大出口，扩大内需。其中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美元贬值。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长期处于赤字贸易，所以它有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冲动。

对中国而言，美国的施加的压力并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将矛头对准自己。美国发生贸易赤字主要不是和中国做生意，主要是和发达国家做生意发生的赤字，中美贸易赤字不到三百亿，在美国7000亿贸易赤字中只占几个百分点，中美贸易赤字的解决，不能根本地改善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因为与中国是彼此竞争的关系，反倒是更乐见人民币升值。这些发展中国家，像韩国，甚至包括新加坡，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中国。因为90年代朱镕基任央行行长的时候搞汇率并轨。当时官方汇率是一比五点几，市场汇率是一比八点二，我们一下子并到一比八，等于把人民币贬40%。这样出口扩大了，每年出口增长率是20%多。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的外汇储备是29亿美元，一直到90年代中期到了八百亿，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外汇储备太多了，外汇储备越多，它占用的本币也越多，增大了流通中的货币供给，意味着通货膨胀加大了。后来朱镕基同志坚决说不多，继续扩大出口，保护出口，扶持出口创汇，很快就过了一千亿。就在这个时候，金融危机来了，当时韩国外汇储备23亿美元，远远低于它到期的外债，一举击穿，根本没有钱，只好用贬值刺激出口，以此作为偿还能力向美国借钱。当时，中国政府做了件让世界很敬佩的事情，对外宣布人民币不贬值，等于将市场让给了别人，赢得世界赞誉。韩国后来缓过劲来，认为他们那么富却陷入危机，中国那么穷却没有陷入危机，最后认为罪魁祸首就是中国，就是那次汇改。

这一次国际社会又是这个压力。2003年以后，美国经济不景气，做了很多工作让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贬值，而人民币汇率制度采取盯住美元的制度，同美元共进退。结果美国人辛辛苦苦做了很多努力使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贬值了，没有想到后面跟着一个人民币，等于人民币跟着贬值了。所以2003年以后，出口每年又是增长20%多，外汇储备大幅度提高，现在2万4千多亿的外汇储备搞的美国人很恼火。所以，美国人向中国人施压，很少提出升值要求，而是要求中国进行汇率制度改革，不希望我们跟着他们走，但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就是要我们升值。

一个国家的汇率政策是国家货币政策一部分，货币政策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升不升值绝不是来自于国外的压力，而是要根据自己的经济目标。如果国家反通胀是首要目标，不用别人施压，自己也会升值，因为要收紧银根。所以，2008年上半年我们加快了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当时主要是反通胀。如果反萧条是目的，那么打死也不会升值，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现在不也是采取贸易保护，开机印美元，拿美国政府的钱资助企业，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

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和趋势

中国经济有一个经验，热五年，冷五年，把这十年往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年份一对，就会发现中国经济有一个怪现象，逢八的年份就不行，逢二的年份就开始火。1978年四人帮刚刚粉碎不久，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988年也不行，1989、1990、1991连续三年调整，接着1998年不行了，1999年、2000、2001年三年通缩，然后2008年连续15个月衰退。逢二就不一样了，1982年经济开始火，83年、84年开始通货膨胀，1992年南巡讲话后经济开始火，火到94、95年开始通货膨胀了。2002年开始火了，火到03年到07年连续两位数增长。所以，近期一两年火也火不到哪儿去，冷也不到哪儿去。这个不好说是理论，但是它确实是中国的一个经验。这是从短期的趋势看。

从长期的发展趋势看，中国至少还有十年，甚至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因为中国2020年才基本实现现代化，2030年我们才真正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和信息化，到2050年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首先要成为全面小康社会，我们目前要把低水平不均衡小康水平提高，所以规划到2020年实现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实现全面小康。实现全面小康从现在做起，“十二五”规划就为这个。一个国家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会掉下来的，当然这个增长速度不一定是直线，它可能波动，有几年快，有几年慢。

我做过一次测算，经济增长速度每一年只要不低于4.8%，到2020年翻两番就能够实现，人均GDP增长速度只要不低于5.7%，到2020年翻两番就能实现。像5.7%和4.8%这样的速度，在中国一点问题没有。就以目前育龄妇女千分之十三，按照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生，每年生的娃娃一千万左右，保持原有人口生活水平不变，除掉自然死亡人口之后，满足这一千万新生娃娃的需求，中国的GDP就能增长4个百分点。

当前这个阶段要保证翻两番，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不会有问题，只要政治稳定。而需要我们更加关心的是以什么方式实现翻两番，这就是“十二五”规划强调的重点。过去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现在要把它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提高来带动经济增长。效率提高靠创新，一个是制度创新，另一个是技术创新。西方人质疑中国，包括2008年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他质疑中国发展，就是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量扩大，克鲁格曼做了一个实证研究，数据来自1994年之前中国投入产出表，证明确实是主要靠要素投入量扩大。增长靠要素投入量的政治术语表达，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有的资源尽可能调动起来投向经济，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至少90年代中期靠这一条足够使得中国经济迅速增长。这次五中全会没有讲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句话，实际上仍然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但是现在要强调科学的发展，强调要素效率的提高。

最后，五中全会在“十二五”规划中给出了核心目标，明确了措施，明确了保障，关键是什么呢？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我们的创新能力。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1/0303/60185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