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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2011年07月27日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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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回顾了党的90年历程,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新课题,为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报告围绕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一核心主题,对“七一”重要讲话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进行了精彩解读,概括为三件大事、三大成就、四个考验、四个危险和五个必须坚持与五个坚定不移。
今年是建党90周年,在庆祝建党9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做了“七一”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可以说是为我们今后一段时间的党的战略、国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七一”重要讲话的主要内容
“七一”重要讲话从内容上来分,可以分为三大块:一是回顾党90年的历程;二是对现在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和考验进行分析,并针对面临的问题提出要求;三是对今后一段时间工作的部署。讲话的主要内容可以用几个数字来概括,即“三三、四四、五五”。“三三”就是三件大事,三大成就;“四四”就是四个考验,四个危险;所谓“五五”就是五个必须坚持,五个坚定不移。
三件大事,三大成就。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首先回顾了历史,把我们党90年的历程浓缩为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简单的概括就是革命、建设和改革,这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轰轰烈烈开展的三件大事。
90年的历程大致可以用三个30年来概括: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以后,用了近30年的时间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起新中国;其次是我们党又用了30年的时间来探索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通过风风雨雨、曲曲折折的探索过程,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最后在结束“文革”以后,又用了30多年的时间进行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通过这三件大事,我们取得了三大成就,这三个成就总书记把它总结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四个考验,四个危险。总书记在回顾了历史以后,立足现实,分析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四个考验,即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这四个考验在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定》里面实际上就已经提出来了。与此同时,总书记又谈到了四个危险,这四个危险在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定》里是没有的,是总书记给我们提出的一个警示。这四个危险可以说是来自于我们党员干部自身主观上的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我们都应对这些有足够的感知和足够的体会。
五个必须坚持,五个坚定不移。在“七一”重要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对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做了重要指示,可以归纳为五个坚持:一是坚持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二是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三是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四是坚持防腐反腐;五是坚持制度建设。
作为执政党,我们在领导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往前走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胡总书记提出了五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的依靠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坚定不移的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七一”重要讲话的重点
“七一”重要讲话可以说是一篇思想深刻、内容丰富的讲话,同时也是一篇重点突出的讲话。重点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重点在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也就是说总书记再一次论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样一个命题。它是在我们总结90年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回顾和总结中国社会90年的发展道路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也就是说,我们党的历史表明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党。而我们党有没有能力,能不能保持先进性,能不能永远地站在时代的前列,为我们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引路,取决于我们党的自身建设。所以,总书记再一次强调党要管党,要从严治党。
众所周知,“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个命题是在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定》里提出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是在建国60周年前夕召开,这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定》里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叫“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之后,在当年11月份举行的政治局全体成员学习的时候,当时讲课的题目就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在讲课之后胡总书记也发表了讲话,认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是我们党今天和今后一段时间的一个战略,是搞好党的建设的重大的命题和重大的任务。
为什么要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这一命题呢?总书记在讲话中再一次强调,这是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给党的执政、给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的新问题。
那么,世情、国情、党情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新问题、新情况是什么呢?
首先来看世情。
我们说当今的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它体现为:
一、世界多极化。在“苏东剧变”之前,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可以说是一个两极的世界。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形成了两大阵营的竞赛。“苏东剧变”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世界进入了一极化的局面,也就是美国一国在主宰整个世界。但是随着世界其他各种力量的兴起,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出现,他们希望世界能够朝着一个公平、平等的方向前进,而不是一国来主宰。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出现了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能不能够在世界多极化的形成过程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能不能够在世界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能不能够更好地保护国家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考虑的问题。
二、经济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过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只要办好自己的事情,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但是在全球化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需要应对外部条件的强烈干扰。比如2008年正当全国上下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抗震抢险,齐心协力举办奥运的时候,一场金融海啸在美国爆发了,这场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像这些事情可以说是防不胜防。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做好国内这点事就可以了,我们还要有世界眼光,要有全球视野的战略思维。
三、信息时代。信息时代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一个世界多种声音。各种主义、各种思潮、各种观念都在不断地撞击、融合。人们肩膀上的脑袋可以说越来越复杂。这就使得我们必须思考我们党靠什么来凝聚人心,引领社会。
四、综合国力的竞争。既然是综合国力的竞争,那就不再是经济这一个指标。综合国力的竞争除了经济以外,还包括文化、社会、精神文明、制度优势等,这都是大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的具体方面。为什么全世界的人才都要往美国聚?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发达,如果仅仅从吃的、穿的、住的上面来说,可能很多人认为在中国并不比美国差,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还要往那里跑呢?除了硬实力以外它还有软实力。
曾庆红同志在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时候,在一次开学典礼上提出:“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各国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执政作风和执政效率的竞争。因此,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也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所谓的政党政治时代,就是说现在政党的发展已经是各国的普遍现象了。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5000多个政党存在。没有政党的国家只有20几个,主要是一些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国家,比如说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也就是说现在各国的政府基本上都是政党政府,那么这个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怎么样?执政能力怎么样?治国理政的水平怎么样?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所以说综合国力的竞争实际上是执政党在竞争,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的执政党,如何能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有自己的优势,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五、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还处在低潮。当前,社会主义的命运如何?共产党人的命运如何?可以说取决于我们。“苏东剧变”后,执政的共产党国家剩下五个——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经过20多年的发展,新增的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就多了一个——摩尔达瓦。摩尔达瓦也是前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以后它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也开始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搞普选、多党竞争、议会民主。在最近连续三次的议会大选里,摩尔达瓦共产党都取得议会多数,组成了政府上台执政,这三届的总统也是共产党人在担任,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一个真正意义上共产党在执政的国家。
但是,这些国家毕竟都是小国,越南改革的步子稍微大一些,但自身矛盾也很突出。朝鲜现在还是铁板一块,家族世袭已经到了第三代。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身体不行了以后,把权力交给了劳尔·卡斯特罗,在最近召开的古巴共产党六大,有了一些改革的迹象,但是步伐很小。老挝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农业国,全国没有一条铁路,我们去考察的时候,对方表示要带我们去参观最大的国营工厂,结果实地一看,工厂就相当于一个大教室这么大,隔了三块,最后边的房间搁了几台机器在那纺亚麻线,中间的屋子就摆了几个缝纫机,一些女工在那里做衣服,前面的房间则挂着衣服在那卖。开车到外省去,走了四、五个小时,路两边全是没有开发过的土地。
中央党校也办有老挝班、越南班,在研讨的时候,他们也很真诚地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带着他们把社会主义这条路走下去,也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把社会主义的局面维护好、发展好,这样共产党人才有希望。所以,共产党人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如何,确实就靠我们中国共产党。
由此可见,世情使我们面临着许多的新问题、新情况,同时也使我们肩上的担子和责任更重了。
其次来看国情。
我们的国情可以用两句话概括:我们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我们也处在伟大的变革时期。说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指我们的五大建设在推动五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不要小看这五化,这五化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成就,改善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国家变得富裕富强。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具体而言:
第一,工业化、信息化。西方国家是用了100年,甚至200年的时间完成工业化。他们在实现工业化以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进而进入到信息社会,开始了信息化,但是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要实现工业化,在工业化还没有实现的时候,信息化又已经开始了。
第二,城镇化。西方国家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慢慢地实现了城市化,而我们的城市化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以极快的速度在进行,出现的矛盾也是方方面面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农民工问题就不是一代人能够消化得了的,它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知道农民工进城打工,有些人把孩子留在了农村老家,成了留守儿童,另一些则一起带进了城里,以我们现在的城市发展水平,很多的设施不一定都能跟得上去,所以城市没有办法给他们同等的教育资源,而这些农民工的孩子又不同于父辈们,他们已经失去了在田地里劳动的技能,同时,又不具备足够的条件同城市的孩子竞争,这就使得他们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攀爬“社会的阶梯”,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代人能够消化解决的。
第三,市场化、国际化。西方国家从它现代化进程启动的时候,就在引领国际的潮流,国际事物就是由他们主宰的,但是我们建国以后,因为社会制度,我们选择了计划经济,经过逐步探索,我们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了市场经济,同时我们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样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许多问题。
面对这五化,既要推进五化,抓住机遇发展,同时又要解决高速发展带来的问题。所以,有的学者用时空压缩来形容现在的发展,也就是说发展从时间和空间来说都是超浓缩的,因而问题也就几乎同时聚集在一起。
说处在伟大的变革时期,是因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带来了许多我们过去不曾遇见的情况,这些情况是过去我们党的工作办法难以奏效的,那怎么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30年的改革开放使得市场经济的框架初步形成,但是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这套政治体制、社会管理方式,在面对市场经济和新时代带来的各种各样新情况时,也必须要做出相应的改革。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因为改革一定会涉及权力和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这个过程可能更为复杂。所以说我们的改革进入深水期,进入关键期,我们能不能从深水里面走出来,而且取得一个好的结果,这也是我们执政党要考虑、要面对的问题。
最后来看党情。
先从组织状况来看,截止到2010年底,我们有8026.9万党员,基层组织有389.2万,这么庞大的组织,要把它管好是一件很难的事。在和中联部的同志一起处理外事工作时,有外国代表团来访,要我们给介绍情况,我们每次一说到组织状况的时候,对方经常是震惊于我们的党员人数,因为我们的党员人数可能比他们整个国家的国民人数还要多。我们现在党员人数就已经相当于德国的全国人口。这样大的一个组织怎么管?能不能管好?本身就是一件很复杂很困难的事情。
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管好组织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让组织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发挥共产党人的先进性,还要让这个组织有活力、有生气,能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所以,总书记强调我们面临着四个危险是有针对性的。
一、精神懈怠的危险。如今的社会是一个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的社会。在这种社会状态下,精神的懈怠可能是避免不了的。当我们党取得伟大成就的时候,人民感谢我们,我们自豪骄傲,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好党员,做一个好干部并不难。但是在我们要面临那么多的问题和困难,再加上我们现在党群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些党员干部守不住底线,造成一部分民众对我们党有一些消极看法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好党员,做一个好干部,可能就需要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信念的力量。
我们的队伍中确实存在着一部分人对理想、信念感到迷茫和困惑,这是转型期不可避免的事实。我们不能设想共产党人是什么特殊材料做成的,可以没有自身的利益。那么,在利益面前,怎样保持共产党人的纯洁性,这确实是个问题。
二、能力不足的危险。现在面临那么多的新情况,传统的东西不管用,那么我们如何通过提升能力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去面对从前没有面对过的问题,这是对每一级组织和每一名党员干部的考验。
三、脱离群众的危险。现在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不用多说,可能大家也都明了。在北京我们的党员干部素质高,状况要好一些,但下到各地调研,我们觉得矛盾是非常突出的,群众对党员干部的意见在不同程度上还是突出的。
四、消极腐败的危险。群众为何上访,其大都源于贪腐干部对其民利、民权的侵吞或剥夺。它对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良性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极大损害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公共形象。
这都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能不能经受住考验,能不能化险为夷,这确实是对我们党很大的挑战。如果说不能够从主观上去努力,去化解风险的话,我想我们也不是无忧的。有时候听到一些同志认为在中国没有哪个党能和我们党抗衡,出点小问题不关疼痒。这种想法是极其危险的,不说我们尚有八个民主党派存在,就苏共在执政的74年时间里,只有一党存在的情况下,最后还是失去了执政地位。作为共产党人我们不应忘记,今年是我们党建党90周年,同时也是苏共失去政权的第20年头。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我们说苏共亡党亡国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但是我在给学生们讲述这段历史教训的时候,总要加上一句,我认为苏联解体更可悲的是苏联人民为它举行了一个过于平静的葬礼——苏共下台不仅仅是失去政权这么简单,它所带来的还有一个强大红色帝国被分裂成15块碎片,但当时二亿五千万苏联人、1500万苏共党员,相对平静的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为什么?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去深思吗?
1988年10月到1993年6月,我在苏联留学,可以说跟苏联人一起经历了那场剧变。我记得1988年10月去苏联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经从经济体制进入到政治体制领域。他的改革是被看好的,当时不仅西方对他一片赞扬之声,我们对他也是有所期待。因为当时我们的改革还在经济体制改革里面徘徊,所以我记得我们的看法是苏联的改革已经进入到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可能这个改革更深刻一些,更彻底一些,对未来的发展也会更有利一些。
我记得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的老师、我的领导跟我说:“小姜你的任务很重,去了以后要多听、多看、多问、多思考,你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去寻根,一个是去取经。”寻根好理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到苏联就是去寻根了,取经就是认为他们的改革比我们可能更好一些。
我在那里的确看到当时的苏联可以说是一片沸腾的政治海洋,为什么这样说?戈尔巴乔夫为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多元性、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整个苏联党内党外的社会民族运动给发动了起来,当时在苏联的主要城市的广场上,天天都是集会的人群,各路精英在不断地发表演说。他们说的不是苏联碰到什么问题,也不是说苏共哪个政策不对头,哪个做法不合时宜,而是在不断地揭露苏共执政几十年来身上的那些伤疤,从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到强制性的实行集体农庄,从民族大迁徙到出兵匈牙利、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等。
但是到1991年苏联“8.19”政变发生以后,戈尔巴乔夫被紧急状态委员会囚禁,叶利钦作为俄罗斯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总统向民众表示,不能用这种方式解除合法总统的权力,他要求紧急状态委员会把戈尔巴乔夫送回莫斯科。叶利钦的这一表态,得到了民众的响应,紧急状态委员会一看民众的这种情绪也就不了了之了。8月23日,也就是戈尔巴乔夫被解救回莫斯科的当天,叶利钦就以俄罗斯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总统的名义发表了一纸总统令,禁止俄共和苏共在俄罗斯境内活动,查封俄共和苏共在俄罗斯境内的财产,第二天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发表了简短的电视讲话,他说:“鉴于目前的情况,我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动解散,各级组织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就是这样一个简短的电视讲话,一个有93年历史、一党连续执政了74年的大党无声无息地下台了。
当时,我们在那里的确听说过有的苏共党员,特别是老布尔什维克,他们不能承受苏共亡党这样一个命运而开枪自杀,但是在那里我们没有听说过也没有看到过人民有组织地去捍卫这个党,群众也好,党员也好,都没有。
前面所说的那样一片闹闹腾腾的政治海洋,这个时候突然平静下来了,当时给我的感觉就好像这几年来大家聚集起来在做一件什么事情,现在这件事情做完了,然后就是期待着叶利钦带着他们奔向西方式的美好生活。
我想有一个数字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解释这个问题,在苏共亡党之前,苏联的社会科学院举行了一个民意调查,题目很简单,就是问你认为苏共是代表谁的利益。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被调查者认为“苏共是代表工人农民”的加起来占6%,认为“苏共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是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就只占到11%,而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苏共是代表党的机关,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
为人民而生存并为人民服务,这是写在苏联宪法里的话语,也是写在苏共党纲党章里的话语,但是在执政了几十年以后,在人民的心目中已经不认为这个党还是他们利益的代表了。所以我们说,一个政党一旦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这个政党就有可能遭遇厄运。当你不再有能力,不再先进的时候,虽然组织还是那么庞大,地位还是那么牢固,但是一旦失去了在人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就会遭遇灭顶之灾。所以我们说苏共的前车之鉴,直到今天对我们来说也还是有警示意义的。这就是中央近些年来为什么总是在说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原因,昨天执政、今天执政并不意味着明天还在执政,也不意味着会永远执政。
正是从这种忧患意识出发,总书记对全党提出,我们党员要有忧党之心,兴党之责。总书记“七一”讲话的精神实质也同样是强调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崇高的使命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再次强调“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命题。
党的建设需要科学化,所谓科学化就是要尊重科学,就是要遵循规律,就是要系统的整体的去看问题。总书记在“七一”讲话里围绕着如何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个问题,提出了五个必须坚持:
第一,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革命也好,建设也好,理论什么时候对了,思想方法对了,那么我们的革命、建设、改革就会取得成功,如果我们的理论出现问题了,那么我们的革命、建设、改革就会随之出现问题,甚至是摔跟头。因为思想理论是解决方向的问题,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政党、一个政治组织要领导国家的建设,如果方向不对或者在方向上迷茫的话,就会出现严重问题。这种教训我们不是没有过,革命时期左右斗争就是这样,八大以后,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最后讲来讲去思想路线不对头,讲来讲去就讲出个10年动乱。
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就是从思想上开始着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重新讨论真理标准的问题,然后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才有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们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由于高速发展带来的许多新问题,我们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过程充分说明了正确思想理论的指导意义。
同样的,作为党员干部,如果对理论能够认识、能够领悟,大的方向把握住了,那么在工作中也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如果思想上就是模糊的,什么方向也看不清,面对问题的时候就会不知所措,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总书记强调:“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这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既然要理论武装,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如何让大家听得明白、说得清楚、认得准,都需要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它最终解决的是共产党员的信念问题,就是我们对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有没有坚定的信念,我们对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的价值、目标、意义是不是认同,是不是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必须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总书记在讲话中是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说德才兼备的问题,而且反复强调要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都是我们历来所倡导的,是我们一贯坚持的用人标准。然而,跑官、要官、买官、投机钻营、老实人吃亏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的。
总书记在强调要以德为先的同时,还提出要坚持五德用人的导向,这“五德”就是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当然,强调德并不是不要才,而是在德才兼备的情况下要以德为先。
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干部要有四德,即政治品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这是第一次把家庭美德纳入到干部必须具备的品德中去。
强调“德”的同时,在选人用人的标准上,总书记强调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人要选拔出来,要给那些愿意干事、能干事的人提供舞台,不能让老实人吃亏,不能让投机钻营者得利。习近平同志在近期也提出了“三个特别关注”,指出:“要拓宽选人用人视野,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特别关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基层和生产一线,特别关注环境艰苦、工作困难、矛盾复杂、长期默默奉献的岗位,特别关注那些心系群众、埋头苦干、不拉关系、不走门子的老实人、正派人,使选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这都是今后我们选人用人的导向和标准。
第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些看起来都是老生常谈的内容,因为我们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说共产党人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身的利益,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一切权力都是来自于人民,但是为什么在实践中还会出现一些背离人民利益、违背人民意愿的事?为什么党群关系出现局部或者某个时期的紧张?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群众观点这个问题上,总书记在“七一”讲话里面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干部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引导干部在同群众朝夕相处中增进对群众的思想感情、增强服务群众本领。要把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作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任务和基层干部的基本职责,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坚强战斗堡垒。”
实际上这些年,由于中央号召,我们很重视基层工作,基层组织也都在创新工作办法。全国的基层组织创新出现了一批的典型,比如朝阳区的“聚合力”工程,贵州遵义创建“服务型党组织”,浙江舟山市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只要能有更多这样的创新工作出现,我们就能做到:“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
第四,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3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使得我们党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跳出历史周期律。历史周期律是黄炎培老先生在延安跟毛泽东座谈的时候提出的,毛泽东对此的回答是民主,就是说要让民众起来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使政府不能乱用权力。
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说已经跳出了历史的周期律。根据透明国际2010年清廉指数排行榜,我们看到,排在前面的10个国家都是北欧的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亚洲只有新加坡进去了。10分是满分,得分越高清廉程度越高,排在后10位的基本上都是亚非拉的一些穷国、小国,像德国、日本、美国、法国、英国,基本是在15—25位之间,社会主义国家像古巴排在62位,越南排在119位。我们国家处在中间偏上的位置,得分在3.1—3.6之间。从国际标准来看,腐败问题确实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五,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我们面临的问题,最终都需要靠制度建设来解决。邓小平同志有一段关于制度建设重要性的论述,指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可靠性和长期性,他强调:“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反腐倡廉也需要靠制度,需要靠体制内的权力制衡和监督,同时也需要体制外的制约和监督。世界上现在有160多个国家都高举反腐败大旗,虽然各个国家的做法不太一样,但有效的路径一般的来说都是通过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完善监督、社会公众参与,像西方发达国家是这样,像发展中国家比如说智利、新加坡也是靠制度来解决腐败问题。
从苏联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廉政建设在制度建设方面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有成功的先例。所以,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反腐倡廉的制度创新,这次总书记的“七一”讲话里面又再次强调了制度建设。
当然,紧紧依靠党内的制度建设是不够的,还要有民主政治的推动,要保证根本制度不动摇,就需要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创新。还应注意借鉴学习人类政治文明创造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成果,比如公务员制度、财产申报制度、公务回避制度、利益冲突制度、高薪养廉制度和审计制度等。
透明国际给各国反腐倡廉提出了一个建议,称之为苹果理论。它认为各国反腐倡廉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考虑苹果放在什么容器里,放在什么地方,放在什么湿度和温度下才不容易腐烂,而不是把精力主要放在不断地从筐里往外捡烂苹果,也就是我们说的治标还是治本的问题。“七一”重要讲话中总书记就再一次强调要标本兼治,而且要特别关注预防制度的建设。
尼克松在1988年曾说:“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是,中国在惨遭20世纪各种可怕的天灾人祸之后,在21世纪将成为世界上一个头等大国。160年前拿破仑这样描绘中国:‘一个巨人在沉睡着,让他睡吧,一旦醒来,他会震动全世界。’这个巨人苏醒了,他的时候到了,他准备震动全世界。”在10年之后,撒切尔夫人在1998年说:“将来世界上只有两个大国,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我们看今天的现实,可以说我们有幸被这两位世界级的领袖给言中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中国人民,我们正在崛起。90年前那个积贫积弱的、受列强欺凌的“东亚病夫”,如今正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姜跃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世界政党比较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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