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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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经验，简单讲就是我们党如何打败国民党，如何取得全国政权。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今年是党成立的九十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重温党的历史其实是很有意义的。1921年我们党成立，当时毛主席是28岁，1949年新中国建立，当时毛主席是56岁，也就是又过了一个28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又过了将近28年，毛主席过世，三个28年，非常巧。今天主要介绍的是1921年到1949年我们党如何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

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的艰难历程

通常，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明白了怎么革命，明白了如何开展革命，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我们党成立之初对于革命形势的判断并不那么准确，对于如何革命也没有那么清晰地认识，对此，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就认为：“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也就是说，我们党在成立之初对于如何革命并没有特别清晰的认识，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来看，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进行的，所以在革命初期我们党也自然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并且很快就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但是很快又被反动军阀所镇压，以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为标志，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跌入谷底。而后，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党的三大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这个时候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都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同时保留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实现了通常所讲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两党合作之后是如何分工的呢？共产党当时仍然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下层的民众运动，比如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等，而国民党人不愿意从事吃苦的下层工作，这样一来国共两党的合作形态就是国民党做上层工作，共产党做下层工作。正是我们党的先进性区别于其他旧式政党，所以很有吸引力、很有魅力，甚至于吸引了一些国民党员开始转而加入了共产党，这是一个很具标志性的变化，两党的合作方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现在也有一些国民党人加入了共产党人，由单向的加入变成了双向的互动，这在国民党内产生了很大的警觉。他们一方面对于自身的组织松懈而忧虑，另一方面又因为共产党组织的严密而感觉到恐惧，这种忧虑和恐惧会发展成为分共与反共的主张与行为。这种思想变化从蒋介石对此的认识中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蒋介石有一个特点，就是记日记，整整记了50多年。在1926年3月10日的日记中，关于对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思想变化，他写道：“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佛入地狱耶！”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近来我很痛苦，痛苦到很郁闷，很难受，痛苦到就像把佛祖扔到了地域里经受煎熬。可见当时蒋介石对于共产党痛恨的心理已经很严重了，结果过了一年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我们都说宣传是我们共产党的强项，大家不要忘了国民党也不弱。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8日他们就已经举办枪决赤党摄影展了。

这次政变是我们党成立之后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损失，我们党的党员由六万人减到了一万人。蒋介石屠杀了大概两万多人。更多的是脱党、逃党、叛党。翻开当时的报纸，就像我们今天看的报纸广告栏一样，都登着某某开始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某某与中国共产党一刀两断，都是这样的声明。这次失败我们败得很惨，打击很大，面临的问题是还要不要革命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下一步如何革命？为了明确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我们党就召开了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是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当时，参会代表用一周的时间开了一天的会。很多人会问你这儿有语病吧？一周有七天，怎么开一天会？当时，在开会前的三天，这些代表一位一位偷偷进了会场，开一天会之后又用了三天时间一位一位偷偷地离开了这里。可见白色恐怖多么的严重。这次会上毛主席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前我们不太注重军事，而国民党注重，“一文一武”合作的时候很好，一旦破裂肯定是拿笔的共产党吃亏。这次会上，代表们决定了下一步要开展武装起义，之后，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领导了一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起义的目标都是要城市，比如秋收起义的目标是长沙；二是都以失败而告终。

失败的起义军余部开始转移到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在这些队伍之中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在起义之初有四千多人，没打两天就只剩一千人了，只好开始转入农村，最后带领了队伍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分田的影响非常大，我去江西调研发现，在当时江西的永新县，有一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了山，分了地，嫁了人。可见分田的吸引力比宗教信仰还大。与此同时，我们党在井冈山地区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毛主席对此做了理论总结，写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原初是毛主席给林彪写的一封信，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泽东给他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这个时期，不仅是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发展的好，其他比如闽浙赣南、鄂豫皖等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都发展了起来，为了统一领导各个根据地，1931年11月，在江西的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形成了国家的初步形态。当时政府的各级机构都比较健全，公检法司都有。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我们的红军达到了三十万，重新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但是很不幸，这种鼎盛很快又遭遇了一次更大的挫折，很快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利，一方面是国民党对于我们的围剿力度非常大，中央苏区在1929年到1932年人均年食盐消费量12市斤，1933年就是因为国民党大量的围攻，使得我们食盐量骤减，降到了2.4市斤，1934年8月骤减到0.75市斤，这意味着每人每月人均一两盐，不光是生活上非常困难，同时国民党的这次围剿组织的力量也很强大，组织了50万人，而且配备了坦克等先进的武器。但是如果战略战术运用得好、领导得好，也不一定就会失败，然而这时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左倾化情绪很重，认为仍然要打城市，对于毛泽东探索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并不认可。其实从1931年到1934年，也就是长征前的三年左右，毛泽东已经被排除在中央红军的领导之外，成了光杆司令。而中央实际由博古、李德这些从苏联回来的人来领导，甚至于长征转移前，李德等人还考虑不带毛泽东参加长征。大家想想如果不带他走，历史可能真的要改个样子了，像瞿秋白没有带走，最后就牺牲了。

最近几年我利用业余时间重走了一遍长征路，感受很深，这种感受是只看书所感觉不到的。在旅途中，还收集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资料，比如一个县里的资料显示，当时的老百姓只要看着兵来就都跑，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时我们一个战士饿得实在不行了，就进了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家里人都跑了，灶台上剩了点吃的，这个战士就伸手去拿，离那个灶台大概就差半米，终究还是没拿，最后饿死了。

 

长征是战略退却，是大转移。我们红军当时长征前30万人，到了陕北剩三万，90%的力量都损失掉了，教训极其惨重。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国际国内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日本当时准备要全面侵华，中央开了一次瓦窑堡会议，瓦窑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跟国民党摒弃前嫌，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为国共相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我们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携手抗日。

而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中国再次面临着“和”、“战”的抉择。其实，在1945年，当时的中国体育协进会已经准备要申请奥运会了，举国思盼和平，但是和平没有到来，国共再一次刀兵相见。而这时国民党的力量还是强于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当时与国民党开战那是很难的一个决策。胡乔木同志是毛主席的秘书，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20多年，他发现毛主席的一生有两个决策最难下，一个是1946年同国民党彻底破裂，另一个是1950年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这次内战，毛主席刚开始比较悲观，认为至少用十年、十五年或者是二十年才能打败国民党，结果到了1948年3月，毛主席东渡黄河去西柏坡，在路上就遇见了当时担任中央后委副书记的杨尚昆，杨善昆就问毛主席什么时候能够取得胜利？战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进程？毛泽东对杨尚昆说了他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后来形势的发展基本上符合毛主席的判断，只不过时间上又打了一个六折，毛主席预计是五年，其实三年零三个月基本上就结束了战斗。 

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的主要经验

之前我们遭受了那么多次重大挫折，为什么能这么快取得胜利了呢？有哪些经验呢？这里头的经验非常之多，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主要经验。

第一，强大的政治力汇聚了最广大的民心和民力。战争要取得胜利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民心。而战争要能够持久，摆在我们党面前首要问题是什么？是找朋友。为什么叫找朋友？因为我们党单凭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不能取胜，要找同盟者，找朋友。1939年毛主席就认为，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牢固的同盟军，是首要的争取对象，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毛主席分析的非常清楚，但是能否将这三支同盟军团结在我们党周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如果能够团结起来，革命就能取得胜利，如果不能团结起来，革命就不一定能取得胜利。

事实上，我们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是团结广大农民，争取农民关键就是要搞土地改革，所以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就发布了五次指示，1947年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施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到1949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亿多农民分到了土地。如果说分地是广大贫苦农民的迫切要求的话，那么，废除苛捐杂税则是包括富裕农民在内的全体农民的迫切愿望。我们都讲说国民党的税多，税有多多呢？1932年的时候统计有1700多种。不仅是税种多，还施行了很残酷的预征制度，什么叫预征？就是提前征收，寅吃卯粮，今年将几年后的税都征了，比如当时四川梓潼在1926年预征到了1957年，邓锡侯的28军在1935年预征到了公元1991年，更匪夷所思的是湖南省词义县在1931年预征到了公元2117年。很多人说国民党没有战略眼光，我看国民党在征税上倒是很有超前意识。在解放区和根据地，我们全面的废除了苛捐杂税，只征正税，翻身农民就成为了我们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迸发了极大的生产革命热情。

讲到这儿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国民党对于农民问题，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没有认识吗？答案当然是有，而且认识也是很深刻。孙中山先生就提出来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其中，孙中山认为要改善民生关键第一要抓好土地问题，第二要解决好资本问题。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呢？孙中山提出的办法叫“平均地权，涨价归公，实行耕者有其田”。现在全中国最关注的问题就是房价，香港有一位学者叫郎咸平，他读了孙中山的著作，说孙中山的土地理论对于当前大陆调控房地产很有警示意义，他说孙中山在100多年前提出平均地权，涨价归公，就是说如果你卖一块地或者是房子，原本是一百块钱买的，现在三百块钱卖，中间这二百块钱差价要一律充公，因为房地产价值的上升与个人无关，而是来源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因此涨价部分要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孙中山后来干脆提出了把土地分给那些无地的农民，叫耕者有其田，我们共产党搞的就是耕者有其田，所以毛主席说：“‘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所不同的，在中国条件下，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把这项主张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

客观地说，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国民党对于土地问题都很重视，他们也颁布了土地法，也在各省区搞了一些试点，但是都没有搞好。在1946年11月战争爆发之后，国民党占领了绥靖地区，这里过去是我们党控制的地区，已经搞过土改了，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国共比较的问题。蒋介石要求部下在绥靖区要特别注意处理土地的分配，要比共产党处理土地的情形还要表现出更好的成绩，要使一般民众皆能了解我们的土地政策，使真正为民众解决痛苦，使农民得到利益。但是由于政权基础，国民党拿不出切实的办法来。国民大会的代表就质询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地政部答复说：“关于耕者有其田政策拥有土地者多持反对态度，土地改革之推进，政府故需努力，有赖全国人民之侧重，地主阶级之觉悟。”试想国民党的土改要靠地主的觉悟来进行，什么时候地主的觉悟能提高到把自己的地分给农民呢？所以说在农民问题上国民党没有交出比我们党更好的答卷出来，进而在争取农民问题上国民党就以完败告终了。

其次要团结中间党派。我们的思路是让中间党派的偏左者稍稍右转，让偏右者稍稍左转，使他们得到一个和谐团结的统一。在抗战中期，这些中间党派为了实现民主打出宪政的旗号，然后这个旗号很快就被国民党给接手了，而我们党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口号，因而也参加了这个宪政运动，但是我们被边缘化了。摆脱边缘化的拐点是1944年9月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参政会上，将我们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口号公之于众。为什么要提出组建联合政府呢？就是为结束国民党的联合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联合的政府，这个口号一提出来就受到了各届人士的欢迎。黄炎培对宪政运动评论说：“如一群饥民，不思眼前如何得食，而争研究明午之菜肴如何方为精美。” 这话其实写得很通俗，就是讨论宪政就像一群饥饿的人，他们不考虑现在能够吃到什么，而考虑明天中午能做什么好菜，宪政是中间党派研究明天中午吃什么的问题，而我们的联合政府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就可以吃到什么。所以说建立联合政府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最大限度地具体化，从而将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吸引到了我们党的周围，将我们党的统战政治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再次是团结小商人、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更多是从自己的生存环境的恶化而认清了国民党，进而走向了共产党。战争是烧钱的，1945年延安成立炮校，朱德总司令参加开学典礼，大家就想搞一场实战射击，结果老总说别搞形式主义了，省下来打鬼子吧。要知道，一发山炮弹是当时一个中农全年的劳动收入。所以说为了解决军费，我们党那边就通货膨胀了。国民党也进行了币制改革，想了一系列的办法，但是没有生效，最后的办法就是印钞票。这导致两个后果：一是钞票的面额越印越大，二是钞票越印越多。当时国统区唯一全力开通的工业就是印钞业，而且24小时开工还印不过来，还委托美国和英国的印刷厂帮着印。国民党新疆省银行当时印出了单张60亿的钞票，这张钞票当时能买什么呢？能买七八十粒的大米，够煮半碗粥。因此，国统区的生活很紧张。到了1947年，南京的大学生上街游行，他们在传单中讲，印钞机无休止的周转下，我们学生及极大多数的人民从人的生活水准降低到了畜生的生活水准，现在这个畜生的生活水准也无法维持，面临的是严重的饥饿失学危机，是使难民的行列增加新的伙伴，是使饿死的骷髅增加新的骨骼。那教授的生活总会好些吧？也好不到哪里去。1947年9月23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主持召开了一次教授会，来了一百多位教授，大家谈的、想的不是搞学问，都是研究怎么解决吃饭问题。著名的历史学家叫翦伯赞在1947年写了一篇文章，非常的精辟，他讲：“饥饿和内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饥饿是内战的结果，内战是饥饿的原因，当一个人在饥饿中他一定会想到他为什么饿，只要他这么一想他立刻就会想出反内战之口号。”所以说我们能够取得全国政权并不光是军事上这一条线，我们有第二条战线——能够汇聚民心、民力，国统区的工潮、学潮、武潮，潮潮不断。我们将最广大的民心、民力汇聚在了党的周围，这是我认为的第一条主要经验。

 

 

第二，坚强的军事力实现了战场局势的惊天逆转。国民党的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还需要在战场上较量。我们的实力大不如人，但是为什么能够胜利呢？关键是我们的战略战术运用得好，我们领导军事的能力强过于国民党，下面就从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来介绍一下国共双方的优劣：

首先，战略之道。其实内战刚一开打，蒋介石估计很乐观，很有信心打败共产党。蒋介石说：“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之何，即可如何。”怎么打呢？蒋介石当然有他的一套办法，想的是要先占领交通线，而要占领交通线就要占领城市，所有第一步就是占领都市和交通点，然后再根据这些点控制全国的交通线，将共产党分割包围在狭窄的区域内，聚而歼之。这是一种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将共产党分割包围在一个小的区域里，然后一个一个吃掉的战略。他的战略依据是什么呢？1947年2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搞了一次演讲，他说：“中国历史上的流寇的生活方式无非两种，一是流窜，一是负隅，现在条件下交通发达不能流窜，只能攻占中共的根据地，使其不能负隅，不能持久。”蒋介石首先判断共产党是流寇，这个判断很重要，按照对付流寇的办法，他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找出一套经验来，就是不让解放军负隅顽抗。

蒋介石的前提假设已然错了，经过十年内战，经过两次失败，经过抗战磨砺，我们党早已不是他所想象的流寇了。从现有的资料看，内战之前，国民党内的主战派是占上风的，也就是说当时并不仅仅是蒋介石一个人要打，而是国民党的大多数人要打，但是如何打，他们没有明确的规划和部署，就按照蒋介石的战略来打。我们的战略是什么呢？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在一开始就分析了国民党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板，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其核心是打运动战和歼灭战。对于我们的战略，毛主席在1964年接见外宾的时候谈得非常形象，当时外宾请教毛主席打胜仗的诀窍是什么，毛主席就告诉他：“打仗没有什么巧妙的，简单说两句话，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得赢，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集中五个指头割他一个，割一个他少一根，所谓割掉指头就是把敌人搞过来，除打死打伤外，把官兵、枪支、弹药都拿过来，这叫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得远一点，使敌人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我们是打运动战和歼灭战，正好对症下药，比如蒋介石重要战略思想的第一个基点就是共产党会负隅抵抗，结果我们就没有固守，四个多月我们所控制的一百多个城市全丢了，后来延安也弃守了。这一战略不仅成功破解了国民党的进攻，这些被占领的城市还成了套在国民党脖子上的一条枷锁，他越前进勒得越紧。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占领了一个城市就要派人驻守。比如占沈阳、长春得留一个军，占领张家口、鞍山得留一个师，占一个县还要留一个连，所以他的兵力虽多，但是大量的放在这些城市上，也就意味着一线打仗的兵力就减少了。

四平之战之后，林彪率领的部队全线退到松花江北岸，当时杜聿明领着大军就狂追，追到松花江南岸，突然间不动了，蒋介石急了，杜聿明自己也急，他不是不想追，是没兵了。派一个军去追不解决问题，所以蒋介石称这些兵为“呆兵”。这就好比国民党的军队是十个手指，由于战略失当先自己搞掉了五个，成了呆兵，还剩五个，剩下的五个，我们的办法就是割，一个一个割。统计显示，苏中七战七捷歼敌五万，定陶歼敌一万七，苏北歼敌两万，鲁南战役歼敌五万三，莱芜战役歼敌五万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歼敌五万……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手指头没了，伸手不见五指”，这是我们战略的一个重大的决胜点。而国民党有关阻断我军运动的战略也做不到，因为国民党当时的军事力量达不到实施战略的要求，此外，当时交通线除了东北城网以外，其他地方的基础条件都不行。

国民党起初搞的是全面进攻，后来又调整为重点进攻——进攻陕北和山东。毛主席就跟胡乔木讲：“蒋介石两个拳头(指陕北和山东)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把这两个拳头紧紧拖住，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这一刀就是刘邓大军挺进中原。1947年6月，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十余万人强渡黄河、淮河等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实现了打到外线的作战目标，也证明了蒋介石想要阻断刘邓大军的想法破灭了。因此，蒋介石虽然使出了全身本领，但是他的主要作战方向在东北、华北、苏北、西北间徘徊不定，最终全面进攻不全面，重点进攻无重点，而我们党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打歼灭战和运动战，按照粟裕的话讲就是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儿打，什么时候好消灭敌人就在什么时候打，什么敌人好消灭我们就打什么敌人。

其次，战术之道。虽然我们就在军事战略上大大的超过了国民党，但是战略的有效运用还需要战术的合理配合，下面我就介绍一下战术。战术有很多，比如战场指挥、战区协同、士气提振和隐蔽战线的情报策反工作等等，这次仅就几个方面给大家做点介绍：

一是战场指导。蒋介石喜欢越级指挥，这个毛病谁都清楚。在1944年5月，蒋介石给第一战区做战的第14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等人发的一个作战指示上。仅一个电报抬头，上面就写着特级洛阳蒋长官转第14集团军刘总司令茂恩等等，从总司令、副总司令、军长、副军长、师长、副师长发给了20多人，这到底是让谁拿主意，让谁指挥呢？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分层级的指挥，严重地限制了一线指挥员的灵活性和主动性。而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军委的作战电文突出了两大特点：第一，抬头简洁明了，基本上是一个人名再加个冒号；第二，内容上看多是请考虑、建议或意见，让一线指挥员参考，给他们意见，让他们灵活去掌握，放手去打。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国防部人事厅厅长的于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打仗瞬息万变，前面一个情况一直到师长知道要12个小时，最快也要两个小时，无线电操作有一定时间，师长得到一个情况后再由参谋长做报告也要一天，拟电报、议电报，再去拍，再递给蒋委员长看已过了几天，再加上又逢委员长休息、开会、度假，等他下命令情况早变了。不是他的命令错了，而是情况不同了，照他的指示做必定打败仗，这是必然的，我们指挥系统犯毛病就在这儿。”这个材料非常具有典型性，一方面说明国民党由上而下的指挥系统存在问题，另一方面说明国民党由下而上反映信息的迟滞与拖沓。而陕北的老乡亲切地说毛主席带领的部队线线多，陕北话有叠音，线线是指天线，毛主席无论到哪里，第一件事情就支起电台，要求各部队24小时随时汇报情况。同时每个月要写报告，目的是摸清自己的家底，才能做好战略决策。

二是战场协同。在孟良崮战役中，我们把国民党精锐的钢铁74师给打掉了，我去战场遗址做过调研，发现这绝对是场险胜。当时国民党各路大军是平行推进，结果由于各部队进展稍有快慢不同，形成了一个弧线，74师就在弧线的顶端。如果边上这十几个精锐师团来个反包围，我们的部队就很危险了，非得让人“包饺子”不可。可是在74师被吃掉的时候，离他最近的援军25师仍在十里开外。十里地的距离还没有从今天讲课现场到中央党校远。当时国民党的精锐部队都是机械化部队，但就是冲上不来，长得仪表堂堂的张灵甫眼瞅着部队就在这附近被吃掉了。国民党的将领人才也是很多的，张灵甫就很能打仗，但这人脾气很暴躁，因为怀疑他的妻子有外遇，回家就把他妻子给枪毙了，之后被投入大狱，但是蒋介石欣赏他的军事才能，不断地减刑，想办法把他放出来，所以他真想给蒋介石卖命，真想为蒋介石好好打仗。结果就由于各部队间的不配合，导致他丧命孟良崮。

而我们是怎么打的呢？我们打歼灭战更需要各部队的配合。1948年，时任华北军区政委的薄一波，要求自己的部队在支前实施中要先东北部队，后华北部队，先野战部队，后地方部队，要让东野在补给上不受困难或少受困难。当时薄一波是华北军区的政委，要求自己的人给人补给，要东北野战军优先，这是先人后己，顾全大局。看遍解放战争的战史，虽然各部队之间也有自己的考虑，按我们今天的话讲有点部门利益，但是没看到过有见死不救的事情发生。所以跟国民党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三是隐蔽战线的情报策反工作。《潜伏》播出之后，好多人都非常喜欢，有一次我跟台湾的学者交流，他们也非常喜欢这部谍战剧。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隐蔽战线工作做得非常漂亮。毛主席后来有过一个判断，他认为隐蔽战线的工作为我们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隐蔽战线搞得特别好，在国民党的党政高层系统中都有我们的人。比如沈安娜，她的工作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速记员，职位不高，机密却掌握很多，从1938年到1949年历届国民党中央全会、中央常委会、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和军政会议上，沈安娜都是负责速记，并从未暴露，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2010年年初，95岁的沈安娜在北京逝世，沈安娜同志为革命事业取得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无名英雄。而在国民党军队内的情报人员就更多了，比如我们在国民党85军110师建立了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委，书记就是由该师的师长，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廖运周担任，他一边是国民党的师长，一边是共产党的书记，提供了大量的准确情报。

当然，从客观上看，这些情报其实对于战局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因为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蒋介石又喜欢朝令夕改。这些情报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对战略的判断上。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策反了国民党少将以上将领1400多人。比如1947年莱芜战役，整46师师长韩练成在解放军敌工干部策动下，临阵放弃指挥脱离部队，结果致使敌方指挥混乱，三天被我们消灭了五万六。消息一传到济南，国民党第二绥靖区的司令长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非常气愤，他说：“五万多人，不知不觉三天就被消灭光了，老子就是放五万头猪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其实王耀武这话讲得有道理，放五万头猪还真抓不完，因为猪不会投降，而这五万六中大部分是俘虏。一年多以后，同样的事就发生在了王耀武的身上。在济南战役中，守卫城西的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在华东野战军敌军工作部门和中共济南地下组织的政治争取下，率3个旅2万余人举行战场起义，把济南的西门打开。王耀武闻讯就仓促出逃，逃到了山东的寿光，在寿光被俘。 

 

 

更为精彩的是，韩练成临阵放弃指挥后并没有回到解放区，而是来到了南京，称自己是只身脱逃，成功脱险，蒋介石不但相信了，还给了一个国民党第八绥靖区的副司令长官的要职，继续为我们党工作，到1949年的时候才回来，1955年被授予了中将军衔。吴化文的第96军起义之后改编成了解放军的35军，1949年4月占领南京总统府的部队就是由这支部队改编成。所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蒋介石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焉能不败，

第三，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的建设，就是使我们的党的领导力空前成熟，能够对全局施行驾驭和掌控。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心向背，但是当时的争夺是由国共两党进行的，我们党的领导力决定了我们能够取胜。我们党的成熟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有一个好的领导团队和领导核心，第二，我们全党的战斗力空前强大。

毛泽东看问题非常深入，他说：“凡办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这两种能力。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那件事连看都没有看到，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许多人，对于当前已经出现了苗头，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觉和理解），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他提出的口号总是那么鼓舞人心。相反，蒋介石就逊色的多。前一段时间我跟美国的一批学者进行交流，其中一位美国学者就认为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之后，也是可以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这样的话，因为抗战时期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威望很高，1941年蒋介石成为中国战区总司令，1942年国民政府废除了大部分不平等条约，1943年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这是我们中国近代以来首位国家元首出访，之后国民党政府参加了联合国的创建，他是有底气这么说。而我的回答是：“他没有说，是因为他缺乏看得到的眼光和顾虑。”客观地讲，蒋介石在一些事情也看到了，但是这个人更注重细节，注重小事，大事上反而看不到了。1948年国民党召开国大选总统，当时蒋介石当总统，副总统是李宗仁，本来蒋介石想让孙科（孙中山的儿子）当选，结果李宗仁选上来了。李宗仁向蒋介石请求在就职典礼上的服装问题，蒋介石说应该穿西装大礼服，李宗仁感到很怀疑，因为在国民政府举行活动的正式场合，一般穿长袍马褂，虽然怀疑，但李宗仁还是紧急做了一身西装，就在西装做好之后，蒋介石突然告诉李宗仁说：“西装不合适，在战乱时期，最好还是穿军常服。”五月二十日，就职典礼开始。蒋介石来到主席台，李宗仁发现自己上了当，原来蒋介石不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李宗仁穿着军常服，就好像是蒋介石的马侍一样，哪里还像个副总统的样子呢！李宗仁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心头一怔，但再一思索，我立刻挺胸昂视，豁然若释，因为蒋先生以一国元首之尊，在这种小地方，他的态度却不能放宽，其为人如何也可想而知了。观礼人员，谁不清楚蒋介石的作风，大家既然明了，这种尴尬的场面与其说使我难堪，毋宁说他自己难堪罢了。将来史家秉笔直书，势必蒋先生本人在历史多其难堪的一笔而已。”大家想想毛主席什么时候在穿衣服这个问题上费过脑筋，他甚至穿着大游泳裤在游泳池边上见赫鲁晓夫。有人说是有意羞辱，我认为不是，主席对这个事情确实不关注，主席关注的都是大事。

国民党有一个著名的将领叫续范亭，1935年12月26日，他为了号召民众抗战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后遇救未死。后来来到了边区，了解了共产党，两相比较，他说：“共产党可真厉害，有‘三头六臂’，‘三头’就是枪头、锄头、笔头，‘六臂’是一双手握枪，一双手握锄头，一双手握笔写文章。”而我们七大选的五大书记——毛、刘、周、朱、任，基本上对应了“三头六臂”。当时延安失守之后，刘少奇和朱德到华北搞土改根据地，他俩抓锄头。军事这条线，枪头是由周恩来协助，很多人都感觉周总理主要是搞统战工作，其实1946年11月周恩来回到延安有三个职务——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和中央军委秘书长，他是毛主席在军事方面的主要抓手。当时担任作战参谋的张清化后来回忆说：“在这个阶段，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周副主席在军事上是党中央、毛主席完全不能缺少的得力助手，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当时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深得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和全军的拥戴。凡是党中央研究、毛主席下了决心以后，具体的组织布置和如何执行等都是周副主席具体来抓的。无论前方或后方，无论是后勤供应或部队调动，总离不开他的具体的组织指挥。”建国后开了一次会，会上毛主席突然间讲：“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当时周总理也在座，周总理马上就讲：“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周总理没有提自己的贡献，但他的贡献却有目共睹。笔头这条线上的政策和策略主要的抓手是任弼时，当时政治局规定凡是有关政策和策略的文件先送任弼时同志阅，拿完主意之后再上书记处。

我们不仅有一个团结的中央领袖团队，还有一支善打硬仗的军事将领团队。林彪是十大元帅中最年轻的，但是他排在第三位，仅在朱德和彭德怀之后。而从十大将来看，粟裕是最年轻的之一，但是他排在了十大将之首，优秀的军事将领团队保证了我们取得战争的胜利。

而国民党是什么样的呢？大家知道，国民党的上层只有蒋介石一个人，他是一人独裁，没有一个团结的领袖团队，蒋介石身边的白崇禧、杜聿明、胡链、陈明仁、孙立人等都很能打，而且国民党将领军事素质、文化素质都比我们高，很多人又会英文，又会写诗，又会作画，又留过洋。所以，毛主席讲我们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的军事将领他们的才能在蒋介石的独断决策机制之下，在国民党派系纠纷中难以发挥。国民党的派系很多，蒋介石并不是想消灭派系，而是要掌控派系，具体表现就是在用人上，只用嫡系的和那些无能的人。这两类人共同特点就是听话，嫡系就不用讲了像陈诚，屡战屡败，带病提拔。张学良在晚年写了些记述，其中就谈到说蒋介石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用奴才不用人才。国民党将领刘峙资力很老，能力很差，但是他特别听话，蒋介石就屡屡用他。在蒋介石围攻中原的战役中，当时国民党的指挥将领就是刘峙，第一炮就打哑了，结果蒋介石就把他撤了，但是因为他特别听话，结果到了淮海战役的时候，蒋介石重新起用他为国民党军“徐州剿共总司令”。这么一个关键的位置，任用了这么一个庸碌的人，简直匪夷所思。致使国民党高层都这样议论：“徐州是南京大门，应派一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猪，眼看大门守不住了。”大陆解放后刘峙流落到印度尼西亚，为了生计在一个华文学校当老师，结果课讲得非常好，非常受欢迎。

党的领导力空前强大，其直接的结果就是战争的胜利。我认为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打的最漂亮的，当时国民党八十万，我们六十万，打了两个多月，我们调运了民工543万，筹运了粮食十亿斤。这是很惊人的数字，不说如何筹来的十亿斤粮食，就是怎么运就成问题。当时是三人一车，五车一队，每队必有一位中共党员或党的积极分子，保证小车推进方向。不光如此，我们还运用了现代化的手段，各县民工先用小车将粮运到泰安火车站，再由火车运到兖州，然后用小车运到济宁，装船经运河走水陆到韩庄，再用小车分送各部队，这种水陆联运的系统运输对我们党的组织能力来说是极大考验，说明我们党的领导力空前成熟。最终的结果就两个字——胜利。

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的几点启示

关于启示我就谈两点：第一，价值意义。价值意义凸显的是精神追求和目标追求的问题。我们党领导革命是要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安康和改善民生，我们的战争力量来自于人民，归结起来还是那句老话——得民心者得天下。在此，我想延伸一下，叫做“得民心者才能坐天下”。人心向背既决定战争胜负，也决定政权兴亡。我们党如果想“坐好天下”，想长期执政，关键还是要能够得民心、顺民意，这是核心，是根本。第二，工具意义。工具意义讲的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现在要创新社会管理，其实看看过去的群众工作，做的是最为成功的，这些经验非常有现实价值，也非常需要我们汲取。

总之，在建党九十年，在我们新中国执政六十多年的时候我们重温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是非常有意义的。

(刘宝东 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教授)

责任编辑：刘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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