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政：经济社会发展需突出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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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

为什么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需从两个方面分析，第一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第二是国内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之所以要强调变化，是因为在一定的意义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逼出来的，就是说原来如果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还能够持续下去就不存在所谓转变问题，但是由于整个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国内的经济发展条件也发生了变化，这样传统的发展方式就很难再继续下去了。

首先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际经济失衡。这种失衡表现在：第一是贸易失衡，就是比如说中国和美国，一方面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另一方面有巨大的贸易逆差，另外这种国际贸易仍然是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整个的国际贸易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占有的贸易份额很低。第二是财富分配失衡还主要是传统的所谓南方穷国和北方富国之间的财富分配更加不均衡。第三是资源禀赋与消费失衡，主要表现在比如说中国、美国、日本都是资源消费大国，但是资源供给相对来说对于国际市场的进口依赖度很高，石油天然气主要是在中东，铁矿石主要是在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但是中国都需要大量进口，也就是说资源禀赋与消费失衡。第四是应对地球气候变暖。

二是全球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深刻的调整。实际上不光是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存在转变的问题，比如美国实体经济增长乏力与国民收入超分配。如果用一句通俗地话来概括世界经济问题，那就是美国人太贪婪，欧洲人太懒惰，日本人太抠门，中国人太辛苦。美国人太贪婪，经济学的语言叫国民收入超分配，它没有生产足够的可消费的东西，形成了巨额的财政和贸易赤字以及居民信用消费透支。欧洲人太懒惰，用经济学的概括就是高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法国之所以出现社会骚乱，就是因为法国对退休政策的修改，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不高兴；英国实行大规模削减它的财政预算，甚至停止使用航空母舰，也标志着大英帝国的衰落。日本人太抠门，指的是国内消费不足，日本的国内消费不足是老年人有钱年轻人没钱，这造成了日本国内经济紧缩持续了20年。中国人太辛苦，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高，但是付出的代价很高，大家总觉得自己得到的福利幸福感和我们国家经济增长不成比例。

三是世界科技革命进程的不确定性。所谓不确定性大体是科技革命突飞猛进，还是科技革命相对停滞，这有两种不同的判断，美国之所以经济增长放慢或者出现金融危机，根本原因是实体经济增长乏力，而实体经济增长乏力是因为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原因又是找不到新的科学技术成果以形成产业化。2000年网络经济破灭以后，IT产业进入了一个以调整为主的阶段，生物工程技术还处在实验阶段，新能源又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现在存在着一种判断是世界经济的科技长周期理论，它说明世界经济在周期内必然会出现衰退或者是低增长。当然这对中国来说还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还比较大，假定说科技革命处在相对停滞阶段的话，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这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战略机遇期，假定说我们加快技术进步，加快我们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那么十年二十年之后，可能我们和美国、德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就会大大的缩小，所以美国在这一次中期选举中间有这样一些研究报告，认为不要担心中国人民币汇率，而是要担心中国的技术进步，如果中国的技术赶上来，那将真正成为一个强国，那才是对美国的一个真正的挑战。所以，应当说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战略机遇期，推进技术进步，推进技术创新能力，推进产业升级。

四是争夺国际政治经济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博弈更加复杂。现在八国集团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所以富国俱乐部解决不了世界经济问题，而二十国集团日益成为国际经济关系新的协调平台，所以在二十国集团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发言权和地位在上升。

其次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条件变化的情况上看，建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由于资源环境约束、消费投资比例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大、创新能力不强等等造成的，那么概括起来，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条件变化，主要是五个方面：第一是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这是因为中国进入了一个加速工业化的阶段。从1996年到现在的15年时间里，中国的重化工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8%，轻纺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3%，增长的结果是中国现在实际上是一个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就是重工业在工业增加值的构成中间占了69%，轻纺工业只占31%，这种结构就带来生产结构的变化，那也就带来对资源需求量的大幅度增加。这样的工业化阶段，使得中国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都发生了变化，比如1995年以前主要解决温饱问题，1996年以后开始转向住房、汽车，这种需求结构也会引导生产结构的变化。所以说中国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仍然是长期的，这种矛盾使得提价必须考虑下游制造业的成本消化能力和最终老百姓的生活承受能力。

第二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可避免。这种不可避免主要是这样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使青壮年劳动力比重在下降，社科院劳动与人口经济研究所有个报告，认为最多到2020年中国青壮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量减少，第二个因素是农村政策的调整，农民收入相对提高。第三个因素是社会必要劳动费用在上升。所谓社会必要劳动费用，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衣食住行的费用都在涨价，大白菜、猪肉、食用油、鸡蛋的价格都在涨，租房子的房租也在涨，这种社会必要劳动就是说你要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培养下一代，你至少要到初中毕业，劳动力再生产的教育费用也在涨，你不涨工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客观趋势。第四个因素是为了保持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企业继续维持过低的工资水平，再继续实行血汗工厂这样一种制度，那很难保证劳动力的供给。

第三是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目前中国消费品供大于求的现象早在1995年基本上就已经实现了。最近15年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使得目前除了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以外，绝大多数加工制造业的生产能力都是过剩的，比如钢铁生产能力7亿吨，实际上市场需求是5.5亿吨。所以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不像当初的时候什么都能卖的掉。

第四是企业社会责任成本在上升。所谓企业社会责任成本在上升，不是要求企业去行善做好事捐款，对于现阶段中国的企业要做到三个强制性的社会责任：首先是你必须生产合格产品，不能销售假冒伪劣坑害消费者的利益；其次是谁污染谁治理，生产经营不能造成严重的外部不经济性，不能损害别人的社会利益；最后是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就是你赚钱你得让工人也能活得下去。太湖蓝藻事件以后，大家总结出“企业赚钱、政府买单、老百姓遭殃”的结论，这种事件不允许再继续下去了。社会责任需要投入，需要花钱，所以社会责任成本在上升。

第五是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因为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总是要千方百计的来保护国内的市场和国内就业；第二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会持续，从2004年汇率调整到去年人民币升值了19%，但是最近一个月人民币升值就升了3%，人民币升值是一种客观趋势；第三是以质量技术标准为核心的非关税壁垒的增加，也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规则对于出口贸易形成新的约束。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后WTO时代已经结束，很难再保持过去十年平均每年增长25%以上这样一个对外出口的高速增长。

这五个方面的变化是全方位，它既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也会影响到企业的微观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就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阶段，生产要素低成本的优势逐步在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很难再持续下去。

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

结构问题既是宏观问题又是微观问题，我们现在的结构问题突出，概括起来就是“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宽”。

“一产不稳”就是说粮食农副业生产还是不稳定，不然的话为什么会出现价格这么明显的波动。土地有限，农业生产不稳定，仍然是中国结构中间的一个突出矛盾。

“二产不强”就是我们规模很大，但在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中间中国仍然处于低端。中国现在200多种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已经居世界第一位，制造业的产值增加值占GDP总量的44%，大约是将近15万亿人民币，美国的第二产业只占GDP总量的18%，如果扣掉建筑和房地产，它的制造业比重可能也就是在不到15万亿人民币，但是在国际贸易中间，我们55%是靠三资企业甚至是来料加工，在出口产品的构成中间多数是低附加价值的，所以在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中间中国仍然处于低端。

“三产不宽”就是现在主要是集中在传统的服务业领域，而真正的带有一定技术和知识含量的技术密集型的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还远远不够。

结构调整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消除短缺或者是结构性过剩，另一个是促进生产要素向更高的部门转移。当然现在也仍然有短缺，比如说资源性产品都短缺，但是更多的是过剩，所以中央不断地发文要淘汰落后产能。中国现在需要5亿多吨钢铁，但是不需要几百家炼钢厂。当年需求旺盛的时候有存在的合理性，现在关小钢铁厂该关还得关。所以，结构调整必须既要消除短缺，解决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同时也要消除过剩，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但淘汰落后产能和消除短缺更重要的是要靠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因此，结构调整的重点是使有限的生产要素能够获得更大的产出。

在结构调整中间我们认为需要处理好这样几个关系：

第一个是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把实体经济放在重要位置。这是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美国实际上虚拟经济发展过度，而实体经济发展不足，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必须要建立在先进制造业的基础上。

第二个是正确处理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的关系。今后调整的重点是转向对资产存量的调整。我们这么多年来固定资产投资，每年都是在平均增长25%以上，但真正用于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投资比重不足，所以，今后在固定资产投资中间肯定要加大对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投资比重。

 

第三个是正确处理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关系。中国现在的结构选择是高也成低也就这样一种产业结构，我们不可能像日本或者亚洲四小龙那样在结构升级的时候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全都转移出去了，中国现在还做不到，因为有大量的就业压力，所以，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我们产业结构的多层次性。高的必须要有所作为，不断提高比重，低的也不能放弃，当然这是对全国而言。就局部地区，尤其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可能就要放弃一些低端的。7月份工信部在上海开会的时候，上海市的一位领导告诉我，上海准备把一些代工的工厂逐步淘汰出去，因为这些工厂对上海的税收贡献不大，在就业上也不解决上海人的就业问题，都招一些其他地区到上海打工的农民工，这反而增加了上海人口流动的压力。这种代工模式它两头在外，比如说IT产业，原器件在韩国、日本、台湾生产，销售渠道在国外，我们中间挣一点，这种收入所产生的增值税是很有限的。有人说苏州模式的问题是利税交给中央，工资发给老乡，利润留给台商，所以苏州当地老百姓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如常州和无锡，这种资本结构决定了它就是给别人打工。

就全国而言我们所要形成的结构，至少还要争取10年到15年。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还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可令人犯难的是既要坚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又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怎么办？那就需要技术创新，从而改善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中国的结构调整，就是要走一条和日本以及四小龙不完全一样的道路。

第四个是正确处理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系。传统产业有市场有需求、有比较优势，还要坚持，不可能都替代了。产业升级发展高技术产业不等于放弃传统产业，同时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只能是突出重点，在创新的基础上来寻找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五个是正确处理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重点是在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它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微观基础。如果产品结构调整好了，那行业结构也就调整过来了，这样产业结构调整才有基础，所以产业结构调整的抓手在什么地方，关键环节是什么，还是在于企业的产品结构。

第六个是正确处理区域协调发展与生产集中化的关系。现在中国的工业布局不合理在于太分散，尤其是在资源密集型行业，比如说炼油厂除了西藏没有，可能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都有炼油厂。美国休斯顿一个炼油基地就是2.5亿吨的炼油能力，我们准备在大连和珠海建设2000万吨的炼油基地，现在平均1000万吨都算大的了。所以必须要促进生产要素向大企业流动，尤其是资源密集型行业，不要怕被说垄断，它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方向，垄断可能损害消费者利益，可以通过政府的管制和调节来防止垄断企业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从生产利益布局本身来讲，它需要形成一种寡头垄断竞争的格局，就是该做大的就得做大。

第七个是正确处理房地产与先进制造业的关系。现在的房地产政策是举棋不定，理论上没讲清楚，政策上摇摇摆摆。对房地产首先要对它的基本商品属性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和认识。房地产具有二重性，首先是社会主要劳动，其次是投资品。所以首先要保证它是社会主要劳动，不是任志强所说的，它是钻石戒指，有钱人就买，没钱人不买，没钱人不买他也得有房子住，只是说住大住小要根据每个人收入水平来决定的，它是社会必要劳动而不是奢侈品，其次它才可以作为投资品，可以作为保值升值的一个投资工具，但是，我们房地产政策的落脚点，必须要保证社会必要劳动，保证大多数人居者有其屋。其次，房地产市场必须要适应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到底是市场调节，还是要有一支有形的手。市场调节的前提是生产要素供应是充分的、自由的，房子多了房价就会按照供求关系降下来，但是中国不是这样，它有天花板，因为土地供应量是有限的，有18亿亩耕地红线，还有政府控制一级的土地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按照所谓的市场机制，那最后会出现市场失灵，越调控，房价越高。最后，房地产产业同其他产业之间的发展关系。中国没有形成一个资本平均利润率的机制，房地产远远超出了社会平均利润率，这样就引导了大量的资本进入这个领域，这样一来就没人去搞创新。大型国有企业要当地王，是因为国资委的考核指标就是保值增值，那至于说保值增值的钱从哪来，你别管，只要房地产能赚钱我就绝对不去搞创新，所以说必须要形成一种产业的协调发展，要有一个平均利润机制。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重要的支撑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重点之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几个重要的领域：

首先，关于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问题，就是坚决提出要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工业化与信息化相融合，物质产品生产和服务业相结合的产业。它应当包含了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三大产业。那么建议中提出了五个方面：第一是制造业；第二是服务业，前面我们已经讲到第三产业不宽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够，我们认为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要进行第二次剥离，第一次剥离是80年代到90年代，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把办幼儿园、托儿所、医院、学校，从企业剥离出来交给社会去办，而第二次剥离就是把企业内部的一些辅助性的产业链环节剥离出去，让专业化的公司去干，包括工业设计、设备安装维修、原材料零部件采购、仓储，以及市场调查、财务会计风险的分析等等，这些领域带有一定技术含量，对于小企业来说，它完全不可能做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企业留着它占很大的成本，而它对公司利润率的贡献或是产业中间链带来的效益并不高，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分离出去。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生产效率高，是因为把完全能够社会化的环节剥离了出去；第三是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关于运输体系提出发展物联网，所谓物联网就是把现代的信息网络与现代的物质产品的运输网络能够有效的结合起来，来解决运输过程中间的重复迂回和不合理的运输，解决运输过程中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关于现代能源产业，我们现在所依靠的还是传统的火力发电，中国现在发展最快的是核电，中国核电在建的规模和装机相当于全世界的核电建设规模的6/7。在新能源建设上，科技部认为不过剩，它代表了技术进步和未来能源的一个方向，发改委认为存在很大的盲目性，这种技术完全没达到商业化、工程化的程度，因为前两年太阳能工程发电的实验性装机成本大概是在3万多块钱/千瓦，而火力发电厂装机成本是3千到4千，所以它不具有商业价值。前不久，发改委在敦煌搞了一个实验基地，由中国五大电力集团去投资招标，最后是国电集团拿到了，中标是1块钱的装机成本，就是1千瓦1块钱。民营企业都退出了，因为他们认为从几块钱一下子降到一块钱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是国有大企业有资金往里头填，先拿到手再说，然后再来消化投资成本。对于太阳能发电现在有两种判断，一种可能要到十年之后才有大规模的工程化、商业化的推广，还有人认为最近五年可能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至于说核聚变那要到2070年之后才有可能投入商业运行，所以目前既希望的还是一个是传统能源的节约，第二是太阳能。至于风能发电领域，主要是在陕北地区，内蒙古这几年发展也很快，装机成本已经降到了1块钱左右，中国风能设备国产化的水平也不断地提高，这样会使装机成本进一步下降；第四是信息化，首先要消除数字鸿沟，其次是寻找新一代的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

其次，关于战略信息性产业问题。现在国务院还没有出台文件，但是科技部、发改委和工信部已经讨论了一两年，对于战略信息性产业的基本特点有三个方面的概括：一是具有战略性，就是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有重大影响，引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支柱性产业；二是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有广泛的社会需求，就像IT产业一样。三是以科技创新为基础，使技术密集和技术渗透性强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

现在筛选出来的战略新型产业主要是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国家科技部有两个重大专项，第一个重大专项是所谓“01工程”，就是关键原器件大规模集成电路，第二个重大专项就是IT产业的装备制造，这是作为未来中国新一代电子技术应用和产业化所依托的两个重大工程；二是新能源和节能减排技术；三是高端装备制造，包括大飞机、高速铁路、高性能的数控机床等等。

再次，关于生物工程技术领域。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命和健康，现在多数是处在实验室的阶段。目前主要也还是以传统的化学合成药物为主，而生物工程技术在攻克癌症、艾滋病以及运用新的基因监测技术来解决人的疾病问题，目前还处在一种实验研发的阶段。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路径，第一要突出重点，第二是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引领和支撑，第三要有财政税收来支持。

推动科技进步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第一，我们要建设的创新型国家是全方位的，而不应当仅仅理解为“国家队”。除了科学院和国防科技的研发机构以外，地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样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原创性以外，技术推广、引进消化吸收都属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不能指望中国科学院作为排头兵。

第二，中国现在技术创新的投入比重在逐年的增加，大致上占GTP总量的1.5%。每年包括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和国家的技术财政拨款加在一起为5000多亿，每年以2%以上的速度在增长。中国的技术创新用于研发投入的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创新不仅是投入问题更重要的是途径问题。我们认为过去20多年的“863”的路径是有问题的，多数的“863”项目没有产业化。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条能够真正产业化，进而最终能够实现市场化，能够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技术创新路径。这条路径第一要以需求牵引而不是论文牵引，要想干什么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需求目标，围绕这个需求目标去解决一系列的技术难题问题，而不是“863”所提出来的跟踪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跟踪是一种马拉松的陪练，不会有结果。第二是需求必须要有工程做依托。第三必须是以企业为主体，因为企业具有把这些创新要素进行整合的能力，具有工程化的手段和能力，具有市场的目标判能力，以及参与市场竞争的压力，而科研院所不具有这样的能力。国家科技部在讨论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时候，对这一条是有争论的，科研院所觉得创新当然应当以科研院所为主体，怎么以企业为主体，这里面就要做区分，基础研究与技术院所为主体，技术创新必须要与企业为主体，最终是要真枪实干地拿出产品来，而不是去发表论文。

现在的创新就社会化这个意义上讲，不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是分散力量办大事。所谓分散力量办大事就是社会化分工，充分发挥不同企业不同科研机构的不同优势，比如神州飞船不是航天集团公司的几个院所完成的，它动员了社会各个不同层次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就是社会化分工。

另外，产学研结合必须坚持企业为核心，企业出题目出任务，而科研院所围绕企业的这样一个明确的工程化的创新目标来帮助解决难题。如果是一种松散的产学研联盟，中国的这种体制和文化背景很难合到一起，最后各干各的谁也不听谁的。所以这一次科技部的重大专项，牵头的不是科学院，不是清华大学，不是科研院所，牵头的都是骨干的大企业。

与此同时，要调整研发人员的分布结构，清华大学过去叫中国工程师摇篮，现在大学毕业以后有几个去当工程师的，要么出国，要么改行，没有几个真正到企业去当工程师，所以，我们现在的大学学理工科的学生不说全部绝大部分都应当到企业去。为什么美国是创新型国家，日本创新能力强，首先它的科技人员集中在企业而不是集中在科研院所。

调整研发人员的分布结构就涉及到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问题，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觉得这问题要历史和发展的看，中国现在的航天技术水平远远超出了钱学森时代的水平，但是没有钱学森这样大师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会有大的作为了呢？不是这样，我们的高技术领域，它已经不是靠少数大师所能解决的，它需要一个团队，需要整体的力量，就像神州飞船有好多个总指挥，每一个系统的总指挥就是在这个领域有可能超过钱学森的水平，这是专业化分工。培养钱学森这样的人才，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高智商，必须是绝顶聪明的人；第二，受过系统的中国和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教育；第三，有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第四，必须还得在知识分子中教育培养爱国情操，有人说科学无国界在哪儿干都是干，我认为科学家仍然是有祖国的，知识产权都是不仅有祖国，还有法律保障。

要树立促进科技创新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就是要有危机意识，要有敌人敌情观念。比如美国在不断地寻找敌人，不断地寻找他的战略竞争对手，冷战时期以前苏联为对手，来刺激他的军备竞赛和刺激他的科技创新，冷战结束后，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对手了，但是它还在寻找，它把中国当成他潜在的竞争对手，那中国更应当有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必须既要看到我们的战略机遇期，也要看到我们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许多不确定因素，要面临着挑战，必须要树立这样一种危机的意识。

 

着力做好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工作

有时候媒体在解读建议的时候有片面性，把大家胃口调到很高，认为“十二五”重点要解决民生问题，将来会实施工资收入倍增计划。实际上，不可能在中国经济不增长或者没有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实现所谓的个人收入倍增。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也需要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尤其是保障民生中间许多是要花钱不赚钱的领域，比如说社保、医疗和教育，所以说不要对未来五年改善民生或者收入增长给予过高的期望。

在调整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我们的目标是要把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从目前的将近50：50，积累降到40%，消费提到60%。积累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事后计算出来的而不是事先规划出来的，积累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企业的利润；二是资本市场融资；三是储蓄转化为投资，中国的城镇储蓄率平均在20%以上；四是财政支出。要调整积累率必须要调整积累形成过程中间的这些机制。现在要调整积累与消费，还只是一句口号，而缺乏有效的宏观政策和机制。

在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上，第一点要确保就业，有工作才有收入。现在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有人认为有必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重新来培育中国的所谓人口红利。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矛盾是资源与人口环境的矛盾，而不是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矛盾，大家都想享受现代工业文明的高水平生活，但是这种人口和资源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所以从宏观决策来看，不能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第二点要想刺激消费，必须要调整分配关系。这次建议中间有一个新的概括叫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益和公平的关系，十六大以前叫初次分配讲效率，再分配讲公平，那么现在就是说初次分配也要兼顾效率和公平。我们现在的分配结构之所以差距拉大，是出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上，这种初次分配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不合理，国家拿的太多企业留的太少。最近这十年我们的GDP平均每年增长9%多，而我们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20%以上，今年全国的财政收入要超过8.5千亿，今年的GDP总量大数32万亿或者更多一点，财政收入占到了1/4。90年代财政体制改革要提高两个比重——提高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比重，提高财政税收在GDP中间的比重，当时的目标是20%，现在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25%，说明国家在切蛋糕的时候切走了很多。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驻京办事处，中央政府掌握的资金太多了，所以逼得大家必然要“跑部前进”，所以要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实行减税政策，叫减税出顺势。去年结构性减税，把当年购入的固定资产投资，进入当年的成本可以进行当年抵扣，来减少企业应交税金，但是，这还不够，从方向上讲还需要进一步的减税，这样企业才有可能提高职工的工资。第二，过去资本拿的太多，劳动拿的太少。98年的时候在我们的工业制造业成本构成中间工资还占7.3%，到去年已经降到了6.5%，现在中国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之所以出现收入差距拉大，是因为老板拿的太多工人拿的太少，但是现在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靠工会来协调，目前的还做不到。有人建议工会干部的工资从工人工资中间提成，水涨船高，工人工资高了你工会干部工资也高了，不要由企业来发，当然现在能不能行得通还只是一种设想。还有一种建议是实行小时工作制，但是按照现在的最低工资标准，收入就太低了。第三是不同行业的分配关系不合理，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解决办法有两个：一是国资委对于垄断行业高管的工资有“天花板”或者实行限制；二是将来对于垄断行业的税后利润实行扶持预算，就是除了交税以外，有一部分利润也要交给财政。

规范分配还要加强税收对于收入分配调节的作用，这里面有灰色收入，有褐色收入，国家发改委的研究所测算，我们的灰色收入已经达到9万亿，那是夸大了，肯定没有这么高，但是灰色收入的现金监管不严。至于说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对于整个中国经济总量的调节来看作用不大，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目前的税收比重并不高。

刺激消费更大的难题在于增加农民的收入。中国的消费品为什么卖不出去或者卖不动，主要的原因是农民的现金收入低。2009年中国农民纯收入是人均5000块钱，其中2500块钱是非商品折算成现金，比如家里养的鸡、生的蛋，自己消费了但不卖，它不是商品交换的，但是它可以折成纯收入，另外2500块钱是卖农产品的收入和外出务工带回家的收入，这样，每个人是2500，9亿农民就是2.1万亿，如果这2.1万亿1分钱不存，全部用来购买消费品，只占当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8%到19%。9亿农民买的东西只占不到1/5，这是中国消费品供大于求的根本原因，如果农民消费需求达到城里人，中国就不存在所谓的过剩问题。

要解决扩大消费，还要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消费预期影响的因素首先是控制通货膨胀，就是把物价控制在不超过3%，保持非常温和的上涨。如果物价像现在这样涨，消费者就担心物价上涨，以至于不敢多消费。其次是工作的稳定性，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支出的消费预期要能够相对的稳定。不能说今年的房子涨10%，明年涨10%，甚至涨得更高，这样使居民消费预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央还多次提出要增加财产性收入，增加财产性收入首先要分析财产性收入的来源，第一是储蓄，储蓄的前提必须是正利率，现在一年期的存款2.7%，五年期4.2%，现在的储蓄却是负利率，所以首先要保证储蓄是正利率。第二是房产，应当说90年代后期以来住房制度的结束，使大多数城镇居民成为有产者，不管他交换不交换，至少他在不交换的情况下，他也感觉到他的房子在升值，这是他的财产性收入。第三是资本市场的投资，要避免2007、2008年股票从6000点一下跌落到2000点以下。股票有波动，但是长期趋势看应当是上升的，以此创造条件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在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和改革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制度问题上，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关于工资的改革方案调整方案早已经有了，但方案没公布的时候，13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反映千万不要出台公务员加工资的方案，为什么？因为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出政策加工资发达地区财政上完全能承受，但是大量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除了政策他没钱给发，所以现在公务员工资实际上到了改到现在也没完全到位，或者越改越乱的情况。工资外的收入和工资内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改革方向是并轨，所谓的绩效工资现在也遇到问题，事业单位不创收，哪来的绩效工资。所以我们认为现在的工资分配体系是非常混乱，没有章法，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管。

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社保的全覆盖问题，社保的全覆盖主要是农村农民问题，发达地区城市郊区的农民，基本上是水平低一点，但是远远超出全国其他农村水平，城市和农村不统一，现在城里面比如出租汽车公司他愿意雇农民工当出租汽车司机，因为他交的社保费用比城市居民要低，第二个是医疗基本公共医疗卫生的全覆盖。医疗保障的主要问题不是缺医少药，而是中国的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合理，资源过度的集中在城市，在城市又过度的集中在少数人身上，一些人的医疗费用支出非常高，财政负担非常重，过度的医疗检测和过度的用药也造成医疗资源大量的浪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个是要坚持公共基本医疗作为公共产品，而不能全面的市场化，再一个必须要坚持推进医药分开，医院不卖药。

推进城镇化建设

现在有一个口号被滥用，叫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往往成为圈占农民土地的“遮羞布”，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事实上存在城乡差别的情况下，城乡一体化的含义是什么？是不是改革户籍制度就能解决城乡一体化？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首先，要有就业的机会，他不能在城市当中失业者。其次，社保范围和水平要能一体化。再次，城市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要一体化。比如说北京市郊区一些县的财政转移支付，相比其他一些地方已经是相当的高了，一个县少则十几个亿，多则二十几个亿。中国的城乡一体化，大城市的郊区比较好解决一些，但是对于全国而言不要轻易地说已经进入了城乡一体化的阶段，因为就业问题、社保问题、基础设施问题和教育卫生的均等化问题并没有解决。

农民向城市转移既要取消或者是有条件的取消户口的限制，更重要的是要纳入城镇的社保体系。现在在浙江，实施了以宅基地换城镇住房，以承包田换工作和社保，就是说你别看农民建一套房子投资花了20万，但是它没有交换价值，城里人又不能买，卖别人又不可能，通过交换，给他城里两套房子，就能够一套房子租一套房子住。而放弃农村的承包田，在城里面给他按城市居民一样去找工作，纳入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保，就能够实行农村土地集中和农村土地整理，解决所谓18亿亩耕地红线的问题，实现农村土地的相对集中，又解决了农村农民的真正的向城镇的转移。

虽然我们人口普查中统计出来的那部分离乡不离土的人口视为城镇人口，实际上它叫被城镇化，因为家还在农村，土地还在农村，房子还在农村，最后还得回到农村，不是真正的城镇化。所以下一步中国的改革也好，发展也好，如何来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保基金的跨地区漫游问题。比方说一个人在北方打工，上了养老保险，个人的账户8%，企业配套至少15%，那么人走了以后，8%可以拿走，企业配套的沉淀在北京的社保机构拿不走，最终他又不可能在北京居住下来，多数人还得回老家，这些人将来的养老问题又甩给了劳动力输出大省。所以现在试点要做到社保基金的跨地区漫游，实际上涉及到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就是说发达地区，比如深圳它养老金花不完，因为人口结构年轻，大量打工的人带走8%，剩下的沉淀在深圳的社保机构，所以如果真正建立社保基金的跨地区漫游，那么，即使他在50多岁不能在城镇务工，或者60岁退休了他还可以回到原籍领养老金。这样他可以放弃承包田和宅基地，在县城买房子，才能真正的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推进城镇化。我们现在有一些政策叫行小惠而不及大益，这些涉及到中国未来城镇化，农村人口转移的大政策，它可能像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才能真正的实现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和提高农民的收入。

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

关于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问题，我重点讲一下关于低炭经济与节能减排问题。去年我们宣布中国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要比2005年单位GDP排放降40%。2005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按国际能源署的计算是50.99亿吨，美国GDP排放量是2.78万吨，那么到2020年如果按照GDP比今年翻一番计算，那么GDP总量达到72万亿，换算成2005年的不变价格要达到58万亿，58万亿降低40%，每单位GDP排放量降10%，降到1.668万吨，那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还是要达到96亿吨，比2005年增长89.6%，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在去年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不承担总量减排的义务，而只能承担强度减排，因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还在增长，和美国、欧盟不一样，没有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今年很多地方政府开始频繁的拉闸限电，这不是个根本办法，节能减排必须要抓重点。中国能源消费的重点是工业，在能源消费中间工业占了70%，去年消费了31亿吨标准煤，工业消费了21亿吨，在这21亿吨标准煤的消耗量中间，其中石油、石化、黑色和有色金属冶炼、化工、电力、建材、热力供应等六大高耗能部门消耗的能源，占工业能耗的79%，70%的79%大约就是能源消耗量的50.5%是这六个部门消耗掉的，所以节能减排重点必须是要抓住高耗能部门的节能减排。

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

有人说我们最近几年改革停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革出台，还有一种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后改革时代，就是中国的改革已经差不多了。实际上我们的改革远远不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起来，还非常不完善，因此，“十二五”还仍然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第一是政府改革，政府改革是关于如何变成服务型的政府，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第二是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到国有垄断公司，来适当的稀释一部分国有垄断公司的产权，在坚持国有控股的前提下实现股权的多元化。

在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上，第一是要反映资源供求关系和稀缺程度，首先是从开采的环节提高资源开采费用。其次，环境保护改变以罚代征的机制。

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上，第一是减税政策，第二是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现在人大对政府的财政支出监管不到位，超支的非常多，每年要超支几千亿，政府愿意怎么开支就怎么开支。

在信用体制的改革上，第一，国有商业银行符合更加面向中小企业的要求，第二，发展更多的面向地方的股份制金融机构。

完善改革的推进机制，体改办撤了发改委一个司，发改委的重点是放在审批上而不是放在改革上，所以要继续完善政府的改革推进机制，在未来的5年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更加完善，来保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

最后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要坚持两条，一是利用外资要提高质量，而不是来者不惧，多多益善。因为中国要利用外资，一个是解决资本缺口，第二个是解决技术缺口，现阶段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技术缺口，因此对于利用外资也不是说全面地放开，还要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再一个就是鼓励企业走出去，开辟海外市场和寻找海外资源，特别是开辟中国的海外资源供应渠道，那么，参与全球治理就是为扩大中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一个更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经济的秩序。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1/0309/60226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