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成：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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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届五中全会给出这样一个判断，综合国际国内形势，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个《建议》，对于指导当前和今后五年的工作，乃至于到2020年整个战略机遇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十二五”时期的历史定位

“十二五”规划建议开宗明义，它把“十二五”时期的历史定位首先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从2011年到2015年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意义的基础。那么，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十二五”规划时期正好是新世纪的第三个五年，那么新世纪的头20年的奋斗目标一共要分成四个五年来贯彻。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战略部署有一个提出形成的过程，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最早是小平同志在1979年提出来的，1979年12月邓小平会见时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就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回答了大平正芳的提问，提出了在中国实现“小康”的发展目标。1979年12月正好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两大功绩：一是把全党工作的重点由文化大革命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全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决策。所以，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邓小平同志开始构筑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未来的奋斗目标在他头脑中逐步形成了一个远景规划，特别是会晤时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之后，向日本学习他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此规划我们的奋斗目标。小平同志告诉大平正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我们要实现的这个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日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到了1982年9月召开党的十二大的时候，就把本世纪的奋斗目标表述为翻两番，提出从1981到20世纪末这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当时还没有用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这两个概念，采用的还是原来的统计概念叫工农业年总产值。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我国的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的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这一表述被写到了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也就成为我们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全国人民奋斗的目标。

到了1984年，小平同志又反复重申这个小康目标，进一步把它清晰化。1985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时任巴西总统的菲格雷多时，强调现在中国还很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300美元，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人均达到800美元。这样就把当时一千美元又给它减了200美元，就是800美元。小平同志说800美元对经济发达国家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中国来说这是雄心壮志。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的时候再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这是1979年12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来访问的时候我同他首次谈到的。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800美元。1985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重点讨论了“七一五”计划的建议，提出199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或者更多一些，随着生产的发展我国人民的消费将由温饱型逐步向小康型过渡。

到了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首次概括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到了1997年召开党的十五大的时候，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我们已经实现了，因此，大会着重对第三步战略进行细分，将它细分为新的三步，强调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第二个十年，即建党一百年的时候，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再过30年，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的时候，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到了2002年党的十六大的时候，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十六大提出综观全局21世纪的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汇集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从经济方面的目标来说，提出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基本实现工业化。

2007年，党的十七大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就是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还有生态建设各方面的全面目标，其中在经济方面提出要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发展方式要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

我们已经走过了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十七届五中全会为第二个十年的头五年做了规划，为2011年到2015年这一阶段做了定位，即“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从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变化上看我国当前的历史定位，1962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只有70美元，在世界银行的分组中处于低收入组，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按照世界银行的三年移动平均汇率的统计是人均190美元，再进一步到1998年，我们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上升到790美元，首次进入了中低收入组。1999年突破了800美元，2001年突破了1000美元，实现了小平同志提出的从300美元起步到800美元的雄心壮志。到了2009年是3590美元，那么算在世界上排位是124位。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在“十二五”时期中段，我们的国民人均总收入达到4500美元左右，就可以开始进入中高收入组。

从70美元到3600美元的快速增长是我国自身的纵向比较。从横向上看，韩国在1962年起步的时候是人均110美元，到了1978年突破了1000美元。随后到了1987年韩国突破了3000美元，三年以后到1990年又突破了5000美元。在这一阶段上韩国完成的很快，从3000到5000只用了三年。到了1993年，实现了人均8000美元，到2007年，实现了人均两万美元。韩国的快速发展在亚洲四小龙里面十分具有代表性，它迅速地跨越低收入陷阱，由低收入组进入中低收入组。所谓低收入陷阱是由于低收入国家资源少、资金少、技术水平和力量水平低，造成经济发展停滞。在过渡到中低收入组之后，也存在着中低收入陷阱，即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以后，收入差距会被拉开，各种社会矛盾有可能不断地激化。再向下一个阶段发展，就会遇到社会分化更加明显，处理不当，社会矛盾甚至政治矛盾将更加尖锐，即所谓中高收入陷阱。

再来看一看作为“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1962年起步的时候，巴西的人均收入是230美元，1976年就突破了1000美元，但是它向3000美元前进的时候却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1994年它才突破3000美元，到了1997年突破了5000美元，随后，巴西又进入了一个停滞期，到2009年才突破了8000美元。从巴西实现人均国民收入8000美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巴西先后陷入了两个陷阱，一是1981年到1988年经历的中低收入陷阱，陷入了八年的徘徊。前两年去考察，巴西给人最糟糕的印象是巴西的贫民窟，一片一片的连接在一起，外人无法进入，因为那里都是黑社会活动的区域。在实际观察后，会亲身感受到巴西总的收入水平要比我们高，但是两极分化的程度比我们更厉害。二是1998年到2006年期间，巴西又陷入了9年的徘徊期，两极分化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最近巴西总统卢拉宣布开放贫民窟，表示巴西有国力来整顿贫民窟。

 

最后来看一看我们的近邻泰国，泰国在1962年和韩国一样也是从110美元起步，直到1988年人均才突破1000美元，又是经历漫长的等待之后，到2007年才突破3000美元，2009年实现人均3700美元。在渡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泰国总共经历了11年的徘徊期。社会矛盾尖锐，红衫军和黄衫军相互对立，对泰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同韩国、巴西和泰国相比较，中国1962年起步是70美元，2001年突破了1000美元，到2009年，人均国民收入是3590美元，已经很接近泰国了。所以，在“十二五”期间，如果我们能进入中高收入组，那是了不起的成绩。十七届五中全会给出这样一个判断，综合国际国内形势，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就说我们从人均国民总收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然既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如果我们能够像韩国那样，在顺利越过低收入陷阱和中低收入陷阱，如果再能顺利越过中高收入陷阱，解决好今后这段时期方方面面的矛盾，我们就可以顺利的进入到中高收入，再经过若干年的奋斗就可以进入高收入组。

由于我们的人口基数很大，现在人均3600美元已经是总量世界第二，那么到了“十二五”规划以后，进入到人均5000美元，就有希望赶超美国。

“十二五”规划的主题和主线

“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制订“十二五”规划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拓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就是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是要坚持科学发展。在规划建议里提出了四个更加，即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十七大报告中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列在“四个更加”之中，从一定角度上反映了“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加重了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的内容。那么，贯彻科学发展的主题，就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以接下来建议里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的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全领域。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就更加凸现出来。此次全会就全面地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我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从国内的经济环境变化上看，我国的GDP扣除了物价影响之后，以1952年为基数100，到1978年到改革开放之初就是471，再到2009年是8775。从1952年到1978年这前26年，也就是指数从100到471，年均增长为6.1%，从1978年到2009年这后31年年均增长9.9%，从6.1%上涨到9.9%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从1952年到2009年整个57年上看，年均增长是8.2%。按照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速度，我们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改革开放以来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80年的时候我们排第七位，排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之后。第一个十年过去之后，我们的总量虽然扩大了，但是世界各国也在发展，到1990年我们的排位倒退了三位，被加拿大、西班牙、巴西超过。进入20世纪90年代，第二个十年实现了小平同志所勾画的蓝图就是到本世纪末人均八百美元雄心壮志，从总量上来讲我们在这第二个十年稳定地超过了意大利、加拿大和西班牙和巴西，一直稳定了五年，从2005年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先后超越了法国、英国、德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今年我们将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季度上来看，我们的第二季度单季总量首次超过日本，当时国内国际又发表了不少的评论来关注这件事，今年从全年来讲我们超过日本已无悬念。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是10%的增长，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我们常说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概括地讲就是“三高五低”，“三高”就是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五低”就是低劳动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低技术含量，低价格竞争。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到来之前，我们常将“五低”作为自己的优势来推动出口。国际金融危机一冲这个优势都变成了劣势。

粗放型经济增长也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多结构性的矛盾，常说的结构性矛盾大约有这么六个方面：

一是内需与外需不均衡，特别是这几年我们外需扩张的比较快，内需则相对不足，而外需又是靠“五低”的优势实现的，那么国际金融危机一冲，我们的“五低”的优势又变成了劣势。

二是投资与消费的比率不协调，投资所占的比重这几年越来越大，消费所占的比重不断地下降，背后的问题就是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中低收入提高的很缓慢，投资消费的比率不协调，它隐含的问题就是收入差距在扩大，中低收入劳动者的报酬和收入增长的不快，这就是消费相对来说又不足。我们经济发展的动力过去主要依靠的是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今后我们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中就要转变为以消费、投资和出口三架马车共同拉动，要把消费的拉动放到首位。

三是产业结构不协调，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基础不稳固，很大程度上还要靠天吃饭。第二产业以工业为主，加上建筑业，产业规模大而不强，技术水平落后，污染严重。第三产业以服务业为主，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第三产业增长的比较快，近些年来第三产业的比重又陷于停滞。

四是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这很大程度上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些不平衡使得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绝对的不平衡有一些扩大。

五是发展与资源环境不协调。

六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就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经济发展这条腿长，社会发展这条腿短，医疗卫生、养老、教育、住房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相对经济发展来讲滞后。发展过程中的中低收入陷阱，中高收入陷阱都是因为经济发展跟社会发展不协调引起的。以近几年的环境污染事例来讲，过高的增长以后有一些就不顾环境，对环境污染的治理上就有些滞后，突发事件不断的发生，比如今年三月湖南省郴州市儿童血铅中毒事件，血铅中毒属于重金属中毒，污染源是村子里面的一个废铅回收厂，这个废铅回收厂周围捧起一把土都是含铅的泥渣。去年八月《人民日报》曝光陕西省凤翔县有600多名儿童血铅超标，没有那么多病床，就把医院的会议室赶紧开辟出来做儿童的病房，当时受害的家属们拿着化验单在东陵冶炼公司的工厂门口抗议。此事刚被曝光，《经济参考报》又报道了湖南武冈市1300多名儿童受到血铅污染，造成污染的工厂是2008年5月份建成投产，自始自终没有进行过环境评估，没有办理任何的环境手续。据《人民日报》今年八月的综合报道，今年以来相继发生江苏大丰、四川荣昌、湖南佳禾、湖南郴州、甘肃瓜州和湖北咸宁六起血铅超标事件，去年湖南、陕西、福建、河南等地相继发生六起铅污染事件。这类重金属污染的事件是长期环境污染积累的总爆发，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根本原因是一些地方还有一些企业，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对低水平产能缺乏有限的监管和治理。

今年一到八月环境事件频频发生，全国处置突发环境事件131起，仅七、八两个月就28起，平均不到两天发生一起，那么刚才是说环境污染，我们再说一下水污染。比如去年发生的盐城“2·20”特大水污染事件，2月20日早上，盐城市人民群众发现水龙头里出来的全是臭水，第二天盐城市赶紧用消防车来运送安全用水，全市的居民都拿着桶到消防车上接水，结果在处理这个事件当中，按照污染罪来处理已经不够力度了，就按投毒来处理，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2009年8月14日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对盐城“2·20”特大水污染事件的嫌犯，原盐城市彪兴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文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同时合并其他罪行决定对胡文彪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这是我国首次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对违规排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当事人判刑，当时在法律界也引起了一阵热烈的讨论。

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和一系列的结构矛盾，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受到能源、矿产资源、土地和生态环境的严重制约，受到各种成本上升的影响，受到国内消费需求狭隘的限制，特别是容易受到国际上经济、金融等风险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方式问题更加凸现出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际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从国际的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上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际的经济大环境发生了三大变化：

第一，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处在大变化、大调整中。一方面，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不仅迫使我国要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化为集约型的增长，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要转变增长方式。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当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原有的过度负债消费的模式受到了巨大冲击，不可持续，面临着深度调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依靠过度发债消费模式，寅吃卯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整个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受损，由此，使得国际市场上的需求不振可能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存在。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一方面也加剧了他们国内的矛盾，另一方面也使得国际市场的需求下降。今年以来，美国奥巴马政府不断拿人民币汇率升值来向中国施加压力，背后的原因就是失业率高企。因为十月份要进行中期选举，面对着这么大的失业大军，民主党的选票肯定要丢不少。2007年1月美国的失业率是4.6%，这还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到了2008年的5月，失业率上升到5.4%，微微的有点上升，9月之后金融危机爆发，冲到了2009年的最后，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失业上升到10.1%。所以，高失业对美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社会安定都带来很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把这个责任推到中国身上，指责由于人民币被低估，中国的产品标价用人民币转成美元就便宜了，冲掉了美国工人的岗位，要求人民币必须升值。在目前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人民币小幅的升值我们还可以承受，如果幅度过大，比如像美国要求我们实现20%—40%的升值，我们的国力是达不到的，升值的时候人民币值钱了，换美元换的更多了，但是一旦国际市场上有一个风吹草动，国际上的投机商拿人民币来做投机的话，很快就可以把我们人民币的高估给压下来，就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首先冲击的是泰国，泰国从80年代中期高速增长十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结果国际金融投机商拿泰铢一冲，就把泰铢一夜之间就给冲贬了，整个泰国十年的高速增长所取得的成果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因此，我们没有这么大的经济力量来抵挡国际上金融投机商对货币的冲击，我们还不能大幅度的来升值人民币。

 

第二，世界产业结构处在一个大变化，大调整中。世界产业结构的变革已经有几次大的变革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叫做工业革命，是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到十九世纪中期，英国首先发起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然后到了法国、德国等西欧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到美国，他们借助第一次工业革命，在经济上大大的发展起来。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的标志是轻工业手工纺织变成了机械纺织，人力推动变成蒸汽推动。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带动下，以英国为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就迅速的发展起来。同时代的中国则走完了康乾盛世，进入嘉庆年间，逐步走向衰落。随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失去了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大机遇。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世纪初，经历了第二次世界产业革命，也叫电气革命。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又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一直到二十世纪初，1900年美国的GDP总量超过了英国。那个时候中国在做什么呢？中国正处于清王朝即将覆灭，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然后就是军阀混战，失去世界电气革命这个大的机遇。第三次世界产业革命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也就是电子革命。在这段产业革命时期，30年代我们在进行抗日战争，然后进入了解放战争，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毛主席提出来向科学进军，我们迅速的组织力量，很快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跟着就是氢弹核试验成功，然后就是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号上天，这都是文化大革命之前或者是初期取得的成就，那时候我们就在追赶第三次产业革命。接下来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到了21世纪初，信息技术革命继续向纵深方面，再进一步，新能源革命到来。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往往孕育和催生出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正是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推动着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推动着新一轮世界经济的繁荣。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新的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酝酿和兴起，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以绿色和低碳技术为标志的新能源革命，还有电动汽车、新材料、信息网络、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研发与市场开拓，空间、海洋和地球的深度开发利用等等。这将使人类社会进入空前的创新和产业振兴时代，孕育着新的重大发展机遇。但是，各国在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的过程中围绕着战略型新兴产业而展开的科技竞争、人才竞争也会日趋激烈，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第三，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处在大变化，大调整中。所谓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就是国际上出现了重大经济问题、金融问题，包括汇率问题需要协调，通过什么机制来协调。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际社会认识到，由几个发达国家垄断的传统国际经济协调平台已经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加强20国集团的作用，使之成为国际社会讨论和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平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我们积极的参与20国集团的活动，提出我国政策主张，发挥我国建设性作用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着力推动20国集团峰会机制化。20国集团原来是部长级的组织，那么现在经过国际经济危机这一冲，就上升到元首级了。G7是在1975年左右成立，包括了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法国，主要是为了应对70年代中期以后当时国际石油危机冲击以及国际货币等等发生的这些问题。到了1998年，又加入了俄罗斯就变成了G8。到了1999年变成了G20，这时候是部长级的，加了11个国家，再加上欧盟，这11国家是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韩国、澳大利亚、土耳其、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南非、阿根廷。中国是20国集团的创始成员，并且在2005年作为主席国成功的举办了第七届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G20各国联手来应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11月马上就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G20首脑会议，领导人一起开会来协商对策。2009年先后在英国伦敦和美国匹兹堡召开了两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危机的应对。2010年6月在加拿大召开，11月又在韩国召开，2011年将在法国举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今后每年将举行一次峰会。

由此，国际经济、金融、重大问题的协调机制由G7推向了G20，中国在当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我们要承担现在这样的作用，就得有足够的国力，足够的经济力量才能够承担与我们现在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具有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也迫切的要求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自己做大、做强。

“十二五”规划的主要内容

“十二五”规划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怎么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它包括“五个坚持”：第一，坚持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第二，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第三，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第四，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第五，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理解“五个坚持”要着重看到以下四大要点:

一要调整需求结构。需求结构有两层，一层是内需和外需，第二层从内需来讲又有投资和消费，调整需求结构就是由原来的投资和出口推动为主，要把它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推动。要想转变成消费的推动，就必须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缩小收入差别，所以，调整需求机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调整需求结构，那么，调整需求结构的核心问题就是提高消费，而提高消费的核心问题就是增加收入。今年两会之前新华网、人民网做了一些网上调查，调查显示，排在大家最关注的问题第一位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占的比重是14%，排在第二位的是住房问题，占12%左右，排在第三位的是反腐倡廉，占到了10.6%。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需求结构，重要的就是要合理的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的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蛋糕做大，又要蛋糕分好。9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讲效率第一，兼顾公平，现在我们改成兼顾效率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就是两个提高比重。

二要调整产业结构。这是从供给面来讲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有这么六个方面：第一，改造提升制造业，主要就是传统制造业；第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三，加快发展服务业；第四，加快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第五，全面建设信息化水平；第六，发展海洋经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因为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催生出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决定着国家的未来，必须抓住机遇，明确重点，有所作为。今年9月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七个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二五”规划，也是按照这七个产业来部署的，这七大产业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十二五”规划有一个亮点，就是新加入了文化产业，规划建议中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要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发展的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三要加强农业基础。农业的发展，特别是粮食基础的巩固，对于国家的粮食安全、国家的经济安全和人民生活的基础性保障，以及控制物价，防止通货膨胀都很重要，所以在这次“十二五”规划里面我们看到总体的部署完了以后就是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之后就是农业，所以农业是排在具体部署的第二位，再接下来才是产业结构调整。农业方面主要是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拓宽人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农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在于粮食，对于十三亿人口而言，粮食的丰收还是歉收对于我们整体的生活，对于物价的稳定作用很大。我们看一下90年代以来粮食产量变化的情况：1990年粮食产量是8900亿斤，90年代的前三年粮食产量徘徊在9000亿斤左右，没有重大的突破。到1996年开始粮食产量突破了一万亿斤，1997年略有一点下降，1998年上升到历史最高水平，1999年仍然突破一万亿斤，所以在90年代的后期我们粮食产量连续突破一万亿斤以上。到1999年的时候我们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了，一些基本的工业品已经由原来的短缺状态进入了一个相对过剩，农产品也由建国以来一直短缺的状态变成阶段性的相对过剩，所以在1999年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做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决策。在粮食连年丰收以后，没想到是粮食产量迅速的连续四年产量下降，到2003年的时候就降到了8600亿斤，是9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做政府工作报告以后，当天晚上在中南海办公室指挥紧急调运粮食，从东北向南方铁路大动脉调运粮食，因为南方粮食受灾需赶紧调运，避免了由于粮价的上涨引发整体物价的上涨。当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来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最著名的就是取消农业税，中国的农民2000多年来种地要交皇粮的历史在这一刻就要结束了，计划用五年的时间取消农业税，实施阶段各地方都很积极、很努力，三年就取消了农业税。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加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思维下，城市周围大面积的优良耕地都被工业化、城镇化给占走了，再加上自然灾害、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愿意种经济作物等诸种因素，使得新世纪头四年在粮食上来了一个下马威，因此，从04年起国家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粮食产量开始恢复，到07年又恢复到了一万亿斤以上，08年达到历史新高，09年又再创历史新高，今年粮食又比去年略有增长，又是一个丰收年，实现了连续七年粮食丰收，这是建国以来还从来没有过的。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有了足够的粮食，物价就相对好稳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敢于出台四万亿一揽子的投资计划，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它的基础也在于有粮食做基础。

四要努力改善民生。改善民生在这次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强调要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针对社会发展和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包括加快教育改革和发展，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全面做好人口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这其中又涉及一个重大的核心问题——高房价，本来今年三月开两会，大家关注的是如何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结果把关注点都集中在高房价上面，无论是人大代表提的议案，还是政协委员提的提案，很多大部分都集中在对高房价的治理上。在这次的规划建议里面也关注到房价问题，坚决的遏制部分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一方面继续大规模的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另一方面继续支持居民自住性住房的消费，抑制投机性购房，大力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的秩序，加大保障性住房，特别是关于公共租赁房方面的建设，只有把各地的公共租赁房建设发展起来，在政府支持下迅速的形成一个庞大的住房租赁市场，才能把原有的房地产当中的商品住房市场的价格控制住。

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条件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们国内发展的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使国际的经济环境发生很多的变化，但其中也有不变的一面，就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并没有根本改变世界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趋势，也没有改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趋势。因此，对未来五年、十年中长期发展梳理一下推动的因素，可以梳理出七大因素：

第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将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内需动力。

第二，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水平不断提高和相应的消费结构升级，将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消费需求动力。

第三，科学技术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源泉。

第四，东部、中部、西部各地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调整和新崛起将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地理空间。

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中的不断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繁荣和相互促进，将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基础。

第六，改革开放多30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将为今后的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第七，党中央国务院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在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将为今后经济发展提供宝贵的政策支持。

综上所述，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把我国进一步推到了国际社会讨论和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台，这是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上升的必然结果，要积极的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正确看待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变化，既要坚持韬光养晦，也要积极有所作为，在捧杀面前不上当，在重大利益上不让路，展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要高度警惕国际上出现的过高估计我国实力，过分夸大我国作用，过度渲染我国影响的倾向.对于国际上的一些有关的论调要积极的应对，包括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傲慢论等等。总的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办好自己的事情，真正把自己做大、做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长期、持续的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1/0304/60198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