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云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投资政策调整

 

（本稿未经报告人审核。作者观点不代表宣讲家网立场。未经宣讲家网站同意，请勿转载。）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涵义和背景

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央已经强调了很长时间。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强调过，在中央党校又专门讲：这是一个深刻的变革，关系到整个改革开放的全局。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贯穿社会经济全过程和各个领域。《公报》还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五个坚持”：经济结构性战略调整是主攻方向，科技进步是重要支撑，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是重要着力点，改革开放是动力。另外，“十二五”规划建议对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主攻方向给出了一些具体阐述，比如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等等。

我想主要从需求结构的角度谈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

实际上，十七届五中全会是在十七大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在某种意义上，十七大报告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阐述也很详细。首先讲了需求结构的调整。需求结构就是消费、投资、出口，它的提法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加，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拉动协调转变。

需求结构调整的背景是什么呢？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投资占到整个经济GDP的比例比较高。给大家看一组世界银行的数据。投资占GDP的比例叫投资率。2008年，中国的投资率是43%，其他主要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日本分别只有19%、20%、24%，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像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巴西、印度也都比我们低，特别是巴西、俄罗斯比我们低很多。印度这两年上升的比较快，已经达到39%，韩国原来的储蓄率、投资率也很高，但现在只有31%。总而言之，在主要国家中我们投资占整个GDP的比例是最高的。这是需求结构调整的一个背景。

另外，介绍一下我国近20年来消费和投资的变动情况。消费率是国民经济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投资率是固定资本投资占到GDP的比例。从1990年到2009年，我国的消费率在一路下降，投资率在一路上升。2002年，十六大文件提出调整消费投资比例，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但是从2002年到现在，消费率还是一直向下走，去年的投资率达到45.5%，是历史最高，消费率在48%左右，差不多也是历史最低。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势。

还有一个是出口。我们就讲需求结构的净出口率。进口和出口的差额叫做净出口，等于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外需。从1991年以来，我国的净出口率基本上是向上的趋势，一度达到8.8%，去年开始下降。

提出消费、投资、出口协调发展的背景是什么呢？从核算的角度看，净出口就是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储蓄是什么呢？就是GDP减去消费剩下的余额。从大的方向来说储蓄有两个用途：一个用途是国内固定资本投资，另外一个用途是净出口，或者用于资本输出。现在，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2万6千亿美元，是全世界最高的。外汇储备是怎么来的呢？一是出口大于进口，挣了很多美元；二是外资流入。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外汇储备可能是太多了，这跟我们的需求结构是有关系的。这也是一个基本的背景。

十七大报告里还讲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化。五中全会还是用这样的提法，它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可以看看我国一、二、三产业比例变动的态势。从1990年到2008年，第一产业占到的比重不断下降，现在已经不到10%；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从40%左右一直上升到48%；第三产业从1990年开始上升，2000年以后基本上没变。这就是所谓三次产业协同发展带动的一个基本背景。大家再看一下国际比较。中国跟世界各国家都一样，一产的贡献非常低，因为一产的比重相对小一些。咱们跟国际比较的不同点是二产和三产：中国，二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高；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他们二产的比例比我们低很多；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都比我们低得多；这些国家三产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我国。

十七大报告还提出要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实际上是五中全会《公报》里提到的第二个“坚持”，主要是讲投入结构。大家看一下2006年国际上科技投入占GDP比例的比较，我国不到1.5，比俄罗斯高一点，但比其他国家要低很多。

战略性经济结构调整

（一）内需和外需的关系。中央特别强调扩大内需，“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增长的新格局。我们讲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讲总需求和总供给，总需求由内需和外需两部分组成。内需就是消费和投资，外需就是进口和出口之间的差额，就是刚才所说的净出口的概念。扩大内需不是指绝对数量，而是提高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因为我们内需的绝对数量年年都在增长，而且增长很快，跟GDP差不多，9%、10%。

刚才谈到储蓄和投资的平衡状态。美国的投资曲线在上，储蓄曲线在下，换句话说是投资大于储蓄。我们是储蓄曲线在上，投资曲线在下，形成的差额是资本的净输出。美国的差额是负的资本净输出，实际上是资本的净流入，这也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那这样有什么不好呢？我刚才讲了，净出口等于净资本输出。2008年我们的净出口或者说净资本输出是2万4000亿人民币，相当于豫、黔、滇、藏、陕、甘6个省、1.8亿人一年的产出，还相当于2008年国家财政支出中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5项最重要支出之和。2009年我们的净出口是1万3000亿人民币，今年可能还得有1500亿到2000亿人民币。按照2005年购买力在全世界的评价，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只相当于美国的18%，日本的24%，英国的22%。现在讲我们是所谓的全世界第二，是就经济总量而言，要考虑人均，我们跟发达国家还差得很远很远，即使人家按照现在很低的速度发展，我们按照现在很高的速度去追，也要几十年才能追的上。换句话说，在某种意义上，资本输出等于我们把钱借给富人了。

从投资的角度看，我国固定资本投资占GDP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但是人均固定资本投资按照可比价计算，我们又比别人少得多。如果我们是1的话，那日本是2.4，英国是2，美国是2.65。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人均，跟GDP是一样的。这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背景。

我们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得到了什么呢？我们的外汇储备有一些买了股票，还有一些是进行了实体投资，但是大部分都是金融投资，金融投资里主要是买美国的国库券，还买了一部分地方政府和一部分大公司的债券，比方房利美、房地美、高盛、雷曼兄弟，我们得到的是资本输出的收益，利率是4%左右。

我们的成本和风险是什么呢？人民币升值大概每年都在4%、5%，换句话说，每年的人民币升值跟资本输出的收益差不了多少，等于我们什么也没捞着。另外，我们国内的投资收益率也能达到15%，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成本。

还有一个成本是我们把钱借给美国了，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特别快，人民币还会升值，而借出去的相当一部分钱又以热钱的形式回流到国内市场来，它可能一石二鸟、一石三鸟，它一方面可以拿到股市、房地产或者实体投资的收益，还可以拿到人民币升值的收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成本。

特别重要的风险损失是美元是一个长期贬值的趋势。两种货币之间汇率的决定机制最根本的是经济发展的速度。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是10%平均差不多，或者9.8%左右，美国也就2%左右，而且从长期看并不见好。我们是一个后来者，有所谓的后发优势，再加上我们的体制优势、高储蓄、市场、人口等很多因素，都决定了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比美国快得多。从长期来看，美元是一个贬值趋势，这是我们的一个风险。今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可能要达到11%，我们的财政赤字可能只有3%左右，这都影响了美元的贬值趋势。

还有一个成本是可能会产生流动性过剩，就是货币太多，可能影响我们的宏观经济稳定。因为我们的外贸出口大于进口，企业拿到手里的是美元。按照我国现有的制度一定要卖给人民银行结汇，人民银行拿到美元，得把人民币付给企业，企业手里拿了一大把人民币，这一部分人民币在国内是没有物资对应的。在某种意义上，流动性就是流通中的货币增加了，央行一定要采取措施，想办法把这个流动性要收回来，这就影响了我们货币政策的执行，可能是通货膨胀的一个诱因。

还有一个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问题是热钱的流入。从货币政策来讲，如果要调节宏观经济，按说最好的杠杆是利率，但是考虑到热钱的因素，货币政策就不轻易动用利率杠杆。因为一旦提高利率，热钱进来就更积极了。那咱们想办法不让热钱进来行不行？说得容易，做起来很难做，因为谁也不说我是热钱进来的。所谓两难处境，是指利率调整处于两难处境：从宏观调控角度讲，应该更加频繁地使用利率工具，而不是使用准备金工具；但是为了抵御热钱给带来的困难，我们又不敢轻易使用利率杠杆。

大规模的出口还带来能源净出口、污染净进口。表面上，我们每年进口石油一两亿吨、煤炭几千万吨，好像是能源净进口，但是我们出口的那些产品，生产和运输都耗费能源，一算总帐，咱们还是能源净出口。光能源净出口也无所谓，问题是我国的经济体制对相当一部分能源是有补贴的，我们能源的净出口就意味着相当一部分能源补贴给老外了。还有就是那些出口产品的生产、运输过程都要产生污染，本质上等于是污染净进口。

还要考虑美国看待我们大规模资本输出的态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2006年，美国国会的一个重量级成员说，美国很多问题都是人民币造成的。比方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金融危机，他说次贷危机是房地产业的过度投资造成的，而房地产业的过度投资是人民币造成的。因为中国向美国大量输出资本，美国市场上的钱就多了，利润下降。房地产投资对利润非常敏感，房地产投资就多了，泡沫就出来了，最后导致次贷危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2006年发表了一个针对中国大规模商品输出的评论。我个人觉得，斯蒂格利茨对中国还是比较友好的。他就提出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在资助美国的伊拉克战争，给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减税。与此同时他说，中国在消费和投资上还有巨大空间，这些钱你们自己花多好，干嘛非要借给美国？保罗•克鲁格曼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这个人比较右。他提出人民共和国已经变成了美国的国债共和国，中国掉入美元陷井无法自拔，而且任何人都不会出手相助。他所谓的掉入美元陷井就是指我们拥有的2万6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比较难办。金融危机后，美国原副国务卿、现在的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在《华盛顿邮报》讲，全世界的经济之所以出问题，一个是美国过度消费，另一个是中国过度储蓄。小布什的参议长鲍尔森也说，中国的高储蓄率助长了美国的金融危机。针对这些言论，温家宝总理去年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我们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人均GDP水平只相当于英国的1/16，这还没有考虑到购买力的评价，我们急需资金进行建设，改善民生，靠举债而过度消费的人反过来责难借钱给他的人，这不是颠倒是非嘛。

作为研究人员，我们对这个问题还要进一步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自己省吃俭用，把钱借给那些比我们富裕的美国人？这样做值得不值得？能不能改变这种方式？这实际上是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我觉得主客观原因很多。

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原因是我们过去的外汇太少了。1978年，我们10来亿人口的大国，外汇储备才一点点，得攒外汇，没想到这几年外汇储备一下子就上来了，2000年1600多亿美元，现在已拥有2万6000亿美元。

主观方面，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比方说贸易战略，原来强调的是要出口大于进口，我们的政策是奖出限进。现在，外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外汇储备攒了2万6000亿美元。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关键是贸易收支平衡。贸易收支平衡就是出口等于进口。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贸易战略，就要实现经常项目的长期平衡。所谓经常项目长期平衡，就是长期来看进口等于出口。换一句话说就是外需占总需求的比重基本为零，或者说经济法核算意义上的零贡献，并不是出口为零。按照现在这种调整，储蓄要我们自己全部用掉，储蓄和投资之间就没有差额了。我们的希望是在十二五期间，外需围绕着零上下波动，不要求每年的进口与出口绝对相等。

 

（二）消费和投资的关系。讲完内需和外需的关系以后，我们再主要讲讲内需。调整经济战略结构中，内需主要是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关于投资的提法是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提高质量，拉动经济增长，投资消费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央最新的关于消费投资或者关于内需结构的一些提法。那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互动是不是扩大消费减少投资呢？显然不是的。因为我们的消费和投资都是年年增加，如果投资减少，国民经济就会出比较大的问题。主流观点是把消费率提高、投资率降低，因为我们的消费率在不断下降，投资率在不断提高。而且从长期看，主流观点认为我们的投资所占比重太大，如果投资进一步增长可能会出现问题。比方说我们实行的4万亿投资计划，一开始时社会上就有一些议论，认为我们的投资本来就已经很高了，再加上4万亿这个庞大的投资计划，会不会还出问题？比如出现投资过热、产能过剩、消费投资不平衡等种种担心。国内一位经济学泰斗在全国人大公开提出，4万亿投资不可避免的延续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带来供给与需求的失衡。国际上也有一个知名专家对我们中国的消费和投资关系提出批评性意见。他认为中国投资在2004年就达到45.5%了，比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泡沫经济时要高的多，要比过去100年里任何主要国家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也要高的多。他警告说，固定资本投资数据就是一个重磅炸弹。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瞭望》也对4万亿投资提出了很尖锐的质疑，比如4万亿投资是不是鼓励了产能过剩？可持续发展是不是受影响了？会不会有通货膨胀？会不会有国退民进？国际上IMF的总裁也讲，中国现在要增加的应该是消费，而不是投资。今年夏天，社科院的余用丁委员提出，投资和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但很快会达到社会环境和自然资源所能承受的极限。实际上，超过极限说已经讲了很多年了。另外，《人民日报》引用了全国人大财经委贺铿的意见，说目前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实际上就是靠投资，经济增速一旦放缓就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发展方式无法转化的根本问题。

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化中，投资跟消费的关系究竟怎么处理，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中央一再讲扩大消费，但红头文件没有给出具体的说法。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一种观点认为，扩大消费就是消费规模的绝对扩大。我不太愿意用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的消费年年都在扩大，而且每年扩大的速度还不低。消费曲线的下降，不是消费绝对规模在下降，而是消费占GDP的比例在下降。还有一种看法，扩大消费就是要把消费占GDP的比例提高。还有一种考虑是，我们现在消费增长大概平均9%左右，是不是可以再更高一点？

究竟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消费、储蓄模式。典型模式之一是美国模式。它当期消费率高，达到80%，消费得比较多储蓄就少了，投资相应肯定少了，如果把其他因素都抽掉的话，投资少了经济增长肯定就慢了，消费增长速度相应也就慢了。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道理。另外一种模式是我国当前的模式。按照世界银行1990年到2006年的数据，我们做了一个计算，我国的消费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也就在55%左右，现在是48%，美国、英国都达到85%了。同时，我们的人均消费增长率是全世界第一。这种模式就是低消费率和长期的消费高增长率。从现实世界来讲，两种模式是混合的。

我们要扩大消费，除了要提高消费占GDP的比例以外，还要实现消费的高增长。要想实现消费的高增长，就一定要有支付能力的高增长。要想有支付能力高增长，就一定要有就业和劳动生产率的高增长，关键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这里不去考虑社会制度的问题，只纯粹讲经济。怎样才能够有劳动生产率的高增长呢？那就要有技术进步和物质装备水平的提高。关于技术进步，我们在第二部分专门讲，这里只讲物质装备水平的提高。装备水平提高一定要有比较有效率的投资才行。因此，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比例关系。

到底什么是消费和投资之间的良性互动呢？有这么几个看法。一是尊重人们对各自消费储蓄模式的选择。有的人喜欢拿了工资以后多消费一点，有的人就喜欢要多存点钱。二是消费储蓄投资比例应由市场来决定，换句话说是由消费者和企业家来定。政府要做的是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市场环境，包括消费环境和投资环境，而不要去直接干预消费投资比例。要提高消费率，主要是创造环境的问题。现在中央讲要构建消费长效机制，里面包括收入分配的问题和消费心态，这些都是政府可以去做的。三是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协调最终要落实到确保投资效益上。

投资政策展望

下面向大家介绍一些对投资政策的展望。

一是要继续坚持、有效利用我国高储蓄率优势的战略。大家都知道，我国的储蓄率比较高。储蓄的反面是消费，消费加储蓄等于GDP。我们对高储蓄率究竟应该怎么看？怎么办？实际上，中央在“八五”、“九五”和“十一五”都把储蓄率水平比较高作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有利条件来提的，“十五”提得比较多的是控制投资规模。“十二五”规划建议制定之前，很多同志提出希望能够比较大幅度地降低储蓄率，有的同志甚至还觉得我国之所以产生很多问题就是因为消费率太低，储蓄率太高。即使到现在，对于高储蓄率还是不是优势还有不同意见。但是“十二五”建议中还是把储蓄率比较高作为一个有利条件的。其中讲资金供给充裕，我们完全有条件推动社会经济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

什么叫资金供给充裕？就是尽管我们的投资率在全世界最高，都没有把储蓄消耗完，结果资本还输出了一部分，是高储蓄率的一个优势。当然“十二五”建议也提出希望居民的消费率能够提高一些，储蓄率降低一些。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这种低消费、高储蓄究竟会向哪个方向变化？我从研究的角度给大家介绍一点我们的看法。

我国出现低消费高储蓄态势的原因很多，一个非常重要的短期因素是高增长轨迹下的消费刚性。消费刚性是一个统计学规律，就是消费变动的幅度要低于收入变动的幅度。我国高增长了30年，年平均增长将近10%，如果消费刚性规律存在的话，必然使消费占GDP的比例降低，储蓄占GDP的比例提高。为什么我们讲它是短期因素呢？因为经济运行一般都是5年上升，3年下降，就是大概5年到10年左右是一个经济周期。我国持续30年上升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从周期的角度讲，还是应把它作为一个短期因素。

还有几个长期因素。一是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是爱存钱。世界各国消费占GDP的比例和储蓄占GDP的比例差距很大，经济学家们做了各种各样的数学模型分析后，也没有得出一个大家容易接受的结论，最后有位教授讲，看来主要是因为各个民族对待储蓄的态度不同。跟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比较爱存钱。美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就是高消费，他们坚信明天生活更美好，明天挣得比今天多，后天挣得比明天多，大后天挣得比后天多，因此它的消费模式就是今天负债消费使整个的消费水平拉平。我们中国人也坚信明天生活更美好，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确实是多灾多难的，所以我们的哲学思想是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这就影响到消费与储蓄的关系。

二是人口红利。所谓人口红利，就是劳动力人口在全部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所带来的好处。为什么说劳动力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比较大会带来好处呢？因为只有劳动力人口才能劳动，才能创造价值，提供储蓄，孩子和老人纯消费者。所以如果一个社会的劳动力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比较大，而且在不断上升显然有利于储蓄率的提高，消费率的降低。我国恰恰就是这种情况。

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改革开放30年可以用两句话来解释，一个是高速发展，另一个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急剧变革。各项制度变革中跟消费储蓄有关的，比方说劳动制度。过去是铁饭碗，现在你不好好干就可能被炒掉。劳动变革会产生的影响就是告诉劳动者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了。再比如分配制度。过去资本不参加分配，现在资本参加分配了。我们之所以产生那么多富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资本参加分配。资本参加分配对消费储蓄产生一种什么现象呢？普通工人阶层每个月拿一两千块钱的收入以后，可能消费80%，但是富人每个月拿5万，可能只消费10%。富人的消费倾向比较低，因此分配制度给消费储蓄关系带来影响了。还比如退休制度。过去退休后国家全包，现在企业得拿点钱，自己得掏点钱。教育制度方面，过去你要是能考上大学的话花费国家全包，现在你得自己拿钱，而且上高中还得自己拿一部分钱。医疗制度方面，医疗费过去也是国家包的，现在你也得自己拿一点钱。更不要说住房了，过去是分配，有钱你也买不着，现在房价成了全社会的第一热点问题。这些社会制度的变革，使得老百姓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都增强了，老百姓只能多存一点，少消费一点。但我绝对不是说这些制度变革不对，这些制度变革的方向都正确，只是具体操作中可能有不那么完美之处。

因此，我们对于储蓄问题和消费问题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我们近年来低消费率、高储蓄率的态势是由一系列有利于激励储蓄而不利于激励消费的长期、短期因素叠加造成的，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因此低消费、高储蓄是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的常态。

按照这个判断再展望一下，“十二五”期间我们的经济可能还是高速增长。尽管我们现在不追求高速增长，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经济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客观的。“十二五”期间，尽管80后、90后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会轻易改变。人口红利方面，我们的人口红利上升曲线大概要到2015年左右才开始掉头向下。由于人口统计学因素所带来的影响每年变化很小，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可以享受人口红利。所以，消费率比较低、储蓄率比较高的态势可能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那投资应该怎样去进行调控？投资研究所多年来一直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以储蓄、投资平衡为总量调控原则。过去我国储蓄大于投资，我们把一部分资本输出，借给美国了。按照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我们得出来的结论是要使外需为零，也就是说要使储蓄跟投资曲线相吻合，这就是储蓄和投资的平衡。所谓调控，就是在我国当前条件下充分利用储蓄优势和贸易战略调整，这意味着要把储蓄尽可能地全部转化为投资，使其为我所用，即为国内建设所用，而不是部分为发达国家所用，部分为国内建设所用。

另外，我们现在正好反思一下很长时间以来执行的投资政策。好多同志可能觉得我们的投资太多了，实际上从近年储蓄、投资的平衡状况看，储蓄一直大于投资，因此我们的投资总量不存在过大的问题。这就是对我们过去投资政策的一个反思。过去，我们老想把投资降下来，降不下来的关键是有储蓄在那摆着。中国投资为什么那么多？有两条原因，一是需求。我们现在所谓的工业化、城镇化要消耗钢材和水泥；农民工进城要给他们提供就业和吃住的地方，小孩子要上学；还有交通设备等。二是资金供给充裕。这里我们联系当前的投资形式，2008年我们实行了4万亿投资计划激励投资，这是一个诱发因素，换句话说我们的想法是不考虑短期因素，投资总量政策一定要转，要充分利用储蓄资源激励投资，保持投资和储蓄基本平衡。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问题客观性的认识。

实际上，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投资政策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2008年3月，我们对于投资的政策还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到了6月，因为看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就已经不提投资规模了，而提出调整投资结构了。8月提出要保持适度投资规模，11月4万亿投资计划出台，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短期的主要是应付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但到目前为止，2008年所提出的政策一直延续下来，已经不仅是一个短期的问题了。

“十二五”期间，经济周期很可能向另一个方向变化。现在准备金和利率提高了，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现在经济学家们预测，明年我国的经济可能开始进入新一轮上升通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投资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是不是像过去那样又觉得投资过热要控制投资了呢？不是的。2008年11月，4万亿投资讲出手要快、出拳要重。2009年提出要协调投资结构，保持投资稳定增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提法是要着力优化投资结构，保持投资合理增长，这是现在关于投资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我们的投资率全世界第一、固定资本形成率历史最高的情况下，提出要保持合理投资增长，这体现出我们的宏观投资总量政策。

我想强调一下，投资有两种效应，一种是需求效应，一种是供给效应。什么叫做需求效应？典型的需求效应是我的自行车用坏了，再买辆新自行车或者买一台汽车，这就产生了需求，有了需求就要生产，生产后就变成了GDP。投资一样有需求效应，投资要消耗钢材和水泥。从需求效应上来讲，投资和消费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消耗完了生产，产生GDP。但是投资跟消费的根本不同点是投资有供给效应。所谓供给效应是能够提供物质生产的资本，比如提供港口、公路、汽车、厂房、设备等，这对经济增长来讲是最重要的。从长期看，经济增长主要不是需求拉动的，而是供给。因为如果光是消费需求就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话，全世界就没有那些赤贫国家了。像非洲一些赤贫国家，连一公里像样儿点的路面都没有。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才有80个红绿灯，还有60个不亮，它没有钱去投资。所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于供给效应，在于能够提供物质生产资本。

我们平常都讲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需求结构调整，从经济学上讲主要用于短期分析。短期分析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很强，能生产30万亿各种各样的货物和服务，但是大家不愿意投资，也不愿意消费，出口也出不去，30万亿的生产能力就不能充分发挥。国家就要采取政策刺激经济，让你多消费一点，多投资一点，多出口一点，使这30万亿的生产能力能够充分发挥出来。问题在于从长期看，我们不能总是只有30万亿的生产能力，否则什么时候赶上美国。我们一定要把30万亿变成40万亿，再变成50万亿、60万亿。怎样才能把我们的生产能力从30万亿变成60万亿呢？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物质装备水平的提高。所以，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就不仅看需求结构了，一定要看投入结构。因此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投资的两种意义贡献，供给效应的重点放在结构调整，确保投资效益上面。“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也提出这个思想。

此外，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也就是投资政策要跟其他政策衔接，其他政策要保持相对独立性。其他政策保持相对独立性，不是独立于党的领导，而是独立于投资态势。比方说土地政策，尽管投资非常需要土地，但我们土地政策的核心是18亿亩耕地红线。换句话说，不管投资增长快还是慢，18亿亩耕地红线政策一点不能松，这就叫坚持土地政策的独立性。

同样的道理，我们还要坚持环境生态政策的独立性。现在，环境问题很严重，如果我们坚持环境生态政策的独立性，就不能为了刺激投资就把环境的标准就松一松，为了控制投资就把环境的标准提高一点。

相关社会政策也要保持独立性。有人说老百姓消费不足，其中一条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扩大了。还有一条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老百姓不太敢消费。有的同志就讲，为了提高消费率，我们要改善收入分配政策，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好象有道理，但我觉得不是很准确。因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改善收入分配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制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现在我国消费率48%要这样做，消费率变成58%、68%的时候，我们还要改善收入分配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美国现在消费率都80%了还在不断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所以，永远不会把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个工具来看待，我们要保持它们的独立性。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调整利率、准备金率和贷款计划的目标不要盯在投资上，要盯在币值的稳定上，就是说不要有通货膨胀或通货收缩，不要直接把货币政策作为支持消费或者投资的工具。实际上，用贷款来支持消费或投资，是货币政策运行中追求币值稳定的一个副产品，真正追求的是保持币值的稳定。我觉得朱熔基同志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就是改革了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把人民银行从商业银行当中独立出来专门执行央行的职责，而且制订了《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针对货币政策和投资，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就是把货币管住就行了，投资可以不用去管那么多，让它跟储蓄去平衡就行了。

从投资政策的角度来看，要把调整结构、提高效益，而不是简单的激励或者控制总量，作为投资领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消费投资关系、改善投资宏观调控的核心。只要是效益好，投资多一点其实是挺好的事情。所谓投资效益好，就是企业投资项目生产出来的产品为市场所接纳、为社会所接纳，劳动者能够拿到工资，企业家能够拿到利润，政府能够拿到税收。“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央对于投资的政策实际上就是优化投资结构，把结构问题放在核心地位，而且提出要保持合理增长，提高质量和效益。

（报告人系国家发改革委投资研究所所长，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1/0407/60407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